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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伯虎--行书《达摩至慧能六祖师传》 我对吴中才子唐伯虎的个人读解唐寅：悲剧的诞生和消解 关键词：悲剧 [摘引]唐寅，一个悲剧命运的喜剧人物，一个才情超迈颇具男儿气慨的士子，最终成为沦落于民间的“王子”。 本文通过对唐寅悲剧形成的客观描述及其消解方式的多侧面分析，试图对唐寅这个人物进行个人化读解。在读解的过程中又对近年来一些学术观点进行探讨和辨析。 “唐寅”是个充满矛盾的话题，可谓风情万种。加之于唐寅身上的诸种理论观点，似乎都可以从其诗文和行迹中找到有力的证据。这样一来，读解唐寅的过程反而可能使每一个论者陷入尴尬。唐寅以其超迈的天才参悟了“空无”的世相之后，一切的本相都被其悬空，并最终“推翻了由他本人制造的自足存在的神话”（朱大可语）。况且“理论总是灰色的”（哥德语）。面对一个生动活泼仪态万方的生命事实，理论的解析都将遭致来自对象本人的怀疑。唐寅，将以他特有的方式，付之一笑。笑看庸才如我者的虚妄和“无聊”。 一生平事略和悲剧的诞生 唐寅（1470~1523），明宪宗成化六年（庚寅）二月初四日生；明世宗嘉靖二年（癸未）十二月初二病殁。 唐寅，初字伯虎，复字子畏。号六如居士、别号桃花庵主、鲁国唐生、逃禅仙吏、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普救寺婚姻案主者等。子畏由“虎”而得，颇有些幽默感。“六如居士”则取自《金刚经》的偈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唐寅世居苏州阊门吴趋里，父广德，业商，因此小康。母邱氏。广德公为光大门楣，延请教师教育儿子。唐寅幼小时即受到良好教育，他读书用功，很少出门，并且初显才华，能写科举文章。16岁时考中秀才第一名（案首），为府学生员，与张灵交友。两人纵酒玩乐而不事谋生业。19岁时，与徐廷瑞次女完婚。25岁时，父广德殁，妹、母、妻亦相继而逝。后在好友祝允明（1460~1526）劝导下，再次闭门苦读，找出以前所学《毛诗》与《四书》认真研习。29岁时到南京（应天府）乡试，得中举人第一名（解元）。次年即30岁时，与江阴徐经入京会试，因科场舞弊案被累下狱。次年出狱后被发往浙江为吏，不往。因故休去继室。随后远游闽浙赣湘等省，倦游归里后，大病一场，又与其弟子重异炊分食。随后几年里鬻文卖画，饮酒狎妓，筑桃花庵别业及梦墨亭。其间又继娶第三位夫人沈氏。唐寅在桃花庵呼朋引类，纵情声色诗酒度日的生活大致持续了七年之久。45岁时，应宁王朱宸濠之聘，前往江西南昌，试图一展雄才大略。到南昌不久，发现朱宸濠有谋反叛乱迹象，乃纵酒佯狂，终得以放归逃生。随后朱宸濠被王阳明率兵平定。唐寅经此世变，心灰意冷，54岁时病死。 唐寅生活的这半个世纪正是明王朝由兴盛走向衰败的转折时期。明代到了中叶弘治（孝宗）、正德（武宗）时期，社会生活发生了显著变化。由于一方面是社会动乱，内忧外患。另一方面则是城市经济的活跃和市民阶层的渐趋形成。苏州文化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鼎盛时期。在对唐寅的生平作一概览之后，我们注意到一代才子身心斫伤的几重悲剧场景。 A亲情悲剧 25岁那年，殷勤治家并对儿子寄以厚望的父亲唐广德病逝。从现有的各种记载来看，唐寅自小天性聪颖但不通世务，颇类似于曹雪芹笔下的“怡红公子”。广德公的过早离世，使整个家庭的重心失去了支撑，唐寅年岁不小且早已成家但依然“潦倒不通世务”，整个的家庭陷入灰暗的景象和悲抑的氛围之中。果真是“祸不单行”，那一年唐寅外嫁的妹妹，居丧的寡母和爱妻又相继而逝。我不能想象，唐寅，一个懵懂顽童，是在怎样的凄风苦雨之中，送别着自己一个又一个亲人。那一年里，唐寅和他的弟弟子重哭过一场又是一场，无忧无虑的快活日子已被泪水冲走。这是唐寅第一次直面“死亡”，人生的无常和幻灭感笼上心头，并在心灵的深处烙下一道浓重的“阴影”和伤痕。为此，他写下了《祭妹文》、《伤内》等诗文。在《祭妹文》中唐寅如此泣告：“吾生无他伯叔，唯一妹一弟；先君丑寅之昏，且弟尤稚，以妹幼慧而弱马。”而如今“幽明殊途，永为隔绝。”言辞情真意切令闻者为之动容。《伤内》一诗追忆自己的青春伴侣更是悲痛欲绝：“抚景念畴昔，肝裂魂飘扬；”两个蕙心兰质的青春生命就这样摧折而尽。这哭声中前有苏轼的伤妻老泪，后接叶燮家族的人生悲鸣。此外，唐寅还写有《夜中思亲》等诗作，伤亲之痛，使唐寅深感人生命运的无常，悟到了隐藏在“时间”背后的黑手——死亡。这一方面使他产生了来日苦短、及时行乐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希望能在有限的生命里及早地有所作为：“夭寿不疑天，功名须壮时。”