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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研究大学语文，遵循“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有我”的原则，笔者形成一些独家观点，现陆续撮要出来，有待同行们证明（确为独家观点，或认同此观点）或证伪（并非独家观点，或观点不能成立）。 观点来源将依次为笔者的四种专著和教材：一、《母语高等教育研究》；二、《现代大学国文教育》；三、《大学语文教材》；四、《大学语文课程论》。 观点12.大学语文也要讲科学性 上世纪末发生一场语文“工具性”和“人文性”的争论，最终由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定格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作为语文课程性质的一个定论。大学语文也照搬了这个说法。 然而严格说来，“人文性”和“工具性”并不是一对矛盾，它们应该是体用关系。“人文性”和“科学性”才构成一对矛盾。《易经》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是将“科学性”和“人文性”置于宇宙统一体中来观察。《礼记‧大学》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将“科学性”和“人文性”置于人生过程加以描述。即使是西方“科学主义”对人文科学的排斥，即使是上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与玄学”的论争，前提也都是将它们视为一对矛盾。因此有学者主张：“应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作为一切思想和知识的内在要求，并用它们来反映各门学科的发展特点和程度，即：一切科学都应该严格遵守科学原则，贯彻人文精神。” 那么语文作为一门工具课，如何体现其“工具性”？很简单，语文作为工具学科，它不但有“人文性”，也有“科学性”，它不但为人文学科服务，也为自然学科服务。 上个世纪70年代，吕叔湘先生发出了“语文之问”，与此同时张志公先生也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语文教学要大大提高效率——泛论语文教学科学化和进行语文教学科学研究的问题》，他说：“多年来，语文教学的效率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从小学到中学的12年或10年之间，语文课所用的教学时间占全部教学时间的1/3左右，居各门课程的首位。然而，相当大的一部分中学毕业生，语文没有学通。” “要提高效率，就得研究一下，以往效率为什么不高，症结在哪里。” 这是有历史渊源的。清末“废科举，兴新学”，到二十年代初，逐步形成了一套“国文”教学的做法。语文是民族性很强的一种东西。就汉语文而论，有方块汉字问题、汉语的特点和悠久的语言传统问题、文言文问题等，这些，都是我国有而别国没有的独特性的问题。因此，当时的“国文”教学无法像其他课程那样，从别国照搬人家的做法，而是改头换面地承袭了传统的一些观念和做法。不过，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那段时期的教育改革，是以抄袭日本、欧美为事的，“国文”教学也多多少少从外国搬来了一点东西，虽然远不如别的课程搬得那么多。从传统做法中承袭下来的并不都是其中合理的部分，还有不少糟粕；从外国搬来的东西，很多是生吞活剥、未经消化的。“国文”教学的做法，基本上是这样两部分东西的杂糅，其特点就是不科学。 最后他提出：“要语文教学科学化，就必须对语文教学进行科学研究。这项工作，如果不说还是一个空白，至少，还没有系统深入地进行过。这是摆在语文教学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但是张志公先生的倡议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多少回应，到了90年代，反而出现了一股反科学的思潮。1993年，韩军在《限制科学主义，张扬人文精神——关于中国现代语文教学的思考》中判断：“几十年语文教学的失误就在于科学主义的泛滥，人文精神的消失。” 由此引起了一场争论。张志公先生很反感这种无谓的争论，他在一封信中说：他“不参加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纷争，对这个论题本身就不太同意”，“科学性与人文性应该是相互结合、二者统一的，而不是割裂的。” 观点：以上不是我的观点，而是张志公先生的观点，即语文不但要有人文性，还要有科学性，是人文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张志公先生主要说中小学语文。我的观点是：大学语文也要讲科学性。具体将在下一篇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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