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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名将檀道济:刘宋朝廷自毁的“万里长城”

 美丽心情akj 2013-10-16
我们都知道可以把良将比喻为万里长城。创造这个典故的主人,本身就是一员良将,屈死的良将:南北朝时期,南.刘宋的大将军檀道济

    檀道济无罪被冤杀时,愤怒地呐喊道:“乃复坏汝万里之长城!”

    你们这么干,是自毁长城!

    这是实在话。不过等凶手有所察觉,已经为时晚矣。真理往往总是这样,不到它失去意义,你就无法发现其价值。

    檀道济的事迹,主要见于《宋书·列传第三·檀道济》、《南史·檀道济列传》和《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资治通鉴》大家都知道出自司马光,只写政治斗争和政治人物,以总结得失,鉴古知今;《南史》与《北史》是唐朝史学家李大师、李延寿父子的作品。李大师之所以要重修《南北史》,因为当时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所以要钩沉史海,打通南北,自成一家。其中《南史》以《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为本。撰《宋书》的沈约是南朝官场不倒翁,历宋、齐、梁三朝,官儿越做越大,一生富贵。此人执齐梁文坛牛耳,大力奖掖后进,对刘勰的推举尤其被传为佳话;虽政绩平平,“用事十余载,未尝有所荐达,政之得失,唯唯而已”,然而史才突出,一生撰写?代国史,对文章之事极其看重,简直到了走火入魔的地位:萧衍称帝后依然不忘文人本色,有次跟沈约单挑,标的是关于栗子的典故。二人各自写下,结果沈约不敌,少了三条。沈约事后这样解释:“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意思是说萧衍贵为天子,所以我得让着他。偏偏萧衍又较真,好险将沈约治罪。二人最后确实交恶,沈约忧惧而死。南唐后主李煜词中有这么一句:沈腰潘鬓消磨。其中的“沈腰”便是指沈约。他暮年腰身极度苗条,想来与忧惧不无关系。

    这样一个文人,必然会对自己的文字负责。所以《宋书》中的檀道济事迹,可信度不容置疑。而上述几本史书,关于檀道济都有两个基本口吻:首先他有将帅之才;其次他有不白之冤。《南史》甚至记载,檀道济冤杀的当天,京师建康地震,随后地上生出许多白毛,这样一首歌谣慢慢流传开来:“可怜白浮鸠,枉杀檀江州。”

    江州此地每每令历史心痛。数百年后,司马白居易又为一位流落天涯的歌女潸然泪下,青衫湿透;可是比起那位老大嫁作商人妇的琵琶女,刺史檀道济的冤屈,又何止千万倍!

    腾空位置

    西晋是个速朽的王朝:从灭蜀时计算不过五十一岁,假如从吴亡开始统计,更是只有短短的三十七年。

    如今常有桥塌楼垮的报道,比如重庆的虹桥,所谓豆腐渣工程云云。其实要把桥建塌、楼盖垮,相当不容易。因为国家有强制性的设计规范,工程师设计时已经留出安全系数,国家越富有安全系数越大。一般来说,只有设计、施工、建材甚至地质同时出现问题,才会导致桥塌楼跨的极端状态,否则顶多出点小毛病,只需略微维修加固,不耽误正常使用。

    同样的道理,让一个刚刚统一的鼎盛王朝在五十年内迅速垮台,没有非常之辣手也不行。司马炎和他的宝贝儿子司马衷,愣是不缺乏这样的手段。他们联手毁掉西晋后,残余势力仓促南渡,华夏文明才没有断档,历史重新进入南北大分裂的状态。

    魏晋一直重视门第,门阀士族长期掌握朝政,最有代表性的当然是王氏与谢氏,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王氏的代表人物首推王导和王羲之,他们与秦代统一六国的名将王翦同出一源。晋室刚刚南渡时,朝廷四分之三的官员,要么姓王,要么与王氏有亲属故旧关系,号称“王与马,共天下”。其中的“马”是皇室的复姓司马。公元318年,司马睿由晋王而称帝时,竟然邀请王导一同坐下,受百官朝贺。王导当然没干。谢氏的代表人物首推谢安,后来又出现了文学家谢灵运和谢眺。

    当时朝廷有明文规定:世族子弟二十岁登第出仕,寒门子孙三十岁以上方能试吏。年龄差十岁,还有官与吏的本质区别。因为出身关系如此重大,所以有专人负责管理族谱。晋孝武帝时,贾弼之、贾希镜祖孙三代的专业,就是传谱学?贾氏《百族谱》抄本被官府收藏,有专人掌管鉴别,以防冒名顶替。贾希镜受伧人--南方士族蔑称北方士族为伧人甚至伧鬼--王泰宝贿赂,将其录入琅琊王氏,被人揭发,几乎掉了脑袋。檀道济并非士族,而是寒门子弟。他是如何崛起的呢?没办法,既无祖宗余财荫德,那就只能自己打拼。他和他的领导刘裕一样,都是依靠军功,在血与火中一点点地累积政治资本。源头则是孙恩之变与桓玄之乱。

    孙恩一家,世代信奉五斗米道。这是道教最早的派别,东汉顺帝年间,由张道陵创立于四川鹤鸣山(今四川大邑县北)。张道陵的孙子张鲁长期在汉中传道,信徒众多,最终割据一方。孙恩起兵俗称起义,正史称为叛乱,我看还是折中立场,以中性词“起事”为好。他起事后,会稽(今浙江绍兴)等八郡群起响应,“旬日之中,众数十万。”他随即自称“征东将军”,设立官职,徒众称为“长生人”。 “其妇女有婴累不能去者,囊簏盛婴儿投于水,而告之曰:贺汝先登仙堂,我寻后就汝。”母亲以这种方式解决后顾之忧,难免有邪教特征。孙恩也毫无远见,干事如同散户炒股,只知追涨杀跌。起初听说有八郡响应,他喜形于色:“天下已无大事,过几天咱们就能穿着官服去建康!”后来听说刘牢之大军前来,立即改变语气:“就算割据浙东,总能做个勾践!”等刘牢之带兵?江南下,他再度调低目标:“即便逃走,也不丢人!”

    孙恩每到一地,总是烧杀抢掠:杀地方官,劫掠财物,烧毁房屋,甚至砍伐树木,填埋水井,极度疯狂。他出身于次等门第,所以碰到望族子弟绝不手软。会稽内史王凝之是第一个倒霉鬼。王凝之名声平平,但其父名头无比响亮:王羲之。王羲之有七个儿子,小儿子王献之名气最大。这父子八人名字最后都有个“之”字,还包括王凝之的四个儿子。一般说来,不能直呼尊长的名字,其中的字也不能用。所谓避讳。《宋书·武帝本纪》中凡是不能不提到刘裕,都称“刘讳”。唐朝诗人李贺更倒霉,父名晋肃,“晋”与进士的“进”同音,所以他连参加进士考试的资格都没有,不得不愤怒地大吼:“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衣如飞鹑马如狗,临岐击剑生铜吼”;“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唱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

    王羲之的儿孙,为何如此“不讲究”?

    有人认为这正是五斗米教信徒的特点。是否如此难以实证,但当时五斗米教极度盛行却是事实。比如王凝之就在教。孙恩即将兵临城下,他不调集人马组织防御,而是踏星步斗、拜神起乩,然后告知部下不要惊慌,他已经请到“鬼兵”--天兵天将--下凡,守住各路要津,贼兵必不能犯。

    很幽默吧?

    王凝之的妻子谢道韫,大约算得上效率最高的成功诗人,只因一句诗便名垂青史。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曾经拿她比喻林黛玉:“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事情的起源,是谢安有次召集儿女子侄训话,俄而大雪骤降,谢安灵机一动,便出了道现场考题:“白雪纷纷何所似?”其侄谢朗答道:“撒盐空中差可拟。”侄女谢道韫则说:“未若柳絮因风起。”

    这一咏雪名句,随即光耀千古。

    当时王凝之的外孙正好在王府。孙恩杀掉王凝之及其儿子后,还想杀掉这个小孩儿,谢道韫厉声喝道:“事在王门,何关他族?此小儿是外孙刘涛,如必欲加诛,宁先杀我!”孙恩这才停止屠刀。

    孙恩给东晋制造了大麻烦,倒让刘裕拣了便宜。刘裕也是寒门出身,虽然《宋书·武帝本纪》中说他是刘邦之弟楚王刘交之后,但杨度给杜月笙当清客时,曾经替他续家谱选祖宗,否决了晋朝名将杜预和唐朝宰相杜如晦,最终确定为杜甫。所以这事听后只能会心一笑。反正刘裕曾经在新洲(今江苏镇江市西长江中)伐荻为生,因欠人社钱,被绑在拴马桩上,其困窘可知。