（《白发》）这时的唐寅，痛苦和幻灭的种子已经埋下，成为日后特别是晚年不断叨扰（《解苦歌》、《世情歌》诸如此类）的一个母题，但平心而论，此时的唐寅还未彻底绝望。 B．事功悲剧 在唐寅生活的那个时代,读书做官“修、齐、治、平”依然是一般士子的价值目标和理想路径，广德公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在他营造了一个相对富庶的家庭生活环境之后，认定“振家声还是读书”（清．翁同龢府家训）。唐寅小时候聪颖而贪玩，但还是有过闭门读书的经历，其早期教育是十分充足和优裕的。16岁考中秀才并进入苏州府学后，结识了狂生和酒徒张灵。初得文名的骄纵，青春发育的躁动，以及顽皮同学的带动，于是乎纵酒玩乐放诞不羁，无心于读书了。据黄鲁曾《吴中故实记》记载：两位少年学友，曾一丝不挂地站在府学泮池中击水相斗，进行水战，其狂放情态可想而知了。《尧山堂外纪》中又记载有这两位小兄弟与他们共同的师友祝允明，曾在雨雪天气打扮成叫花子敲着鼓唱《莲花落》，讨到酒钱便在野寺中狂饮一通。 父亲的去世，在失去依靠的同时，有利于“自立”意识的觉悟和养成。唐寅28岁前后，年长他11岁的师友祝允明对唐寅作了劝导，告诫他：要想完成先人的愿望，应当权且从事时文课业，不能再随性乱来了。此时的祝允明正是年近不惑而功成名就之际（弘治五年中举，弘治十年授广东兴宁知县，长唐寅11岁），扮演着一种可亲可近的“父亲”角色，其劝导无疑是成功的。 但我们同样不会忽视这样一行记载：有一年里，玉峰翁中了状元，立竿庆贺，旗幡彩带飘扬的影子在他们家的屋顶上晃来晃去，遮住了光线。唐寅看在眼里，心生艳羡由此而发奋读书。（《吴中故实记》）“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人生的盛景，无疑会使青年唐寅心向往之。再次闭门谢客，苦读诗书，以搏取功名，对于唐寅来说不仅是先辈遗愿，更是自身的价值追求和精神支柱了。唐寅发奋苦读一年，弘治十一年29岁时果然是高中乡试头名（解元）。这时唐寅喜不自禁，踌躇满志，中举之后，一条通往文魁和官场的坦途已经打开并且呈现于眼前。道贺和巴结的邻里乡绅可谓络绎不绝，其中就有远在江阴的富家子弟徐经。接下来的情形却是始料不及，次年唐寅在入京会试的过程中，因徐经科场舞弊案被累下狱，真可谓风云突变。等到案子查明，出狱后被发往浙江为吏，唐寅拒绝了。“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白居易语）。一年前还是平步青云前程似锦，却不料风云变幻五雷轰顶。命运的离奇和荒诞使人实在难以承受。正当而立之年的唐寅，再一次陷入了生命的黄昏景象之中，周围的黑暗吞噬着他本已创痛的心灵。悲剧再次诞生，并已无法挽回。“十载铅华梦一场，都将心事付沧浪”，“前程两袖黄金泪，公案三生白骨禅。”（《漫兴（十首）》）。唐寅，一个在亲情悲剧中刚刚走出的苦命人，又沦入了另一重更具毁灭性的打击之中。“天亡我也，亦何言哉！”这是当年楚霸王项羽失利时的呼告，我想此时的唐寅也是情状相类吧。 遭此剧变的唐寅并没有象项羽那样自戕，作为文人才子的他想起的是前代文豪司马迁。在他仿效司马迁《报任安书》而写下的《与文徵明书》中讲述了自身的困厄，也抒发了自身的愤激。“僮奴据案，夫妻反目；旧有狞狗，当户而嗞。”这里的妻子是他的第二任，姓名和婚嫁之日已无从考证。唐寅本来心高气傲，遭此科场打击更是必气难平，因故休去继室。这是由事功悲剧而引出的另一重悲剧效应。唐寅休妻之举也许是为了解恨，但反过来看也是陷自己于孤单。三年之后，唐寅倦游归里，得疾。这时候，与弟弟子重之间又生间隙，最终异炊分食。也许果真是唐寅令其继室和弟弟太过失望和不可理喻了，但从前文提及的《伤内》等诗文看，他是极为珍视亲情的，继室的休去和兄弟的分家这里有事功悲剧的效应，也是亲情悲剧的延伸。唐寅成为一个畸零之人，独自体尝孤苦和酸涩的人生苦果。 关于事功悲剧，还有一件是发生于唐寅45岁那年。那是正德九年，宁王朱宸濠延纳天下英才，重金征聘唐寅、文徵明等吴中才子。文徵明拒聘，唐寅则欣然前往。这么多年来“桃花庵主”世俗的享乐和沉醉并未销尽其“英雄气。”一旦获得机会，唐寅压抑已久的用世之心也象当年的李白等书生气十足的“剑客”一样，意气风发以为可以乘风破浪击楫中流了。可惜这一次却是“误上贼船”而险把性命交托。到南昌后不久，唐寅便觉出宁王有谋反之心，恐不久会大祸临头。《弇州艺苑卮言》中记述了唐寅在宁王府中装疯卖傻的故事：宁王的使者到宾馆送礼，只见伯虎赤身裸体坐在筲箕里，一边狂饮一边破口大骂，而且言不及义。使者报告宁王，说伯虎果然疯了，宁王便放他回家。数年后，宁王果然造反，被王阳明率军平定。这一次唐寅的裸体“行为艺术”，大不如与张灵在府学泮池中嬉水时欢畅潇洒了，虽不乏孙膑式的机智，但内心的惶恐和苦楚也是可想而知。