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是一种处于扩散状态的不安面对危险时的不确定感与无助感

青衣问道 2013-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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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的情境因人而异，人们所依赖的价值亦然。

但是焦虑不变的是，威胁必定是针对某人认定的重要存在价值，及其衍生的人格安全感而来。

焦虑是一种处于扩散状态的不安面对危险时的不确定感与无助感 - Lily - ...................

焦虑的本质

    焦虑研究者——以弗洛伊德、葛斯汀、霍妮三人为例——都同意，焦虑是一种处于扩散状态的不安，恐惧与焦虑的最大不同在于，恐惧是针对特定危险的反应，而焦虑则是非特定的、“模糊的”和“无对象的”。焦虑的特性是面对危险时的不确定感与无助感。我们若是问说：在产生焦虑的经验中，是什么受到了威胁？我们便能了解焦虑的本质。

    假如我是一位要去牙医诊所拔牙的大学生。我在路上碰到一位教授迎面而来，这个学期我选了他的课，也曾到办公室找他。但他既没有和我说话，也没有点个头或打招呼。和他擦身过后，我会感到“胸口”充塞着一股被咬的痛楚。我不值得注意吗？我是无名小卒——什么都不是吗？当牙医师拿起钳子拔牙时，我感到一股比方才的焦虑更强烈的恐惧。可是一旦我离开牙医手术椅，也就忘了方才的恐惧。但是先前焦虑的被咬之痛却挥之不去，甚至晚上做梦时都还会出现。

    因此，焦虑中的威胁未必比恐惧来得强大，但是它却会在某个更深刻的层次攻击我们。这威胁必定是针对人格“核心”或“本质”内的某个部分而来。我的自尊、我个人的经验、我的价值感，这些都是关于威胁指向何物的描述，但是并不能穷尽其内涵。

    我对焦虑的定义如下：焦虑是因为某种价值受到威胁时所引发的不安，而这个价值则被个人视为是他存在的根本。威胁可能是针对肉体的生命（死亡的威胁）或心理的存在（失去自由、无意义感）而来，也可能是针对个人认定的其他存在价值（爱国主义、对他人的爱，以及“成功”等）而来。我们稍后（第九章）会讨论到南西（Nancy）的案例，以说明个人如何将自己的存在与他人的爱等同；当她提到未婚夫时说：“如果他对我的爱变质，我会完全崩溃。”她的自我安全完全仰赖这位他者是否爱她和接受她。

    将某种价值与自己人格的存在等同，在汤姆请参见第三章。这个案主身上戏剧性地表现出来，他感到焦虑的是，究竟他可以保住工作，还是将再度接受政府的失业救济，他说：“如果我无法养活家人，我不如跳河算了。”他的意思是，如果他无法做一位负责任和有尊严的自食其力者，他的整个生命都将没有意义，他不如死去算了。他会以了此残生的方式——自杀——来证明这一点。焦虑的情境因人而异，人们所依赖的价值亦然。但是焦虑不变的是，威胁必定是针对某人认定的重要存在价值，及其衍生的人格安全感而来。

    我们虽然经常用“扩散的”和“模糊的”来形容焦虑，但这并不表示焦虑比其他的感情痛苦少些。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焦虑的确可能比恐惧更痛苦。此外，这些词汇不只是泛称焦虑的“整体”身心特质而已。其他的情绪如恐惧、愤怒和敌意，也同样会渗透到有机体的全身。处于扩散和未分化状态的焦虑性质所指涉的，反倒是经验到了威胁的人格层次。个人体验到的不同恐惧，是根据他发展出来的安全模式而定的；但是在焦虑的经验中，是这个安全模式本身受到了威胁。不论恐惧多会令人不舒服，但是当它被经验成一种威胁时，便可以在空间上确认它的位置，并做出调适，至少理论上是如此。

    有机体与给定对象之间的关系才是重点，如果对象可以被除去，不论是以重新确认或逃离的方式完成，不安就会消失。但是因为焦虑攻击的是人格的根基（核心、本质），所以个人无法“置身于威胁之外”，也无法将它客体化。因此，个人便无法采取具体的步骤去面对它。我们无法和自己所不知道的事物抗争。用俗话说，就是我们觉得被绊住了，或者如果焦虑很严重，甚至令人窒息的话，那么我们会感到害怕，却不确定我们害怕的是什么。基于焦虑所威胁的，乃是个人核心而非周边的安全感，因此弗洛伊德和苏利文等人，把焦虑描述成一种“宇宙”经验。焦虑是“宇宙的”，因为它将我们完全攻陷，穿透我们整个主观世界。我们无法站在外面将它客观化。我们不可能将它与自己分别对待，因为我们看待事物的知觉作用本身，也被焦虑入侵了。

    这些思考协助我们了解，为什么焦虑会以主体和无特定对象的经验呈现。克尔恺郭尔强调焦虑是指一种内在状态，弗洛伊德主张焦虑中的对象是“被忽略的”，这并不表示（也不应该被认为是）引起焦虑的危险情境不重要。在神经性焦虑的案例中，“无特定对象”一词所指涉的，也不仅是导致焦虑的危险已被压抑至无意识的事实。焦虑所以没有特定对象，是因为它敲击的是我们知觉经验的心理结构基础，而这正是我们的自我得以与客观世界区隔的基础。

    苏利文说过，自我动力的发展是为了保护个人，使其免于焦虑。反之亦然，不断增加的焦虑会降低自我的觉察。随着焦虑的比例渐增，对于自我是与外在世界客体相连的主体这个事实的觉察，会日益暧昧。因为此时对自我的觉察已沦为对外客体世界觉察的附属品。随着个人经验的焦虑严重程度而停摆的，正是这种主体性与客体性之间的分殊。因此才会有焦虑“由后方攻击”，或由各个方向同时围攻这种说法。越焦虑的人越无法看清自己与刺激的关系，也因此无法适当地评估刺激。我们会说“某人有恐惧”，但却说“某人是焦虑的”，这两句话是许多语言中的惯用讲法，十分准确地说出了两个概念间的差异。因此，在严重的临床案例中，焦虑会是一种“自我消解”（dissolutionoftheself）的经验。

