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年粗钢产量

喜悦的季风 2013-10-15

展开全文

中国历年的人均粗钢产量、人均发电量与其他部分国家的横向比较

【人均粗钢产量】

1950年，中国全国的粗钢产量只有61万吨，人口约为5.52亿人，人均产钢仅1.1公斤；而印度的粗钢产量为146万吨，人口3.69亿，人均产量将近4公斤，是中国的3.6倍。

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的工业化水平迅速提升。到了1955年，中国钢产量达到285万吨，人口6.15亿，人均产钢增长到4.64公斤。而这一年印度的人均产钢只有4.35公斤。虽然超过了印度，但朝鲜在1955年的人口才907万，却创造了13.7万吨的粗钢产量，人均15.1公斤，是中国的3.2倍以上。同年，南斯拉夫的约1700万人口生产粗钢80.5万吨，人均47.3公斤，是中国的10.2倍。

1956年中国粗钢产量增长明显，达到447万吨，人口6.28亿，人均产钢为7.1公斤。印度粗钢产量176.6万吨，人口4.06亿，人均产钢还是4.35公斤，只及中国的60%。朝鲜的粗钢产量约为19万吨，人口936万，人均产钢20.3公斤，是中国的2.85倍。中朝两国的差距较上一年明显缩小。

大跃进期间，中国掀起了炼钢狂潮，准备“超英赶美”，使得粗钢产量大幅提升。1960年，中国炼出了1866万吨粗钢，人口6.62亿，人均28.2公斤；印度粗钢产量328.6万吨，人口4.35亿，人均产量只有7.56公斤，还不到中国的27%。中国进一步把印度甩在后面，同时继续着追赶朝鲜的趋势。朝鲜在1960年炼出粗钢64.1万吨，人口1056万，人均粗钢产量60.7公斤，是中国的2.15倍。南斯拉夫粗钢产量144.2万吨，人口1850万，人均产钢77.9万吨，是中国的2.8倍（5年前是10倍）。

但这种迎头赶上的势头很快就随着大跃进的失败而终止。1961年，中国粗钢产量一下子回落到870万吨，人口也下降到6.59亿，人均产量只剩13.2公斤。同年，印度的粗钢产量408.4万吨，人口4.44亿人，人均产钢约9.2公斤，是中国的将近70%。朝鲜的1085万人炼出粗钢77.6万吨，人均产量71.5公斤，是中国的5.4倍，恢复了绝对优势。

1962年情况更糟，中国居然只产出667万吨粗钢，人口6.73亿，人均产钢量不到10公斤；而朝鲜则生产了105万吨粗钢，人口1114万人，人均产量94.3公斤，是中国的9.5倍。印度的人均粗钢产量为11.3公斤，反超了中国。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中国钢铁工业缓慢康复。1965年粗钢产量达1223万吨，人口7.25亿，人均产量16.9公斤。印度粗钢产量641.2万吨，人口4.87亿，人均产钢13.2万吨，重新落后于中国。朝鲜人均产钢量101公斤，是中国的6倍。

1966年，文革动乱肇始，暂时还没有给工业生产带来太大困扰。这一年中国粗钢产量1532万吨，人口7.45亿，人均产钢20.6公斤。朝鲜产粗钢约为130万吨，人口1256万，人均产量103.5公斤，是中国的5倍左右。印度在1966年粗钢产量660.6万吨，人口4.99亿，人均产钢13.2公斤，只及中国的64%。

然而，旋即中国的钢铁工业又在1967年全线动摇。在这天下大乱的一年，中国粗钢产量下滑至1029万吨，人口7.64亿，人均产钢降到不足13.5公斤；朝鲜人均粗钢产量111.7公斤，达到中国的8.3倍。印度产量644万吨，人口5.11亿，人均产钢12.6公斤，逼近中国的94%。可以看出，中国的钢铁工业在1967年经历了可怕的倒退。

1968年情况进一步恶化。全国只生产了904万吨粗钢，人均约为11.5公斤。印度产粗钢649.5万吨，人口5.23亿，人均产量12.4公斤，再度反超中国。朝鲜粗钢产量175万吨，人口1342万，人均粗钢产量达130.4公斤，是中国的11.3倍。