唐寅少年时代即英气豪迈，仰慕古代豪杰，及至科场受挫，还不忘慷慨陈词并希图效法古人，“成一家之言。”这一次误上贼船和惶惑逃生的经历之后，唐寅便觉败局已定而回天无力矣。几经磨难和折腾之后，唐寅的生命之火也就行将熄灭了，几年之后“百年强半”（54岁）的唐寅便撒手人间。唐寅在行将就木之际写下了《伯虎绝笔》一首，算是对一生悲剧性命运的最后总结：“一日兼作两日狂，已过三万六千场。他年新识如相问，只当飘流在异乡。” 二、“逃逸之路”与悲剧的消解 在悲剧命运的双重挤压下，唐寅，一个曾经是年少轻狂的浪子顽童，如同一头受伤的狼，内心充满着凄苦和焦灼。厄运一次次地降临了，“信是老天真戏我”乎？竟至于“都将心事付沧浪。”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二千年前的渔父曾经劝慰过大诗人屈原，然后踏歌而去，隐入历史的深处……（《史记．屈原列传》） 这是隐逸文化的一个寓言，从姑苏名园“网师园”（网师即渔父）、“沧浪亭”的命名来看。渔父寓言早已植入于苏州吴文化的骨髓。“隐逸”是一种文雅化的说法，其实质是一种逃遁。“渔父”也是唐寅诗歌中屡次出现的歌咏主题。（如《题渔父》、《渔樵问答歌》、《烟波钓叟歌》等） 唐寅的一生就是有志进取却屡遭重创，然后就不断地狼奔豕突寻求安顿的过程。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而逸者则是亡命天涯。逃离“黑暗的记忆家园”（朱大可语）去寻求解脱或曰解决的方案，去赢得暂时的安顿。 解决方案之一：逃往酒池肉林。 这是唐寅，也是许多传统文人（李白、杜甫、白居易，乃至韩愈、杜牧、苏东坡等）最直接的解决方案即解脱方法。这条路并不高雅，但很实用。用食和色也就是用口腔与性器的官能满足来转移目标，寻求快感。现代心理学研究认为，一些人特别是女性在失恋后会以暴饮暴食的方式缓释痛苦。而又有一些人特别是在婚姻、恋爱中受挫者，会以增加性活动的方式来发泄内心的痛苦和不满。（参见《医学心理学》王春芳、王宁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Ｐ．84）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杜牧《遣怀》）杜牧官场失意情场得意，不由得沾沾自喜。从风流才性上看，唐寅无疑是另一个杜牧。在对酒菜的“歼灭”和女性肉体的“征服”中书生才子们除了快感之外，竟然生出几分“成就感”来。柳咏所谓“奉旨填词柳三变”除了几分自嘲和无奈之外，颇有几分自得。 春楼女子不仅软玉温香，而且又能同命相怜，再加调笑奉呈。这些才子们就不由得欣欣然乃至飘飘然了。狎妓治游，选艳征歌，是中世纪士人普遍的生活方式（见《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P．3）。唐寅的突兀在于他把这种文人“雅事”推向了极致。他不满足流连于秦楼楚馆；而是干脆地为自己盖起了一座藏娇金屋——桃花庵，遍植牡丹桃树，呼朋引类，倚红偎翠，诗酒度日。从唐寅年谱上，我们看到唐寅３５岁“鬻文卖画，饮酒狎妓”36岁“续娶沈氏”38岁桃花庵别业和梦墨亭竣工。唐寅的诗词曲，不少显得顽艳佻薄，甚至直接歌咏色情，如《排歌·咏小足》，《春宫题词》，同时也画了不少春宫画。“食色性也古人言，今人乃以之为耻！”（《焚香默坐歌》）唐寅“做”了还要“说”，而且是直言无忌理直气壮，毫无愧色。真可谓性情中人了。尤记得关汉卿也曾自夸自擂，唐伯虎则公然宣称：“龙虎榜上名第一，烟花队里醉千场”（《漫兴十首》）于是乎，在唐寅因悲剧性人生所造成的灰暗背景上开始出现了一片灿烂如云的桃林。这种灿烂而鲜丽的“桃色”在民间的传说中已经掩盖甚至淹没了唐寅生存本相的黑暗。这是一次成功的“改写”，顺应了中世纪的市民理想和吴地文化享乐主义的倾向。这样的美事千载难逢，怪不得唐兄要自夸“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了。 解决方案之二：逃向自然山川 如果说在第一套方案中，唐寅类同于西方传说中极尽感官享乐的唐·璜，或者说等同于诗人拜伦并为歌德《浮士德》所揭示。那么逃向大自然之举，则类同于卢梭的路径了，当然同样与中国传统的山水田园诗人一脉相承。 李白曾有遍历山川大岳之举，留下了许多或瑰丽雄伟或清新可人的诗篇。从“天子呼来不上船”到“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显示着对人世的隔膜和与大自然之间的亲缘关系。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文学家卢梭说得更加直接“我在人们的脸上看到的只有敌意，而大自然总是对我笑脸相迎。”