    当布朗（HaroldBrown，第八章）说他“害怕发疯”时便是明证；病患经常用这句话来描述即将发生的恐怖“消解”。布朗也说道，他没有“特别的感觉，甚至对‘性’也一样”，而那种情绪真空着实令人“极度不舒服”（我们不免好奇，美国和今日西方世界对“性”如此恋着，是否就在以最容易的方式掌握特别的感觉，以此支撑自我，来对抗社会解离的焦虑）。重度焦虑者的经验，是局外人难以体会的。布朗批评他的朋友说：“他们要求一位即将灭顶的人〔我〕游泳，却不知道他在水下的手脚都被绑死了。”这句话确实是一语中的。

    针对以上内容，我们总结如下：焦虑没有特定对象的本质，是因为个人安全的基础受到威胁，而因为有此安全基础，个人才得以在与客体的关系中经验到自我，于是主客体的区分也因此崩解。

    因为焦虑会威胁自我的基础，所以在哲学层次上的理解，可以被说成是自我将不复存在。田立克称此为“非存有”（nonbeing）的威胁。我们是存有、是自我；但是也随时可能“不再存有”（notbeing）。死亡、倦怠、生病、破坏性的侵略等，都是非存有的例证。多数人心中会与死亡联想在一起的正常焦虑，肯定是这类焦虑的最普遍形式。但是自我的消解不只包括肉体的死亡。它也可能包括自我存在所认同的心理或精神意义的失落，也就是无意义感的威胁。因此，克尔恺郭尔所谓焦虑是“对虚无〔nothingness〕恐惧”的陈述，在此脉络下的意义便是，害怕自己变得一无所有。我们后面会谈到，勇敢而正向地面对这个因自我消解威胁而来的焦虑，实际上反而会强化我们有别于客体和非存有的感受。这是自我存有经验的强化。

焦虑理论的摘要综合焦虑与敌意

    焦虑与敌意相互关联；其中一项的出现，往往便会带动另一项的出现。首先，焦虑会带来敌意。这点很容易理解，因为焦虑会伴随无助、孤立与冲突等感受，令人极端痛苦。当事人自然会对那些置他于痛苦处境的事物生气和愤怒。与以下类似的事例，在临床上不胜枚举：一位依赖型的男案主，发现自己无法因应他目前的责任，因而对置他于这种处境的人，以及使他无法克服这种处境的人（通常是父母亲），产生了敌意。他对于理当帮助自己脱离苦境的心理治疗师，也会有敌意，就像布朗对我产生敌意一样（第八章）。

    其次，敌意会给焦虑者带来更强烈的焦虑。弗洛伊德的小男孩案主汉斯对父亲产生敌意，是因为父亲阻碍汉斯对母亲过度的欲求。但是如果汉斯表达了敌意，便会惹来强势父亲的报复，这将更增添汉斯的焦虑。另一个例子是卡迪纳对平原镇的研究：镇上的社会内部敌意，是因为镇民互相阻断彼此的享乐模式（讲闲话），因而增加了个人的孤立感，焦虑也随之提高。

    在敌意与焦虑相互作用的前提下，哪一种情感才是更根本的呢？我们有理由相信，尽管敌意是呈现在许多处境中的具体情感，但是焦虑却往往潜伏在敌意之下。这点在敌意被压抑的案例中，特别能够看出来。我们还记得汤姆“恐惧母亲就像恐惧神一样”，既然他这么怕神，便不会对神回嘴，因此我们可以肯定，不论他有任何敌意，都会被压抑下来。我们从高血压（这种身体症状通常和被压抑的敌意有关）病人的身心研究中得知，病人最初所以会压抑敌意，就是因为他们既焦虑又依赖。这个模式的合理性可以扩及到其他的压抑敌意与焦虑相互关联之处境：除非个人感到焦虑，以及害怕反转的敌意或孤立，否则他就不需要压抑自己的敌意。我并不是要把敌意完全归属在焦虑的问题下；人只要自己的活动受限，当然就会有敌意，这是十分正常的。我们在此所讲述的，是特指被压抑的敌意而言。

    在所有神经症的模式中，包括所谓身心疾病这个特殊族群在内，焦虑都是主要的病源。就这层意义而言，焦虑是所有疾病和行为干扰在心灵上的公约数。

冲突：焦虑的来源

    主观的冲突在上一章的案例中，一直与神经性焦虑如影随形。这些案例有布朗、海伦、南西、爱达、爱格妮丝、海丝特、法兰西丝和爱琳，最夸张的则是桃乐丝。表面上，这似乎是一种显而易见与不证自明的人际关系。那些没有神经性焦虑的案例中，主观形式的冲突也不会出现，贝西、露薏丝、莎拉、菲丽丝和夏洛特都是如此。但是更有趣的问题是：“冲突所为何来？”

    个别案例的冲突形式各自不同。我们仅引述其中三个案例来说明：布朗的主观冲突在于，他一方面需要成就某种自主性并运用一己的权能，另一方面他又深信，如果他确实获取了力量，他便会死在妈妈手中。因此，他的行为特征就在于既极度依赖母亲（或母亲代理人），又同时对她怀有敌意。这种冲突一旦启动，无所不在的极度不舒服感、无助感以及随之而来的焦虑都会出现，行动能力也为之瘫痪。海伦的矛盾冲突就在于，她一方面有疚责感，另一方面又要表现得超越道德和具有知性的成熟度（她的自尊有赖于这些表现）。南西的冲突则在于，她需要完全依赖别人以获得安全感，却又深信没有人可以依赖。

    在这些案例中，启动冲突的处境也都是产生焦虑的处境——布朗的依赖或个人成就两者的并存，海伦因未婚怀孕而生疚责，南西与未婚夫的关系等皆是。在这些研究中，内在冲突总是与显明焦虑同时出现，而且是这个冲突的启动，才引发了神经性焦虑。