    刘裕捡到的,是谢家的便宜。

    谢琰参加过淝水之战,声望很高,所以朝廷委派他与刘牢之一同平叛。然而此人名不副实,“无绥抚之能,而不为武备”,每日只是饮酒清谈。孙恩大军推进到会稽城外三十里时,将军们纷纷建议整顿军备,在湖中布列水军,设下埋伏,但谢琰根本不听。等孙恩大军赶到,晋军还没吃饭。此时谢琰勇气大发,声言“先灭此寇而食也”。这话他肯定是从书中读到的。而且当时只想着韩信,却忘了晋顷公。他会是韩信么?当然不可能;最终兵败身死,两个儿子一同丧命。只可叹那些士兵,都是饿死鬼。

    南渡之初,广陵(今江苏扬州)和京口(今江苏镇江)聚居着大量的难民(檀道济就流落于京口)。谢玄出镇广陵时,从中选拔骁勇敢战之士,如刘牢之等,组建新军。后来谢玄改镇京口,京口当时又名北府,所以这支军队被称为北府军,是晋军主力。淝水之战,便是北府军之功。如今谢琰一死,军权逐渐落到刘牢之手中。刘裕当时是刘牢之的参军。孙恩杀掉王谢子弟,腾出来的位置都给了寒门子弟。

    孙恩之乱起于公元399年,那年年逾六旬的法显和尚从长安出发,去天竺(今印度)取经。当时刘裕身处下层,甚至还要担任侦察任务:“牢之命高祖(刘裕)与数十人,觇贼远近。会遇贼至,众数千人,高祖便进与战。所将人多死,而战意方厉,手奋长刀,所杀伤甚众。”刘裕都要赤膊上阵,檀道济自然不可能坐办公室,因此史书中难以找到其光辉足迹。他真正以将军的面目出现,还是在平定桓玄叛乱的时候。那时他和两个哥哥檀韶、檀祗一起,都在刘?帐前效力。檀道济还像刘关张桃园三结义那样,收了两个赫赫有名的兄弟。

    桃园结义

    檀道济的两个小兄弟分别是薛彤和高进之。高进之跟薛彤关系密切,通过他认识的檀道济。三人结义在桃园的可能性不大,但确实举行过仪式:“刑牲盟生死”。

    重要人物往往最后出场。比如开会,总是听会者到齐之后,训话者方掐着点儿伴着掌声,款款入室。所谓后来居上。根据这个原则,我们还是要先说说高进之。他是村干部刘邦的老乡,沛国(今江苏沛县)人。其父高瓒身为武师,使拳脚,颇有气力,有次给朋友送葬,回来时听说朋友的妻子被豪强抢走,立即赶去营救,结果连杀七人也没能救出来,因为她已刎颈而死。没办法,高瓒只好负案在逃,亡命江湖。高进之十三岁时,母亲去世。他安葬完毕便四处奔走寻找父亲,结果父亲没找到,却找到了领导:北府军将领刘牢之正在招兵买马。当时大帐里正举行宴会,高朋满座,觥筹交错。高进之进去二话不说,推开上宾就坐下来大吃大喝,四座皆惊。刘牢之见此奇人,不敢怠慢,便深施一礼,问他有何本事。高进之说:“能掐会算,善于计算秘密数字。”这样的大话,刘牢之当然不信,于是考?自己军中铠甲、兵器、粮草的数量,高进之掐指一算,果然大差不差。刘牢之大为惊奇,便拜他为行军司马。可仅仅过了五天,高进之就萌生退意。他说:“刘公疑心重,性格不宽容,容易怨恨别人,而且不够专一,易生叛心。我若不离开,早晚会有灾祸。”于是辞官而去。

    高进之跟下沛人薛彤是好朋友。薛彤很了解檀道济,知道这人靠谱,于是都跟从檀道济,参与平定桓玄叛乱。

    桓玄也出自名门望族。其父桓温刚刚出生时,名臣温峤说:“此儿有奇骨,可试使啼。”听后赞叹道:“真英物也!”于是家人便给他取名为“温”。温峤笑道:“果尔,后将易吾姓也!”

    温峤这话,还真的不幸言中。桓温几乎篡夺了东晋。

    桓温少年时,刘琨与陶侃的名气都很响亮,桓温是二人的粉丝。刘琨与祖逖齐名,合伙创造出成语“闻鸡起舞”,也是“八王之乱”的参与者,当然属于被动卷入。他能诗善文,也曾在石崇的金谷园勾留,是“二十四友”之一,有诗文传世。不过其名气虽然响亮,少时便有“俊朗”美誉,但能力与功绩并不突出,远在名声之下;倒是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不失为一代名将。

    陶侃字士行,家乡是名将彭越的葬身之地,江西波阳县,当时叫鄱阳郡。他也是寒门出身,所幸母亲湛氏智慧异常,留下过“截发迎宾”的美谈。同郡人范逵被举为孝廉赴洛阳途中,在陶侃家投宿。当时大雪封门,陶侃家里一贫如洗,偏偏范逵又带着很多仆从车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怎么办呢?这位聪明的母亲有一头拖地的秀发,她剪掉换来几斛米,又把每根柱子都砍下一半当柴烧,剁掉床下铺的草垫子作为马料。就这样,范逵享受到了精美的晚餐,仆从也没挨饿。范逵本来就很赞赏陶侃的才智,当下越发感动。次日一早,范逵辞行上路,陶侃送了一程又一程,几乎要送出百里。范逵劝陶侃回去,陶侃不肯;范逵说:“请你回去吧。等我到了京都,定会给你美言一番。”陶侃这才转头。后来的结果可以想象,范逵人还没到洛阳,陶侃的美名差不多已经先行到达。

    湛氏贤惠热情,但也不乏智谋。这是个聪明的投资,更是个漂亮的广告。问题是这位伟大的母亲,不光要儿子发达,更要儿子清白。陶侃“少为寻阳县吏,尝监鱼梁”。任职期间,他派人给母亲送去一坛腌鱼。湛氏断然拒绝了这分孝心,写信责备儿子说:“尔为吏,以官物遗我,非唯不能益我,乃以增吾忧矣。”

    这种教育对陶侃想必影响巨大。他为官勤勉,兢兢业业。任职广州期间,一有空闲,就把一百块砖早晨搬出书房,晚上再搬进去。别人问他何故,他说:“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故自劳耳。”以这种方式自我磨砺,堪比刘备种菜园。陶侃非常珍惜时间,经常这样教育属下:“大禹圣者,乃惜光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一旦发现部下饮酒空谈、赌博误事,就将酒具赌具扔进长江,并且鞭打当事人。当时社会清谈成风,讲究清静无为,反正大家都是既得利益者,如果普天之下全都清静无为,那么他们的财富地位既不会被皇帝与其他士族夺走,也不会被寒门子弟占有,岂不是和谐社会?士族们以此为荣,寒门子弟出身的陶侃当然不会赞同。他认为这种清谈的风气,是“乱头养望”--类似现在以留长发或者怪异发型的方式,来争取眼球,博得名望,毫无益处。

    陶侃还制造出一个成语:木屑竹头。他奉命造船时,留下了大量木屑和竹头,都是所谓的边角废料,接近垃圾,陶侃却下令一一造册登记,谁也不明白这位堂堂的荆州刺史,犯了哪门子神经。到次年春节,谜底揭开:大年初一,同事们聚会团拜,当时雪尚未晴,地下泥泞不堪。陶侃下令用木屑铺地,诸位将佐官吏常年江边走--荆州刺史的基本职责,就是防御长江--这才得以不湿鞋;后来桓温又打造战船,陶侃留下的竹头,全部被加工成竹钉,一 一派上用场。

    一代名将陶侃,细密大抵如此。

    桓温确实有点成绩,首先是灭了成汉,将四川、重庆等地重新“收归国?”。陶侃的竹头,大约就用在此次行动中。后来桓温又先后三次北伐。第一次已经打到霸上,离长安不过咫尺之遥,但他没有继续进兵,因为打下江山不是自己的。本想收割春麦作为军粮,却被后秦军队抢了先,最终粮草不济,只得退兵;第二次北伐,洛阳得而复失;第三次北伐的对象是前燕,半路上看见从前种下的柔柳,都已长成参天大树,有的甚至十人才能合抱,不觉感慨万千:“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于是“攀枝执条,泫然流涕”。进军到枋头(今河南汲县东北)后,军中绝粮,前秦又发来援兵,桓温赶紧烧船弃甲,登陆撤退。途中遭遇前燕骑兵伏击,损?三万余人,大败而归。

    当时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以及另外一位文学家孙盛,都是桓温帐下的参军。这次失败,孙盛如实载入《晋阳秋》,桓温闻听大怒。他举兵北伐无非要树立威望,怎么能做反面广告?于是便以杀身灭族威胁孙盛的儿子:“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说?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但孙盛绝不屈服,坚持不改。

    桓温一心篡晋,曾经抚枕而叹:“既不能流芳百世,不足复遗臭万载耶?”但在谢安等人的钳制下,他这个想法始终只能是想法。桓玄子承父业,才变成几个月的现?。

    桓玄着手篡晋之初,刘牢之掌有重兵,但他想坐收渔人之利,就假意投降桓玄。然而桓玄更鬼,刘牢之一来就将其调出军队。如此以来,刘裕等人的位置,又前进了数格。起初刘裕韬光养晦,假意支持,等桓玄失去人心、众叛亲离,他便联络刘毅、何无忌等北府军青年将领,起兵讨伐。