由此可见，文革的最初几年，社会动乱对钢铁工业的发展造成了很严重的阻碍，程度绝不亚于三年困难时期。

1969年以后文革中的错误不断暴露出来，社会上对文革路线的反抗逐渐形成规模，大范围的武斗基本上停止。1970年，中国粗钢产量增长到1779万吨，人口8.30亿，人均产钢21.4公斤；印度产钢量628.6万吨，人口5.48亿，人均产量11.5公斤。中印在钢铁工业上的对比又回到常态。朝鲜产粗钢220万吨，人口1439万，人均产量152.9公斤，是中国的7.1倍；南斯拉夫粗钢产量222.8万吨，人口1984万，人均产钢量112.3公斤，已经落后于发展神速的北朝鲜，但仍是中国的5.2倍。

林彪集团覆亡，周恩来主持经济工作之后，国民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好转。1972年，中国粗钢产量达2338万吨，超过了大跃进时期，人均也达26.8公斤。同年印度人均产钢12.1公斤，只占中国的45%（到1973年只及中国的44.3%）。朝鲜人均产钢163.0公斤，是中国的6倍。

1974年，江青等人展开“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篡权阴谋，全国局势再次紧张。在工业上，首先反映为粗钢产量明显下滑到2112万吨，人口9.09亿，人均粗钢产量降至23.2公斤。朝鲜全年产出粗钢320万吨，人口1614万，人均产钢量198.3公斤，是中国的8.5倍。印度全年产出粗钢674万吨，人口6.00亿，人均产量11.2公斤，占到中国的48%以上。

邓小平三番五次被打倒，四人帮声嘶力竭地煽动，领导人相继撒手人寰，1976年的中国还沉溺于混乱之中。这一年，中国粗钢产量2046万吨，比1974年还要少，人口9.37亿，人均粗钢产量继续落至21.8公斤；而朝鲜人均生产粗钢约为178.7公斤，是中国的8.2倍；印度人均生产粗钢14.8公斤，升至中国的68%。

文革结束之后，工业生产艰难地恢复生机。1978年，中国生产了3178万吨粗钢，人口9.63亿，人均为33.0公斤。同年，朝鲜粗钢产量508万吨，人口1738万，人均产钢292.3公斤，是中国的8.9倍。印度产出粗钢994.8万吨，人口6.57亿，人均粗钢产量为15.1公斤，是中国的46%。

1980年，中国粗钢产量达到3712万吨，人口9.87亿，人均生产粗钢37.6公斤。朝鲜粗钢产量约580万吨，人口1799万，人均产量约322.4公斤，仍是中国的8.5倍。印度粗钢产量951.4万吨，人口6.87亿，人均为13.8公斤，只及中国的37%。

直到1989年，中国的粗钢产量突破6000万吨（6159万吨），人口11.27亿，人均产量54.6公斤，早已把印度的17.1公斤甩在身后。但是，朝鲜这一年产粗钢693万吨，人口2102万，人均粗钢产量329.7公斤，是中国的6倍以上。

二十年以后，改革开放的中国时过境迁。2009年，中国粗钢产量57218.2万吨，居世界首位，是日本、俄罗斯、美国、印度四国产量之和的2.2倍。当年中国人口13.35亿，人均粗钢产量达4286.8公斤，是印度人均产量的80倍，朝鲜的410倍。

【人均发电量】

1950年，中国总共发电量只有46亿度，人均发电量8.33度。而印度发电量为51亿度，人均发电13.84度，是中国的1.7倍；东德（民主德国）发电量为194.7亿度，人口1839万，人均发电达1058.7度，是中国的127倍。

到了1955年，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发电量翻了好几番，达到122.77亿度，人均发电19.97度；同年印度发电量109亿度，人均发电27.37度，是中国的1.4倍；朝鲜发电量31.4亿度，人均346.2度，是中国的17.3倍；东德发电287亿度，人口1783万，人均发电量1609.4度，是中国的80.6倍。可以看出，当时基础落后而又饱受战争摧残的中国电力系统不仅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跟亚欧社会主义兄弟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根本不在一条起跑线上。

