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诗经》的“风”“雅”“颂”及其它

 任如居士艺苑 2013-10-12

  

      《诗经》的“风”“雅”“颂”及其它

                                          

    “风”“雅”“颂” 是《诗经》的三个组成部分,亦即是《诗经》的体制。孔颖达所谓“风雅颂者,诗经之异体” 。(见《毛诗正义》)甚是。这体制的区分,可能在孔子以前已是如此。《史记·五太伯世家》记吴季扎聘鲁观乐,已有风雅颂之名。谓歌邶鄘卫(指邶鄘卫三国之风)曰:是其卫风乎?他所观十五国风的次第,与现存《诗经》次第大同小异。①又谓“歌小雅,歌大雅,歌颂”云云。雅颂次第则与现存《诗经》完全相同。吴季札聘问鲁国在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五四二年),时孔子才九岁。可知风雅颂的组成当在孔子以前。孔子在《论语》中曾提到《周南》、《召南》:“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乎,”又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周南》《召南》属“国风”。“雅颂各得其所”,意谓把雅颂整理了一番,使它各各归类。足证在孔子时,诗三百篇早已有“风”“雅”“颂”的区分。

    《诗大序》说风雅颂云:“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是就“风”“雅”“颂”的体制来作概括说明。孔颖达注疏更复加以申述:“国风之音,各从水土之气,述其当国之歌而作之。雅、颂之音则王者遍览天下之志,总合四方之风而制之。宋代学者对风雅颂又有进一步的说明。郑樵云:“风者出于土风。大概小夫贱隶妇人女子之言,其意虽远其言浅近重复,故谓之风。雅出于朝廷士大夫,其言纯厚典则,其体抑扬顿挫,非复小夫贼隶妇人女子所能道者,故曰雅。颂者初无讽诵,惟以铺张勋德而已。其词严,其声有节,不敢琐语艺言,以示有所尊,故曰颂。”(见《六经奥论》)朱熹云:“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方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见《诗集传序》)郑樵、朱熹对风雅颂的看法虽比诗序孔疏细致深刻,但他们总认为国风不及雅颂。朱熹谓雅(主要当指大雅)颂“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则更为迂腐之见。恰恰相反,国风比之雅颂有价值得多。无论就现实内容和艺术成就来看,风的价值远远超过了雅(亦指大雅而言)颂以上。

    诗和声乐有密切关系。但风雅颂体制的形成,主要是被诗歌的内容所决定,而不是完全出于声乐。上面提到过,孔子说“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这一方面说明风雅颂的体制只定于孔子以前;另一方面说明孔子曾用声乐来对雅颂做了整理。应该知道,先有风雅颂等作品,然后有声乐;反过来,有了声乐然后使风雅颂的体制更臻完备。这个问题毛、郑诸儒都不大注意。孔颖达曾这样提到:“诗体既异,音乐亦殊。”朱熹对这问题就有较详细的说明。他说:“诗者乐之章也”。“风雅颂者,乃是乐章之腔调也。(见《诗集传序》)这说明了风雅颂是和音乐紧紧结合着的。他又说:诗之作本为言志而已。方其诗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乐也。以声依永,以律和声。则乐乃为诗而作,非诗为乐而作也。(见《诗集传序》)这里说得更明白,先有诗然后配以音乐。司马迁谓:“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见《史记·孔子世家》)亦说明了先有诗然后有声乐。由于风雅颂的体制不同,也就使风雅颂的腔调有了差别。诗和声乐的关系必不像后世的填词作曲,以文字来迁就音律。

    过去学者论风雅颂,往往惑于“六义”、“四始”之说,缠夹不清。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诗大序》始有“六义”之说。即:“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以赋比兴和风雅颂相淆杂,这是汉儒的陋说。风雅颂是诗的体制分类,赋比兴是诗的创作方法,不能混为一谈。《周礼·春官》:“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六诗即六义。此为《大序》所本。但《周礼》这部书当出于战国时代,是伪书,所说“六诗”更难凭信。孔颖达《毛诗注疏》对“六义”是这样解释的:“赋比兴诗之所用。风雅颂之成形。以彼三事成此三事。”

    “彼三事指赋比兴,此三事指风雅颂。他说赋比兴诗之所用,风雅颂诗之成形,这并没有错。但“六义”的次序是一风二赋三比四兴五雅六颂,分明把诗的所用和诗的成形都搅乱了,简直是不成其为“义。”朱熹对“六义”之说也很感兴趣。他谓“大序只有六义之说是。”(见《朱子语录》),他在《楚词集注》里也很称“六义”:“古今声诗条理无出此者。”这可见朱熹仍未脱汉儒陋说的窠臼。正由于朱熹惑于汉儒“六义”的陋说,所以他的《诗集传》也沿用了赋比兴来说诗。甚至也用赋比兴来说《楚词离骚》,这一点清人方玉润曾经提出了批评:“赋比兴三者,作诗之法,断不可少。然非执定某章为兴,某章为比,某章为赋。更可笑者,赋而兴、兴而比之类,如同小儿学语,句句强为分解也。夫作诗必有兴会,或因物以起兴,或因时而感兴,皆兴也。其中有不能明言者,则不得不借物以喻之,所谓比也。或一二句比,或通章比,皆相题及文势为之。亦行乎其所不得不行已耳,非判然三体,可心分晰言之也。”(见《诗经原始·凡例》)

