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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不积贫

2013-10-24  啸海楼


—— 被误读的宋朝


人们常说宋朝“积弱积贫”。是否“积弱”暂且不谈,单就“积贫”而言,绝对是后人的偏见。事实上,宋朝乃是历代中最为富庶的一个王朝。宋之富庶,宋人自己也感受得到,真宗朝宰相王旦说,“国家承平岁久,兼并之民,徭役不及,坐取厚利。京城资产,百万(贯)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五)往汴京的大街上随便扔一块石头,便能砸着一个腰缠十万贯的土豪。

(资料图:清明上河图(局部)。图片来源于网络。)

不妨将宋朝跟其他朝代比较一下。汉朝人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汉书·文帝纪》)汉之百金,相当于宋一千贯钱。也就是说,1000贯钱,是十户中产家庭的财产;也即汉代一户中产之家的财产,为100贯。那么宋代的中产,又有多少家产呢?一位北宋人说,“万缗,中人十家之产也。”(谢逸《溪堂集》卷八)即一户中产家庭的财产为1000贯;另一位南宋人说:“三千缗,在今日亦中人之产也。”(程俱《北山集》卷三九)则家产3000贯才称得上中产。换言之,宋代一户中产的财产,是汉代中产家产的10倍乃至30倍。

所以宋人对汉朝的富豪颇瞧不上眼。一位叫做吴箕的南宋人说:“(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所载富者,固曰甚盛,然求之近代,似不足道。樊嘉以五千万为天下高赀。五千万钱在今日言之,才五万贯尔。中人之家,钱以五万缗计之者多甚,何足传之于史?”(吴箕《常谈》)汉代史书大书一笔的富翁,在宋朝不过是一不足为道的中产而已。

同样,唐人眼中觉得惊艳的富贵之物,在宋人看来,则是稀松寻常的东西。唐朝有个诗人贯休,写了一首《富贵曲》,说“刻成筝柱雁相挨”,意思是唐人制作的古筝十分考究,筝柱上都刻满雁纹。沈括对此很不以为然:“贯休《富贵曲》云:‘刻成筝柱雁相挨。’此下里鬻弹者皆有之,何足道哉?”这样的古筝,宋朝乡间卖唱的艺人都有,何足挂齿?又有一个叫韦楚老的唐朝诗人,也写了首炫富的诗:“十幅红绡围夜玉。”沈括也嘲笑诗人没见过世面:“十幅红绡为帐,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脚?此所谓不曾近富儿家。”沈括的结论是,“唐人作富贵诗,多记其奉养器服之盛,乃贫眼所惊耳”(沈括《梦溪笔谈》)。

那么后世的人又如何评价宋人的生活?来看明人王鏊《震泽长语摘抄》的说法:“宋民间器物传至今者,皆极精巧。今人卤莽特甚,非特古今之性殊也。盖亦坐贫故耳。观宋人《梦华录》、《武林旧事》,民间如此之奢,虽南渡犹然。近岁(指明朝)民间无隔宿之储,官府无经年之积,此其何故也?……古称天下之财不在官,则在民。今民之膏血巳竭,官之府库皆空。”

另一位明朝人郎瑛也感慨:“今读《梦华录》《梦梁录》《武林旧事》,则宋之富盛,过今远矣。今(明朝)天下一统,赋税尤繁,又无岁币之事,何一邑之间,千金之家,不过一二?是皆无储粮者也;及询官府,又无赢余之财,此则何也?”(郎瑛《七修类稿》)

如果觉得时人的感受缺乏说服力,可以再来看一组数据:唐代的最高年铸币量为33万贯,通常年份只是维持10万贯左右;宋代的最高年铸币量则是570万贯,这还不包括铁币与纸币的发行,平常年份都维持100万贯至300万贯之间。从唐至宋,铸币量出现了一个飞跃。而从宋到明,则出现了一个大倒退,明代近300年的铸币总量,竟然不及宋神宗元丰年间一年所铸的货币量。虽然十六世纪从海外流入大量白银,但流入白银的总价值也不过相当于北宋的铸币量。有收藏古钱币经验的朋友一定知道,宋钱制作精良,却不甚值钱,因为存世量太大了。不过在宋代,则常年闹“钱荒”,货币不够用,此由可见其经济总量之巨。

另据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刘光临先生的统计与推算,宋朝的人均国民收入位于历代最高峰,为7.5两白银,远远高于晚明2.88两的,要到19世纪的晚清,才追上宋代的水平。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则指出:“在960~1280年间,尽管中国人口增加了80%,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由450美元增加到600美元,增加了1/3;以后一直到1820年都保持着此水平。欧洲在960~1280年间,人口增加了70%,人均国内总值则从400美元增至500美元,只增加了1/4。”也就是说,宋代的经济与生活水平,不但在纵向上优于其他时代,而且在横向上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

(责任编辑:余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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