    此时檀道济以及其兄檀韶、檀祗,还有族叔檀凭之,都在给刘裕效力。这种现象很普遍,除了檀氏,还有朱龄石、朱超石兄弟,沈田子、沈林子兄弟,等等。新兴势力的特征明显。在此期间,曾经投身桓玄门下的陶渊明,乔装改扮来到军中,向刘裕报告桓玄的虚实,被任命为镇军参军。陶渊明带来的情报固然重要,也能反映出民心向背,但终究不能立竿见影。要想解决战场上的问题,还得依靠檀道济之辈。檀道济带领高进之和薛彤,高歌猛进,一路奏捷。尤其是高进之,率先俘虏桓玄的大将王雅,在奔牛塘大败敌军,又斩敌将路雍岐,缴获了桓玄使用的天子旌节和乘船。这些功劳,他全部让与盟兄檀道济--当然这也正常。功劳总是主将的。

    桓玄死后,桓振继续作乱。桓振也不失名将风范,勇猛异常:“振虽兵少,左右皆力战,每一合,振辄瞋目奋击,众莫敢当。”激战中间,他以酒当水,痛饮完毕,又乘醉突阵,依稀能看到当年西楚霸王项羽的影子。

    可打到最后,桓振还是被檀道济擒获。

    这些功劳便是檀道济事业的第一桶金。他被任命为辅国参军、南阳太守,封吴兴县五等侯。孙恩投水自杀、成为“水仙”之后,其妹夫卢循统领余部,先受朝廷招安,后来再度起事,一度兵临建康城下。这场兵戈,又为檀道济赢得了唐县男的爵位和四百户食邑。

    北伐建功

    淝水之战的惨败,导致前秦分裂为后秦、北魏和南燕三个割据政权。刘裕灭掉桓玄,有再造晋室之功,被封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牢牢控制政权。他志在取代晋室,为树立威望,决心北伐,首要目标便是南燕。

    南燕最为强大时,据有河南一部及山东大部,都于广固(今山东青州)。公元409年正月,南燕国主慕容超嫌宫廷乐师人少,演奏歌舞不够排场,决定派兵南下,向东晋“借”点吹鼓手。战争目的如此荒唐,其国家的结局可以想见。当年二月,慕容超妄启边衅,进兵东晋彭城郡之?豫(今江苏宿迁东南),掠走百姓两千五百人。这事点燃了刘裕北伐的激情。当年四月,他起兵十五万从建康出发,五月抵达下邳(今江苏邳州西南),然后留下战舰和辎重,全军弃舟登岸,从陆路取道琅琊(今山东临沂北)北进。

    檀道济和其兄檀韶,都在北伐军序列中。面对东晋的攻势,南燕将军公孙五楼提出三个策略:上策是集中兵力凭借大岘山(今沂山)之险,阻止晋军长驱直入,逼迫其作旷日持久之战,然后派并州徐州部队断绝晋军粮道,兖州兵东下抚晋军之侧背;中策是各地凭险固守,坚壁清野,饥疲晋军,等其撤退时再展开追击;下策是放弃大岘山之险,以优势骑兵依托临朐(今属山东)、广固间的平原,与晋军决战。

    慕容超偏偏采纳了下策。他自弃险要,下令撤回莒县(今属山东)、梁父(徂徕山南)的守军,放晋军越过大岘山,打算靠马刀解决问题。

    对于刘裕而言,这可真是天大的好事。他做梦也没想到能不战而过大岘山天险。全军通过之后,他高兴地说:“部队已过险要,士兵都有必死的决心;到处都是粮食,全军没有挨饿的危险,这一仗怎么可能不胜呢?”

    当年六月,慕容超派公孙五楼带领五万骑兵进驻临朐,自己率步卒四万继后,准备与刘裕决战。鲜卑骑兵向来厉害,刘裕不敢怠慢,将四千辆战车分为左右两翼,两辆车并排,用来对付骑兵的冲击;步兵置于战车中间,骑兵在最外侧担任警戒。

    双方交手,各有胜负,局面一时难下。晋军劳师远征,拖不起时间,刘裕采纳参军胡藩的建议,派他带领人马,绕到燕军背后,对外宣称是海路赶来的援兵。消息传出,南燕震动:这意味着东晋的水师,已有随时渡海的能力。刘裕趁机指挥大军展开猛攻,檀韶带领胡藩等人,一举拿下临朐,然后乘胜追击,将慕容超死死包围在广固城中。

    慕容超赶紧向后秦求救。当时后秦正在跟大夏作战,只能派出万人以为姿态,于是遣使过来虚张声势,声称已在洛阳集结十万雄师,随时可以切断晋军退路。这个伎俩当然没能骗住刘裕。后秦若果真有此决心,保密都来不及,怎么可能事先通报敌军?由此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期的嘴皮子功夫,已经不合时宜。不是人们的口才退化,就是智力已经进化,分辨能力大幅度增强。

    后秦的万人援兵没走多远,随即退回。倒霉的是,南燕使者半路上被晋军俘虏。刘裕下令押着他在广固城下示众,并且高声大喊:“后秦无兵可派!后秦无兵可派!”燕军一看,士气更加低落。

    晋军在城外修筑内外两层各三丈高的长堤,防止燕军突围。每当朝廷有使者或援兵过来,刘裕都连夜派出很多士兵迎接,天亮之后再敲锣打鼓地开到大营。这样的场面每经历一次,燕军的士气都会降低几个百分点。

    最后关头,立功的是檀道济的部将高进之。这家伙还是个能工巧匠,他制作出精良的攻城器具飞楼和冲车,使用方便,为最终破广固灭南燕奠定了基础;檀韶则第一个登上城墙。因为这个缘故,战后高进之受封为广固相,檀韶则领北琅邪太守,进号宁朔将军、琅邪内史。檀道济当然也有封赏。

    公元416年,早已离开刘裕的陶渊明大约五十二岁,当年作了《饮酒》诗二十首;法显和尚从西域归来,写成《佛国记》;秦州一带地震有声,这是有据可查的首次有地声的地震。

    但更大的地震,还在后头。就在那一年,刘裕再度起兵北伐,前锋是冠军将军檀道济、龙骧将军王镇恶,战役目标则是灭后秦。

    这是两国的战略决战,因此刘裕兵分五路,尽起全国精锐:檀道济、王镇恶率步兵沿淮河、?水向许昌、洛阳进发;建武将军沈林子率水军自汴水溯黄河西进;冀州刺史王仲德都督前锋诸军,由彭城经泗水、巨野泽进入黄河;新野太守朱超石率军由襄阳进攻阳城(今河南开封东南);振武将军沈田子、建威将军傅弘之由襄阳挺进武关,牵制关中。刘裕亲率水军劲旅驻扎彭城,等水路全部打通,便督军西进。

    檀道济、王镇恶接到将令,随即带领本部人马,攻击前进。檀军进展神速,率先到达项县(今河南项城,袁世凯老家),后秦守将姚掌不战而降。檀道济继续西进,在新蔡(今属河南)遭遇后秦大将董遵的顽强扺抗,他指挥?进之、薛彤等人,猛烈进攻,最终破城,杀掉董遵,继而攻克许昌,俘虏后秦颍川太守姚垣及大将杨业。

    檀道济所向披靡,一时间士气高涨,军威大振。他乘胜推进,拔阳城,克荥阳,直抵成皋(今河南荥阳),秦将韦华也举了白旗。荥阳、成皋一失,洛阳也就成了孤零零一颗熟透的桃子。镇守洛阳的是后秦征南将军姚洸,他连连告急,向关中乞求援兵。姚泓派将姚益男领一万人马星夜兼程,赶赴救援,可援军尚未到达,姚洸无力承受猛烈的攻击,已经带领四千残兵,开城请降。将军们都主张杀掉俘虏以壮军威,但檀道济不同意。他说:“伐罪吊民,正在今日。”下令全部释放,让他们回归乡里,同时严明军纪,保证进入洛阳后不扰民。此举让宋军大大得分,羌人争相归附。自从桓温北伐以来,汉族居民还没见过晋军--这可是所谓的王师。檀道济既无暴虐之举,他们当然乐得支持。

    洛阳是军事重镇,刘裕非常重视,事先特意告诫诸将:“克洛阳,须大军至,未可轻前。”但谁也没想到,洛阳不过是个纸糊的老虎,一戳就破。战机稍纵即逝。檀道济和王镇恶不等主力会合,便向纵深推进:王镇恶攻克渑池,准备进军潼关;檀道济和沈林子渡河北上,进攻蒲坂(今山西永济),打算绕过潼关,直插关中。然而蒲坂地势险要,城坚难下。檀道济审时度势,再度回军河南,会同王镇恶合攻潼关。后秦太宰姚绍率军五万援救,开关出战。檀道济和王镇恶指挥所部奋勇冲杀,杀伤秦军千余人。秦军受挫,退驻定城(今陜西华阴东),据险固守。