    方氏这几句话很中肯。《毛传》说诗还只是用“兴”,不曾有“比”或“赋”。而《朱传》则以赋比兴分解每章,皆不必要。例如《关雎》第一章,《毛传》说是“兴”,《朱传》亦说是“兴”。其实这章不但是兴,亦兼有比和赋之义。前二句用“关关雎鸠”起兴,以鸟的和鸣来譬喻男女结合的和乐,(关雎是婚礼乐歌),正如后世婚联“紫燕赓歌玳瑁梁”,显然也含有比义。“窈窕”二句称说新娘是新郎的佳偶,那就分明是赋了。(直陈其事曰赋)总之,用赋比兴呆板地来说诗,终难免于“固哉高叟”之识。

    “四始”之说亦始于汉儒。司马迁《史记》及《诗大序》均有“四始”的说法。但他们新说的“四始”却完全不同。司马迁说:“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见《史记·孔子世家》)而《诗大序》则这样说:“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郑玄《毛诗笺》对“四始”仅仅解释了“始”字:“始者王道兴废之由”,未说明“四始”究竟是指什么。孔颖达《毛诗注疏》引郑玄答张逸谓:“四始”的曰即指风,大小雅和颂而言。陈启源《毛诗稽古编》亦谓“风雅颂四者即是始,非更有为风雅颂之始者。”若依《诗大序》文义来看,固然是如此。但今文家皆采用《史记》说并加以推演,以为“四始”都始于文王,因把《关雎》《鹿鸣》亦附会为文王之诗。魏源、皮锡瑞们都说“四始”是孔子所定,(见魏源《访古微、四始义例》)及皮锡瑞《经学通论、论四始》更难凭信。至于孔颖达注疏引《诗纬汛历枢》之说以金木水火当“四始”,②魏源谓“四始”即正始(正始见《诗大序》):“周南召南,正始之道。”正始即正变(正变亦见《诗大序》,即正风变风)。愈说愈糊涂。说诗至此,诚如韩昌黎所谓“断潢绝港”,更无是处。

    “六义”“四始”之外,还有“变风”“变雅”的问题。变风变雅说亦始见于《诗大序》:“王道衰,礼仪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说变风变雅出于衰世,这话是对的。不过后儒对变风变雅的看法就很多臆断。郑玄认为自周懿王至陈灵公时的作品为变风变雅。陆德明则认为风自“邶”至“豳”十三国风(一百三十五篇)皆为变风;雅自《六月》至《何草不黄》(五十八篇)皆为变风;大雅自《民劳》至《召旻》(十三篇)为变大雅。(见《经典释文》)郑樵不相信变风变雅之说。他提出了辩驳:正变之言,不出于夫子(指孔子)而出于序(指诗大序)未可信也。《缁衣》之美武公,《驷驖》《小戎》之美襄公,亦可谓变风乎?《鸿雁》、《庭燎》之美宣王,《崧高》、《烝民》之美宣王,亦可谓之变乎?(见《六经奥论》)

     朱熹亦尝怀疑正变之说,以为经无明文可考。但是他的《诗集传序》却采用了正变之说:“自邶而下(指邶风),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於此焉变矣……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

    诗三百篇所表露出来的思想情感确有欢乐与哀愁和平与激楚的不同,这也正是三百篇的作者新生活着的那个时代和社会现实的具体反映。说诗有变风变雅未尝不对,但不能象郑玄、陆德明们那样刻板的划分。朱子谓邶而下始有变风,虽较郑陆二氏所说稍为圆融,但既谓邶而下有变,那末二南(指周南、召南)显然是正风,这就值得商榷了。二南不一定就是正风。例如周南的《卷耳》,是归人怀念征夫之词,与卫风《伯兮》同一主题。“我姑酌彼金罍,,虽以不永怀。”“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即所谓借酒绕愁之意。这和《伯兮》的“愿言思伯,甘心首疾。”“愿言思伯,使我心痗。”所表现的思想情感很相类似。若说《伯兮》属于变风,那么《卷耳》也就应当属于变风了。(《奴坟》)亦有怨语,方玉润谓“为正风之变。”又如召南的《野有死麕》是一首男女恋歌,由于男女追求过于迫急,不免举动粗率,故有“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之语。这和郑风《将仲子》的“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的心情表白也没有多大不同。《将仲子》当然是变风了,那么《野有死麕》就没有理由说它不是变风。

    大抵汉儒宋儒说诗,往往犯了执一不通的毛病。这在变风变雅的问题上也明显地表现出来。就是清代的诗经学专家们,也不免承讹  踵陋。至如姚际恒的反对正变,谓“风天正变,雅亦无正变。”(见《诗经通论》)那又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化了。我们并非不可以用正变来说诗,但是必须知道,正中也有变,变中也有正。因为三百篇的收集不在一时一地,编辑成书也不是出于一人之手,诗歌时代的先后原多错乱。要搞清楚正变的问题实在不大容易。这还须要我们读者慎思而阙疑。孟子论读诗:“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所谓:“以意逆志”,就是要把读者去推求诗人作诗的本指。这很重要。本指既得,正变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若拘拘于正变是分,那将是徒劳而无功的。

 

    本站是提供个人知识管理的网络存储空间,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不代表本站观点。请注意甄别内容中的联系方式、诱导购买等信息,谨防诈骗。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一键举报。
    转藏 分享 献花(0

    0条评论

    发表

    请遵守用户 评论公约

    类似文章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