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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个事实的确认
首先从黄仁宇著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的论文专著中论述我们可以确认如下三个事实,然后从这三个事实出发,进行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给上面这些问题一个令人信服的回答.
这三个事实是
1,明代的税收过低,农业税低,商业税更低!
2,明代的税收几乎在二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增加(实际上是不断减少，农业税减少，商业税减少的更多)
3,明代晚期人们对任何一次增税的行为都叫苦连天,以至当政府试图增加赋税时阻力重重
1、明代税收过低
关于第一点,明代税收过低的问题，可能许多人都难以相信。一些人一直以来被灌输的观念，受到的教育就是，明代的统治者如何残暴荒淫，如何横征暴敛，如何敲骨吸髓，广大人民在沉重的剥削之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甚至明代的灭亡都是由于统治者征收的赋税过重，人民难以负担，奋起反抗的结果。教科书上是这么写的，甚至一些所谓的历史学者的文章专著中也是这么宣扬的。但是事实果真如此么？
只要稍微了解一些明代的生产情况以及财政情况，很容易就能做出否定的回答。事实上，黄仁宇在他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中花了很大的篇幅，对长久以来被一些人深信不疑的这种陈腔滥调进行了驳斥。
黄仁宇说“虽然许多学者批评明朝税收过重，但是他们主要是从道德层面进行批评。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揭露征收者的贪婪和民众的艰辛，而不是去探讨税收制度本身所固有的问题。他们的描述给人们造成这样的印象，那就是主要的问题都是税收过重造成的，而实际上这些困难的产生更可能是税收过低造成的。”p341
（1）农业税低
“在现代，王朝周期循环理论最主要的倡导者是王毓铨，……按照他的观点，明朝的崩溃是因为‘向农民征收过重的田赋榨干了中国的农业经济’。……就明代的税率而言，这种指责得不到证实。17世纪早期政府加征‘辽饷’和‘剿饷’等，一年最多可有2100万两白银，……在1623年，国家筹集的额外军费为白银666万8677两，其中有449万1481两摊入土地，其余部分则来自财政节流、官产出卖及杂色税收，还包括典铺税。即使将2100万两白银全部滩入土地，对于纳税人来说，当然是很高的负担，但也不象王毓铨所断言的是绝对无法忍受的事情。17世纪初期通货膨胀导致物价水平上升了40%，这就意味着税收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虚假现象。而后的清代继续沿用明代的税率，这一事实更加确证了这一点。尽管王毓铨认为清代一直声言减税，但在清朝初期并没有这方面的财政记录。新朝税收水平一如前朝，税率接近，这一税率也就是王毓铨所谓的‘榨干了中国的农业经济’的税率”[32]p410-411
李隆生在[103]一书中对晚明农业总产值做过一个估计，他可能没有看过顾诚及其弟子对明代耕地面积的考证，仍旧采用传统的过低估计。
我们这里只采用他对明代平均亩产量的估计:每亩田1.2石的米[103]p175(南方亩常量高的多，北方亩产量低，这个平均亩产量的估计明显是偏低的，张显清提供了一些其他学者的看法，余也非的估计是明代北方地区平均亩产1．302市石，南方地区平均亩产2．604市石；郭松义的估计明后期全国南北水旱粮食平均亩产256市斤，按照一石白米为94.4公斤计算，则平均亩产在1.3石左右，但这里我们为保守起见，仍旧采用李隆生这个偏低的估计）。
至于耕地面积，明初洪武时期的耕地面积约为8亿5000万亩左右[34]p304，明代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初期的耕地面积应该在11亿亩左右。按此估算，洪武时期的农业总产量是10亿两千万石左右，而晚明时期全国农业的总产量至少是13亿两千万石左右（这个显然是出于保守估计，偏少的一个产量）。
而明代的农业税收是多少呢？明初的时候，“田赋收入达到3227万8900石”[32]p055，到明成祖以后，“每年的计划收入一直保持在2700万石左右”[32]p56，“1600年以前，基本税额为粮食2600万石”[32]p226 按照这些数据计算，明初的时候税率为3.16%，明代晚期平均税率约1.97%，可见无论是明代初期，还是明代晚期，平均的农业税率都低于三十分之一，而明代晚期（不包括崇祯时期）甚至低于五十分之一。这样的一个税率不能不说已经低到了极限。
当然通过总体田赋收入和总体产量的比较得出的平均税率可能并不足以说明具体落在每个地主头上的负担究竟如何。那么具体的情况如何呢？黄仁宇以广东顺德县的情况为典型，作了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析。我们不妨摘录一些主要结论
