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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钩 “积贫积弱”是今天许多人对宋朝的习惯性评价，究其源，大概可追至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钱先生大才，屡有卓见，但所论也未必全然正确，他对宋代中国“积贫积弱”之说，就大可商榷。“积弱”且不论，我们单纯来说宋朝到底是不是“积贫”。
从国家的角度来说，积贫与否，关键看财税收入与财税结构。 让我先从宋朝说起。唐代的最高岁入为天宝八年（749）的5230万（贯石匹屯），含钱、粟、绢、绵、布，其中货币性岁入为200万贯钱。也就是说，唐代的赋税以农业税为主体，而且主要征收实物税，只有一小部分征收货币，占税收总额不足4%。那么宋代的财政岁入是多少呢？北宋治平二年（1065）的数字是11600万（贯石匹两）。 11600万这个数目还不是北宋岁入的最高额，却已是唐代最高岁入的一倍。其中货币性岁入为6000万贯以上，比重超过了50%，显示赋税货币化已成大势所趋。特别是王安石变法，将役也折成货币，这一役法变革，比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早500年，比雍正的“摊丁入亩”早600年。尽管熙宁变法造成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受到苏辙等人的抨击，但今天我们得承认，王安石确实准确地把握到历史发展的方向。 更具历史标志意义的是，宋人发现，“州郡财计，除民租之外，全赖商税”。从宋真宗朝开始，来自工商税与征榷的收入超过了农业税，北宋熙宁年间，农业税的比重降至30%，南宋淳熙—绍熙年间，非农业税更是接近85%，农业税变得微不足道。显然，这是历代王朝从未有过的事情，若非宋代工商业发达、政府善用市场手段调动财富，不可能出现这样的财税结构。 宋代之后明清两朝的岁入情况又如何呢？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全国田赋正额约为2680万石，占全部税收的75%；隆庆朝与万历朝前期（1570—1590），国家的杂色岁入（含商税、海外贸易抽税、盐课、轻赍银、役与土贡折色等）约370万两白银，这个数目只及宋代征榷收入的零头。明末在田赋中加派“三饷”，又派出税监矿使，四处搜刮工商税，搞得天怒人怨，岁入也不过增加了2000万两（其中税监搜刮的工商税每年只有四五十万两）。而两宋的岁入，基本上都保持一亿（贯石匹两）以上。明代岁入不但总额不如宋代，而且农业税又恢复了统治地位。 清代的岁入，从乾隆朝至道光朝，大体上都维持在4000万两左右的水平。道光之前，地丁银（农业税）占全部岁入的70%以上，关税与盐课的比重不足30%。换言之，在被吹捧为所谓“康雍乾盛世”的清代中前期，工商业的表现并不出色。洋务运动之后，工商业才逐渐崛起，表现在财税上，便是工商税比重扩大。到光绪时代的1885年，田赋的比重总算下降为48%，关税收入上升到22%，盐课为11%，晚清新设的厘金则贡献了19%的岁入。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王朝的岁入总额开始突破两亿两银，终于超过了宋代的纪录。 当然，单纯比较岁入总额，也可以看出宋代的税率应该是高于其他王朝的，这是一个事实。但这个事实的另一面是，宋朝建立了一种扩张型的财政系统。财政的扩张推动着政府必须积极去了解市场、开拓市场、创造市场，由此便可能建立起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此外还有另一个事实：两宋立国三百余年，从未因为较高的税率而诱发全国性民变；而明末加征“三饷”、遍设税监，搜刮到多少钱且不论，却已导致民不聊生，民变蜂起，最终王朝被民变推翻。可见宋代的民间财富与市场活力大致还可以支撑起一个较高的税率。
