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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03年，在曾经盛产神话的南亚大陆印度，在大吉岭地区的一间普通客房里，诞生了一部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这就是近代启蒙思想家康有为著的《大同书》。
《大同书》的诞生近代的中国，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空前严重。一些先进的仁人士子，为了救亡图存，光复华夏，进行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奋斗和有益的探索。康有为的《大同书》正是这一努力与追求中的“历史备忘录”。
康有为出身于累世官僚地主之家，自幼受的是正统的封建教育。然而，在亡国危机的刺激下，他越来越怀疑那些“圣经贤传”，不断寻求拯救祖国的道路。
他游览过香港，参观过上海的租界，后来又到国外去考察。他是当时到过世界各地最多、接触各国人物风情也最多的中国人。他购买了许多当时翻译的各类外国书籍，特别是接触到了19世纪的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著作，使他决心为中国设计一幅人类未来社会的远景——“大同”社会的蓝图，以鼓舞那些还在苦难中挣扎而士气殆尽的同胞们。
1884年，康有为着手编写《人类公理》一书，这就是后来驰名于世的《大同书》的初稿。书中，康有为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罪恶，歌颂了西方国家的先进，设计了一个“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大同世界。书成之后，康有为认为中国实行“大同”尚非其时，迟迟不肯示人。直到1913年他才以《大同书》为名，在《不忍》杂志上发表甲、乙两部。全稿直到他死后八年，也就是1935年，才由他的弟子钱定安交中华书局出版。而康有为也由此而被世人称为“一佛出世”，“当代一人”，完全打动了他的学生和朋友。
大同之世“大同”，是儒家宣扬的理想社会。《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在这样的社会里，老年人晚年有人照顾，壮年人有理想的工作，孩子有学习的机会，鳏寡孤独者，还有残疾之人都为社会所养。人人都生活得愉快幸福。康有为的《大同书》，虽然承袭了自孔子以来的中国大同思想，但并非孔子大同思想的简单翻版。孔子的大同思想着眼点是向后看，眼睛盯着唐虞三代，口口声声“吾从周”，认为古代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康有为的《大同书》虽然承继了这份大同遗产，但他受西方进化论学说的影响，眼睛是向前看的。
他凝视前方，憧憬未来，向往着更高级的人类理想社会。
在《大同书》中，康有为提出了废除私有财产，实行财产公有的构想。
他认为：在农业上要实行“公农”，把天下所有的田地都归为公有，任何个人不得占有和买卖；在工业上，要实行“公工”，把天下所有的工厂、铁道、轮船都归为公有，私人不许独占；在商业上要实行“公商”，把天下的商业都归公，由政府商部统一管理经营，不准有私人商业。
《大同书》还对社会政府职责作了规定。社会政府部门主要职责是组织生产和分配成果。政府所属的农部、工部、商部必须按全体人口的需要和各地物产的丰歉，制定相应的计划进行生产、运输和消费。做到“地无遗利，农无误作，物无腐败，品无重复余赢”，即人民群众的需要和产品的供应要相等，既不虚耗人民的宝贵光阴，又不浪费社会的物质财富。
不仅如此，康有为还为未来社会的劳动者赋予了崇高的社会地位。既然未来的社会是建立在公有的基础上，一切社会财富是由工人劳动创造的，所以太平之世除了工人没有别的可崇尚的；太平之世除了工人所创造的新器外没有别的可尊高的；太平之世没有痛苦，所有的只是欢乐。所以说在野蛮的时代，工人最低贱，愿意干的最少，人们对工人也最薄；在太平之世，工人是最高贵的，愿意工作的人也最多，对待工人也最优厚。而且人们既是工人，又是“学人”。人们所追求的是“知识竞争”，在竞争中出现许多“聪明睿智之士”，他们拿最高的薪金，享受最高待遇和荣誉。太平之世，人人都想创新发明，人类的进化因此而永无止境。“大同之世”生产力高度发达，一切生产劳动全采用机器，“一人之用可代古昔百人之劳”。因此人们的劳动时间将大大缩短，每天只工作三四个小时或一二个小时，除此之外都是游乐读书的时间。
康有为的“大同”世界里，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没有帝王，没有君长，也没有官爵、科第，人人平等。这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人类理想社会，却终是一种空想、梦幻。康有为也只能给人们一个带有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形式，而且，他毕竟只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没有科学的世界观，不懂得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真理。所以，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达到“大同”的路。在《大同书》中，康有为把衣、食、住、行以至器用、家具，沐浴等等的细微末节都作了详细的描绘，因而注定了这种从头脑中硬性产生的东西一开始就是空想。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陷入纯粹的幻想。虽然如此，《大同书》中所表现的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以及他那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执著精神是值得后人继承和发扬的。康有为的《大同书》，使当时从封建营垒中走出来的少数知识分子，激起了反对封建主义的勇气。其中的很多理论观点，都闪耀着中西文化智慧的火花。