（《孤客散步遐思录·之九》） 唐寅的科场被累，与朋友都穆的告发有关，下狱之后的被拷问和随之声名的被玷与外放，以及周围人甚至亲人的世俗眼光，都使为人率直胸无城府的唐寅深为反感。他看穿了世道人心的伪俗，逃向大自然，用自然风光之美感来抵消人世的繁杂和喧嚣，寻求心灵的沉静和柔性的抚慰。同时，美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面对自然之美有助于渲泻情感和唤醒生命活力。逃向大自然的怀抱，这几乎是一剂最佳良药。 唐寅“放浪形迹，翩翩远游。扁舟独近祝融，匡庐、天台、五夷，观海于东，南浮洞庭、彭蠡。”（《唐子畏墓志铭》）这段远游经历对唐寅诗画艺术的创作和提高影响深远。他留下了《焦山》、《庐山》、《严淮》、《登吴王效台》、《齐云岩纵目》等笔致独特和质量上乘的诗作。也留下了《函关雪霁图》《落霞孤骛图》等堪称其代表作的山水画卷。中国传统文人山水画，不时会点缀上几只“亭子”既暗示了人的活动以又蕴含有人生之旅的安顿以及对外界风雨的遮挡。唐寅隐居于大自然的山水之间，与左思之悟“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声息相同（左思《招隐》之一）。所谓“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返”（吴均《与朱元思书》）怡情养性，逍遥自在，真可谓相得益彰而理所当然了。 解决方案之三：逃往艺术之乡 尼采曾经说过，摆脱人生根本苦恼的出路有两条，一是逃往艺术之乡，另一条是逃往认知之乡。通过这两种途径能够找到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海德格尔也为当代人提供了“诗意地栖居”这种解决方案。 艺术创作活动按精神分析派学者的观点是人的本能的“升华”作用。据心理学家揭示，艺术升华并非所有人能为之，而是需要的特殊的神经结构型作生物系基础，也就是说需要一定的天赋才能。对于秉赋极高的唐才子来说，艺术升华之路却是驾轻就熟。 舍勒曾论神秘经验者可分为二门：一为“冷静明彻宗”，斋摄其心；一为“昏黑沉酣宗”，陶醉其身——二其殊途同归，皆可证“真人”之境。（参见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84版603页）到了尼采那里则以古希腊两个神名分别指代此种精神境界即日神阿波罗与酒神达奥尼索斯。 酒神精神以酒为媒，呈现为“醉”，其要义是通过艺术来肯定人生，抵消和对抗人生的悲剧。艺术本来就是一种造梦运动，一种自我“虚构”。“醉”眼朦胧之中，精神之乡依稀可辨，海市蜃楼仿佛眼前。 在通往艺术之乡的“胜利大逃亡”中，唐寅是收获颇丰的。酒池肉林那种动物性快感的满足，是即兴式的，在大块朵颐和香汗淋漓之后，往往会不乏空虚。艺术之乡才是心灵的桃花园，是苦难长夜的一轮明月，实现着人性的力量，提升着生命的意义和质量。如果说前一种逃遁带有“堕落”的快感，那么这次便是幸福地“飞升。” 现在的问题是，在尼采那里酒神精神的理论毕竟是以古希腊悲剧为蓝本加以提炼总结的。对于唐寅而言，只能说只是指示了一条逃亡的路向，只是一种表面上的相类或相同。 同样是隐逸，同样是酣醉，东西方文人往往大异其趣。海子、朱大可等人已作出深刻的批判。我们同样必须意识到唐寅还有众多传统文人身上其实并没有真正体现出那种使生命力日益充盈和壮大来对抗和平共处挑战命运的壮观精神，反而是显示了东方文人式的孱弱和低调——向命运低头。其好处是使悲剧人生不再显得过于酷烈，其弱处则是精神的矮化和人的渺小化。 徐建融先生指出：在唐寅的绘画作品中，“总体上缺少一种堂皇的大气而显得穷醉”[1]。（注）从《叹世》一诗中“有伸脚处便伸脚，得缩头时且缩头”以及“皇天老安排定，不用忧患不用愁”之类大量诗文来看，活脱是一个守着生命残阳的“萎人”形象。最有趣的是唐寅诸如此类的不少诗句，竞被入选于清代广为流传的《增广贤文》中，来作为教育子民的“圣训”。兴许从那个时代开始，中华文明的弱势已开始形成。一个豪宕风流之人，日益颓唐穷酸，唐寅的保守使他的诗画艺术并未能再上台阶而不得不让位于“明代第一大诗人画家”[2]（注）之称的徐渭。 解决方案之四：逃禅学佛之路 如果说李白在身受困厄之后一度游仙访道，那么唐寅则取向于逃禅学佛。所以有学者认为唐寅的性情与苏东坡最为相近。[3]（注）从精神气质而言，唐寅和李白等才子们皆属于浪漫主义一脉，本当以庄子为宗。从“功名蝴蝶梦，家计鹧鸪巢”（《偶成》）及“江妃冰作态，姑射雪为肤”（题画佚诗）来看唐寅对庄子还很熟悉。但唐寅对“海客淡瀛洲”（李白）式的“仙话”，不再感到兴趣，凭借其市侩式的聪明说道“坐看鸡虫笑庄子，劳劳齐物物难齐。”（《题画》） 唐寅只认同庄生浮世的感叹，并不看好其齐物论“消遥游”那种过分玄远的“偏方”。