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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小组

 cfdhy 2013-10-20

哈佛大学心理学家Richard J. Herrrnstein和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著名学者Charles Murray的名著《钟曲线:美国生活中的智商与阶级结构》。

两位学者在美国都属于保守派阵营,反对劫富济贫的福利国家,甚至被指责为对弱势过于冷酷。比如Charles Murray就一直坚持认为:现在大学生太多,许多人根本没有读大学的素质,他们命中注定要干体力劳动,把劳力者通过慷慨的国家福利(比如奖学金等)变成劳心者,是浪费社会资源。也正是如此,该书出版后,作者几乎也成了在美国公众“最想打的人”,乃至出去讲演频频遭到抗议,甚至有暴力的肢体冲突,不得不要警察保护。

这一名著,因为是建立在严格的心理学研究的基础上,出版十几年来虽然争议不休,其学术价值仍不可否认。最近几年Charles Murray根据他们的研究成果在社会政策上进行演绎。

他们研究的是人最重要的素质之一:智商。其结论是,智商是天生的,和家庭背景、阶层、甚至教育程度都没有关系。当然,教育会给人许多技能,但无法把一个笨人变聪明。比如智商是100(即人口的平均水平)的人经过严格的训练,可以比一个智商高达140却从来没有读过书的人更胜任许多工作,但那不过是因为后者没有机会而已。一旦有了机会,后者就会轻易地后来居上。另外,高智商和低智商在人口中的分布,长期以来基本是固定的。也就是说,如今人口中智商最高的百分之一,和两百年前相应的百分之一人口一样聪明。

基于此,Charles Murray特别强调:社会因为觉得高智商的人反正都会成功,于是就集中资源对低智商的人进行倾斜性的教育投资。这违反了基本的市场逻辑。这就好比你放着好矿不开采,偏找最贫瘠的矿一样。在聪明人身上投1块钱,可以产生1000块钱的效益,而在笨人身上投1块钱,能捞回本儿就不错了。所以,从整个社会效益的角度讲,国家除了必须履行对每个人义务教育之外,要因材施教、合理分配资源,让智商高的上大学,训练智商低的从事体力劳动。即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比起“不给穷人盖房”来,Charles Murray的“不给笨人办大学”的理论同样惊世骇俗。

但有意思的是智商和阶层没有关系,有钱的人未必智商高。在过去那种完全没有福利的社会中,教育资源全被富人垄断,虽然偶尔出了个卡内基这等从童工而变成世界首富的奇迹,但总体来说,大部分人口没有和富人平等的竞争机会。结果,富人在小圈子里近亲繁殖,智力越来越低,一旦扶助弱势的社会政策施行,穷乡僻壤中高智商的孩子就可能拿诺奖、到高盛当总裁。这自然也会把许多富家子弟挤掉,精英社会的准入门槛越低,精英群体本身的智商就会越高。

<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钟曲线:美国生活中的智商与阶级结构>

默认分类 2009-03-27 07:33:02 阅读397 评论6 字号:大中小

        前两天,在有点不道德的心理阴影下(在街边上买了张光盘)看了英国人丹尼.保尔的大作,获第八十一届奥斯卡八项大奖的《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看这戏时,剧中情节在真人秀与主人翁的童年回忆中来回缠绕,而我,则在这戏与美国哈佛大学已故心理学家RichardJ.Herrnstein和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著名学者Charles Murray在1994年出版的关于智商研究的名著——《钟曲线:美国生活中的智商和阶级结构》中往复穿插。

        那英国大导很聪明,利用全世界人都熟悉和喜爱的真人秀节目《百万富翁》,很快地就将观众带入了戏的情节之中。那戏拍的很美,甚至让你向往的不是泰姬陵,而是现实生活中的印度贫民窟。

        剧中的主人翁贾马尔是个在孟买贫民窟中长大的孩子,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时任电话接线生,他为了寻找昔日的恋人拉缇卡而上了《百万富翁》节目。他凭借他在流浪生活中的知识积累,完成了连节目主持人都认为不可能的全部答题,赢得两千万卢比的大奖,当然,也抱得美人归。应当说,他绝对是一个高智商者。