    此外，个人预期的威胁与冲突两者间的关系，也是个问题。一般认为，不论正常或神经性焦虑，都会有某些预期的威胁，这点与我们的研究资料并没有矛盾。在正常的焦虑与恐惧中，威胁的描述相当完整地说明了不安的存在。死亡焦虑便是一例。我们曾经区别了焦虑与恐惧的不同：当威胁针对的是根本价值时，出现的反应便是焦虑；当威胁针对的是周边价值时，出现的反应便是恐惧。

    神经性焦虑有两个必要条件：（1）威胁必须是针对重大的生命价值；（2）这个威胁必须与另一个威胁并列，所以个人至少必须面对其中的一个威胁。在神经性焦虑的模式中，个人至关重大的存在价值之间，彼此是互相矛盾的。如果布朗运用自己的权能，他便受到死亡的威胁，但是如果他继续依赖妈妈，他就必须以延续他的无意义感和无助感为代价，而这个威胁对他又严重得像是被杀死一般。南西面对的是被他人（妈妈和未婚夫）排斥的威胁，这些人她认为是无法依靠的，但是没有这些人的照顾她又无法独自生活，这又让她遭受另一方面的威胁。神经性焦虑中的“受困”感本质，就是个人随时随地受到威胁。因此，深入探究神经性焦虑者预期威胁的本质，显示正反两面的冲突中都有威胁存在。

    上述案例指出和说明了一个必然的推论——那就是神经性焦虑的情境与成因的不同。（“情境”在这里是指促进焦虑的事件。）我们观察到，造成布朗神经性焦虑的情境，通常是他能够处理也做得到的处境，例如学术作业的表现。因此，在那些事件中的焦虑情境与焦虑成因是不一样的。我们也还记得他越是焦虑，便越坚持焦虑和情境一点关系都没有，并说自己“什么都害怕”，“害怕生命”。虽然诱发焦虑魔咒的特殊情境，可以在回想时被认为与焦虑本身有心理上的一致性，不过，他坚持情境与成因有所不同，仍有一定的道理。在神经性焦虑中，情境的重要性在于，它引发了潜在的冲突，但是焦虑的成因就是这个冲突。就像我们从哈洛·布朗身上看到的，情境不论在客观上是多么重要，它们总是与个人的某个内在冲突之间，具有某种主观的逻辑关系。换言之，情境对主体焦虑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引发了个人独特的神经性冲突。

    我们似乎可将假说陈述如下：焦虑经验越是趋近于正常，焦虑情境（催化焦虑的事件）与成因便越一致；但是焦虑越是神经性，情境和成因便越不同。例如，一艘行驶在密布潜水艇海域的船客会担心自己乘坐的船被鱼雷打中。这样的焦虑是真实的，也与处境相吻合，被鱼雷打中的情境也相当充分地解释乘客为什么会有焦虑。但另一个极端是，熟人随意说的一句话、路人没有打招呼或是一段飞逝的记忆，都会催化重度神经性焦虑患者的焦虑魔咒。因此，焦虑的神经性色彩越浓，越无法用客观情境来解释，我们也就越想了解个人如何诠释情境，以找出适当的焦虑原因。这通常是与焦虑情境不相称的焦虑。它和情境是不相称的，但是它和原因——情境所启动的内在冲突——却不会不相称。在我处理过最严重的焦虑——例如边缘人格的精神病案主——案例中，客观的情境根本无法解释焦虑，当事人的焦虑原因几乎完全是主观的。

    以上我谈的主要是神经性焦虑及其背后的冲突。然而，我们此刻所面对的难道不就是正常焦虑与神经性焦虑的难以区分吗？我们不是或多或少都有这些冲突吗？而所有冲突到了某个程度不是都变成矛盾了吗？毕竟所有的焦虑都来自冲突，而其源头又在于存有与非存有的冲突，以及存在与威胁存在的冲突。不论我们是“神经性的”或“正常的”，都曾经验过期望与现实的落差。这个区分已不是那样重要了，我相信我们必须检视所有形成的焦虑，把它视为人类处境的一部分，最好不要把它贴上标签。

焦虑、过度谨慎和害羞

    十九岁的爱琳由一对中产阶级老夫妇收养。他们一直住在乡下，而且因为没有兄弟姊妹，爱琳直到上了高中都很孤僻。让她怀孕的对象是其未婚夫，他们从高中便谈恋爱。爱琳说父母虽然没有公开反对他们订婚，但是并不认同其未婚夫，主要因为未婚夫家是卖酒的。在她高中毕业、两人正式结婚之前，他们发生了多次性关系。

    爱琳的“罗氏墨渍测验”的主要特色是极为谨慎、显著的孤僻与退缩倾向、过度细腻的控制，以及兴趣的单调倾向（可能和她的孤僻背景有关），同时原创性也相当高。整体反应为23;3M,6FM,5F,6Fc,3FC;A%,70；一般性反应6，原创性6;W%39,D%61；平均反应时间，二分十七秒；最后三张卡反应百分比48。估计智商：潜能125，效能110。她回答问题时会暂停很久，并认真地研究卡片，好像在默默地思考并过滤反应，这似乎是因为她的自我表达有文化上的困难，同时也证明她的强制性谨慎。刻意谨慎需要花许多力气，也会阻碍生产力。

    虽然她接收自己的内张性刺激时并无困难，但是她对于人际关系上的情绪刺激反应则小心异常。害羞、退缩与小心都是她在表达与反应上的文化障碍——她认为这是因为“我不过是个乡下女孩”。但在较深刻的层次上，她的谨慎是为了避免情绪涉入而产生焦虑，但是她的过度谨慎也将焦虑表露无疑。仿佛她除了透过完美、满足高标准的强制外，就无法有人际关系。当她突破了害羞与谨慎，并针对来自“罗氏墨渍测验”的外在刺激做出反应时，她的焦虑和过度谨慎也减弱了。这表示她的过度谨慎是在对抗产生焦虑的处境。她的焦虑为：深度4.5，广度2，处理焦虑能力2，和其他未婚妈妈比起来，她属于稍高焦虑群。

    她的童年与当前焦虑检验清单都落在低焦虑量范围，但这无疑是因为她排拒“罗氏墨渍测验”的表达方式。在童年焦虑检验清单上，工作的成败是其焦虑主轴，恐慌性不安占第二位；当前的焦虑主轴也是工作成败，第二则是家人的想法。