唐寅是世俗的，明朝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兴起，知识精英们大都有向市民理想靠拢的世俗化倾向。吴人从夫差起就缺乏一种持久的耐力，吴地从来不是培养哲学家的地方，在吴文化的温床上同样也大可不必舍近就远。逃禅，便是轻松而实用的方案，要比求仙访道来得省心省力。 禅，是梵文音译“禅那”的简称，本意是佛教修行中一种定心的方法，可意译为静虑。（见周晋《道教与佛学》P．102）公元前5世纪至6世纪，南天竺僧人达摩渡海东来，在中国弘法。至唐初，出现了中国禅宗实际上的创始人——六祖慧能。中国禅宗在吸收中国文化传统中儒道诸家心性之学兼容魏晋玄学从而实现佛学本土化的同时，开启了佛法的方便法门。 佛学“四大皆空”的取消主义论调，对于那些屡经失败和悲患的人们提供了自我安慰的终极武器。既然“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那么真的可以心地清凉无欲无求了。痛苦到头，绝望到底，认识到人生的本相就是“空无”之后，那么反过来就可以泯灭生存意志对一切抱无所谓态度，甚或转向于及时行乐也同样合理。佛学是比道学更彻底的悲观主义论调，把人“自身”都一起消灭掉了。 如果佛学的其他门派因为预设了一个来世（极乐世界或地狱之类）不得不对现实人生进行约束乃至苛求。中国禅宗，干脆把“来世”也移至“目前”。中国禅宗“借壳出世”之后，原始佛教的宗教精神也就所剩无几了。 “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这是俗僧的行径，唐寅却乐此不疲。姑苏文化就是这么精灵古怪，在这个城市里，佛教、道教并行不悖，一般百姓也不加区分，所谓“见佛就拜，有香就烧“一切皆取实用主义态度，宗教精神早已融化于世俗信念之中。 唐寅也是这样，自称“六如居士”又号“逃禅仙吏”还叫“桃花庵主”，真是一笔糊涂帐了。对于佛教，唐寅大概“信也不信，不信也信”，可能这也是一种禅学风情吧。 解决方案之五：逃向戏性角色 唐寅少年时代就很顽皮，曾扮乞儿唱“莲花落”及至而立之年后还传闻有戏侮庸妓俗僧之举。45岁误上朱宸濠贼船时，又装疯卖傻，佯狂避祸。算上少年时与张灵光腚水战，至少有两次裸体“行为艺术”，直让人大跌眼镜。 唐寅生活的时代，也正是苏州梨园盛况空前，昆曲艺术如日中天之时。“人欲横流”的戏曲艺术氛围十分浓烈。唐寅以及祝允明等人还亲身参与创作，作品受到好评。在“优孟衣冠”中忘记自己，在放诞无羁中张扬自己。确乎是一种很好的生存策略。一旦进入角色之后，“我”已面目全非，痛苦也随之而去。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对中西文化上“俳优——滑稽”传统作了深入的比较分析。得出如下结论：“而中国又不比西方，知识分子可以在愚的传统里免祸全身。所以用俳谐怒骂的方式说实话的人，只有以‘狂’自居。”余先生同时还指出：“优孟衣冠固然是非我的角色，佯狂也非复原来的自己了。”（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117页） “满腹经纶难骂鬼，措身天地反忧天”（《漫兴·十首之七》）命运的打击之下，唐寅哀莫大焉。而屡次打击的突然和事态发展中的强烈反差使得唐寅在痛苦绝望之中产生出了荒诞之感。“信是老天真戏人”乎？命运也太会捉弄人了，果真是“一场游戏一场梦”悟出这个道理之后，何必再较真呢，不如自己也玩个心跳“过把瘾就死吧”。 前有东方朔等人的示范，身边又有张灵、祝枝山几个狂生和滑稽家助阵，不妨搭了个草台班子。在盛行着戏曲艺术的年代，在其乐融融喜欢大团圆结局的温软之地，唐寅也就不惮于粉墨登场了。唐寅亲手把自己的面目，塗上了一层“油彩”。 传说中唐寅有戏侮庸妓，追香逐艳之类小品故事，并非完全虚构。唐寅有时还和自己的好友文徵明开个小玩笑。至于《伯虎自赞》一首则是自我戏谑了：“我问你是谁？你原来是我。我本不认你，你却要认我。噫！我少不得你，你却少得我。你我百年后，有你没了我”。一段文字游戏式的“白话诗”，如同一段“独脚戏”在呈现其“俳优——滑稽”色彩的同时，自我的异化感和生命的荒诞感尽现纸上。周边的“观众”开始笑破肚皮，欢欢喜喜地把“才子”接纳到笑话传说和民间戏曲里边。于是乎。一个曾经有意仕途的士子，成为“沦落于民间的王子”。唐寅转身而去，最终留给世人的是一种独特的风情，一个俊逸的微笑…… 三、唐寅“走”后怎样？ 悲剧已经诞生同时也得到了有效的消解。就“走”字的古典意义而言，就是快速地跑或逃。在逃逸之路上，真正的唐寅已面目全非。 行文至此，我们似有必要回过头来，对几个问题作一番探究和辨析。一是唐寅本人的知识和智能结构如何？唐寅诗文的艺术风格、艺术渊源何在？二是唐寅到底是怎样一种人格类型的人物，对他应作如何评价？三是悲剧消失之后，产生了怎样的历史和民间效应？