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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十四
李商隐（约813——851），字义山，号玉谿生，又号樊南生。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自祖父李浦起，迁居郑州荥阳（今属河南）。他出生于一个衰落的贵族家庭，自称是宗室之后，单前几代人都只做过县令、县尉和州郡佐一类的低级地方官吏，父亲李嗣曾任获嘉县令，早死。家境日益艰困。在这严峻的生活环境中，李商隐勤奋读书，志在猎取功名，振兴家道。李商隐的启蒙教育可能来自他的父亲，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则是他回到故乡后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这位堂叔父曾上过太学，但没有做过官，终身隐居。据李商隐回忆，这位叔父在经学、小学、古文、书法方面均有造诣，而且对李商隐非常器重。受他的影响，李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大约在他16岁时，写出了两篇优秀的文章（《才论》、《圣论》，今不存），获得一些士大夫的欣赏。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时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令狐楚。 唐文宗大和三年（829），李商隐被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招聘入幕作巡官，开始了他一生飘蓬般的“薄宦”生涯。令狐楚很爱重他的才华，竭诚奖掖，亲自指导他学习时兴的骈文，并让儿子令狐绹与他交游。大和六年，令狐楚调任河东节度使、北都留守，李商隐随从至太原。李商隐二十二岁时初次到长安应举，落第一度在从表叔衮海观察使崔戎幕中。不久崔戎病卒，李商隐无所依倚，便到河南济源的玉阳山、王屋山一带隐居学道。在唐代，学道是一种时髦的风尚，求仕的“终南捷径”。在学道中李商隐的开始了一段感情，他与女道士宋真人（宋华阳）相恋。但这也是后人所猜测的。在《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赠华阳宋真人兼寄清都刘先生》等诗中，李商隐提到了“宋华阳”的名字，于是宋华阳就被认为是李商隐的恋人。还有一种夸张的说法是：李商隐曾经和宋华阳姐妹二人同时恋爱。苏雪林在《玉谿诗谜》中对于这个故事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想象发挥。 开成二年（837），李商隐经令狐绹引荐，登进士第。从此正式踏上仕途，并被卷入了复杂尖锐的党争中。这年冬天，令狐楚卒，诗人失去了凭依，次年到泾州（今甘肃泾川）入泾源节度使王茂元幕府。王茂元爱其才，将女儿嫁给他。而当时的李唐王朝内部以牛僧孺和李德裕为首的两大政治集团正在进行激烈的斗争（史称“牛李党争”）令狐父子属于牛党，而王茂则更接近李党。虽然李商隐在两党中保持中立，没有攀附其中的任何一个，但令狐绹及牛党中人认为李商隐取王氏是“背恩”“无行”（出自《旧唐书·李商隐传》）从此路上有便在两党倾轧的政治漩涡中，至死都无法脱身。 开成三年，李商隐应吏部博学宏词科考试，先为考官周墀，李回所取，附身的时候却被中书省中有势力者除名。次年始释褐，授秘书省校书郎，随即外调为弘农尉（今河南灵宝）县尉。 ，虽然县尉与校书郎的品级差不多，但远离权力的中心，显然会使以后发展受到影响。李商隐在弘农任职期间很不顺利，他因为替死囚减刑（“活狱”）而受到上司陕虢观察使孙简的责难。 开成五年，辞职回京，请求他调。唐武宗即位任李德裕为宰相，王茂元也内召入朝。会昌二年，李商隐参加吏部甄拔试入选，授秘书省正字，十年二十一岁的李商隐认为从此可实现理想，重镇家声。却不料，同年冬，遭遇母丧离官，移家永乐（今山西芮城）开始了闲居生活，也错过了仕途发展的最好时期。 会昌五年秋，服丧期满，回到长安复职，不久武宗服金丹死去唐宣宗即位，他反对武宗的大部分政策，尤其厌恶李德裕。