浓厚的民主主义思想《大同书》中，出现了很多对劳动人民所受苦难的控诉和描写，不但真实可信，而且尖锐深刻，可以说是《大同书》中最激进的一部分内容，处处都是康有为民主主义思想的闪光。
对于中国农民所遭受的剥削压迫的惨状，他这样写道：农民的生活最为穷苦，胼手胝足，风吹日晒，辛勤劳作一年，又被地租和赋税榨取得颗粒不剩。啼饥号寒，转死沟壑，这样不公平的事，天下人竟习以为常！他描写采矿工人的苦难，说采矿工人，整日赤身露肤，深入洞穴，潦水燃火，牛拖马拉，何其悲惨！而煤矿工人则更苦，煤气熏灼，身手漆黑，触鼻恶心，常人一刻也受不了，而他们却终生在毒气中工作，一旦洞裂地陷，则压死地下。
他形容被迫出国谋生的华侨的悲惨命运说：他们弃家离乡，万里渡海，漂泊异国，卖身为奴，筑路开矿，任人鞭笞，驱若牛马，瘴疠疾病，生死莫问，呼天谁知？
《大同书》是作者经过长期的思考和亲身的社会观察，在积累了丰富的资料的基础上几经修改而成的。康有为看到当时的世界是一个悲惨的世界，到处都充满了痛苦和呻吟，而中华民族所受的苦难又最为深重。他在《大同书》中愤怒地说：全世界都处在忧患之中，全天下的人们都是忧患的人，全天下的人都是被戕杀的人，苍茫的大地所形成的，不过是一个大杀场、大牢狱罢了。
正因为对劳动人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所以康有为敢于对封建剥削制度发出抗议的呼声。他说人们生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上事父母下养妻儿的需求；然而却经常被迫交纳租税。征兵的公文一下，衙门里的差役就纷纷而来，鸡猪任他们宰割，房屋任他们摧毁。遇上水涝干旱有疾病的年头，公租交不上去，家里的男子就被关进牢狱，家里的土地典质给他人，甚至有的人为交租而卖掉自己的妻子儿女。惨状难闻，苦情难诉，牵裙挥泪，呜咽涕零。刚刚被逼得骨肉离散，吏胥又上门要新的租税了。所以元结说官劫过于贼，孔夫子以为苛政猛于虎也。这里，康有为把劳动人民在封建专制压迫下的苦难表达了出来，充满了对苦难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强烈憎恨。康有为虽然不懂得阶级分析的方法，但他实际上已经站在了批判封建主义的立场上了。
仁道主义康有为在他的《大同书》绪言中写道：“依人之道，苦乐而已，为人谋者去苦以求乐而已，无他道矣。”他认为，国家、君臣、政治都是免除人们的痛苦的，即“为人免其苦”。“苦”，即“苦道”。《大同书》中列举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道”——有“压制之苦”，“贫穷之苦”、“苛税之苦”，“劳苦之苦”，“贱者之苦”等等。还有“帝王之苦”，“富者之苦”，“贵者之苦”。
这样，不论贫者富者，不论统治者被统治者，大家不分彼此地同在一片“苦海”中，就应该不分彼此地互相怜悯，互相同情，不分彼此地互相“亲爱”。
康有为阐扬了孔子的“泛爱众”思想，又借用了佛家的“慈悲”主义思想，论证了人类生活去苦求乐的正义性和合理性，无情地揭露了封建道德的虚伪性和残忍性。《大同书》通篇散发着浓郁的中国传统的人本主义思想。
不仅这样，康有为还引用了资产阶级的博爱主义，认为实现大同世界的根本途径，在于靠人类的“不忍人之心”。他宣称，人类所以有各种各样的界限和痛苦，归根到底是由于人们不能相爱，人人都把自己的“仁爱”之心发扬光大，大同世界也就实现了。
康有为把这种人本主义的思想表述为人道，提炼升华为“仁”。《大同书》全篇充满“仁”的思想，成为它感动人心的哲理性思想灵魂。“仁道主义”就是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表达的人道主义。到了康有为的《大同书》，这种“仁道主义”既有天赋人权等西方资产阶级理论色彩，也具有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特有的人本主义思想。他把人和“仁”二者糅合为一体，指出“人之所以为人者，仁也”。
他从自然“天性”和“元”的本体结合的轨迹上，推导出“仁”的基本范畴，提出“仁”是爱的本质，人与人之间唯有爱才是高尚的，即孟轲的所谓“不忍人之心”。他吁请人们不能独与本国人亲，也要与全地球人亲，还要与将来无量世之人亲。
这种人道主义的哲学思辩，是从反对程朱理学的角度提出命题的。在《大同书》中，康有为把“人”摆在“天理”之上，有力地肯定了人的价值。他争辩说“水齐、木难、水晶之珍，人犹宝之”，人是“天地之精英”，是世上最可宝贵的东西，社会有什么理由抑人才、夺人权呢？他主张，一切要以人为转移，以人为中心，以是否对人类有益来评判是非功过。在封建社会视人民群众若牛马虫沙的时代，《大同书》却大声疾呼，肯定了人的崇高价值，提出世间一切活动都应从为人民谋福利出发，让世界充满爱。这种人道主义精神是很难能可贵的。
《大同书》中所表现的人道主义还具体表现在对妇女的重视上。妇女问题是人权平等运动中的具体问题之一。康有为全面地把它提了出来。《大同书》以大篇幅为妇女权利呼吁。作为封建家庭一大特点的男女不平等，成了《大同书》猛烈抨击的对象。作者对封建社会中的妇女被压榨的悲惨境地，作了详尽透彻的叙述和慷慨激昂的反对。他指出男女不平等完全违反了天赋人权的公理，对认为妇女在生理上、才智上均不及男子的荒谬说法予以斥责。
作者历数妇女被奴役压迫和她们的政治文化等权利的被剥夺，指出妇女“婚姻不自由”，“不得自主”、“为囚”、“为刑”（如缠足等）、“为奴”、“为私”、“为玩具”，并被迫“不得仕宦”、“不得科举”、“不得预公事”等等。作者大声疾呼：欲为“无量数女子呼弥天之冤”，欲为“女子拯沉溺之苦”，而大倡男女平等之说。康有为在那个以“三从四德”、“夫为妻纲”为社会规约和统治思想的社会里，在那个广大妇女被压榨在最低层的时代里，能够产生和提出这样的思想主张，显示出这位思想家头脑的清晰和勇敢。恩格斯曾以高度的热情称赞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关于解放妇女的思想主张，我们对于自己国家的优秀启蒙思想家的这种思想主张，也应予以足够的估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