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我们从祝允明（《唐子畏墓志铭》）尤桐（《明史拟稿》）等人的记载中可知：唐寅幼年时即对《毛诗》和《四书》下过一番苦功，颇具传统儒学功底，其早期诗文效法古人的风雅。科场惨败后翩翩远游，所谓“行万里路”，致力于师法自然。也在同一时期起，唐寅努力钻研音律、历法，传扬马元虚、邵氏的音乐理论。又涉猎风乌、壬遁、太乙等预测学术。这是一些正统儒学之外的术数文化。唐寅冥契佛理晚年时皈心佛门，于《金刚经》、《楞严经》等佛典颇有心得。如果再加上书画一路，以周臣为启蒙老师，而下笔“辄追唐宋名匠”（《唐子畏墓志铭》）可以见出，唐寅本人的知识结构是宏阔而庞杂的。在其智能结构上则是诗文词赋才调绝伦，绘画领域堪称全能，戏曲音律行家里手，呈现出一种罕见的“全才”特征。中国文化史上，唯苏轼、徐谓与之相仿佛，怪不得祝允明要嘘吁感叹：“气化英灵，大略数百岁一发踵于人，子畏得之……”真可谓得天地之灵气，真所谓旷世英才也。 对术数文化的亲睐，可能本源于对无常命运惊愕之余的执着“追问”，从周文王被囚而推演《周易》起，术数（特别是其中的易学象数）往往成为困厄之志潜心修炼的“文化道山”。其中还寄寓着唐寅以“马迁”等古贤自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安书》）的悲誓和宏愿。（见《与文徵明书》）问题是我们最终未能看到唐寅在这一领域的成就和贡献。慷慨激昂之后，居然没有了“下文”。事实上，唐寅是有雄心而少耐力，个性使然也。但我们还是注意到了唐寅音律方面的造诣及其南曲作品对戏曲“声学”事业的贡献。王骥德《曲律》、吕天成《曲品》等都对唐寅南曲作品给予好评。沈宠绥《度曲须知》“词学先贤姓氏”也称举祝枝山、唐伯虎，明确指出唐、祝所作所为，关乎戏曲“声学”。（参见《苏州梨园》第35页）。唐寅于术数文化上的研习未能成为邵康节那样推演历史运程的文化大师，更未能写出类似于《皇极经世》那种旷世巨构。不料想，等而之下却歪打正着，对通俗文艺作出了一些“贡献”。这一点，同样是耐人寻味。 唐寅的诗文从来就评价不一，其诗作在当时很受王世贞等文坛大家的嘲讽，贬之为“如乞儿唱莲花落。”（转引自《苏州杂志》2003’1期P．32）事实上，唐寅的诗及歌可分前后二期，其诗“少法初唐”颇为整饬也颇有生气，试看其《紫骝马》一首：“紫骝垂素缰，光辉照洛阳；连线裁壁玉，障泥图凤凰。夜赴期门会，期逐羽林郎；阴山烽火急，展策愿超骧。” “马”的意象是汉唐诗人的常见母题，唐寅屡次写及难舍其情，可见其建功立业奋发有为的英雄气息。暮年则“脱略傲睨，务偕俚俗“（见《凤州笔记》P．248）其俚俗诗又有各种形态，有的意境清新，含义深远，如：“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除此之外的大部分作品则或风花雪月，或温软香艳，或人情世故，或轻狂调笑，不一而足。类似于现今乐坛上摇滚歌手的作派。这些“垃圾作品”看似“一地鸡毛”却又充满机趣，不时地闪耀出人性和智慧的光芒。唐寅诗作没有固定的风格，大多率尔成章，自己也不太珍视。问题是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到了明代已是穷途未路难成气候，唐寅的随意涂写反而成就了不少性情之作，成为清代性灵派诗歌的先声。我们犹记得其好友徐祯卿被接纳进了“前七子”行列，也就是说为当时主流文坛所承认。而唐寅显然地被排斥在外了。好在历史自有公断，随着《六如居士集》的印行，同时代稍后的文人开发现了其中的“金子”。明末清初江南文坛的盟主钱牧斋为之正名：“外虽颓放，中实沉玄”。（《列朝诗集小传·唐解元寅》）。而近年国学大师钱仲联先生又加断定：“明代是一个复古思潮泛滥之时……同时稍存真诗面目者，转在唐寅、杨慎诸人”（《明清诗选·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近年来，随着对唐寅诗文的再读和肯定，也出现了一些溢美之词。如梁念思先生所撰文章《还一个真实的唐伯虎》中（见《苏州杂志》2001年第2期）在引用了顾元庆《夷初斋诗话》中对唐寅“晚年作诗，专用俚语而意愈新”后就顺势推断：“作为一个诗人，他开了俚语作诗的先河。……这个先河开了也就断了，没有成为流。”梁先生的运思方式颇类似于余秋雨式的随意，缺乏考据的谨严。这里须加辨订的是，唐寅的俚诗是有其渊源的，绝非一空依傍。笔者认为在正统诗歌和民间俚歌之间，确乎存在着一个文人俚诗传统，比如唐代僧人寒山子的《寒山诗》、宋代易学大师邵雍（康节）的《伊川击壤集》等作品集，再到明代唐寅等人作品乃至清代曹雪芹《红楼梦》中的大量诗歌作品，形成了一脉不曾断歇的潜流。就其经历来看，唐寅少年和青壮年时代完全有可能直接接触到寒山子和邵康节的作品，这一点似无专家论及，笔者于此献疑。 