    显然爱琳的强制谨慎是其个性特征。她凭着极大努力以第一名毕业，并因此短暂“精神崩溃”。另一个例子是她非常小心不要结交比自己“社会地位低”的朋友。在访谈中，她表现得非常谨慎并极力要讨好别人的样子，但这不全是为了获得我的认可，而是要合于她的特定行为标准。

    她的双亲不论在宗教或道德上都非常保守，他们反对跳舞、抽烟或看电影。但是他们并不反对爱琳从事这些活动。爱琳参与的是风气较开放的教会，公开从事上述活动，都不致与父母公开冲突，但是却免不了有隐藏的亲子冲突。她形容自己的母亲总是“忧心过度”。在“核桃屋”的访谈中，她妈妈用“妈妈的小女孩”来称呼爱琳，而爱琳和她妈妈也都承认她妈妈确实过度保护并“溺爱”女儿。她的父母对于爱琳未婚怀孕的事感到受伤且惊讶，但是能够接受并配合爱琳的规划。然而，他们的接受态度比较像是父母亲在照顾小孩。

    她的家庭背景特色很明显是一种情绪真空的状态：父母亲忌讳吵架，不论是他们彼此之间或与爱琳。他们从来不打她，但会在她承认做错事时，与她讲道理并让她安静坐在椅子上反省——爱琳回忆说，“在那段时间内，我会大发雷霆”。这种情绪交换的缺乏，儿时情绪出口的缺乏，以及父母亲对严格标准的信仰，无疑奠定了爱琳疚责感的基础。疚责感也是爱琳过度谨慎的主要动机，这也合理。她说小时候一直很寂寞。她这么说了之后又立刻道歉，坚持自己与宠物狗比和父母更亲。她从不觉得母女之间有任何连结，也没有机会与妈妈亲昵对话。

    她与不得双亲认可的对象订婚并有性关系，似乎一方面是因为对双亲（特别是妈妈）的抑制敌意之故，另一方面也为了弥补家中缺乏温暖与了解所致。她在最后一次访谈中，对妈妈表达出敌意与排拒，并集中在妈妈溺爱她、对她了解太少也没什么信心等事实。

    爱琳建设性地利用“核桃屋”的治疗机会。后续追踪资料显示她对大学生活调适得很好，也全心投入。

    尽管爱琳没有受过肢体的排斥（肢体惩罚），明确证据却显示她在情绪上曾大受排斥，也很寂寞；因此我们在受双亲排斥这一项的评等为稍高。若从她的焦虑症状（过度谨慎、退缩、小心翼翼和害羞）来看的话，她的整体焦虑评等也是稍高。

    虽然在表面上，这些行为特征与她的孤僻背景相关，而在更深刻的层次上，她的退缩、谨慎和小心翼翼，显示她在努力适应所带来的焦虑处境。她的退缩与害羞，似乎是对抗家庭情绪冷漠的保护方法，而她的过度谨慎是在调整达到父母的严格标准与被接纳的努力。家庭的情绪真空提供了爱琳焦虑下的主观冲突的脉络。爱琳的父母不但压抑了自己的侵略性，也不让她有机会反抗他们（与她“讲道理”、让她静坐椅子反省，都是累积排拒与敌意的权威式压迫）。我之前提过，尽管双亲让她可以自由选择，证据显示爱琳在自由选择以及双亲的压迫敌意下，相当有疚责感。她的强制性过度谨慎，也是因这种疚责感而来的。

    我们可附带观察出，爱琳在心理上的主观冲突与疚责感更为强烈，因为她无法对父母产生有意识的敌意。对照被父母公然惩罚的露薏丝和贝西，爱琳找不出疚责感的客观焦点。

处理焦虑的方法毁灭性方式

    负面处理焦虑方式的范围包括单纯的行为特征，如极度害羞、神经官能症、身心相关疾病，以及极端的精神分裂。在极度严重的冲突情境如“巫毒死亡” （voodoodeath）下，个人只能放弃生命才得以避免焦虑。这些负面处理焦虑的方法，是去纾缓或避免焦虑，但却不去解决焦虑下的冲突。换言之，就是躲避危险的情境而不解决它。

    当活动成为强制时——个人觉得被迫从事某个行为，因为它常能纾缓其焦虑，而非自己真心想完成这个行为——“正常”与“神经性”的界线于焉出现。酗酒和强制 “性”行为都是这类例子。动机不再是活动本身，而是活动的外在成效。易卜生在《培尔·金特》（PeerGynt）一剧中便示范了强制“性”行为和酗酒。男主角培尔·金特在前去婚宴的路上，因故自尊受到摧残，所以躲入树丛中独白：

    人们老是在你背后窃窃私语，

    交头接耳地烧透你的全身。

    如果我喝了一小杯烈酒。

    或能不被注意。（如果没有人认得我。）

    来一杯最好不过。嘲笑便不再能伤人。易卜生（HenrikIbsen），《培尔·金特》（PeerGynt,GardenCity,N.Y.,1963），梅尔（MichaelMeyer）译，p.16。

    稍后，培尔·金特对他碰到的三个女孩自吹自擂：

    培尔·金特（突然跳到她们中间）：我是个三头精灵，来一段一男三女的4P吧！

    女孩们：一对三？你行吗，乳臭未干的小子？

    培尔·金特：试试看就知道！易卜生（HenrikIbsen），《培尔·金特》（PeerGynt,GardenCity,N.Y.,1963），梅尔（MichaelMeyer）译，p.34。

    强制性行为可从个人被制止从事特定活动，便会有严重焦虑看出。在西方社会中，“性”活动经常被用来当做逃避死亡焦虑的方式。但是当个人像海明威一样，变成性无能时，会发生什么事呢？

    各种疯狂活动都可以释放焦虑在有机体身上动员起来的紧张状态。强制性工作可能是美国人纾缓焦虑最普遍的方式，它或许可被称作“正常的神经官能症”。它通常综合了所有对焦虑的必须反应——工作是释放焦虑所造成紧张状态的最便捷方式之一。但是工作也很容易便成为强制性的。就像哈洛·布朗在焦虑时，讲话速度也变得超快一样，它只是一种虚假的生产力。