    公元417年正月,刘裕率军从彭城出发,溯黄河而上。王仲德所部先向北进发,然后折向西进入?河河道。北魏派出三万骑兵,在黄河北岸监视晋军动向。北魏也是鲜卑人的国家,他们的骑兵已经装备马鞍,战斗力非常强。晋军长途行军,侧翼完全暴露在北魏骑兵的马刀之下,这在战史上还从来没有过。然而刘裕不愧是员名将,善于指挥步兵、水军、骑兵、战车协同作战,发挥最大的战术效能。尽管右翼毫无保障,他依然胸有成竹,下令以战船和水军为依托,战车在河边摆成弧形,弓弩手、长矛手布置在战车中间,组成“却月阵”。北魏骑兵海浪一般冲来,效果却如同头撞南墙,最终只得眼睁睁地看着晋军西进,顺利抵达洛阳,完成集结。

    后秦国主姚泓组织步骑数万,本打算正面迎击刘裕,忽然接到武关告急的文书,决心先解决侧翼,于是带领人马直下东南。推进青泥(今陕西蓝田)时,正好跟沈田子不期而遇。沈田子所部只是疑兵,兵力不过千余人。突然遭遇强敌,情况十分危急。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沈田子临危不惧,激励部下主动发起攻击,晋军个个玩儿命,给予秦军重大杀伤。正在此时,晋军后援赶到,姚泓无心再战,匆匆败退而去,关中郡县纷纷望风而降。

    正面之敌据险死守,一时难下。王镇恶自告奋勇,带领艨艟小船,沿渭河直接突击长安。定城的秦军得到消息,赶紧后撤到郑城(今陕西华县)。敌退我进,刘裕也跟着进逼郑城。王镇恶进展顺利,很快就推进到了长安北部的渭桥。姚泓带领主力过来试图堵截,但他的阵势还没摆开,已经被前方的溃兵冲散。八月二十四日,姚泓见大势已去,只得束手就擒,最终被押到建康斩首,后秦灭亡。

    这是整个东晋南北朝期间,唯一成功的北伐。刘裕恢复了整个黄河南岸地区,使南朝疆域达到最大值,相当于三国时期吴蜀两国的总和再加上关中。北伐期间,大军中途变更方向(先向北后折向西)、侧敌行军(右翼完全暴露给北魏),都是战争史上的创举。然而刘裕的着眼点始终在国内,担心后方有变、大权旁落,不等关中形势稳定,便留下十岁的儿子、桂阳公刘义真为安西将军,雍秦二州刺史,镇守关中,王镇恶、沈田子、傅弘之等人辅佐,主力匆匆撤回,最终还是被别人摘走了成熟的桃子。

    王镇恶是王猛的孙子,而王猛又是前秦苻坚的名将贤相,号称“关中良相惟王猛,天下苍生望谢安”。在他的辅佐下,苻坚的前秦政权实力大增。如果不是王猛已经去世,苻坚也许不会贸然发动淝水之战,前秦也不至于脆败。这些都是题外话。王镇恶背景特殊,而手下将领又全部是南方人,于是慢慢传出谣言,说他打算杀掉所有的南方将领,窃取关中自立。此前曾经有人告发王镇恶“有异志”,因为他将姚泓使用的辇据为己有。刘裕派人调查,得知王镇恶只想要辇上的珠宝,也就没有追究。反正王镇恶素来贪财,尽人皆知。此时谣言四起,军心不稳,刘裕又远在建康,鞭长莫及。最后青泥大捷的功臣、中军参军沈田子设计杀掉王猛,没过多久,他自己又被长史王修收杀,王修又被刘义真处死。诸位将军内讧,关中实力大为削弱,很快就被大夏吞并。

    顾命大臣

    刘裕东归后,声望日隆,晋封宋王。檀道济则被提拔为征虏将军、琅琊内史。公元420年,刘裕正式踢开晋室,自立为帝,国号大宋,檀道济因佐命有功,改任丹阳尹、护军将军,封永修县公,食邑两千户。两年之后,又奉命出任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镇守广陵(今江苏扬州),监淮南诸军。公元422年五月,刘裕旧病复发,他将太子刘义符叫到病榻跟前安排后事,指出:“檀道济虽有干略,却无远志,非如兄韶有难御之气也;徐羡之、傅亮当无异图;谢晦数从征伐,颇识机变,若有同异,必此人也。”就这样,檀道济等四人被安排为顾命大臣。  公元423年,北魏乘刘裕新丧,兵分多路,大举南进。很快,鲜卑骑兵的马蹄就在司州(州治虎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西北)全部及青州(州治东阳,今山东费县西南)、兖州(州治今山东兖州)、豫州(州治谯,今安徽亳州)大部分地区,溅起滚滚烟尘。

    关于地名,得多说两句。南渡之初,王导实行侨寄法,在南方士族比较薄弱的地区设立侨州、侨郡和侨县,以安置北方难民,设有司、豫、兖、青、徐、并等六个侨州。后?刘裕北伐,夺回一些地盘,于是就出现了南徐州、南豫州这样的地名。上述报警地区,基本都是刘裕北伐的战果,现在北魏准备再夺回去。

    军情紧急,檀道济立即和王仲德一起,率军北上救援。大军开进到彭城时,司、青二州同时告急。檀道济兵力单薄,无法兼顾,考虑到青州距离较近,情况更加危急,决定救援青州,随即星夜兼程北上。魏将叔孙建得到消息,立即烧毁营帐和攻城器具,不战而退。檀道济本欲追击,但是大军乏粮,城内也无现成的余粮,只得打开地窖调取库存。地窖很深,等取出稻谷打成米,已经过了一夜,无法追?魏军。檀道济见东阳城饱经战火,已经残破不堪,便将青州治所移到不其城(今山东即墨西南),尔后回军湘陆(今山东鱼台东南),遏制魏军南进的势头。等局势稳定,这才还师广陵。

    公元424年,徐羡之等人见宋少帝游戏无度,荒废朝政,打算将其废掉,随即召檀道济密谋。这事非同儿戏,檀道济先征求高进之的意见。高进之说:“您打算效仿霍光,还是效仿曹操?如果效仿霍光就废掉皇帝;如果效仿曹操,就不要废。”随即进一步解释:“您如果忠于武帝(刘裕),那么少帝不废、琅琊王(刘义隆)不立,武帝的天下就难以安稳;如果您想当皇帝,就该让政治混乱,皇帝昏庸,您好趁机修德布恩,招罗人才,争取民心,那就不能废掉少帝。”

    尽管是结义兄弟,但这事实在太过重大,所以高进之目光冷峻地手握腰刀,死死盯住檀道济,一言不合就要拔刀相向。檀道济走下台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叩头祷告:“武皇帝在上,我檀道济若有二心,天地不容!”随即统一口径,对废立之事既不出头推动,亦不阻挠反对,小车不倒只管推。檀道济赶到京师建康的当晚,与谢晦同宿领军府。谢晦的家眷已经事先迁出,府内是临时军营。谢晦心怀恐惧,辗转反侧,夜不能寐,而檀道济上了床便鼾声如雷。谢晦一见,不得不佩服檀道济的镇静与胆量。次日一早,四位顾命大臣入殿假传太后诏令,废掉少帝,迎琅琊王刘义隆入承大统。是为宋文帝。

    在此之前,徐羡之等人已经先行废掉刘裕次子、庐陵王刘义真。因为刘义真年长,有继承优先权。最终他和刘义符都被杀掉。著名诗人谢灵运、颜延之和释慧琳都是刘义真的座上客,号为“三友”。他们经常在一起饮酒赋诗,畅谈文学。酒酣耳热之际,刘义真就说大话,声称自己一旦得意,便让谢灵运、颜延之为相,慧琳做西豫州刺史。如今大树已倒,大家自然都不会有好果子吃:谢灵运被贬为永嘉(今浙江温州)太守,颜延之出任始安(今广西桂林)太守。

    颜延之赴任途中,在寻阳盘桓多日,跟陶渊明对饮,临走时又给他留下了两万钱。这些钱陶渊明分文未取。全部送到酒家,预存为酒资。如此名士风范,千百年传为美谈,但无人知道诗人的妻、子,作何感想;正如人人都称慕鲁迅先生与许广平的伟大爱情,但却无人关心朱安的感受。

    顾命大臣废旧立新发生在公元424年。谢晦的闺女是刘义真的妃子,谢都督“为了国家”,不惜让女儿守寡,也算可叹。为了永葆富贵,他们派谢晦领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加都督。南朝防御的关键在于长江,最重要的节首推荆州。敌军一旦占领这个上游渡口,便可顺流直下;其次则是广陵,它位于长江下游,紧靠都城建康;中间的江州(州治今江西九江)算是缓冲。如今谢晦、檀道济外占要地,徐羡之、傅亮内控朝局,正好彼此呼应,全局皆活。谢晦获得要职,不免喜形于色。他向从叔谢澹告别时,谢澹很看不惯“贤侄”的得意忘形,便不动声色地问道:“宣明年岁几何?”谢晦答道:“三十五。”谢澹微微一笑:“荀中郎二十七岁为北府都督。”谢晦闻听,不觉面有愧色。

