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屈的人文学科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斯蒂芬·平克“善意”地提议人文学科引进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新共和》杂志编辑利昂·维塞蒂尔认为这种做法并不可取：“对文学文本的科学解读没有什么启发意义，而且往往很可笑。”

利昂·维塞蒂尔

给科学划界

美国《新共和》杂志编辑利昂·维塞蒂尔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文学评论家莱昂内尔·特里林，1974年前往牛津学习哲学，他对当时流行的数理逻辑和语言分析不感兴趣，选择了跟以赛亚·伯林学习政治哲学，每个周六下午都泡在伯林家里。维塞蒂尔的崇拜者认为他跟伯林很像：二人都有渊博的学识，都是世界主义者。但是伯林的传记作者伊格纳季耶夫说，这种看法错得离谱：“伯林是纯粹的学者，而利昂是一个花花公子式的知识分子，胆子比伯林大多了。”另外，伯林也许有一些论敌，维塞蒂尔的论敌则是成群结队的——主要是科学主义者。

今年5月19日，维塞蒂尔应邀在美国布兰迪斯大学毕业典礼上致辞。他演讲的题目是《为人文学科辩护》。他说：“几十年来，在美国，我们一直见证着人文知识和人文方法不断遭到诋毁。我们生活的社会陶醉于技术之中，快乐甚至晕眩地受到功用、速度、效率和便利的支配。技术心智成了美国人的世界观，它指导我们更喜欢实际的问题，而不是意义问题，不去问事物的真假、善恶，而是问它们是如何运作的、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维塞蒂尔说，这是一个科学主义的时代。“科学主义不是科学。科学是祝福，科学主义则是诅咒。科学敏锐地意识到它的限度，谦卑地承认其结论都是暂时的；科学主义则是教条的，贩卖确定性。它随时准备提供一切问题的解决方法，因为它认为一切问题都能用科学加以解决，所以它向非科学问题提供科学的解答。科学主义喜欢总体性解释，它把科学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这是对实验和经验主义精神的背叛。”

他反复指出，科学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问题不是一个科学问题，它是一个哲学问题、人文学科的问题。“科学是否适合解决道德、政治和艺术问题，这不是科学能够回答的。这是哲学问题，而科学不是哲学，虽然哲学从一开始就乐于接纳科学。科学没有资格把它的概念和方法扩展到其领域之外，用各门科学的程序和结论来推断人生的做法很常见，但这样做是不正当的，其理由不在科学内部。科学确实有一套世界观，但它是否足以充当全面的世界观还是一个问题。穆齐尔曾经说，世界观是对世界的观点，也就是说，是对整个世界的观点。而科学立场的广度并不像其辩护者以为的那样大、那样全面。”

科学主义者否认人类生存的各个领域、研究这些领域的各个学科之间存在着差异，认为它们之间没有质的差别，只是表面上不一样，而一种更深层的解释、科学的解释将展现它们背后的同一性。科学主义者不尊重各领域之间的界限，他们跨越这些界限，把所有的领域都吸收进他们的领域。他们不是多元论者，在单一可知性的概念之下，拒斥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区别。德国哲学家狄尔泰于1883年写道：“不可能从自然的机械秩序中引出精神或灵性事实。人类精神世界的事实之间的关系说明，它们跟自然过程的一致性是不可通约的，人类世界的事实不能从属于关于自然的机械概念确立的事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到自然知识的终点、独立的人文科学的起点。”

维塞蒂尔告诫毕业生：“不要相信人文学科已经过时了。如果普鲁斯特是一个神经科学家，那么你并不急需了解神经科学，因为你有普鲁斯特。如果简·奥斯汀是一位博弈论专家，那么你没有理由叛逃至博弈论，因为你有奥斯汀。只要我们还是会思考、能感受的动物，在爱、在想象、在受难、会死去，人文学科就是不可或缺的。”