    大家或许多少知道，疯狂活动通常既非个人的最佳表现，也不具有真正的创意。它也无法解决造成紧张状态的问题。重要的问题在于，所追求的活动是否释放了紧张状态但却无法解决潜在的冲突。如果是这样，冲突依然存在，行动也必定会重复出现。这可能就是强制性神经官能症的开端。但是这么说肯定会过度简化，我在此要说明的只是，纾缓焦虑的建设性与毁灭性方法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

    思想的僵固是另一种边缘人格的特征。在宗教或科学的教条主义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僵固是一种疼爱自己使自己免于威胁的方式。克尔恺郭尔以某位教授的故事为例，该教授只能完美地以特定的方式来证明一条定理，但却无法以另一种方式进行。僵固的思想能带来短暂的安全感，代价却是失去了发掘崭新真理的可能性、排除新的学习以及适应新情境的特异技能。特别在当前这个变迁的时代，当演化擦身而过时，僵固的人就只能孤立无援地被留在荒岛上。克尔恺郭尔又说，对命运或宿命的信仰，就像迷信一样，是不愿意为冲突负全责的一种方法。个人或可因此绕过焦虑，但是却以创造力的丧失为代价。当个人需要保护的价值特别容易受到威胁（经常是因为这些人的内在矛盾），而且个人对新情境也比较没有能力适应时，僵固的思想和行为便会以强制性神经官能症的形式出现。

    在本书的个案研究中，我们已看到许多避免焦虑情境的方式。其中包括对困境务实地调适，例如贝西逃到公园躲避妈妈的虐待便是；此外，爱琳的过度害羞，以及海伦否认焦虑的复杂机制——“不，我没有任何疚责感——我甘受这种诅咒的折磨以解决它〔生小孩〕”——也都是。当回避焦虑的方法变得更复杂时，就会产生压抑和形成症状。我无意将这些行为模式分门别类，只想摘述某些它们的共同特色。

    我们在前面已看到，个人在面对焦虑情境时，这些行为模式便会被召唤出来。以海伦为例，我们注意到她在某个“罗氏墨渍测验”反应的焦虑越高，她个人独特的防卫机制如强迫性笑声、否认和智识化现象也越频繁。同理，在爱格妮丝身上，她因为男性朋友的忽视而越加焦虑，就越会显现她独特的防卫行为——侵略性和敌意。我们更看到在焦虑被抚平时，防卫行为也淡化了。这些现象背后的道理很明显：当个人面对焦虑的情境时，对抗它的防卫机制就被启动了。因此，焦虑的出现以及避免焦虑情境之行为模式的出现，两者间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一旦行为模式被结构化，成为一种心理症状的形式，产生焦虑的冲突在到达意识觉醒层次之前，便被压制下来。从这层意义看来，症状可以说是一种以自动心理过程，来化解冲突的结构化内在防卫机制。以布朗的情境为例，只要他能感受到对癌症的恐惧，并全神贯注在头晕这个身心症状上，他也就不能也不会承认任何冲突意识或神经性焦虑。但是当冲突或焦虑意识浮现出来，症状也就消失了。因此（和前面的陈述并不冲突），有意识的焦虑和症状的出现，两者间是一种反比的关系。

    虽然我不清楚布朗是否同意，但是我们都认为，当他的冲突提升到意识的层次时，他便处于“较健康”的状态。我将“较健康”一词放在引号内，因为比起症状的发作，这种状态对布朗肯定是更痛苦和不舒服的。但是此时焦虑的情境却能够解除，在这之前他反而困于严苛的症状之中。我们可将其中隐含的意义普遍化如下：有意识的焦虑虽然比较痛苦，但是它可用来整合自我。当布朗勇敢面对自己的焦虑时，他便不再恐惧癌症；但是他也无法逃避自己对母亲神经性依赖所带来的两难处境。这个观点足以让师和心理治疗师当成格言来学习，那就是，恐慌症患者如果想克服自己的恐慌，他迟早必须做到自己所恐慌的事。用拟人化的方式来表示就是，克服焦虑必须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直捣巢穴才行。我们希望案主在治疗师的协助下，能够渐渐克服多数的神经性焦虑，好在公开面对真实的情境时，不致冲击过大。

    我们由此可以推论，神经性焦虑中的防卫机制和症状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启动内在的冲突。只要这些机制能够奏效，个人便不用面对自己的冲突。如果南西能够让身边的人善待她，她这种完全依赖于别人，同时又认为这些人不可靠的冲突，便永远不会出现。如果海伦能够成功否认或智识化自己的疚责感，那么她的冲突便可以避免。同样的目的，在症状比较复杂的哈洛·布朗身上也可以辨识出来：如果他真的罹患癌症或脑神经受损（或真的相信自己确实如此），他就可以住进医院，将自己交给当局照顾而不会有疚责感。他也不需要去尝试自认无法胜任的工作，并且借此报复妈妈，因为妈妈会被迫在他生病期间提供财务支援。于是，他冲突中的三项主要质素——他的被动性、他向权威臣服的需要以及免于疚责的需求——便可以一次解决。

    只要神经性焦虑的冲突是主观的，抚平它的机制不免便会涉及某种压抑的形式或与某种真实或态度的解离。与贝西跑到公园避免焦虑情境的做法相较，神经性焦虑者努力要摆脱的质素则来自他的内在。要摆脱焦虑便要与这些质素分裂才能达成，如此便会造成内在的矛盾。海伦一方面试图公开否认疚责感的存在，但同时又相当彻底地将这些情感以理性来处理。她这两种减缓疚责感的方法是互相矛盾的：如果她真的相信自己没有疚责感，她便不需要将它理性化。这就好像将军一方面宣称没有战争，一方面又征召军队去冲锋陷阵一样。具体而言，海伦这类人所采用的模式是，以公开否认来压抑自己的情感。在更深刻的层次上，她也觉察到压抑中的谎言，于是又启动了理性化这个机制。为减轻主观冲突而必须采取的解离做法，会启动内在的矛盾，这解释了为何纾缓神经性焦虑的行为模式所带来的安全感，会不断地陷入危机。这些行为模式在回避冲突方面，根本不能持久有效。