    然而这些措施,并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 前面说到“周勃安刘”时,对周勃的过激反应以及由此导致的下狱原因,做了合理推测,估计会有很多人反对。这也正常。然而在这里,徐羡之等人的命运,依然可以作为周勃的旁证。尽管有两百年的时空间隔。

    徐羡之等人说起来是废暗立明、有利于江山社稷,而且刘义隆又是直接受益者,似乎应该对他们恩赏优渥、宠信有加,但其实正好相反。几个大臣联手就能擅杀旧主,内震朝堂,外据重镇,这还了得?因此刘义隆对他们是外松内紧,表面大加封赏,比如檀道济进号征北将军、加散骑常侍、给鼓吹一部,食邑四千户,加封武陵郡公,檀道济辞谢公爵,宋文帝又让他加督五郡诸军事;暗地里呢,宋文帝悄悄培植心腹班底“五臣”,只等瓜熟蒂落。

    元嘉三年(公元426年)正月,宋文帝秋后算账。他先以伐魏为借口召回檀道济,随即下令追究弑主之责。本打算将徐羡之和傅亮召来就地处置,但傅亮得到线报,以嫂子病重为借口,请求暂且回家,同时派人飞报徐羡之。谢晦先乘车出了郭--外城--门,然后骑马--士族子弟的风范只能乘车,不允许骑马--直奔兄长傅迪墓而去,最终被屯骑校尉郭泓抓住,交给廷尉斩首。徐羡之接到报告,乘坐内人问讯车出了外城,自杀身亡。谢晦的长子、弟弟和,一并伏诛。

    消息传出,谢晦只有起兵反抗。他下令江陵(荆州州治)将士给徐羡之、傅亮举哀,并为兄弟子侄治丧,然后起三万精兵,准备“清君侧”。临行之前,他想请司马庾登之留守江陵:“今当自下,欲屈卿以三千人守城,备御刘粹。”司马本来就是军职,论说是义不容辞,但庾登之没兴趣:“下官亲老在都,又素无旅,情计二三,不敢受此旨。”谢晦以为兵力不够,就询问幕僚:“战士三千,足守城不?”南蛮司马--谢晦还领有南蛮校尉的职衔,本来可以几块牌子一套班子,但士族子弟实在太多,所以官员数量极其庞?--周超对曰:“非徒守城而已,若有外寇,可以立勋。”口气颇类魏延守汉中。谢晦闻听大喜,立即任命周超为司马、建威将军、南义阳太守,留守江陵;改任庾登之为长史。

    谢晦要防备的刘粹,是雍州(郡治今湖北樊)刺史。刘粹是刘毅的族弟,但刘裕讨伐刘毅时,刘粹立场坚定,所以事后不断进步,以都督身份任雍州刺史,正好在荆州北方,恰似谢晦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巧的是,刘粹的儿子刘旷之正跟着谢晦干,在其帐下任参军。宋文帝对此甚是疑虑,然而刘粹依旧立场坚定,跟定中央不动摇;谢晦呢,也不害刘旷之,?他放掉:刘粹的运气比名将乐羊好,不必品尝儿子的肉羹。

    对于谢晦的反叛,宋文帝早有心理准备。他先派中领军到彦之率兵两万抵挡,同时动员对檀道济参战:“废立之事,你未参与谋划,我不加追究。现在谢晦盘踞荆州,抗表犯上,不知你有何良策?”檀道济纵然是根棒槌,也明白该怎么说,因此态度非常坚定:“臣昔与晦同从北征,入关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练,殆为少敌。然未尝孤军决胜,戎事恐非其长。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讨之,可未陈而擒也!”

    文帝要的就是这个态度。于是派檀道济和到彦之为先锋,调集各路人马征讨。豪言壮语,好说难做。谢晦的三万精兵,也不是白给的。怎么办呢?高进之有个好主意:他模仿檀道济的笔迹给谢晦写信,表示愿意里应外合。谢晦如同捞到救命稻草,立即抓住不肯松手;他派弟弟谢遁留守荆州,同时向周超许愿,如能击破南下的刘粹,就封他为龙骧将军、雍州刺史。

    安顿好一切,他便率领两万主力,浩浩荡荡地沿江东下。

    谢晦看来还真是不懂打仗,因此任命庾登之为长史,让他总领军事。这是他最大的失误:人家说得清清楚楚,不想搅和进来,就差直接摊牌,但谢晦愣是听不懂。就像马邑之谋时,汉武帝派韩安国为统帅。这仗要是还能打赢,岂不奇怪?

    当年二月,谢晦到达江口(今湖南岳阳北,洞庭湖入长江处),庾登之则进据巴陵(今湖南岳阳)。庾登之听说到彦之所部已经抵达彭城洲(今岳阳东北长江南岸之彭城矶)后,畏缩不前。适逢连日大雨,他不发一令,每天只呆坐于船中,完全是伸着脖子等待挨刀的姿态。道理很简单,一旦宋军后援赶来,破敌更无可能。谢晦催促进兵,庾登之就派人做出大囊装满茅草,悬挂在船帆上,声称准备火攻,但这需要合适的气象条件。谢晦只好答应缓兵半月。半月后天已放晴,庾登之不得已派出中兵参军孔延秀进攻彭城洲,结果一战而胜,宋军弃洲而逃。初战不利,宋军将军纷纷主张退屯夏口(今湖北武昌),等待援军,到彦之唯恐刘义隆震怒降罪,步子不敢太大,只退到彭城洲东北的隐圻,同时派出使者,极力催促檀道济

    谢晦初战告捷,得意无比,赶紧上表宋文帝,提要求讲条件。可是使者刚走,他就遭遇当头一棒:檀道济大军赶到,宋军士气复振。当然还有更坏的消息,此时他尚不知道:高进之已经带领一支精兵,抄小路直奔江陵而去。到了江陵便四处扬言:檀江州已带重兵前来,准备砍下谢晦的脑袋,以谢天下!消息传开,江陵愈发人心惶惶。

    看到檀道济的旌旗,谢晦顿时方寸大乱。檀道济能征善战,谁不知道?他登高远眺,见对面战舰不多,这才约略放心,但还是没有采取行动。夜里风起,檀道济随即指挥所部,大小战船扬帆起航,舰队首尾相接,气势磅礴。

    二月十九日,檀道济的攻击正式开始。

    宋军泰山压顶,叛军哪里还有半点勇气信心。不等接战,便纷纷败逃。谢晦见势不好,只得趁着夜幕掩护,乘小船逃回江陵。周超倒还真有点本事,刘粹万余人马来攻,被他一顿暴揍,又打了回去。谢晦此时再见周超,雍州刺史不必再提,只有愧谢。识时务者为俊杰,周超看情形不对,立即抛弃军队,单帆赶到彦之军中请降,争取宽大处理。谢晦呢,带着兄弟侄子等七人,打马奔逃。有个侄子身体肥胖,无法骑马,拖累了行军速度,逃到安陆郡延头(今湖北大悟东南)时被抓住,押到建康,咔嚓一刀。

    谢家子弟集中问斩,一时间看客云集。谢晦的另外一个女儿是彭城王刘义康的妃子。她不顾丈夫阻拦,披头跣足,号啕大哭,跪在父亲跟前说:“大丈夫当横尸疆场,奈何凌籍都市,自毁声望?”

    然而自杀也好战死也好斩首也好,望族谢氏终究难逃枝头零落的命运。

    四位顾命大臣解决掉三个,刘义隆不觉长吁一口气。檀道济平叛有功,迁都督江州之江夏豫州之西阳新蔡晋熙四郡军事、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持节、常侍如故,增封千户。职衔虽然很长,但实惠只有千户之益,驻地由广陵改到江州。前面说过,南朝最重要的地区一荆二扬,即江陵与广陵;将檀道济从扬州迁到江州,可见宋文帝的戒备之心并未消除。这给檀道济最终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檀道济到任后,立即登门看望慰问名士陶渊明。当时诗人病饿数日,已经无法起床。檀道济既不忍又不解,劝他道:“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贫穷与饥饿并未能抽去诗人的脊梁骨。面对新任父母官,他不卑不亢地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粮肉,诗人全部挥而去之。

    不要!