        这是一出戏,当然是假。不过,我还是愿意将它当真。因为,我有着近六十年的有总结和思考的人生观察,更重要的,还有前边提到的美国人关于人的智商研究的那部名著。

这俩美国人通过对智商的研究,得出四个结论;

一,智商是天生的。

二,智商与经济背景社会阶层没关系。

三,目前人类还没有找到任何提高智商的办法。

四,高智商和低智商在人口中的分布基本是固定的。

看了这个结论,我们就不难理解那些在电视上经常见到的贫苦农村孩子,衣不裹体,食不饱腹,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以高分考入清华北大的事例。

这两个美国人的研究如果至此也就罢了,但他们并不善罢甘休,他们进一步把这些结论在社会政策上进行了演绎,并推断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论断:从社会资源使用效率的角度上讲,中等智商以下的人都不应该上大学,而是训练他们成为体力劳动者。他们认为,大学本身是一个社会精英教育机构,智商达不到一定水平的人是不能从中得益的。他们的这个诊断,让我们看到的是对社会资源合理利用的理性思考。

同时,他们关于“高智商与低智商的人在人口的分布中是基本固定的”和“智商与经济背景与社会阶层没关系”的结论,又让我们不得不思考“社会公平”问题。

我国人口众多,而大部分的是农村人口。按“智商在人口中的分布固定”理论,我国的农村人口中蕴藏着大量的高智商人口,或者叫“人口富矿”。但反观我国目前大学在校学生中,农村学生大概不及二成。也就是说,占总人口九成的农村人口仅产生不及二成的大学生。而仅占总人口一成的城里人,便占了大学在校生的八成。大量的农村高智商人口被排除在大学校门之外,而大量的城市中低智商人口又被金钱簇拥着送进了他们本不应该进的地方。“富矿”被抛弃,而“贫矿”则被送进了炼钢炉。这是社会资源使用效率的悲哀,也是社会公平制度设计的悲哀。

看戏时我就在想,这外表看似木纳呆滞的贾马尔,绝对是隐没于贫困人口中的高智商者。如果他有机会得到高等教育,他绝对不仅是一个抱得美人归的小小电话接线生。他的悲剧,是他个人的呢,还是社会的呢?

(最近在网上见到以下这篇文章,作者是佚名的,应该是个在美国的中国访问学者写的。他用实例说明了《钟曲线--美国生活中的智商与阶级结构》论证的正确性。文章写的挺好,很启发性。附在后,值得一看。零九年四月十一日)

 

上大学要多高的智商

2009-4-8

如今发达国家迅速白领化,上大学的人在适龄青年中快成了大多数,甚至有大学义务教育化的趋势。比如,在马萨诸塞州,就正在讨论是否提供免费大学教育(主要是两年制的社区学院)的问题。

 

  大学的普及意味着文化的提高。不过,这种提高,可能降低大学本身的层次:从知识精英的殿堂,变成了大众教育机构。这样的大学还叫大学吗?大学在大众化中能够维持过去那种精英教育的质量吗?更重要的问题是,真是有那么多人都适合或者需要上大学吗?

 

  2007年《华尔街日报》连续发表了3篇文章,尖锐地提出了这些问题。此文的作者不是常人,而是1994年出版了轰动一时的智商研究名著《钟曲线:在美国社会中的智力与阶级构造》的作者之一Charles Murray。

 

  《钟曲线》是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跨学科研究。其基本论题非常清晰:在当今的美国社会,智能最优异的进最好的大学,智能低下的则沉入社会下层。过去你在社会中的地位是由家庭背景、经济条件等外在因素决定的。如今则是由你自己的智力决定。智商和犯罪率、失业率、福利、儿童教育、贫困等等都有显而易见的统计学上的相关性,必须认真面对。该书还进一步根据心理学上的研究,得出亚裔的智商比白人略高,黑人的智商则明显偏低的结论,惊世骇俗,被自由派斥为种族主义。乃至作者不论走到哪里讲演,都被抗议者包围,甚至有大动拳脚的场景。

 