    我们在以上案例的讨论中提到一种使个人免于焦虑情境的模式，就我所知还不曾出现在任何焦虑相关的文献中。这个模式就是把焦虑本身当成防卫，这个机制在南西身上看得最清楚。这位年轻未婚妈妈除了一直保持谨慎与警觉——换言之，不但行为极度焦虑，也让别人看到她是多么焦虑——之外，并没有其他有效的防卫方式。她极力让别人能一直善待她（这样她便可以避免冲突），方法是让别人看到她非常需要他们，如果他们不善待她的话，她就会受到很大的伤害。总而言之，这种方法就是在呼喊说：“我已经这么焦虑了，不要让我更焦虑。”焦虑和表现得焦虑的实例都是为了避免冲突，而经常采取柔弱的姿态，她仿佛相信如果别人看到她的焦虑，就不会攻击她、拋弃她或对她有太多期待。我将这种防卫功能的焦虑，称为假性焦虑（pseudoanxiety）。阿德勒也看出这种运用焦虑的方式，但是不称为防卫或假性焦虑，他把所有的焦虑都归类在这个项目下。不过这种焦虑的防卫性用法，除非个人经历了真的深层焦虑，否则不会进一步发展。

    心理治疗区分防卫性焦虑与真正焦虑的不同，特别具有意义。因为具防卫功能的假性焦虑是焦虑共通原则的例外；所谓的焦虑共通原则就是，病患必须先放弃对抗焦虑的防卫，焦虑才有可能释放。当这样的焦虑在心理治疗中得到赞赏，或仅以表面价值对待时，潜藏的冲突就无法澄清，因为焦虑（和其他任何防卫机制一样）只是在遮掩冲突罢了。瑞奇认为，尽管心理治疗案主的焦虑爆发，治疗师还是要攻击他的防卫机制，他的讨论在这里特别重要。请参看瑞奇的《性格分析》（CharacterAnalysis:PrinciplesandTechniqueforPsychoanalysisinPracticeandTraining,NewYork,1945），吴尔夫（T.P.Wolfe）译。

焦虑和人格贫乏

    ……我们蠢极了

    拒绝时间的功课

    并且，漠视生命，

    哭喊着说——“我是邪恶的可怜虫，

    身世沧桑坎坷。”

    我们宁愿被毁，也不愿改变，

    宁愿死于自己的惧怖之中

    也不愿爬上当下的十字架

    让自己的幻影死去。

    ——奥登，《焦虑的年代》

    焦虑与自我发展

    焦虑的意义

    当个人有意框限或觉得被迫要框限自己的人格，又或者当他有意在自己四周筑起一道墙以免于焦虑时，究竟是怎么回事？例如，我有一位案主便患有旷野恐惧症，她无法走出屋外、购物开车或是去参加演员丈夫的首映会。她必须由私人司机载到我办公室进行心理治疗。她名副其实地圈限了自己的世界、活动场域以及刺激发展的场所。神经官能症可说是可能性的否定，是生活世界的减缩。自我的发展因此急遽被削减。用田立克的话来说，这个人为保留少量的存有，而被迫（或选择）接受较广的非存有。

    焦虑和人格贫乏

    有关菲丽丝的研究证明，人格的贫乏会阻断任何导致焦虑的冲突。菲丽丝完全臣服于周遭环境的要求（特别是妈妈），接受伴随而来的人格贫乏，并且全然不会焦虑。我们在讨论（第八章）中特别提到，菲丽丝很高兴产科医生没有让她知道自己的状况，她对自己的“不知道”也颇得意，而且她还利用自己不理性的“科学信仰”作为减缓焦虑的符咒，就像古代迷信者会运用“祈祷轮”一样。她的处境说明了牢不可破的人格窄化所产生的效应。她接受了拘限，并彻底僵化自己的行动（与桃乐丝和布朗不同），使得她扩延与发展的能力均告萎缩。逃避冲突与焦虑的代价便是，放弃自己的自主性，让自己的思考与感知能力变得贫乏，并使自己与他人连结的能力大幅耗弱。

    有趣的是，同样情况在法兰西丝身上并不成功，她也试图框限自己的人格、压抑情感与原创性，以避开焦虑的情境。但是她的原创性却会突破这个框限的过程。当她成功地压抑自己的原创性时，便不会有焦虑。但是当这个框限的过程失败时——例如当原创性浮现时——焦虑也就跟着浮现。

    严重焦虑会造成人格的贫乏。我们前面说过，哈洛·布朗在严重焦虑状态下所做的第一个“罗氏墨渍测验”，生产力极低。既无原创性，也不太运用情感与思考的能力，净是含混的回应，也缺乏与具体真实连结的能力，这些特质可说是焦虑对他的直接效应。通常这种人与自己或周遭环境的关系图条，可说是“模糊不清”。他疾风式说话的行为症状，就像“快速转动的”汽车引擎：噪音与活动很多，却没有移动或生产力。他在不焦虑下所做的第二次“罗氏墨渍测验”，生产力便大增，原创性稍有恢复，思考与情感的运用能力明显增加，处理具体真实的能力也增加很多。先前的暧昧以及与真实含混的关系也消失了。

    另一个案例是桃乐丝，她的焦虑性恐慌使得她在第一次“罗氏墨渍测验”中，事实上瘫痪了她的生产力，也使得她几乎完全无法与“核桃屋”的其他人互动。

    这些事件证明了焦虑多少会瘫痪人在不同活动层面的生产活动——不论是思考与情感的能力如此，规划与行动的能力也一样。这种焦虑造成的贫乏效应是“焦虑会使人不能工作”这个格言背后所隐含的道理。个人与自己、他人以及其他现实层面的关系“含混”，验证了我的观点；换言之，焦虑破坏了务实评估刺激和区分主客的能力。用葛斯汀的话来说，这相当于一种“自我消解”的经验，与自我实现完全对立。当然，就像我们在前一章所看到的，如果我们能够努力工作生产，事情也会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工作有助于消除焦虑。