    唱筹量沙

    刘义隆统治三十年,还是做过一些事情的,比如觉得《三国志》过于简略,便诏令裴松之作注等等。期间社会相对安定,史称“元嘉之治”。

    局势安定,皇位坐稳,他的目光也随即转向江北。公元430年正月,决议北伐。作战指导方针是:若北国兵动,先其未至,经前入河;若其不动,留彭城勿进。意在凭借淮、泗、河、济之间的水道,利用舟师机动,相继进取河南,但不与北魏决战。

    当年三月,北魏对柔然用兵刚刚结束,宋文帝正式下令出征。兵力部署是:右将军到彦之率军五万,同时指挥安北将军王仲德、兖州刺史竺灵秀入黄河进攻碻磝(今山东任平)、滑?(今河南滑县),作为主力;骁骑将军段宏率八千精骑、豫州刺史刘德武统步兵一万后继,直指虎牢;长沙王刘义欣带兵三万控制彭城,监督各路形势,作为北伐统帅。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也是一代雄主。他最终统一北方,功业段位比刘裕还要高。听说宋军即将北上,他立即召集部下商议。魏军南线将领都主张先发制人--一线将军多无头脑,只知用命,或者还是强调个人作用。其中不乏这样荒唐的建议:悉诛河北流民在境上者,以绝其向导。司徒崔浩是南北朝时期一流的谋略家。他说:“南方下湿,入夏之后,水潦方降,草木蒙密…?不可行师。”“彼若能北来,宜待其劳倦;秋凉马肥,因敌取食,徐往击之,此万全之计也。”拓跋焘从谏如流,决定后发制人。

    到彦之出征之前,先给檀道济提了个条件,借个人用用。谁呢?就是檀道济的结拜兄弟高进之。檀道济当然不能不答应。可高进之却直皱眉头:“到公此次出征定会失败。我若直说难免扰乱军心,但不推辞又会跟着受害。”折中一下,他请求担任护粮官,最终得到首肯。当年四月,到彦之统帅人马,由淮河进入泗水。因泗水枯竭,每天行军不过十多里,七月才抵达须昌(今山东东平西北),然后溯河而上。拓跋焘闻听立即下令,黄河四镇(碻磝、滑台、虎牢、金镛)全部收兵北渡。宋军因此顺利收复司州兖州,随即转入战略防御。到彦之沿黄河布防,西起潼关,东至碻磝,长达两千里,主力驻扎于灵昌津(今河南汲县东)。

    当时大夏国主赫连定尚在平凉负隅顽抗,八月还率领数万人马攻击北魏于鄜城(今陕西洛川)。他试图联络刘宋,“约合兵灭魏,遥分河北。”应该说这是个机会,然而很遗憾,刘义隆没有做出反应。

    拓跋焘先对宋军采取守势,自己亲率主力,从统万城袭击平凉,计划先解决大夏。到了十月,秋凉马肥,南线魏军按照既定方针,分两路南渡黄河,转入反攻。西路魏军很快击破宋军的一字长蛇阵,拿下金镛(今河南孟津平乐镇)、洛阳,继而占领虎牢,五千宋军或歼或逃;东路魏军集结于七女津(今山东东平西北黄河渡口),到彦之恐其南渡,令裨将王潘龙溯河夺船,被斩。

    局面已经不可收拾。高进之不在一线,因此躲过一劫,延长了几年寿命。刘义隆赶紧命令檀道济率军增援。然而援军尚未赶到,到彦之已经弃甲焚舟,经历城(今山东济南)逃回彭城,前线宋军无奈,只得龟缩于滑台。

    到彦之仓皇南逃,历城太守萧承元属下不过数百兵马,城池旦夕可下。危急时刻,他下令偃旗息鼓,大开城门,利用空城计忽悠走了魏军,这才保住一城军民。

    魏军转兵南侵,正好跟檀道济碰头。翌年一月,檀道济大军开进到寿张(今山东梁山西北),两军随即展开激战,最终檀道济获胜,然后乘胜推进。此后的二十多天中,檀道济所部经历大小战事三十余起,胜多负少,直到顺利开进历城。

    要命的是,魏将叔孙建派出轻骑绕到背后,焚毁了宋军的粮草。

    缺粮的军队不再是军队,而是一群饥饿的流民。到了这个份上,仗肯定没法再打,只有撤退。可问题是有些士兵已经逃亡到魏营,缺粮的情报已经泄露。当然,即便没有降卒告密,叔孙建也能猜到,毕竟宋军粮草大部被烧。如此天赐良机,谁也不会放过。他们立即集结人马,准备给檀道济最后一击。

    内无粮草,外有强敌,军士们不免人心惶惶。然而危险总是良将的试金石。檀道济不慌不忙,镇定自若,下令扎营。白天宋营里竖起粮冢若干,露在外面的顶尖,都是白花花的大米。当然那不是真正的粮食,而是典型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白米覆盖之下,都是沙土堆,聊以充数。到了夜里,宋军大营里灯火通明,檀道济亲自组织士兵清点粮食。有人手持竹筹唱数--就像过去酒店里的店小二高声报菜名;有人用斗子量米。魏军探子偷偷张望,看见此情此景,赶紧回去报告,宋军根本不缺粮,先前的情报,一定是假的,要引诱咱们上当!魏将闻听大怒,下令斩掉降卒。

    次日晨光熹微,宋军拔营撤退。将士们披挂整齐,檀道济却身着便服,也不骑马,而是大摇大摆地乘在车上,旅游一般向南而去。魏将安颉等人多次吃过檀道济的苦头,看到这副样子,吃不准他在哪里埋伏有多少人马,不敢贸然追击,只好目送宋军而去。

    此次增援,檀道济虽然没有保住滑台,但是连战多捷,在不利局面下又能全师而退,委实难得,因此威名大振。魏军谈虎色变,甚至画下他的像用来驱鬼。宋文帝对此自然甚是欣慰,又给檀道济加封司空的尊号,依旧令他镇守江州,驻扎于寻阳。

    这是公元431年的事情。那一年,大夏国主赫连定被拓跋焘击败,向西迁移途中,遭遇三万吐谷浑骑兵袭击而死,大夏国灭。这是匈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的最后一记脚印。

    唱筹量沙的故事我们似曾相识。据说廉颇也曾用过。这很正常。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如李广和萧承元先后都摆过空城计等等。其实同样的教科书到处都是,但成绩不同,差别就在于各人的将略。檀道济唱筹量沙的地方,在今天济南东郊的王舍人庄,确切?划为济南市历城区王舍人镇梁王庄。一条河从梁王庄中间穿过,将其分为东、西梁王二村。檀道济当时修的粮冢,后来都沦为土堆。据记载,崇祯六年(1633年)粮冢尚有七十二座,后来仅存的三座,前两年也在大规模建设中荡然无存,不过村民们都还记得具体位置。过去那里还建有檀公祠,如今檀公祠的位置上立着一座普通民居。梁王庄的“梁”字,便是谐音“粮”而来。自毁长城

    檀道济位高权重,手握重兵,几个儿子颇有才名,心腹高进之、薛彤也都是百战之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那种感觉不?人说,檀道济自己也清楚。其妻曾经向高进之问计,高进之说:“道家戒盈满,祸或不免。然司空功名盖世,如死得所,亦不相负。”就是说道家要注意保持低调。但即便如此,灾祸也未必就能避免。好在檀道济功名盖世,如果死得其所,也不亏。当妻子流着眼泪把这话转达到耳边,檀道济也不觉心中一凛。

    惦记檀道济的,主要是执掌朝政的彭城王刘义康,以及领军将军、权臣刘湛。当时文帝身体不好,动不动就报病危,他们俩担心文帝一旦晏驾,檀道济难以驾驭,决心先下手为强,将其灭掉。

    元嘉十三年(公元436年),他们召檀道济进京,准备动手。接到诏令,檀道济的妻子很是忧虑:“震世功名,必遭人忌,古来如此。朝廷今无事相召,恐有大祸。”檀道济说:“我率师扺御外寇,镇守边境,不负国家,国家又何故负我?”坦然来朝。说来也巧,他到达建康,正赶上文帝病情好转,于是在卧榻上召见大将,询问边策,檀道济对答如流。文帝暂时收起杀心,对他多加慰勉鼓励,让他重回防地,安心守备。然而檀道济刚要启程,《宋史·列传三·檀道济》上的说法是“已下船矣,会上疾动,召入祖道,收付廷尉”。就是说他刚刚上船,饯别送行的仪仗还没撤掉,刘义隆又病势发作,使者正巧赶到,将檀道济拿下,最终处斩;他的十一个儿子以及薛彤、高进之等大将,也先后被害。临刑前,檀道济投帻于地,目光如炬,愤怒地喊道:“乃复坏汝万里之长城!”薛彤则说:“身经百战,死?意外事。”高进之的表现更有魏晋风度。他掀髯笑曰:“累世农夫,父以义死友,子以忠死君,此大宋之光。”坐地就刑,神色不变。

    消息传到北魏国都平城(今山西大同),魏将纷纷弹冠相庆:“道济已死,吴子辈无复足惮!”