因此，整个会昌六年（846），都持续新一轮政治清洗，曾经权倾一时的宰相李德裕及其支持者迅速被排挤出权力中心。在宣宗本人的支持下，以白敏英为首的牛党新势力逐渐占据了政府中的重要位置。这一年，李商隐任秘书省正字。35岁的李商隐终于有了儿子（李衮师），他的堂弟李羲叟也在这一年中了进士，这两个好消息大概只能让他兴奋一时。会昌三年（843），李商隐的岳父王茂元在讨伐藩镇叛乱时病故 。王茂元生前没有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李商隐的升迁，他的去世无疑使李商隐的处境更加困难。 大中元年（847）李党的给事中郑亚外放为桂州刺史。桂管防御观察使，辟李商隐入幕，为掌书记。三十七岁的李商隐离开长安，开始了长期的漂泊生涯。李商隐告别家人，随郑亚出发，经过两个月左右的行程，来到距京城大约5000华里以外的南方。郑亚的这次南迁，是牛党整肃计划的一部分。李商隐愿意主动跟从一位被贬斥的官员，表明他同情李党的一员。在桂林不到一年，郑亚就再次被贬官为循州刺史，李商隐也随之失去了工作。大中二年秋，他回到京城长安。据说，他在潦倒之际，写信给故友令狐绹（他已经进入权力的核心）请求帮助，但遭到拒绝，结果只能通过自己考试得到一个盩厔（今陕西省周至县）县尉的小职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0年前，他正好也是一个相当的职位（弘农县尉）。李商隐担任盩厔尉时间不长，又被调回长安。此时，大中元年他在秘书省的情形非常相似：低微的官职，渺茫的前途，落寞之余，期盼着出现变化。大中三年九月，李商隐得到武宁军节度使卢弘止的邀请，前往徐州任职。卢弘止个人是具有能力的，也对李商隐非常欣赏。如果卢弘止的仕途顺利，李商隐可能还有最后一次机会。然而不巧的是，李商隐追随卢弘止仅仅一年多后，卢弘止就于大中五年春天病故。李商隐不得不再一次另谋生路。卢弘止死后，诗人再一次入朝，得到了对他有宿怨的宰相令狐绹的帮助，补太学博士。 已是晚年的李商隐在政治上的不得意和几经周转的飘泊生涯，消灭了李商隐大部分的政治热情，而在大中五年的春夏间，诗人的妻子王氏病逝。这使李商隐的精神受到了极大地打击。李商隐这一生悲惨的命运和他的婚事是密不可分的，但是李商隐并没有对这桩为他带来无所坎坷的婚事后悔。在李商隐的眼中，王氏是一位秀丽温和体贴的妻子。我们也从李商隐的诗歌中感受到他对妻子的情感；如《伤掉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 大中五年七月，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的柳仲郢向李商隐发出了邀请，希望他能随自己去西南边境的四川任职。李商隐接受了参军的职位，他在简单地安排了家里的事情之后，于十一月入川赴职。他在四川的梓州幕府生活了四年，大部分时间都郁郁寡欢。他曾一度对佛教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与当地的僧人交往，并捐钱刊印佛经，甚至想过出家为僧。梓幕生活是李商隐宦游生涯中最平淡稳定的时期， 大中九年，柳仲郢被调回京城任职。出于照顾，他给李商隐安排了一个盐铁推官的职位，虽然品阶低，待遇却比较丰厚。李商隐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两到三年，罢职后回到故乡闲居。大中十三年秋冬，李商隐在家乡病故。 李商隐过世后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对他的评价并不好，在史书多称为“放利偷合，诡薄无行”将李商隐与王氏的联姻称之为“偷合”，多让人感到不平。 李商隐早年的诗歌创作存留不多，却显露出诗人远大的志向和才华。其中有一部分直接反应当时的社会政治问题，如《隋师东》、《重有感》、《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反映了宦官专政和藩镇割据的问题。另外一部分就是寄托个人的志向，如《处食笋呈座中》、《无题（八岁偷照镜），笔意婉转，含蓄有味，初步显示了李商隐的独特的艺术风格。 从开成三年到会昌六年这九年间，是李商隐诗歌创作向纵深发展的时期，诗歌题材更加的丰富，感事抒怀，羁旅行役，咏史咏物。在创作艺术上渐趋成熟。