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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写这篇文章呢？因为笔者在发文章论述历代经济的时候，碰巧有读者批评说：“元朝是古代税赋最轻的朝代。”不得不说，这个说法有点“毁三观”，难道“中华沦陷的黑暗100年”居然是百姓安居乐业的时代？ 那么，这到底是“汉奸言论”，还是“确有其事”呢？ 谣言、扯淡！蒙元统治不但税赋高于其它朝代，而且利用滥发的货币掠夺百姓财富，古往今来的主观性横征暴敛，莫过于此！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言论？不好判断，应该是某些历史小白“读书太少、不求甚解”的锅，明朝有些杂书确实有“关于元朝赋税轻”的言论，下面一一列举。 1、万历年间，华亭（上海）人范濂在《记赋役》对元、明两朝松江田赋情况，评价说：“元入中国，……赋虽轻，不足法也。”书中提到蒙元赋税较轻，具体没有明说。 2、万历后期，秀水县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说到：“前元取民最轻。” 3、明末史学家谈迁在《国榷》中就宋、元、明三朝在苏松地区的征赋数目进行比较时，曾总结说：“宋时赋征八分，平江（苏州）粟二百万，元人减之仅百万。”而在明朝，苏州地区的赋税是263万石，占全国税负的10%，因此赋税最重。 大家有没有发现上面言论的共同点？各方都说的是苏州在宋、元、明三代的税赋，其中税赋最轻的时候是元朝，明朝税赋最重，好像与明朝“轻徭薄赋、税赋最轻”的说法相矛盾。不矛盾！明朝全国的税赋都很轻，但苏、松、嘉、湖等州的税赋很重！为什么？因为这几个地方原先是死对头张士诚的地盘，朱元璋出于“吴民殉守张士诚”的愤怒，将赋税由全国通行的每亩3.35升提高到每亩7.5斗，高了足足22倍。朱元璋就是这样任性，敌对占领区征收惩罚性的赋税，陈友谅的赣西也受到了额外照顾。 所以，网上那些“蒙元是古代税赋最轻的朝代”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是少数历史小白用几个特定地区的税赋，以偏概全而得出的错误结论。接下来，笔者为大家具体分析蒙元统治时期的税赋。  古代百姓交税 蒙元田赋：超出想象的重税本篇文章只探讨农业税，商税请参考文章《观历代商税，看的不只是数字，更是经济结构的变迁》。蒙元的农业税有别于其它朝代，在蒙古本部、北方和南方三个不同的统治区，施行三种不同的赋税体系，主要如下： 蒙古：羊马抽分税法，即马、牛、羊，逢百抽一，征收对象是草原上的蒙古牧民。这应该算是极低的税率，只有1%。 北方：税制复杂，有点类似于隋唐时期的“租庸调”制，分成税粮和科差，税粮又分成丁税和地税。普通百姓丁税标准是每丁纳粟3石，地税为每亩3升粟；科差，北方是给官府交丝绵，每户交1斤6两4钱，合22.4两，另外每户还要交4贯中统钞的包银。 南方：实行宋朝的两税制，夏税征收布、绢、丝绵等实物，或者中统钞，折算下来中统钞2贯/丁；秋税收大米，标准是每亩3升至2斗，偏差很大，苏州在元朝大概3升/亩，所以百姓税负少。科差：每户交中统钞500文，包银则是2贯/户。 不论南方、北方，官府都还要征收“鼠耗”、“分例”等名目繁多的附加税粮，数量甚至超过正额税粮。当然任何朝代都是这样对底层百姓的，本文只讨论显性税收。  为了直观看出蒙元的农业税赋，可以结合蒙元的粮食亩产和物价，计算百姓的年收入，进而测算农民的税负。蒙元的粮食亩产约为“北方小麦1石/亩，南水大米2石/亩。”蒙元制定田赋政策的时候，粮价约为1贯/石。 蒙元统治时期，李美娇、何凡能等人发表的论文《元代前期省域面积重建》提到，蒙元耕地面积北方户均耕地面积75亩，南方户均25亩。 蒙元农民的平均税负为16%。不考虑经济作物的收益，假定每户2丁、丝绵的价格为45文/两、南方秋税3升/亩。可以看到，北方农民的净收入高于南方，为62.3贯，但税赋也高一些，达到17%。南方百姓的净收入稍低，为42.8贯，税负略低于北方，为14.5%。因此，全国平均税负高达16%。  为什么明朝文人会说蒙元税负低呢？平均16%的农业税率显然是极高的，笔者在文章《闲话经济史之宋朝为何富而不强？农民税赋篇》提到宋代的税负不过10%，这样看，蒙元的农民税负显然高得离谱。可是为什么明朝文人又说蒙元田赋很轻呢？ 1、那些人只看到了地税（秋税），忽视了蒙元的丁税和科差。明朝和元朝一样，夏税实际是按照秋税的一定比例征收，将两税折到一起。诚然，蒙元在南方每亩征3升粮，明朝征3.35升，看似略少于明朝，如果加上丁税和科差，显然是远高于明朝的。 2、比较基准的偏差，以偏概全。