    檀道济到底是功勋大将、朝廷重臣。突然将他和十一子、两员将一同杀掉,总不能搞政治暗杀,总得有点说头。他们都有些什么理由?我们不妨看看当时的诏书,《宋书》里记载有全文:

    “檀道济阶缘时幸,荷恩在昔,宠灵优渥,莫与为比。曾不?佩殊遇,思答万分,乃空怀疑贰,履霜日久。元嘉以来,猜阻滋结,不义不昵之心,附下罔上之事,固已暴之民听,彰于遐迩。谢灵运志凶辞丑,不臣显著,纳受邪说,每相容隐。又潜散金货,招诱剽猾,逋逃必至,实繁弥广,日夜伺隙,希冀非望。镇军将军仲德往年入朝,屡陈此迹。朕以其位居台铉,豫班河岳,弥缝容养,庶或能革。而长恶不悛,凶慝遂遘,因朕寝疾,规肆祸心。前南蛮行参军庞延祖具悉奸状,密以启闻。夫君亲无将,刑兹罔赦。况罪衅深重,若斯之甚。便可收付廷尉,肃正刑书。事止元恶,余无所问。”

    比较长,不太好懂,因为都是模棱两可的结论,没有半点实据,所谓“空怀疑贰”、“潜散金货,招诱剽猾”、 “日夜伺隙,希冀非望”云云。似乎其手下、行参军庞延祖和镇军将军王仲德揭发过他。当然,这种首告即便有,也都是组织安排。

    对于檀道济,刘裕的临终所托已经定性:“檀道济虽有干略,却无远志,非如兄韶有难御之气也。”现在看来,刘裕到底雄才大略,有识人慧眼。这一点,宋文帝也明白。当初诛灭顾?三大臣,留下檀道济统兵征讨谢晦,刘义隆的心腹班底,“五臣”之一的王华曾经表示反对。但宋文帝说:“道济止于胁从,本非创谋。杀害之事,又所不关。吾抚而使之,必将无虑。”也就是说,当时刘义隆就很清楚,废立之事,檀道济并非主谋,顶多只能算是从犯;妄杀刘义真、刘义符兄弟,他更沾不上边儿。所以最终将他一锅端掉,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怕别的,就怕他的出众将略和麾下雄师,对皇权不利。魏晋以来,大将反叛是常事,司马昭、王敦、祖约、苏峻、桓温父子、司马休之、直到刘裕,莫不如此,他们也真是害怕。所以不管有无反叛之?,不妨先抓后查,先杀后判。不仅如此,诏书结尾明明说“事止元恶,余无所问”,表示可以抓大放小,主犯严惩、从犯不究,但最终还是将他的十一个儿子、两员部将一同收斩。幸亏他的两个哥哥早已死去,否则弄不好也得来一刀。有意思的是,论檀道济死罪的唯一一点实据,竟然与一位著名诗人有关:“谢灵运志凶辞丑,不臣显著,纳受邪说,每相容隐。”意思是檀道济明明知道谢灵运有不臣之心,却纵容包庇,甚至帮他蒙混过关。

    有这事么?

    既然提到谢灵运,那我?就要看看,这位诗人到底有何罪恶。

    谢灵运是谢玄的孙子。淝水之战后,谢玄被封为康乐(今江西万载)公,食邑两千户。二十岁那年,谢灵运继承了这个爵位。他从小就表现出过人的聪明,祖父谢玄非常自豪,常说:“我乃生奂,奂哪得生灵运!”因为谢灵运的父亲谢奂才能平平。当然,“我乃生奂”对于是谢玄也是自豪的自谦,他其实也是自幼聪慧。谢安曾经考问子侄:“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大家都答不上来,最后是谢玄脱颖而出:“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才能与谢道韫略可比拟,谢安很是欣慰。

    谢玄笃信道教,也就是五斗米教。谢灵运幼时就被送到钱塘学道。因为这段经历,他小名“客儿”,经常自称“越客”,世人也称他谢客。

    刘裕代晋后,谢灵运收到的第一份礼物,就是降爵:除了跟刘裕“豫同艰难”打天下的功臣,“始兴、庐陵、始安、长沙、康乐五公,降爵为县及县侯,以奉王导、谢安、温峤、陶侃、谢玄之祀。”谢灵运的食邑也削减为五百户。这当然不是令人振奋的好消息。问题在于,他在斗争的一开始就站错了队。平定孙恩之乱,北府军将领刘毅跟刘裕功绩相当,但封赏远不及刘裕。他心怀不满,最终被刘裕灭掉,偏偏谢灵运就是刘毅的记室参军;刘毅虽然也出身寒门,但有文采,愿意跟世家子弟交往,谢灵运对他颇有好感,却完全看不上刘裕。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刘裕从关中得胜归来,谢灵运奉命到彭城慰劳,作《撰征赋》。这样的命题作文,主题明确,就是要给刘裕歌功颂德,可谢灵运虽然文笔飘洒俊逸,却总是追忆东晋历史,刘裕的事迹形同点缀。

    还好,当时谢灵运尚未入刘裕的法眼,两人之间没什么过节。可谢?运接着投奔的,又是一个错误的主人:庐陵王刘义真。刘裕打下关中时,刘义真刚刚十岁,就奉命留下镇守三秦。最终诸将内讧,河朔再度易色。当然,这一切不能让未成年人负责。谢灵运过来追随时,刘义真依旧不大,尚未弱冠,跟谢灵运、颜延之、释慧琳置酒高会,喝多了就乱说豪言壮语,引起忌惮,先被赶出京城,出任豫州刺史,最终被废杀;而谢灵运则被贬为永嘉太守,罪名是“构扇异同、非毁执政”。

    永初三年(公元420年)七月,谢灵运心怀惆怅地写下一首《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随即上路。经过会稽郡始宁(今浙江上虞)老宅,又留诗《过始宁墅》,最后四句是:

    挥手告乡曲,三载期归旋。

    且为树枌槚,无令孤愿言。

    叮嘱家人为他种上白榆,三年任期一满,他就回家归隐,直到老死。到达永嘉不久,大约因为心情郁闷,他卧病不起,直到第二天春天才好。大病初愈,他登楼远眺,写下了著名的《登池上楼》,其中“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两句,已经流传千古。

    这是诗人的作品;太守的作品呢?大约是个空白。谢灵运除了吟诗作赋,便是寄情山水,游踪遍及整个永嘉。最终任期未满,就辞官回了始宁老宅。

    谢灵运到底才名昭著,后来刘义隆又将他召回,“赏遇甚厚”,称他的诗和字为“二宝”。但谢灵运并不满足于文学侍臣的地位。他自许甚高,想参政议政,当然没有机会。于是他“多称疾不朝直。……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又不请急”。一句话,经常不假外出,无故旷工。宋文帝无奈,只得暗示其辞职,于是谢灵运再度回乡。

    这一回,他闹得动静更大。

    谢家世代为官,“生业甚厚,奴仆既众,义故门生数百。”谢灵运经常在他们的簇拥下,游历名山大川。他真是个天才,不但能写诗作文,还能搞实用发明:谢公屐的专利权,就在他手上。这种木屐专门用来登山,“上山则取前齿,下山去其后齿”,非常方便。木屐做好,就呼朋引伴,游山玩水,不分昼夜;夜里突然有几百人打着火把,遥遥出现在山上,临海太守王大惊,还以为是山贼来犯。

    会稽太守孟顗也是寒门新贵,与谢灵运背景迥异。此人精诚事佛,不喜游览,谢灵运一直看他不起--当然他看得起的人也不多--直接这么讽刺打击父母官:“得道应须慧业。丈人升天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

    得道成佛主要靠聪明智慧。将来你肯定比我早死,但晚成佛。别瞎忙活,洗洗睡吧。

    这样的话,有谁爱听?

    谢灵运向宋文帝请求,要会稽城东的回踵湖,放掉水以为良田,刘义隆首肯,但孟太守坚决不给,理由是此湖离城很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谢灵运要另外一个湖,孟太守还是不给。谢灵运于是攻击孟顗,说他不是爱惜百姓,而是因为自己信佛,不愿伤害湖中水族生命;孟顗发动反击,“因灵运恣肆,百姓惊扰,乃表其有异志,发兵自防。”谢灵运赶紧跑到京城,向皇帝申辩。

    刘义隆当然不相信谢灵运会造反,但也没让他回去,而是任命他为临川(今属江西)内史,加秩两千石。谢灵运再度失去自由身,无比悲哀,笔下都是这样的句子: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于是变本加厉,“在郡游放,不异永嘉”,结果又被官司所纠,要逮捕他。他一时兴起,便暴力抗法,扣留前来收捕的官员,打算作逆。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如此以卵击石,结果可想而知。

    宋文帝到底爱才,想给谢灵运留条命,撤职完事:“灵运罪勋累仍,诚合尽法,但谢玄勋参微管,宜宥及后嗣,可降死一等,徙付广州”。但是掌握权柄的彭城王刘义康坚决不干。公元433年,四十九岁的谢灵运在广州被斩。

    谢灵运是个伟大的诗人,也是含冤而死,但说心里话,我喜欢他的有些诗句,却不喜欢这个人。倒不是因为这等狂傲:“天下共一石,子建(即曹植)独占八斗,吾占一斗,天下才共分一斗。”这都是文人的习性或曰毛病,不算什么。从其传记中看,他说到底还是个八旗子弟,尽管文才斐然。从强要回踵湖一事来看,只怕百姓对?也不会有好印象。功臣子弟所得已多,很少有人能清净自守。谢灵运更不会。优越感一直强烈地盘旋于心头。家资巨万,竟然还要夺百姓活命的口食,于心何忍?孟顗说他造反固然是污蔑陷害,但“灵运恣肆,百姓惊扰”的说法,肯定没有夸大。退一步说,孟顗的诬陷也是对谢灵运的反拨:谢本身也是佛道双修,精于佛法。身为佛弟子,攻击别人不为怜惜百姓,而是不想杀生,厚道么?