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安定城楼》、《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等。 大中年间，李商隐度过了他最坎坷失意的后半生。这十二年中，三入幕府，飘泊天涯，眷念皇都，想念妻儿，忧愤政治的黑暗，感慨世事的沧海桑田。这一时期的诗忧时伤国的感情和个人自身命运的结合，形成了李商隐晚期诗歌的沉郁苍凉的风格。 以上是对李商隐的诗歌风格的一个大略介绍，李商隐的诗歌也像他的为人一样，在他去世很多年后李商隐的诗歌依旧可以说是小众诗歌，仅流传在一个小范围内，甚至流传的小册子也是零零散散的十几首。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些李商隐的诗歌，不得不归功于一个人，这个人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李商隐的狂热的粉丝。他不仅收集李商隐的诗歌，更是模仿。在此人之前，李商隐的诗歌并为受到重视，大多将他归为骈文作者而非诗人。甚至有人评价李商隐不过是一个织锦的工匠，直到他这个头号粉丝，杨亿的出现，李商隐才开始以诗人著称于世。现存杨亿关于编辑李商隐诗歌的过程，不仅告诉我们李商隐的诗歌是如何转播的，而且提供了很多有关唐代诗歌在宋代如何重现的一般信息。杨亿在宋太宗至道年间（995—997）得到李商隐的一个抄本（即一个小集）内中手有百余首诗。虽然他起先对这些诗篇爱不释手，但回头看时觉得这些诗篇“未得其诗之深趣”。他描述了在真宗咸平年间（998—1003）广泛寻找现存唐诗的情况。虽然他没有确切地说找到了另一个小本子或小集，但在寻找过程中他将诗集扩大到了二百八十二首。他听说唐末在长江下游地区有许多李商隐诗的本子，通过那里的一位朋友收集到更多的诗歌，于是将李商隐的诗集扩大到四百多首（为现存诗集的三分之二略强） 李商隐最终从一个华丽修辞家转变成一个关注政治的多才诗人，这似乎是杨亿花费心血重构李商隐诗集的结果。这一集子比小集扩大了四倍。如果最早的小集是李商隐唯一存世的诗篇，毫无疑问诗人的形象便会完全不同。杨亿的描述冷静的提醒我们，那些存在的小集是为了迎合时代趣味而编选的，我们光以这些手抄本小集的保存形式去理解诗人，会造成歪曲，不完全的理解。 为什么杨亿通过收集李商隐的诗篇，把他们整理成集子，然后模仿就可以让李商隐一个诗人的身份流传于后世？这和杨亿自身是有密不可分的原因，杨亿本身也是这一时期最出色的文学人物之一。当然也有可能是他整理李商隐的诗集，被后世人所成为最出色，那么抛开这个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宋初的一个流派——西昆体宋初诗坛上声势最盛的一派是西昆体。因白体和晚唐体是两个松散的诗人群体，其诗风并未主宰整个诗坛。 西昆体，是以《西昆酬唱集》而得名的。宋初馆阁文臣的唱和风气到真宗朝而臻于极盛，《西昆酬唱集》就是这种风气下的产物。真宗景德二年(1005)，翰林学士杨亿等奉命编纂名为《历代君臣事迹》的大类书，至大中祥符六年(1013)成书，诏题作《册府元龟》。当时参加编书的共18人，其中如钱惟演、刘筠等都是著名的诗人。这么多的馆阁文士集中在一起编书，自然不免要作诗唱酬。大中祥符元年(1008)，杨亿将他们的唱酬之作编成一集。由于这三年的唱酬活动主要是在皇家图书馆－－秘阁中进行的，所以杨亿据《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中关于昆仑之西有群玉之山，是为帝王藏书之府的传说，将这本诗集题作《西昆酬唱集》。《西昆酬唱集》共收录了17位诗人的247首诗，这些诗人是：杨亿、刘筠、钱惟演、刁衎、陈越、李维、李宗谔、刘A1、丁谓、任随、张咏、钱惟济、舒雅、晁迥、崔遵度、薛映、刘秉。李宗谔以下11人没有参加《册府元龟》的编纂，但也参加了唱酬活动，所以《西昆酬唱集》作者是一个关系相当密切的诗人群体。 西昆体最引人注目的是其艺术特征。杨亿等人最推崇唐代诗人李商隐，兼重唐彦谦。西昆集中的诗大多师法李商隐诗的雕润密丽、音调铿锵。不但《无题》、《阙题》一类诗直接模拟李商隐诗，而且《汉武》、《明皇》等作也是脱胎于李的咏史诗。西昆集中诗体多为近体，七律即占有十分之六，也体现出步趋李商隐、唐彦谦诗体的倾向。 如此看了一个影响较大的流派最引人注目的却是对李商隐诗歌的模仿，那么李商隐也就这样走进大多数的人视线里，然后世人对其的研究就为停止过。 