笔者还想论及的第二个大问题是唐寅的人格类型和评价问题。“还一个真实的唐寅”如何可能？所谓“真实的唐寅”何以“真实”？ 同样在这篇题为《还一个真实的唐伯虎》的文章中，梁念思先生还提出如下见解，认为“纵观唐寅一生放荡不羁或有之，风流潇洒则未必，而‘才子’二字更似乎不该称他。”随后引经据典反复论证并着力打造出一个作为“大丈夫”形象的正版唐寅来。何以见得是“大丈夫”呢？因为唐寅的两篇“宣言”（《与文徵仲书》、《又与文徵仲书》）写得气概不凡，有金石之声，而其好友祝允明也肯定其“出入天地之间，将这一家学”而且“临事果决，多全大节。”问题是唐寅并没有真地去实践其效法古贤的诺言，而是“在沉沦与上进之间摇摆”[4]（注），当屈辱感渐趋平息之时，便想方设法地追求甚至沉溺于感官享受，醉卧花丛而乐此不疲，把“成一家言”，“托笔以自见”的誓言抛诸脑后。我们可以肯定唐寅胸中那股郁勃英气，但也必须正视其在现实人生中的颓伤和潦倒。这正是一种典型的艺术家气质，是其个性使然。我们可以说唐寅是个不乏大丈夫气概的才子。但论者非得把唐寅从才子中剥离开来，实在是没甚必要。试问：作为“大丈夫”的唐寅就完全真实了吗？果真那样，那么唐寅有可能不再成为唐寅而是司马迁、王阳明之类了。笔者认为“才子”或具体而言“江南才子”其本身是一个包容性较强的宽泛概念。如果纵观明清以来直至现代文坛（郁达夫、徐志摩、李叔同等），江南才子以以风流为底色，以多才为特征，同时又兼英雄气格和佛学情怀，个性鲜明又姿态各异。用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江南才子”则总体呈现为“浪漫主义的人格”特征。 据科恩《自我论》对“浪漫主义的人格”的理论研究，表明：“当社会与这种浪漫派的个人处于相互冲突状态，社会压制并同化个性，把个性纳入无个性的标准化角色和关系系统。这时候，个体只有在自己和世界之间保持距离才能够挽救和保有自己的‘自我’。个体应当经常远离、躲避人群，标新立异，别出心裁，能他人所不能。”（转引自《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陶慕宁著，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11版160页） 于是乎我们可以由此而进入到对第三个大问题的解答：唐寅的一次次的“逃逸”，看似走向远方却是回到“家乡”（精神家园）。悲剧的命运排挤着他击打着他，却又意外地成全了他。一个深受传统价值观影响，试图读书做官显亲扬名的年轻士子，由于命运的“助缘”终于掉转船头，去了一个浪漫派艺术家应该去的地方。那个地方叫“民间”而非“朝堂”。于是乎，唐寅的性情得以葆养，唐寅的才情得以发挥，唐寅的自我价值得以充分的实现和呈现。尤记得苏州评弹和电影《三笑》中依据民间传说而艺术塑造的“唐寅”形象，他是唱着“山歌”去追香逐艳的，留下了一路的欢笑。 说到这里，我充分注意到一些学者在对唐寅进行论说的理论依据。（如彭茵、史小军等）[5]（注）他们往往会引用陈晋先生此类文化现象时的“悲患与风流说”：“严酷的现实环境，使这类悲剧人物的壮志热情……无法物化为现实的力量。他们的才智胆识被压抑了，道德情操被扭曲了。但他们的内心世界是正直的、高尚的、聪明的。为了求得生存，他们不得不把行为事迹融于世俗……形成了一种深情兼智的、身心分离的、融痛苦于狂放中的人生实践。”这种推断，看似严谨合理，细加推敲则大可置疑。这是一种预设了前提的线性的逻辑推断，没有看到人性和社会的动态与多维。其蕴含着的前提，正是一种正统价值观：功名即成功，世俗即污浊，即失败。而事实上，明中期开始正是这种正统价值观趋于分裂的转折时期，唐寅也恰好正是一个带有超越性与标志性的人物。再次，我们似也没有充分的理由预先确定唐寅等人物“高尚的”“道德情操”。然后推断他们是“为了生存”而“身心分离”地融于世俗。好象一切都是社会环境和时代悲剧所致。其实一个“欲望的人”特别是倾向“纵欲”的艺术家们，其人格构成尤为复杂。我们可以凸现唐寅豪宕垒落的男儿气概，但也不该无视其放浪性格和颓废气息吧，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我们没有必要对艺术家的个性行为进行拔高式的道德评判和预先界定。我们看到经受了更为惨烈的人生的司马迁不是走上了一条艰辛坚执之路？而与唐寅同时代曾饱经挫折的王阳明不也成就了大丈夫的壮举，成为时代的圣贤和巨子？唐寅流于世俗的过程，不全是外力所致，更多的是个性使然甚至不乏自觉“寻乐”的成分。事实上，“世俗化”之路恰恰是能够造就唐寅的必由之路。不少艺术家都是在命运的阳差阴错中“诞生”的。“唐寅”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史上光彩特异的“这一个”。 