自然科学的特点

哈佛大学的斯蒂芬·平克在8月的《新共和》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科学不是你的敌人》。维塞蒂尔在《对科学犯下的罪行》一文中说，平克那篇文章是装可怜。科学主义者认为，科学成了人文学科的受害者。这有点让人感到惊讶，因为正在衰落的是人文学科，而人文学科之所以衰落，很大程度是因为科学的光辉被夸大了。但一些科学主义者感到愤怒和自怜的是，人文学者坚持认为世界上还有科学揭示不了的东西，科学受到人文学科的认可和尊敬还不够，他们还要人文学科屈服于科学。人文学科的独立性，思想、行动、经验和艺术超出了科学知识的范围，这种观念令他们感到不安。因为感觉受到了包围，他们就要用扩张来应对，所以平克的文章既是为科学辩护，又很有侵略性。他认为人文学科的进步乃至生存都要依赖于科学。平克说，科学主义不是占领人文学科的帝国主义冲动，不是还原论，它想向智识生活的其他部分输出科学的两个特质、两种理想。第一个理想是世界是可以认识的，第二个是求知是困难的。

维塞蒂尔说，柏拉图、但丁、阿奎那也认为世界是可以认识的，还有巴赫、歌德、托尔斯泰和普鲁斯特。他们都否认世界是晦暗不明的，是心智无法穿透的。他们都想用深刻的原理解释复杂的事件。所以，平克所说的认识只是科学的认识，他用笼统的认识来掩盖他的这个意思。

平克说，科学的另一个特点是，获得知识是一件难事。世界不会自己揭示自己的原理，即使它那样做，我们的心灵也容易受到幻觉、幻想、迷信的影响。传统的信仰、启示、教条、权威、魅力、传统智慧都会造成错误，因而不可以作为知识的来源。相反，科学教导人们要怀疑、公开辩论、要有形式上的精确、要用经验加以检验。维塞蒂尔说，平克好像在说理性本质上是科学的，但其实理性大于科学。哲学、文学、历史也都讲究怀疑、公开辩论、形式上的精确，甚至经验的检验。文学和艺术中也有观念，但不是论证出，而是想象出来的观念。想象给出的对世界的理解也是知识。

维塞蒂尔说，平克倒是说到了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一个真正区别。他说人文学科不追求进步，他写道：“有几位大学校长和教务长对我哀叹说，科学家去他们的办公室时，是去宣告一些激动人心的新研究计划，要求资助。人文学者去他们的办公室时，是请求尊重他们一贯的工作方式。”维塞蒂尔说，正是进步主义的冲动造成了灾难和不幸。现代的科学家不需要研究古代科学家，科学史就是纠正和抛弃错误的历史。但哲学和文学对未来的展望需要回顾过去，人文学科需要通过接受来创造。

平克还说，人文学科可以学习自然科学的量化和人海战术。维塞蒂尔说，各种数据的启发性和价值是不一样的，要有人来判断、衡量，数据能改变、改进判断，但不能给出判断。

维塞蒂尔说：“对文学文本的科学解读没有什么启发意义，而且往往很可笑。”他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奥地利物理学家、数学家理查德·冯·米塞斯，1951年他出版了《实证论：人类理智研究》一书。米塞斯很喜欢里尔克的诗。他在书中讨论了诗歌：“里尔克写的是他体验到的可观察现象之间的关联，不仅叙述性或戏剧性的句子，连诗歌、纯粹的句子表达的也只是关于可观察事实的体验。”为了证明对诗歌的科学理解，他引用了里尔克的诗句：“诗是经验。为了做出一句诗，首先必须看过无数城市、人群和事物，必须熟识动物，谙知鸟怎样展翅飞翔，花怎样在凌晨开放。必须能够怀念那些遥远地区的路径，那些偶然的邂逅，那些无可回避的离别。”米塞斯认为，里尔克建议的是经验主义。他说，每一首诗都包含判断和隐含的命题，因此都是逻辑分析的对象。

第二个例子是贾雷德·戴蒙德。1997年，戴蒙德出版了《枪炮、细菌和钢铁》。他在该书第九章中提出了一个“安娜·卡列尼娜原则”：可驯化的动物都是可以驯化的，不可驯化的动物各有各的不可驯化之处。这句话显然改自《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幸福的家庭都是幸福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戴蒙德说，托尔斯泰这句话的意思是，为了得到幸福，婚姻必须在许多不同方面都是成功的：两性的吸引、对金钱的共识、对孩子的管教、宗教信仰、三亲六眷，以及其他重大问题。在所有这些方面只要有一方面出了问题，就可使婚姻毁掉，即使这婚姻所有其他必要的幸福因素一样不少。这说明戴蒙德没读懂，而且解释得很扫兴。托尔斯泰当然没有社会学或励志的意思，他这句话是提醒人们，不要对人的内心一概而论，不要轻率地以为自己明白别人的处境，肯定个人的经历是不可公度的、特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