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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贵族－平民关系的解体和商人阶层的崛起而兴起的自由主义，在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中，因《权利法案》（英国）、《独立宣言》、《人权法案》（美国）、《人权宣言》（法国）而得到了张扬，并与国家政体、法律制度和政治权力紧密结合，形成了被称为支持人性解放的伟大社会运动。  在确认自由思想对人类发展价值的同时，我们想指出的是，自由主义其实是欧洲社会内部权力斗争和政治调和的产物，并不像欧洲人所强调、经受殖民统治的被奴役人民所理解的那样，具有永恒的价值。 如果所有人都不应该被进行思想强制、不受法律限制的行为强制、都享有自由处置自己财产的权利的话，以自由名义强制他人接受民主思想、对他人实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和财富掠夺（或通过不公平交易），就是对自由的一种反动。 实际上，欧洲人追求自由的热情，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自从接受基督教为自己的宗教信仰后，在思想上遭受了约 1000 年的严酷禁锢，二是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可怜的欧洲平民绝大多数被纳入到领主的庄园中而成为失去自由的农奴。 只是由于中世纪后期思想的觉醒和城镇的发展、商业的发展，才使平民和农奴获得了发财的自由和身份的自由，以至于人们看到了自由的宝贵和价值——人的个性和人的自私性（原罪）相结合。  但我们必须将“自由”和“自由主义”严格区分开来。 自由作为西方近代文明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观念，在于它在人本主义立场上，清算了欧洲黑暗时期基督教对人类意志自由的迫害、道德自由的强制和行为自由的扭曲。 虽然从卢梭、密尔到当代的罗尔斯、艾德勒等，西方学着一直对自由给予极大的热情，但是也十分遗憾，西方社会秩序形态由于受到基督教教义的禁锢，而不能跳出自身为自由概念设置的限制。 因为，从本质上讲，自由并不是人类应该努力去拥有的什么生命之外的东西，它本身就是生命的组成部分，它与权力、政治、财产、思想等没有直接的关系，它表示的是人维持自己生命存在的一种自主能力，因此，自由是从来都存在的，我们始终处在自由状态，只有当社会力量剥夺了我们对自己生活做主的能力时，我们才暂时失去了自由。  由密尔加以成功研究的社会自由，才是西方近代文明中“自由主义”的真正含义，这一社会自由也称为“公民自由”，与孟德斯鸠的“政治自由”一样是一个政治性概念，是自由主义者主要关心的范畴。 密尔所谓的公民自由问题，指的是“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如果不能将这一性质和限度恰当地予以界定并给予一定形式上的限制，将由于不能实质避免“最多的或者最活跃的一部分人民的意志”成为社会意志，而使社会陷于“多数的暴虐”状态；这种暴虐“比许多种类的政治压迫还可怕”（该书第 4 页）。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国际政策实质是基于强力的“暴虐”，欧洲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多数的暴虐”。① 而以自由之名所推行的各类“主义”，如自由贸易、政治自由、宗教自由、公民自由等，总是与功利相关的。 如果不是有意对那些缺乏辨别能力的人们进行误导的话，应该不会忘记，即使在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之后，真正能够拥有政治自由的人仍然是贵族、教士和有财产的公民，而缺少财产的农民和根本没有财产的被奴役者，不可能有任何政治上的自由，因为立宪议会政体只将政治自由给予了已经获得政治权利的男性公民；对不是公民的人（如希腊的奴隶、罗马的奴隶、美国的黑奴、法国的农奴及妇女等）来讲，自由和平等，仍然是一种梦想。 而且重要的是，公民自由权和选举权，并不能使劳动者免受失业、被剥削、被商业资本掠夺土地的现实。 正因如此，即便在美国，那些尚未获得自由的非公民社会成员，会将追求自由的政治斗争一直持续到 1968 年。那一年，伟大的马丁·路德·金以自己的鲜血，为美国黑人真正赢得了作为美国公民的应有的社会权利。  自由主义的一个贡献，是在思想上确认了议会制或代议制政府的可信赖性，即主张自由主义的商业资本家和各类专门职业者相信，人类具有自我管理和自我控制能力②，因而一个建立在公开和公正原则上的政府、立法机构和司法体系，可以保护他们的政治利益，而这样的政治体制可在一个健全的立宪君主制下得到实现。 因此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就成为一个受到广泛赞扬的政体。 除英国外的其他欧洲国家主张制定明确的成文宪法，作为国家政体的法源基础。 但他们不是民主主义者，他们起初反对给予每个人以选举权，因为贫穷的下层群众是无节制和无理智的，但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人权”学说使他们不能公开反对每个成年男子的普选权，只好换个角度将“普选权的权利”限制在财产权上③，即选举权利是受财产权制约的。 只是当社会主义兴起之后，这个以财产权作为对穷人权利限制的方法才被迫放弃。  贸易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原则也是如此。 当殖民者需要将他们的产品卖往任何一个他们想要卖到的地方的时候，自由贸易原则将保证任何一个不愿意与殖民者进行交易的人必须进行交易，否则，殖民者可以为了维护自由贸易的庄严原则而用大炮轰击，而当欧洲人不想要中国的服装的时候，便以不公平竞争的理由，将来自中国的服装扣押在海关。 同样，基督教世界所宣称的宗教自由，从来都是针对对宗教情感比较淡漠的那些社会，而将一个主权国家对自己所拥有的宗教事务的独立权利的坚持，看作是限制宗教自由的政治措施，梵蒂冈的教皇因此原因，至今尚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本文完】 注释 ①[英]密尔著，程崇华译，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82 年，第 1－15 页。 ②中国人早在王制时代就已经认识到这一能力的重要性，因而主张以道德教化作为治国的首要政策。 ③[美]R.R.帕尔默著，现代世界史，第 37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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