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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意义，想明白了吗？ “哪能想明白啊？”黄晓菊摆手说，“只不过现在感觉好些，不像年轻时候那么焦灼了。”她笑了：“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 黄晓菊，1955年生，原北京第五羊毛衫厂工人，做过记者、家政、销售员等多种工作，现经营某服装公司。1980年受邀为《中国青年》杂志写稿，是《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两位执笔人之一，该文引发了轰动一时的“人生观大讨论”，作者化名“潘晓”也广为人知，成为一代青年的代言人。 1．走出体制围篱 1980年，黄晓菊一夜成名。 如火如荼的“人生观大讨论”持续了半年，就在争议和压力之下草草收尾。9月23日，工人日报社内刊《情况参考》第212期刊登了两封群众来信，指黄晓菊“在生活中‘主观为自己’是做到了，‘客观为他人’还差得很远”。有关部门认为关于这场讨论的报导有猎奇思想，批示调查。12月，华中工学院党委向中央有关部门送上一份材料，指《中国青年》和《中国青年报》这场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散布大量错误观点”、“必须澄清”。于是当年第12期《中国青年》就减少了关于这场讨论的版面，宣布“到此结束”。 黄晓菊又从云端摔回地面。 她换了工作，从工厂调到出版社。“在厂领导看来，我做的这些事跟工作没有关系，政治上也不安全，搞不好就会出事。”黄晓菊说，在《中国青年》杂志社的协调下，她来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在发行部做一些卖书、运书的工作，没有正式编制。“起初感觉还挺好，慢慢就反应过来，我被搁置在主流工作之外了，别说重用，连平等尊重都没有。”一怒之下，她辞了工作，又去应聘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图书资料员。“我还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那些知识分子不了解我，也没机会跟我说话。”她平时管理图书、剪剪报纸，偶尔和几个差不多大的同事聊聊人生，居然也被别人看在眼里，闲言碎语随风而来。“领导私底下就跟大家说，你们别和那个黄晓菊在一起。我挺不明白的，和我在一起怎么啦？”黄晓菊郁闷地说。 最终她还是没有保住这份工作。赶上体制改革，单位找了个借口，停聘黄晓菊。“先停聘，给你三个月时间找工作，三个月之后如果没地方去，就变成解聘了。” 丈夫也在这时提出离婚，留下3岁的儿子给她抚养。 “特别伤心，特别绝望。”黄晓菊说，“我当时就赌了一口气——离开你们，我照样能活。” 1988年，黄晓菊把儿子送进全托幼儿园，只身南下海南。 2．南下闯世界 “我都已经不想再重复这些事情了。”黄晓菊两手一摊，“你看，一不小心又讲了一遍。” 海南没有黄晓菊认识的人，她曾经的知名度也不管用，人们只关心自己的荷包又鼓了多少。“租最便宜的房子，经常搬家，有时住在刚盖好的楼里，整座大楼就我一个人，晚上吓得够呛。”几经周折，黄晓菊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海南特区报》的“记者”———说是记者，其实是拉广告的业务员，她手里只有一张“记者证”和一本厚厚的电话簿，每天硬着头皮去敲一家又一家公司的门。没有底薪，拉到一个广告，就有25%的提成，黄晓菊经常被人像打发乞丐一样轰出来。 “可能还是抹不开面子。”黄晓菊分析自己失败的广告业务员生涯：“莫名其妙的那种尊严感，就觉得哪怕谈不成生意，你也得尊重我，别不理我，有俩臭钱就拿人不当人。”她只拉到过一笔广告，总额5000元，应得提成1250元，不料报社里的各路神仙雁过拔毛，最后到黄晓菊手里的只剩700元，这就是她在海南淘到的“第一桶金”。“这报纸没有什么文章，全是广告，还有很多人争抢，你一块我一块地划分势力范围。”黄晓菊觉得很没劲，就从这700块钱里抽出几张，买了回北京的火车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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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的她，是北京第五羊毛衫厂流水线上的一名青年女工，忍受着关节炎的病痛折磨，心烦意乱。2008年6月，黄晓菊坐在复兴门百盛楼下的星巴克里，慢慢喝一杯黑咖啡，朗声谈笑。她经营自己的服装生意，一度把专柜开进北京的多家大商场。她喜欢谈心爱的儿子，“我希望他做一头聪明的毛驴，可他想做一只快乐的兔子。”黄晓菊说，“意思就是毛驴要干活，要负责任，兔子吃完就睡，不用为了什么去辛苦奋斗——这就是我跟我儿子的根本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