    要避免扭曲真相与贫乏人格的难忍冲突，另有其他方法。那就是精神病。我们曾说明，夏洛特的轻微精神病，当下似乎没有问题。如果访谈中出现触及可能冲突的主题时，夏洛特便会采取一种强颜欢笑的态度，或退缩静默不语。在她身上，精神病的发展遮蔽了可能的冲突。各种形式的精神病都是主体冲突，大到难以承受，而又无法解决以其他方式解决所造成的结果，因此，精神病代表的是冲突与焦虑的极端出路。在夏洛特这类案例身上，解决冲突的代价便是真实与关系的扭曲，在她对自己未婚怀孕的态度，以及“罗氏墨渍测验”的扭曲反应中都可以看出。我们说过，焦虑的出现是个人尚未严重恶化的指标。就当前讨论而言，焦虑的出现反而表示个人尚未屈服于冲突。夏洛特已经输了这场战役。她要拥有健康的状态，便要重拾焦虑。

    因此，人格的压缩与贫乏便可避免主体的冲突以及伴随而来的焦虑。但是个人也在这个过程中被迫放弃了自由、原创性、独立关爱的能力，以及自主人格发展与扩张的其他可能性。可以确定的是，因为人格的贫乏，我们得以暂时免于焦虑。但是这种“筹码交换”的代价所失去的，便是人类自我最独特和宝贵特质。

焦虑与自我发展创造力，智力与焦虑

    另一个面向的问题在于：越有创造力的人，越会面临焦虑的情境吗？我们已经看到贫乏的人格比较不会有神经性焦虑。反之亦然吗？克尔恺郭尔有一项论题说，既然焦虑是因为我们面对成长过程的可能性，以及与他人的沟通性，因此越有创造力的人，越会面对可能性的情境，所以也就比较常置身在焦虑处境中。葛斯汀也认为有创造力的人比较会涉险，使自己暴露在许多震撼的处境，因此也比较会面对焦虑。陶伦斯（PaulTorrance）说有创造力的孩子，会不断设法寻求焦虑的情境，以促进他们自己的自我实现。陶伦斯（E.PaulTorrance），《压力比较研究》

    （ComparativeStudiesoftheStressseekingintheImaginativeStoriesofPreadolescentsinTwelveDifferentSubcultures），收录在卡鲁斯纳（SamuelKalusner）主编，《为什么人要碰运气》（WhyManTakesChances:StudiesinStressseeking,NewYork,1968）。

    以下我将引述我们研究的年轻未婚妈妈，以她们的焦虑量对照她们的智力潜能、原创性和分化程度，来处理这个问题。我很清楚这个方法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评等也必然是粗略的评断。况且，智力潜能、原创性和分化程度这些因素，可否作为克尔恺郭尔所谓“创造性”的特征，是可存疑的。他使用的是德文雏形（Geist）这个字，意指人类不同于动物的能力就在于他能构思与实现他的可能性。葛斯汀在脑损的研究中，把它称为因“可能性”而超越当下具体处境的能力。我们的研究方法或有缺失，但我相信至少具有建议性指标的作用。

    乍看之下，焦虑和智力潜能这两项的比较都显示，焦虑量为“高”或“稍高”的年轻未婚妈妈，智力潜能也都属于“高”或“稍高”（爱达除外）。相反地，焦虑量为“低”或“稍低”的年轻女性，智力潜能也同样属于较低的范围（爱达还是唯一的例外）。因此，从两者的比较可以看出，拥有较高智力潜能的女孩，焦虑也较高。

    智力潜能这两项评等由“罗氏墨渍测验”专家克洛福（BrunoKlopfer）医生完成。

    智力潜能是以“罗氏墨渍测验”为基础，目的在与智力效能做出区分。评量智力效能对本书研究的问题似乎不太有用。我们在此省略了夏洛特的案例，因为精神病的发展会带入不同的质素，最明显的是让案主从造成焦虑的冲突中退缩出来。

    我也注意到现阶段的智力测量仍具争议性。“智力潜能”一词可以是“创意潜能”，它不会改变我要表达的重点。

    海伦（130）

    南西（125）

    高

    爱格妮丝（120）

    法兰西丝（120）

    海丝特（120）

    爱琳（120）

    稍高

    贝西（115）

    桃乐丝（110）

    菲丽丝（115）

    莎拉（110）稍低

    爱达（100）

    露薏丝（100）低

    我并不是说她们必定会有较严重的显明焦虑，智力较高者本来就比较能有效地管理、控制自己的焦虑。虽然有些读者宁可用“潜在的焦虑”这个词，但是加入“潜在的”这个形容词并不会改变上述观点。潜在的焦虑还是焦虑。“我可能会焦虑”只是强度较弱的“我焦虑”。

    若比较原始反应次数与焦虑程度（见下表），我们注意到所有年轻女性中，除了有一位的原始反应次数属于“高”的范围，焦虑程度却属于“稍高”外，其他的原始反应次数与焦虑程度，都是属于“高”或“稍高”的对应范围。唯一的例外便是研究中的另一位黑人女性莎拉。

    在分化程度与焦虑程度的比较上，除了一个年轻女性外，其余分化程度为“高”或“稍高”者，其焦虑程度也属于这两个范围。这里的例外仍旧是莎拉。我们在莎拉的讨论中指出，非婚怀孕对她所造成的焦虑，不如其他白人女性严重。因此她是不是该给予同样的评等，颇令人犹豫。依据我们现在采用的研究方法，结果似乎比较偏向下列假说：亦即智力、原创性和分化程度较高的人格，也比较会有焦虑。正如利戴尔所说的，“焦虑与知识活动如影随形”请参见第三章……我的说法则是，焦虑的出现是与知识成正比的。阿曼（Amen）与雷尼森（Renison）针对孩童恐惧的研究，可用来证明焦虑与智力的关系，并得出如下结论：越聪明的小孩越能够逼真地记得恐怖的经验，并将之投射到未来成为潜在的威胁来源。