  此书的两个作者,一是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Richard J. Herrnstein,一是美国企业研究所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的社会学家Charles Murray。可惜,主要作者Richard J. Herrnstein在书出版那年就去世了。他是声誉甚高的职业心理学家。许多心理学家对此书提出的学术性挑战,他都无法回应。另一位作者Charles Murray接受的是社会学的训练,最多不过是心理学“票友”,不具备和职业心理学家论战的资格,也只能根据Richard J. Herrnstein的基本理论,在智商研究的社会意义上和公众打口水仗。不过,这场口水仗的意义非凡,突显了美国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基本社会理念。自由派认为:贫困是社会不公正的结果,只要消除了这种不公正,贫困就会基本消失。保守派则认为:社会的不公正固然存在,但贫困和贫困者本身的文化行为也有相当的关系。《钟曲线》则走得更远:贫困本身,也许和智商有关系。比如黑人享受了这么多社会政策上的照顾,其经济地位、教育水平仍然很低。这大概和他们的智商偏低也有关系。想想不久前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因为说了类似的话被迫道歉的事情,就知道《钟曲线》犯了多大的忌讳。

 

  这次Charles Murray出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长篇大论,还是演绎智商理论的社会意义。当今最流行的思想是,大学教育是缩小贫富分化最有力的工具。给年轻人提供大学教育,是对未来最好的投资。越多的人上大学,社会就越平等、越有希望。Charles Murray则反唇相讥:智商决定了有的人是上大学的料,有的人不是。把不是上大学的料塞进大学,就好像用劣质金属造精密机械,只会造成巨大的浪费。

 

  Charles Murray要人们面对一个基本事实:有一半孩子的智商是在平均线以下的。这个平均线是100。你低于此线,就属于智商偏低的50%的人口,高于此线,就属于智商偏高的50%的人口。不过,大部分人口的智商,都集中在100这条线的周围。假设一个女孩子的智商是135,那就是人口中百分之一的顶尖聪明人了。她如果英语课的成绩仅仅是C,那就叫潜力没有发挥出来。如果教育者对之悉心调教,她的学业会有惊人的长进。坐在她身后的一位男孩,考试得了个D,但他的智商在49%这道线上,略低于50%的平均线。我们可以多教他一些词汇,多给他做一些练习。但是,他不可能再往前走多远。不要指望他会成为个作家或者工程师。如果用股市的原则来分析教育投资,你把钱投在前面那位智商高女孩子身上,效益就可能翻出本金几十倍;如果把钱投在后面那位智商低的男孩身上,就可能连本儿也都要赔进去。

 

  为什么这么说?现有的研究证明:智商主要是由先天的基因所决定的。现在没有人知道怎么能够提高智商。人工的干预和开发,只能短时间内把智商提高七八点。但是,一旦这种干预和开发停止,这些“提高”了的智商很快就会跌回去。2005年,“全美教育进步估价”机构的报告说,有36%的四年级学生的阅读水准低于该机构的基本水准,说明教育出现了很大问题。Charles Murray则指出,四年级孩子智商低于95的,正好有36%。这主要不是教育问题,而是人的天生条件问题,不必大惊小怪。

 

   在Charles Murray看来,一般智商水准的人,努力学习后能够体面地完成高中学业,再往前走就非常困难。这在自然科学上最明显。平均智商的人到大学学自然科学根本跟不上课。据说当年有位俄罗斯的量子物理学家讲完课,一位学生跑过来抱怨:“教授,我怎么还是搞不懂。”那位量子物理学家不动声色地说:“量子物理学不是谁都能懂的。”我刚来美国时的一位英文老师向我们诉苦:她念大学的女儿数学不过关,跑到数学教授那里问究竟。那教授则说:“有人学得会,有人学不会。”智商低,在数理上一筹莫展。文科则似乎好对付些。比如一个智商为100的学生,上经济学入门也能跟着读书考试;但这大多似懂非懂,只能靠死记硬背蒙混过关,并无法掌握经济学的真髓。在我看来,低智商的人在文科中碰到的问题,是提不起兴趣,不理解也无法感受到一个很“不实际”的问题为什么那么重要。Charles Murray的结论是:一个人读大学,智商低于110就很成问题,而这种智商人口中只有25%才能达到。如果你要在大学表现出色,就得至少要115的智商,也就是人口中15%的顶尖水平。如今美国的现实是,45%以上的高中毕业生进四年制大学,考虑到高中辍学的因素,大约40%的适龄青年在大学读书。这样,大学生智商的准入水平就降到了104。