第二章 一个诗人，如果单单只是诗人本身是远远不够的，一个诗人，诗歌才是他的灵魂。通过学习朗读研究诗人的诗歌，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诗人。对李商隐诗歌的研究从十七世纪中叶兴起的注释传统起，李商隐已经聚集了比其他任何一位诗人更多的注释，除了杜甫是例外。研究李商隐诗歌的专著和文章，大概比晚唐所有其他诗人的研究加在一起还要多。 李商隐的一些诗篇与他同时代认得作品一样率直，但更多的是难读的，晦涩异常的。他的作品中有较小却很重要的部分暗示了热恋男女之情。他的诗歌中这种虽然不淫靡但却艳情的氛围，长期以来吸引了系列情感的阐释：批评家们或强调他的风格受到杜甫的影响，或将注意引向他的政治诗篇，而最重要的做法是赋予那些表面看起来是艳情的诗以隐喻性的解释。 最早认为李商隐诗歌具有隐喻性的是南宋时期的张戒（生卒不详，1124年进士，著书《岁寒堂诗话》。原本久佚，自明清始见大量著录，清乾隆间，逐有《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历代诗话》续，《四库全书》本等均分为两卷。上卷为诗歌总论，着重讨论诗歌创作理论，兼评历代诗人佳作；下卷为杜甫专论。）的《岁寒堂诗话》一书中。张戒明确地争辩一种与众不同的观点：“世但见其诗喜说妇人，而不知为世鉴戒。”显然是在试图将李商隐的艳情诗挽救为“严肃”诗。而这一时期的人经历了北宋灭亡，目睹了北宋皇室荒淫无度的后果。此前半个世纪，当代诗歌都被细细观察，看是否有政治寓意；在一个指望隐晦的政治意义的社区里，诗人当人如此从事创作，以提供“为世鉴戒”。北宋晚期对杜甫的阐释也被政治化，杜甫成为模范诗人，被认为无时无刻在关注王朝及其利益。 张戒提出者这种隐喻性阐释模式，其范围逐渐扩大，在十七世纪中叶开始的持续注疏传统中心达到顶点（十七世纪中叶大概是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时候，也就是清朝统治开始稳定）在这一时期里这种阐释方式是一个历史现象，产生于特定的阐述环境，以至于我们要思考唐代是否这样的阐释方法？是否向两宋交接时期和清代的隐喻性阐释方法一样，成为社会的主流？很显然唐代存在这样的阐释方法，但是并未像这两个时期运用于一位诗人的大部分作品的那种大范围、巧妙性和程序化。在我看来李商隐的诗歌为什么会被认为有隐喻性可能和《谢河东公和诗启》中他自说道：“为芳草亦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而李商隐的诗歌中大量的比喻借代，或许就成了后人用隐喻性的阐释方式来阅读他的诗歌。虽然在两宋交接之处有了这样的观点，这种观点也得到了扩大。但是仍有人认为李商隐是轻浮而辞藻华丽的诗人的负面评价，延续了整个宋代，并进入元代，至清代（十七世纪中叶）注疏传统这种评论被有效地压制，而李商隐诗参与政治的“严肃”诗人的观点占了上风。 李商隐的诗歌种类繁多，诗体上也涉及广泛，在此暂时归类于，朦胧诗，咏史诗，咏物诗，应景诗。这四大板块来说明。 朦胧诗： 这一类诗歌中无题诗暂居了大部分的位置，李商隐的无题也是历代以来，人们研究的难点，也是李商隐的诗在一千多年后依旧如此魅力非凡的原因之一。 李商隐有相当数量的诗篇，并非旨在被以通常“理解”，至少不是我们在教科书或者诗集后面的注释看到的。这些诗篇指向隐藏的意思，但同时又将意思隐藏。有时候比喻背后的一般情况都是被人熟知的。其他时候，只能根据往往互相矛盾的片段来猜测一般的情况。一代又一代的笺注家们想尽办法为特定的视频设计场景，创作详细的爱情故事，以便为诗篇提供框架。在这些场景和浪漫故事中，有些几乎不可能，大多数则属于“并非不可能”。往往被提出的场景有许多且互不相同时，我们所能肯定的是其中只能有一种“符合生平事实”，但并不意味着一定可能的。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寻找李商隐诗篇背后的平生事实的努力不仅是无望的，而且不重要。在此类诗篇的背后，可能有普通人的激情；也有可能是诗意的激情，即由于李商隐所发展的接触诗法而被强化了普通人的感情；可能根本没有直接的个人情感经验，而只是陶醉于热恋情人的诗歌角色，这本身也是一种激情。我们无法再任何特定文本中区分各种创作可能性，而只能棺材文本如何运作的。 