从国民的角度来说，或贫或富，当然要看国民收入水平。而就国民收入水平而言，宋朝堪称历代中最为富庶的一个王朝。 宋之富庶，宋人自己也感受得到，真宗朝宰相王旦说，“国家承平岁久，兼并之民，徭役不及，坐取厚利。京城资产，百万（贯）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往汴京的大街上随便扔一块石头，便能砸着一个腰缠十万贯的土豪。 不妨将宋朝跟其他朝代比较一下。汉朝人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再据《汉书·食货志》，“黄金重一斤，直钱万”，可知汉之“百金”（黄金一百斤），相当于一千贯钱。换言之，在汉代，1000贯钱是10户中产家庭的财产总量；即一户中产之家的财产，为100贯。 那么宋代的中产，又有多少家产呢？一位北宋人说，“万缗，中人十家之产也。”一户中产家庭的财产为1000贯；另一位南宋人说，“三千缗，在今日亦中人之产也。”则家产3000贯才称得上中产。换言之，宋代一户中产的财产，是汉代中产家产的10倍乃至30倍。 所以宋人对汉朝的富豪颇瞧不上眼。一位叫做吴箕的南宋人说：“（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所载富者，固曰甚盛，然求之近代，似不足道。樊嘉以五千万为天下高赀。五千万钱在今日言之，才五万贯尔。中人之家，钱以五万缗计之者多甚，何足传之于史？”汉代史书大书一笔的富翁，在宋朝不过是一不足为道的中产而已。 同样，唐人眼中觉得惊艳的富贵之物，在宋人看来，则是稀松寻常的东西。唐朝有个诗人贯休，写了一首《富贵曲》，说“刻成筝柱雁相挨”，意思是唐人制作的古筝十分考究，筝柱上都刻满雁纹。沈括对此很不以为然，说，“贯休《富贵曲》云：‘刻成筝柱雁相挨。’此下里鬻弹者皆有之，何足道哉？”这样的古筝，宋朝乡间卖唱的艺人都有，何足挂齿？又有一个叫韦楚老的唐朝诗人，也写了首炫富的诗：“十幅红绡围夜玉。”沈括也嘲笑诗人没见过世面：“十幅红绡为帐，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脚？此所谓不曾近富儿家。”沈括的结论是，“唐人作富贵诗，多记其奉养器服之盛，乃贫眼所惊耳”。 唐德宗年间，由于朝廷长年与藩镇交兵，国库日渐空虚，政府决定向长安的商人“借钱”，说是“借”，其实跟抢差不多，“京师嚣然，如被盗贼”，哪个不乖乖掏钱，便抓起来拷打，有人因为“不胜鞭笞，乃至自缢”，一番搜刮下来，也才“借”到八十万贯。可见唐代长安的商民并不富有。无独有偶，北宋庆历年间，因为与西夏打仗，宋廷也是“急于财用”，三司预算下来，尚未有数十万贯的财政缺口，“议者请呼数十大姓计之，一日而足”政府只向京师数十位富商求助，一日之内便筹借到数十万贯钱。唐宋之间民间财富储量的巨大差距，由此可见一斑。 后世的人又如何评价宋人的生活？来看明人王鏊《震泽长语摘抄》中的说法：“宋民间器物传至今者，皆极精巧。今人卤莽特甚，非特古今之性殊也。盖亦坐贫故耳。观宋人《梦华录》、《武林旧事》，民间如此之奢，虽南渡犹然。近岁（指明朝）民间无隔宿之储，官府无经年之积，此其何故也？……古称天下之财不在官，则在民。今民之膏血巳竭，官之府库皆空。”另一位明朝人郎瑛也感慨说：“今读《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则宋之富盛，过今远矣。今（明朝）天下一统，赋税尤繁，又无岁币之事，何一邑之间，千金之家，不过一二？是皆无储粮者也；及询官府，又无赢余之财，此则何也？” 如果觉得时人的感受缺乏说服力，可以再来看一组数据：据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刘光临先生的统计与推算，宋朝的人均国民收入位于历代最高峰，为7.5两白银，远远高于晚明2.88两的，要到十九世纪的晚清，才追上宋代的水平。 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则指出：“在960～1280年间，尽管中国人口增加了80%，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由450美元增加到600美元，增加了1/3；以后一直到1820年都保持着此水平。欧洲在960～1280年间，人口增加了70%，人均国内总值则从400美元增至500美元，只增加了1/4。”也就是说，宋代的经济与生活水平，不但在纵向上优于其他时代，而且在横向上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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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税收入】
2、【国民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