 

  以104的智商接受给110甚至115的智商的人准备的高等教育,就改变了大学的性质。当今许多大学生,甚至也许是大多数大学生,到校园来寻找大学并不提供的东西。你很难想象一个智商略高于平均线的人会对柏拉图产生兴趣。这也难怪,这样的学生们上课没精打采,只会对“实际”的课程感兴趣,比如财会等等。他们的存在,在大学中创造了对实用课程的强大需求;一些抽象的、理论性的课程则无人问津。大学像个学徒的作坊,而不再是坐而论道的地方。

 

  如果你在哈佛、耶鲁教书,当然不会感受到这样的变化。因为到那里读书的学生,都是智力顶尖的。但是,到草根的小学校教书,则不时要碰到低智商带来的问题。比如,我所在的Suffolk大学是个地方的私立学校,现在一年学费2 5万美元,不是个便宜的地方,按说应该保持相当的质量。但是,我第一年教书时,开学第一堂课就面对一个歪戴着帽子、懒洋洋地靠在前排椅子上的学生的提问:“我是学商务的。我就是想赚钱。我为什么要学历史?你能教我赚钱吗?”其实,这样的学生占了班里的绝大多数。我对他们很同情,也挣扎了两三年,试图向他们证明:成功的人,需要一些人文学科的基本训练。到美国各大学一看就明白,越是水平高的学校,学生的兴趣就越抽象、越“没用”。比如,历史就是耶鲁最流行的专业。可是,我讲也白讲。班上几个智商高的学生,会频频提出尖锐复杂的问题。但是,大多数人,根本不理解中世纪的威尼斯和他们有多大关系。让他们学这些,实在是赶鸭子上架,勉为其难了。

 

  这并不是说智商低的人不配享受良好的教育。相反,社会有责任给他们提供教育机会,只是必须因材施教。Charles Murray提出,这些智商达不到110或115的学生,应该接受两年制的社区学院的教育,不要挤到四年制的大学中来。这些人,通过文字这种过于抽象的媒介来接受知识很慢,但可以通过音响和图像来模仿,可以跟着师傅迅速掌握某些具体的技艺。他们对超出自己直接生活经验的东西很难产生兴趣,但对身边具体的生活经验却很能领悟。比如,木匠、泥瓦匠、管道工、电工、油漆匠等等,在当今的白领社会仍然有大量的需求。一个好的木匠,一年能挣十几万美元。许多所谓低智商的人,在木匠这行比高智商的人也许还灵巧多了。不让他们进技工学校学木匠,赶着他们进四年制大学不知所云地读柏拉图、中世纪史,受这么大罪花这么多钱,最后毕业连个4万的工作也找不到,这岂不是误人子弟?

 

  大学的这种困境,反映了西方文化中的一个难局。以基督教和民主制度为基础的西方文明,把平等视为社会的基本价值。如今男女平等、种族平等都成了政治正确的话语,更不要说阶层平等了。但是,人的智商却从来不是平等的。这种不平等,又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后果,无法对之视而不见。当今高等教育的普及,多少是建立在这种对智商因素无视的基础上的。放眼世界,美国的高等教育之所以还在全球领先,一大原因就是大学还强调竞争性,在全民性这条道路上走得还不是太远。美国适龄青年上大学的比例,比欧洲几个国家还略低,而且大部分大学生集中在社区学院等等低端大学中,常青藤等精英大学则一直选择智商极高的学生。在欧洲,高等教育过于大众化,盲目扩大学生人数,乃至一些昔日的世界一流大学,也因为严重超载、学生平均智商下降而失去了竞争力。中国过去几年的大学“扩招”,后果更加恶劣。学院改大学,大专、中专也升级为大学,高等教育盲目在四年制的高端扩张,最后造成了许多低智商的学生进入大学,毕业也找不到工作。

 

  21世纪高等教育普及是个不可阻挡的趋势。但是,良性的普及,要求大学本身分出层级,在高端保持精英教育的品质,在低端扩张社区学院等等大众化的教育机会。人人平等仍然是人类社会的核心理想。但是,只有承认智商上事实上的不平等,才能设计出相应的政策,使每个人都能“天生我材必有用”地贡献于社会。这也许才是更深刻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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