    阿曼等（E.N.Amen&N.Renison），《孩童游戏模式与焦虑关系的研究》（AStudyoftheRelationshipBetweenPlayPatternsandAnxietyinChildren），《心理学月刊》（GeneralPsychologyMonthly），1954,50,3—41。

    以下就是按照原创性（“罗氏墨渍测验”的反应次数）和分化程度所做的评等。

    总的来说，在我们的研究案例中，人格的贫乏与缺少焦虑有关。焦虑会使得人格贫乏和压缩，一旦人格贫乏确定并结构化了——亦即人们变得贫乏了——便可以避免主体的冲突与神经性焦虑。克尔恺郭尔、葛斯汀等人的论旨，已被多项研究所肯定，也就是人格的创造性和生产力越强，面对焦虑的处境就越多。那些书读得特别好和特别有天赋的学生，焦虑也越大，也就越会以焦虑来回应各种压力。那些竞争力较差的学生则会以自责或责备他人来面对自己的表现不佳，以释放自己的焦虑。洁如儿芙等（KristenKjerulff&NancyWiggins），《研究生如何因应压力》（GraduateStudentsStyleforCopingwithStressfulSituations），《教育心理期刊》（JournalofEducationPsychology），1976,68（3），247—254。再者，焦虑可以抑制也可以催化表现，关键在于焦虑的强度以及个人的创造潜能。拥有较高创造力的人比起创造力较差的人，更能够在压力下完成认知性的任务。辛波斯基（JohnSimpowski），《压力与创意的关系》（TheRelationshipofStressandCreativitytoCognitivePerformance），《国际论文摘要》（DissertationAbstractInternational），1973,34（5-A）,2399。许多心理学者相信，焦虑在一定程度内可以促进个人的表现，但是当焦虑不断增加以致淹没个人时，表现能力亦告衰退。我们同意丹尼（J.P.Denny）的说法：或许就是任务的艰难才造成能力较差者的焦虑。丹尼，《概念形成中的焦虑与智商效力》（EffectsofAnxietyandIntelligenceonConceptFormation），《经验心理学期刊》（JournalofExperiencePsychology），1966,72,596—602。其他本来就比较聪明和具创造性的人，则会以焦虑激发自己去达成高品质的表现。

    同理，我们也从备受争议的老鼠实验中学习到教训。《科学》（Science）月刊的一篇报告指出，剑桥大学的研究者发现包括痛苦与焦虑在内的任何寻常亢奋，都能够刺激学习。摘自《心脑公告》（BrainMindBulletin），一九七七年一月三日，2（4）。研究中也发现，住在拥挤围栏中的老鼠，原本预期会有较大的压力却比住在较大空间的老鼠，更不容易感染疾病（肺结核）。换言之，当有机体受到激励即使是痛苦和不方便引起的，也会运作得比较好。这个研究的剩余价值可以陈述如下：适量的焦虑对有机体具有建设性的影响。换言之，生命的目标不是只求满足。我认为生命活力、价值信念、敏感包容都是更恰当的目标。这可能就是为什么那些无法“免于焦虑”并真实经验焦虑的跳伞员芬兹等（W.D.Fenz&S.Epstein），《跳伞员心理亢奋程度与起跳的函数关系》（GradientsofPhysiologicalArousalinParachutistsasaFunctionofanApproachingJump），《心身医学期刊》（PsychosomaticMedicine），1967,29,33—51。和士兵，都比他们在“非焦虑状态”下在从事任务时表现得更好的原因。

    我接下来要呈现的想法，或许可以总结出一些比较不那么严谨的焦虑理论目标。我们在本章前段已指出，神经性焦虑是因为期望与现实的落差或矛盾而产生，而这个矛盾的源头是个人与双亲的童年关系和态度。我们现在要强调的是，期望与现实的落差有神经性的形式，也有正常和健康的形式。

    这种落差事实上就是所有创造性活动中一种条件的呈现。艺术家在自己的想象中孕育具有重要意义形貌的风景形貌。这个风景一部分来自他看待自然景观的方式，一部分来自他的想象。他的画作便是他将自己期望——他的艺术构想——与展现在他面前的风景实况加以结合的成果。于是，此一人为的画作就比被入画的无生命大自然，更丰富和扣人心弦。同理，每一项科学探索也都是科学家将自己的期望——他的假说——带入真实，而当这个过程成功时，他就揭露了某种新的认识真实的方式。在伦理的领域中，个人将自己的期望——更令人满意的关系——引进自己当前的人际关系中，于是人际关系也因此有所转化。

    这种对期望与真实落差的体验，以及将期望变成真实的能力，是所有创造活动的特征。我们已经在人类身上看到这种因应的“可能性”，以及“规划”的能力。请参见第三章利戴尔所言。在这个脉络中，人类可说是具有想象力的哺乳动物。

    不论我们如何界定这种能力，它既是焦虑也是创造力的条件。两者密不可分。如同利戴尔所说的，焦虑是知识的阴影，也是产生创意的环境。我们的讨论到此圆满完成。我们看出人类的创造能力和对焦虑敏感的特性，乃是一体的两面，觉察出期望与真实的落差乃是人类所独具的能力。

    但是这种能力究竟是以神经性或健康的形式被显现出来，差异极大。神经性焦虑下的期望与真实的落差，是一种矛盾的形式。期望与真实无法兜在一块儿，而因为没有人能够长期忍受这种落差的紧张，于是个人对真实进行神经性的扭曲。虽然这种扭曲是为了让个人免于神经性焦虑，但是长此以往只会让期望与真实间的矛盾更加僵固，因此会进入更严重的神经性焦虑。

    然而，具有生产力的活动，它的期望与真实并不矛盾，反而被当成转化真实的创造性手段来运用。这种落差会因为期望与真实逐渐达到和谐，而得以纾解。我们在书中许多地方曾试图指出，这是一种克服神经性焦虑的好办法。人类解决期望与真实之间冲突的力量——我们的创造力——它同时也就是超越神经性焦虑，以及与正常焦虑共处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