那些文人只选取明朝的苏、松、湖、嘉等地区的赋税说事，典型的以偏概全。这些地方的税负税率35%（全国大部分地方只有1.7%-3.35%），当然税负重于元朝。 最重要的原因：经济学原理，货币贬值，让南方百姓表面税负减少。蒙元的税制是1270年前制定的，到了末期，中统钞已经严重贬值，1315年1石米已经值30贯钱，可是蒙元政府并没有更改税制，仍可以用中统钞抵交田赋，百姓自然占了便宜。 我们看到，南方1户百姓（25亩田）实际要交的税分为：6.5贯钱和0.75石米。到了元末，6.5贯钱只能买到0.21石粮。算来下，南方百姓收了50石粮，只交了0.96石粮，税率只有1.9%，北方也只有3%，是不是看上去税率极低？古人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税负是挺低，因为除了地税，其它税都可以忽略不计。  千万别以为蒙元仁慈，货币掠夺更加可怕看了前面的分析，或许有人会说：蒙元政府还挺仁慈的？货币贬值也不提高更改税制。真是这样吗？当然不是！蒙元虽然没有在农业税上做文章，可是纸币贬值引发的通货膨胀税，则是更加可怕的货币掠夺。农业税只是夺取百姓当年的部分收入，货币掠夺则把过去几十年积攒的家底掠夺一空。哪个更可怕，诸位自行判断。 看一下蒙元滥发的中统钞。蒙元在1274年前，发行纸币还算节制，而且用了部分金银作为本金，纸币还比较稳定，每年的发行量在500万贯左右。1274年突然激增到1200万贯，1276年更是增加到7000万贯，从此走上滥发货币的漫漫长路。1289年，蒙元政府彻底不要脸面，理财大臣桑哥下令把各地“平准库”的本金74万两金银，运到大都挥霍。当年的中统钞发行量更是达到4.45亿贯，从此每年的纸币发行都超过1亿贯，超过2亿贯是常态，3至5亿贯也很常见，由此可见蒙元发行纸币是如何的丧心病狂。  蒙元滥发的纸币 纸币滥发，物价暴涨。看几种常见产品的价格，1276年大米价格才1贯/石，到1289年已经涨到10贯/石，1315年已经涨到30贯/石。茶引、盐引的价格同样暴涨，茶引40年涨了16倍，盐引则涨了50倍。  年均通货膨胀率为9%。百姓主要物资都出现几十倍的上涨，利用大米价格变化反推通货膨胀率（R），公式为：（1+R）的39次方等于30，算出通胀率约9%。 看通胀如何吞噬百姓的财富。从蒙元1274年滥发货币开始，百姓的财富就一步步走向无尽的黑洞。按9%通胀率推算，10年60%的财富化为烟云，20年损失82%的财富，30年损失92.5%的财富。很多老百姓辛苦半辈子，积攒下来的财富都化为过眼云烟。蒙元政府就是通过滥发货币，制造通货膨胀，将百姓辛苦积累的财富掠夺到手里，供他们挥霍。  既然货币在贬值，百姓可以留着东西不卖吗？当然不行！首先，纸币始终是元朝的法定流通货币，不用也得用；其次，粮食并不能长期保存，稻谷也有胚芽，存放的时候，也要呼引和新陈代谢，消耗营养，一般囤放两年便会变成难吃的陈米；最后，百姓婚丧嫁娶、逢年过节和生活日常，总需要用钱购买别的商品。 通货膨胀掠夺财富的过程。只要百姓将大米换成中统钞，就必须马上消费，否则明年就贬值了9%，粮食不卖放家里也会烂掉或者跌价（新粮和陈粮价格当然不一样），老百姓不管怎样都会受到伤害。再说，古代百姓又不懂这些，贬值拉长看是个缓慢的过程，就跟温水煮青蛙一样，回过头一看，原来米价40年已经涨了30倍。 蒙元从1276年开始，就一直在隐性地掠夺百姓财富。1276年前，蒙元还未统一全国，税制相对稳定，1276年攻占南宋都城临安（杭州）后，表面上安抚江南百姓，维持了南宋在南方的两税制，但货币掠夺却未停止，直到蒙元灭亡。古代文人只看到蒙元在南方征税很少，却没看到货币的隐性掠夺。然而现代有些人，只会看数据，而不分析深层次的原因，居然喊出“蒙元税负轻”的荒谬言论，哗众取宠。  总结：蒙元统治，百姓自始至终承受着显性或隐性的掠夺蒙元前期，百姓的显性税负就非常高。北方百姓的税负达到17%、南方为14.5%，全国平均为16%，远高于宋代的10%或者明朝的1.7%-3.35%。部分古代文人或现代人只看到蒙元的地税，而忽视高额的丁税和科差，轻率地做出“蒙元税负很轻”的判断。 蒙元中后期，看似显性税负低，货币掠夺更加残酷。由于纸币贬值，百姓用纸币缴纳的科差和丁税便显得微不足道，南方税负低至1.9%。可是蒙元自从1276年开始用更为隐蔽的手段掠夺百姓财富，滥发纸币，造成每年9%的通货膨胀率，20年就能夺走百姓80%的财富。算上9%的通货膨胀税，百姓的实际税负超过11%，另外承受每年9%的存量财富贬值。正是这种无形的财富掠夺，才支撑着蒙元统治者的穷奢极欲，最终自掘坟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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