1956年是中国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三大改造的完成使得计划经济在特定时期的优势充分显现。1956年，中国发电量165.93亿度，人均发电26.41度；迅速发展中的朝鲜发电量超过50亿度（51.2亿度），人均发电547度，是中国的20倍。印度人均发电29.54度，是中国的1.1倍。东德的1760万人（东德的人口基本一直处于负增长）在1956年发电311.8亿度，人均1771.59度，是中国的67倍。

截至1958年大跃进前夕，中国全年发电量已经达到275.31亿度，人均发电41.72度。印度发电154亿度，人均发电36.41度，被中国超过。此时东德人口仍在持续下降，只剩1731万人，发电总量却升高到348.7亿度，人均发电2014.44度，是中国的48.3倍。中国与东德的差距貌似缩小了一些。

又过了两年，1960年，中国发电量飙升至594.24亿度，人均发电89.75度。印度发电201亿度，人均发电只有46.22度，大约是中国的一半。朝鲜人均发电量865.4度，是中国的9.6倍；东德发电量403.1亿度，人口1719万，人均发电量2345.0度，是中国的26倍（5年前是80倍）。

1962年，经历三年困难的中国电力产业遭受重创，发电量锐减到457.95亿度，人均发电量也降到68度。而印度的发电量则提高到262亿度，人均发电57.64度，逼近中国的85%（1963年甚至达到中国的92%，几乎要反超）。朝鲜在1962年发电114.45亿度，人均发电量1027.38度，是中国的15倍，完全恢复了绝对优势。而东德这一年的人口1714万，下降趋势得到初步遏制，原因在于1961年柏林墙的修筑；全年东德发电450.6亿度，人均2628.94度，是中国的38.6倍。

1964年的情况依旧没有太大的好转，中国发电559.76亿度，未能回到1960年水平，人均发电79.40度。朝鲜发电123.93亿度，人均发电1050.25度，是中国的13.2倍；东德人均发电3001.76度，是中国的37.8倍。印度的人均发电量占到中国的87.6%。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电力产业暂时还没有受到太大的波及，呈现走出阴影的迹象。全年发电825.22亿度，人均发电量110.7度，远超大跃进期间。同期印度发电405亿度，人均发电81.18度，是中国的73.3%。东德人均发电3331.58度，是中国的30倍。

但大动乱的1967年再次将复兴的希望毁于一旦。这一年中国发电猛然下滑至773.75亿度，人均只剩101.32度。朝鲜发电135亿度，人均发电1040.06度，是中国的10.3倍。东德人均发电3492.7度，是中国的34.5倍。印度迎头赶上，全年发电453亿度，人均发电量88.7度，又占了中国的87.5%，眼看肯定是甩不掉了。

1968年中国电力产业持续受损，发电总量只有715.87亿度，人均发电降到91.15度；印度发电量516亿度，人均发电98.7度，竟然超过了中国（也是自1957年后唯一一次超过）。朝鲜发电量140亿度，人均1043.2度，是中国的11.4倍。东德人口1709万，发电量632.3亿度，人均发电3699.82度，是中国的40.6倍。中国的发电与世界先进水平又拉开了差距。

就与印度的比较而言，中国电力系统在文革初期的惨状甚于三年困难时期。

全面内乱的风潮暂休之后，生产力有了一个难得的恢复机遇。1969年全国发电量940.26亿度，人均发电116.56度。印度发电565亿度，人均发电105.6亿度，重新落在中国后面。东德发电654.6亿度，人口1708万，人均发电3832.55度，是中国的33倍。

到了1973年，国民经济基本向好，但早已没了追赶别国的气势。全年发电量1524.5亿度，人均发电量174.87度。朝鲜的1576万人在1973年发电200亿度，人均发电1270度，是中国的6.8倍；东德人口1695万，发电量769.1亿度人均发电4537.46度，是中国的24.3倍。而印度的人均发电仅124.2度，是中国的66.4%。

1976年，文革的最后一年，中国发电2031.3亿度，人均发电量216.75度。同年朝鲜人均发电约1668度，是中国的7.7倍；东德的1677万人口发电891.5亿度，人均发电5316度，是中国的24.5倍。印度发电956亿度，人均152.32度，是中国的70.3%。看来1976年中国的电力产业表现还是比较平庸，不景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