    进一步说,谢灵运其实很虚伪。貌似虚空高蹈、洁身自好、蔑视权贵,其实心里很想当官儿,只不过想一步登天,直接当大官儿,一切说了算的那种,?官儿他确实看不上眼。永嘉太守相当于今天的市长,这个级别他便认为不值;永嘉属于东扬州,东扬州刺史相当于省长,他可能还嫌小。他的胃口大约跟李白一样,只有宰相能满足。反正皇帝得对他言听计从。

    这就应了那句话:所有的道德都是价码问题。

    其实想当官不算毛病,《孟子》有云:“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又说:“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明明想当官,却做出不想当的姿态,就难免令人恶心。

    谢灵运毫无疑问应该受到惩罚,但不至于杀头。这样的才俊之士尽管有毛病,但一个健康的社会还是应该给予容忍。回到檀道济身上,说他包庇谢灵运,纯粹是胡扯。陶渊明都不给檀道济面子,谢康乐眼里怎么会有他?要知道陶渊明虽有文名,却也不过一介寒儒,算上陶侃也是寒门出身,这个因素我们不会在意,但谢诗人不会彻底忘怀。而说到檀道济,他更是寒门新贵,在谢灵运眼里,恐怕跟孟太守的分量差不多。朝廷之所以要把他们俩扯到一起,无非是因为三年前谢灵运刚刚被杀,而且罪行确凿,确实有谋逆之举--当然被迫的情节,当局忽略不计。

    檀道济死后,刘宋与北魏虽然没有爆发全面战争,但边衅不断,公元446年尤为血雨腥风:拓跋焘下达《灭佛法诏》,京师及各个州郡共杀死和尚超过万人,佛教史称“太武法难”;同时入侵济南郡,掠走百姓六千户。

    国难思良将。刘义隆有次询问殷景仁:“谁可继道济?”殷景仁回答:“道济以累有战功,故致威名,余但未任耳。”他认为檀道济的名声来自于概率论:参战多,故而军功多。别人没机会上?场而已。这当然是典型的办公室痴话,想当然;刘义隆的见识还是比他强点:“不然,昔李广在朝,匈奴不敢南望,后继者复有几人?”

    然而刘义隆痛惜檀道济的时候,还在后面。

    公元450年,拓跋焘诛杀崔浩,实力有所削弱,刘义隆决心趁机北伐。而北魏进一步安顿北方,也有南下之意。拓跋焘于是写信挑逗刘义隆:“彼年已五十,未尝出户,虽自力而来,如三岁婴儿,与我鲜卑生长马上者,果如何哉?”刘义隆被激怒,决心举兵北上。他号召王公大臣以及富民,捐献金币杂物,以助国用;江南兵力不足,下令从青、冀等六州征兵,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十日内束装完毕;富民与僧尼将财产的四分之一借给军用,战后偿还;百官分别减俸三分之一。部署如下:东路由宁朔将军王玄谟率军六万,经淮、泗入黄河,进攻碻磝、滑台,徐州、兖州刺史所部配合行动;中路由太子左卫率军直趋许昌、洛阳,豫州刺史部配合行动;西路由雍州刺史刘诞攻打弘农(今河南灵宝),遥指长安,梁州及南北二秦州刺史部配合行动。主攻方向还是东部。

    拓跋焘的策略还是后发制人。

    当年七月,王玄谟大军猛攻碻磝,魏军弃城而逃。王玄谟随即指挥百艘战船为先锋,进攻滑台。滑台城中多是茅屋,有人建议发射火箭,但王玄谟却说:“彼吾财也,保遽烧之。”贪心到这个程度,也不容易。当地百姓竞出租谷,自带兵器投奔宋军,每日千数,但王玄谟不选择贤能统率,却分配给亲信,结果众心失望,小小的滑台竟然两月不下。

    当年九月,即将秋凉,利于骑兵行动。拓跋焘随即兑现“秋来当往取扬州”的诺言,尽起主力,号称百万,挥师南下。大军进至枋头,鼓号之声震天动地,王玄谟大为惊惧,来不及通知水军,便仓皇而退。魏军将缴获的战船连以三道铁锁,布置在河面,想封锁黄河,阻断宋军水师退路。宋军乘黄河涨水,顺流而下,用巨斧劈开铁链,这才得以保全。

    枋头这个地方,真是南朝的伤心之地。桓温损兵于前,王玄谟折将于后,最终都是局面不可收拾。拓跋焘不顾彭城、盱眙、山阳(今江苏淮安)等战略要地还在宋军手中,就多路突破淮河,继续向纵深穿插,目标直指长江。十二月十五日,各路魏军全部到达长江北岸,随即大肆破坏民房,割芦苇制作筏子,扬言渡江。

    焦头烂额的刘义隆登上石头城,遥望远处,面带忧色,哀叹道:“若道济在,岂至此!”可惜此时檀道济已经屈死十四年,尸骨已朽。

    怎么办呢?刘义隆紧急征发王公以下子弟从军,派禁军把守渡口,命水军沿江巡逻。魏军骑兵虽猛,但战马终究不会游泳,最终只得掳掠五万人,于公元451年正月回军。大军撤退至盱眙时,魏军想破城夺粮,结果攻城三十日,肉搏登城,死伤万人,尸与城平,还是没能拿下;途经彭城,魏军还想捞一票,驻扎于云龙山、戏马?一带,连日攻击,但攻了三个月,还是没能进城一步。魏军士兵闲来无聊,用兵器在山崖上雕刻佛头,方面大耳,法相庄严,人呼佛头岩。后来春雨降临,士卒疫病流行,不得不匆匆走人。

    刘义隆想经略中原,拓跋焘要饮马长江,这其实是双方的战略遭遇战。由于缺乏良将,刘宋大败,“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大敌当前强兵压境时,刘义隆想起过檀道济,然而为时已晚。

    这是公元451年的事情。那一年裴松之故去,匈奴大帝阿提拉在匈牙利平原集结主力,出征高卢,最终在奥尔良战役中失利。这场战役挽救了欧洲。阿提拉且战且退,又在夏隆战役中失败,随即转头南下意大利。

    六百年后,一位原本可以成为名将、但朝廷始终不给机会的军事家,如此浩叹此次北伐: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位军事家也是著名词人,名叫辛弃疾。他是北方投诚分子,又与朝廷大政不合,因此终身不遇。想起这次草率的北伐,不禁感慨万千。王玄谟事先向刘义隆陈述用兵方略,说得头头是道,刘义隆高兴地说:“闻玄谟陈说,使人有封狼居胥意。”谁知道王玄谟不比唱筹量沙的檀道济,只能纸上谈兵呢?词中的“元嘉”是以年号代替人物宋文帝,“佛狸”则是拓跋焘的小名儿。他追击王玄谟直到瓜步山(今江苏南京市六合区东南),在山上修建了一座行宫,后人称为“佛狸祠”。差不多也是借代手法。

    再说两句题外话。杀害檀道济的主谋刘湛和刘义康,都未得善终。

    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十月,宋文帝收捕刘湛,罪名非常搞笑:“谢晦之难,遣使密告”。谁都?道,当时他是文帝倚重的“五臣”之一;逮捕刘湛的当夜,宋文帝召名将沈庆之,沈庆之一身戎装匆匆赶来。文帝见他穿军装进宫,惊问:“卿何意乃尔急装?”沈庆之答道:“夜半唤队主,不容缓服。”这份职业敏感和责任心让文帝非常满意,就派他收捕刘湛的同党和族人、吴郡太守刘斌。刘湛一心想当宰相,生下女儿就整死,结果几个儿子一同伏诛。

    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起,刘义隆、刘义康哥儿俩的矛盾就不断加深。次年灭掉刘湛后,宋文帝将刘义康贬出京城,担任檀道济曾任的江州刺史。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太子詹事范晔、孔熙先等人密谋拥立义康,被告发,历史学家、《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因此被斩,刘义康及子女被废为庶人。元嘉二十八年,北魏大兵压境,文帝担心有人奉义康作乱,派人送去毒药,将刘义康赐死。刘义康不肯自杀,说:“佛教自杀不复得人身,便随宜见处分。”最后被人用被子活活闷死。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政治之险恶,一一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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