从唐寅晚年的个别诗歌看（如《梦》等）唐寅科场受挫后的内心创痛不能完全抚平和消解，他可说服别人（如《解惑歌》、《世情歌》、《百忍歌》、《一世歌》等等）却并不能完全说服自己。但我们同样也得承认唐寅是一个获得幸福感的人,而且与李白杜甫不同的是“只有唐寅的传说才能放射着喜悦和胜利的光辉”（朱大可语）唐寅的特异之处，正在于他成功地把人生悲剧转换成了一部让人忍俊不禁的轻喜剧。凭着对人世的彻悟和卓越的天赋，唐寅获取了“快乐”并且实现了“价值”。我不知陈晋先生所谓“身心分离”所规定的意义。笔者以为为官作宰、仕途经济对于一个具有真性情的艺术家而言，那才叫“误入尘网中”（陶潜）那才是功利（身）对灵魂（心）的背叛和分离。倘若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唐寅恰恰是灵肉兼美。他享受了人生也实现了人生，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唐寅之所以成为唐寅，绝非因为他是个“大丈夫”。恰恰在于他内涵的丰富性和相对于正统文化的“另类性”。处在那样一个时代的转捩点上，唐寅以其“另类”所放出的“异彩”成为一代“标志性人物”。唐寅和王阳明正好是那个时代精英知识分子的“两极”。昭示着历史和时代内涵的丰富与宏阔。 唐寅之所以成为唐寅也不在于他“寓痛苦于狂放”，而在于他对痛苦之源（正统价值观）作了一次成功的解构，对于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言颇具“后现代”意味，从而获得了某种“哲学性的突破”，为后人树立了一个范例。让人悟到人世间除了读书做官一途之外，似乎还有另一条“成功”之路。 命运不断地打击着他，却也意外地成全着他。当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对他横加排斥之时，民间文化却接纳并拥抱了他，并为他“加冕” 在新近出版的《千年阊门》一书中，论者在比较了范仲淹等这个城市的“荣誉居民”后坚称：“唐伯虎是苏州人的骄傲。唐伯虎也确实值得苏州人骄傲，因为他是苏州文化的代表人物。苏州文化有一长串代表人物，但没有一个像唐伯虎这样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唐伯虎就是如此的名冠苏城，声震吴中”。（《苏州文化丛书·千年闾门》卢群著，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P．73） 于是乎，唐寅，一个悲剧命运的喜剧人物，一个才情超近颇具男儿气概的士子，最终成为沦落于“民间的王子”。 也许我们把“唐寅”放在经院文化（大学中文专业）的视野中进行剖析，本来就是一个前提性错误。我们过分自信于经院哲学式的文艺理论，我们信心十足（同时也不由自主）地以一种“正统”的眼光来打量唐寅，以为可以由此而抵达“真实”和“真理”。而事实上恰恰在这个时候，“唐寅”开始与我们拉开了距离。使每一个有理有据的论者，遭遇到被程光炜称为“姑苏文化谜宫”式的东西，从而处境“尴尬”。 唐寅以其超迈的天才参悟了“空无”的世相之后，一切事物的本相以及寻求本相的可能，都被悬空。最令人惊异的是唐寅“最终推翻了由他本人制造的自足存在的神话”（朱大可语），一切的论证过程都因此而形迹可疑。况且“理论总是灰色的”（歌德语），对于一个生动，活泼仪态万方的生命事实，理论的解析都将遭致来自其对象本身的怀疑。唐寅，将以他特有的方式付之一笑，笑看庸才如我辈的虚妄和“无聊”。 -------------------------------------------------------------------------------- [1] 注：见《心境与表现绘画——中国文化学散论》《唐寅研究》P．302 [2] 注：“有明一代”陶望岭：《徐文长传》转引自《复古与新变——明代文人心变史》P．119 [3] 见《唐伯虎诗文全集》P．266《弇州跋伯虎赤壁图》 [4] 注见《复古与渐变——明代文人心态史》史小军军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1月第三者版116页 [5] 注：彭茵《狂放与悲凉交织的人生——唐寅的人生道路》P．55—60，见《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第一章（P．58）史小军著作P．112—119第二章第二节《吴中才子的悲患与风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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