研究李商隐朦胧诗的最好办法，不是去试图评价某种特定参照结构，无论是艳情诗还是政治诗的，也不要是试图为特定诗篇构建场景，而是详细分析这样一首诗如何指向一个隐藏所指的，又阻止轻易的连贯性。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搁置某种最终放下以往经验里那些意向所指代的事物，将诗歌视作意义形成的一个过程。下面我们将来说说李商隐最晦涩的诗篇之一的《河阳》 河阳 李商隐 黄河摇溶天上来，玉楼影近中天台。 龙头泻酒客寿杯，主人浅笑红玫瑰。 梓泽东来七十里，长沟复堑埋云子。 南浦老鱼腥古涎，真珠密字芙蓉篇。 湘中寄到梦不到，衰容自去抛凉天。 绿绣笙囊不见人，一口红霞夜深嚼。 幽兰泣露新香死，画图浅缥松溪水。 巴西夜市红守宫，后房点臂斑斑红。 堤南渴雁自飞久，芦花一夜吹西风。 玉湾不钓三千年，莲房暗被蛟龙惜。 湿银注镜井口平，鸾钗映月寒铮铮。 百尺相风插重屋，侧近嫣红伴柔绿。 百劳不识对月郎，湘竹千条为一束。 在说这首诗之前我们必须先提到一个人，同样是唐代诗人李贺。李商隐年轻的时候接触过李贺诗歌，这首诗在风格上的形成李贺有着重要的影响 ，再加上年轻的时候李商隐学习过一段时间的道教。这也是对他的意象具有深刻的影响。 河阳歌 李贺 染罗衣，秋蓝难着色。 人们对李商隐的这首《河阳》讲的什么各有其说法。朱鹤龄（1606年－1683年，字长孺，号愚庵，江苏吴江人。 明亡后隐居家乡著述）和跟谁他的一些批评家将这首诗解释为悼念亡妻。河阳是李商隐岳父王茂元任节度使的地方（仅指843年的四月到九月这个短暂时间）朱鹤龄认为第一段讲的是描绘婚姻。第二节则是回忆哪里的美丽姑娘以及他们遭遣散的悲剧，包括他妻子的去世。后面各节描绘了各种略有区别的对丧失和孤独的沉思。姚培谦(1693～1766年，字平山，廊下人。为人清高，淡泊名利，尚书沈德潜荐于朝，不赴。一生勤于纂述，所著《经史臆见》、《松桂读书堂集》入《四库全书》存目，还著有《楚辞节注》、《类腋》55卷，《春秋左传杜注补辑》30卷，《朱子年谱》、《李义山诗笺注》、《乐善堂赋注》等，编有《唐宋八家诗钞》、《陶谢诗集》等，与人合编有《文心雕龙辑注》、《通鉴揽要》27卷、《明史揽要》8卷、《宋诗百一钞》8卷） 接受了此诗是悼亡妻的假定，但将每一节看作是诗人对过去生活不同阶段的回顾。屈复（1668～1745，清代诗人。初名北雄，后改复，字见心，号晦翁，晚号逋翁、金粟老人，世称“关西夫子”。 ）也将题目定为王茂元治所的说法，但是他认为失去的女子不是李商隐的妻子，而是王茂元家中与李商隐有恋爱私情的某位女子。程梦星（1678—1747，清诗人。字伍乔，又字午桥，号汛江，又号茗柯、香溪、杏溪。安徽歙县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进士，选庶吉士。 ）接受题目指王茂元治所的说法，但是他将诗歌创作的时间定于李商隐居四川的时候。他认为诗中的一部分表现对于妻子的悼念，而另一部分则是处理它拒绝纳歌女张义仙为妾之事（这理论来自李商隐的另一首诗《上河东公启》的内容）。以上呈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最早的注疏家们做出了同样的假设，河阳和王茂元之间的联系，但是对随后的具体细节意见不同。直到冯浩（1719—1801，清代人，字养吾，号孟亭，浙江桐城人。） 的注释才指出，李商隐并非在王茂元任河阳节度使时结婚。更与其他诗篇进行比较，冯浩并不认为“河阳”是指王茂元的治所，而是诗意的一个地方，其最著名的先列是江淹（444～505年，字文通，南朝著名文学家，历仕三朝。 ）的《别赋》 又若君居淄右，妾家河陽，同琼佩之晨照，共金炉之夕香。 对冯浩来说诗篇与诗人的妻子毫无关系。相反此诗是有关一场秘密的恋情，情人后来被别人带走，最后南行去了湘江地区。第六节中“堤难渴雁自飞久”，诗人南行追到情人被带去的地方，却发现他已经不在。到了现代，有些人已经采纳了冯浩对这首诗的诠释，但稍作了改动。但也有反对的意见，有人提出，李商隐根本没有去过潇湘地区，认为只是对这位不情愿被带走的同情。也有人将这首诗做了部分的政治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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