“1585年版的《顺德县志》提到，佃农通常每亩土地向地主交纳0.9石稻米，由于基本税率估计为每亩0.03石，则征收部分只占田主收入的1/30，佃农与田主五五分成，实际上税额也就占农作物总收成的1/60 ”[32]p111 基本税只占1/60，那加上其他的摊派和负担，比如均平银（这主要针对富有的田主），取代劳役征收的均徭，上供物料的折银，还有驿站供给，民壮等等。但实际上基本加上所有这些，总的税率仍旧不算高。 “尽管有14种附加税，实际上的税收标准仍然较低。对那些少于30亩土地但主要是下等地的、以及家里不多于两个成年男子的小田主来说，税收负担通常不到他们粮食收成的5%。累进税制也能得到证实，对一个拥有300亩土地，而且主要是上等田，以及户中有五六个成年男子的中等田主而言，他的税收负担接近于他粮食收成的10%左右”[32]p116
“税收低的标准，可以进一步从县志汇集的数字中得到证实，1585年，……可以知道每亩土地的平均税收负担为0.0332两白银，……即使不考虑正常季节会混种各种不同的作物，平均每亩土地的年均收入也应当在1两白银左右。因而大致的税额，接近于土地收入的3.5%左右，（即便考虑有些年份粮价下跌的影响），税收依然不会超过土地收入的6.12%”
[32]p116-117
也就是所有各种摊派加上去之后，并且考虑到粮价波动的因素，也只是在3%到6%之间波动，这样的税率也实在并不算高。
除了顺德县以外，黄仁宇还根据《大明会典》以及各地方志的记载，对明代晚期全国的农业税率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估计。得到的情况大体上和顺德县相似，有的地区高一些，有的地区低一些。比如杭州府的税率为6.7%到10.05%（同样是受粮食价格的影响）[32]p217；而山西汾州府的平均税率为8.3%（粮食价格每石0.6两白银）[32]p220；湖广安化县在16世纪中期税率为3.9%（粮食价格每石0.3两白银），17世纪初税率为5.9%（粮食价格每石0.2两白银）[32]p221；南直隶溧阳县最低税率是1%，最高税率是5.4%。[32]p222
最后得到的总的估计是“通常而言，直到17世纪初（原文为“16世纪初”，应是笔误或翻译错误，因为作者在文中前后引用的数据年代都是在1576年，1600年，1620年这类的，大致范围在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初——引者注），按照地方正常的粮食价格估算，税收不超过产量的10%。在许多地区，征收额是远远低于这一水平。尽管有些地区的税赋较重，象长江三角洲地区，税额接近农业收入的20%。但这种估算没有考虑到无偿应役、……，也没有考虑到不同于大宗粮食的其他额外收入”
“整个帝国赋税的平均水平似乎也不超过农业产量的10%，这一估计不会受到长江三角洲地区特例的影响。尽管名义上长江三角洲这四个府的全部田赋额越占整个帝国田赋总额的10%，但由于税收折色和役的合并使其大大降低了”
我们注意到这里似乎存在一个矛盾的现象，前面按照田赋收入和农业总产量的比较得到的农业税率在明代晚期只有2%不到，而按照黄仁宇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估算，则全国平均税率可能在10%左右（应该强调一句10%税收就本身来说，仍是属于低税收，黄仁宇对这一点也是反复强调），这之间相差了五倍之多，怎么来解释这种差异呢？
我的看法是，这里有几个因素的影响。首先是用总产量来估算税率的时候，用的田赋收入只是基本税额，也就是并没有把许多其他摊派比如地方上供给驿站的用度，以及供给户部的一些物料折银计算进去，尤其是没有把劳役折合的银子计算进去，根据黄仁宇的估算，全国劳役折合的银子可能在1000万两白银左右。
但是这个理由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就算把所有这些都全算进去，估计农业税率充其量也只能在4%左右，而不可能更多（事实上4%都是过高的估计，因为明后期劳役折银，都是大打折扣的，根本达不到理论上的估计）。如顺德县的例子，把所有的摊派都考虑进去，在粮食价格正常的情况下，“大致的税额，接近于土地收入的3.5%左右”。
那么还有6%跑到哪里去了呢？
我认为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分析。
首先是价格波动造成的影响，这又有可以分成两点，一是粮食本身在一年不同时间的价格波动，一是粮食的南北价格差距。
明代晚期大部分粮食赋税已经是折合成银子来交纳。黄仁宇的说法是“1600年以前，基本税额为2600万石，其中有80%似乎已经能够折银”[32]p226而万明等学者对此的估计还要更高，他们认为黄仁宇的估计是偏低了，“他对税收中白银的估计可能偏低。事实上，田赋已经折银交纳，就是加派，也是征银”，“总的来说，大致实物征收在总数10%左右，即晚明约90%的实物税已经转变为货币税可能更为合适。”[151
既然粮食税在晚明大部分是折合成银子上交，那么地主要交纳赋税，就首先必须把收获的粮食卖掉，于是到了每年征收赋税的时候，市场上卖出的粮食骤然增多，导致粮价不断下跌，农民只有卖出比正常价格时候更多的粮食才能获得交纳赋税所需要的银子，而到了征收赋税的时段过去，市场上的粮食减少，于是价格又会上升。这种现象在许多明代经济史著作论文中都有记述。在黄仁宇的著作中就举了这么一个例子，“山东汾上县1576年就报告说收获之后，很快就到了税收期限，这时候的小麦价格从正常的每石0.52两白银降到每石0.37两白银，大麦则从每石0.4两降到每石0.25两白银。三个月后价格又回到了正常的水平”。[32]p239-240
《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一书中也有类似描述“税收折银以后，缴纳赋税之时，农民为了交税，不得不以低价出卖粮食，获得白银，于是纳税期粮食价格下降；当纳税期一过，粮食价格立即上涨，造成了农民生活的困难。如万历四年(1576)，山东汶上县税收时，小麦价格从原来的每石0．52两白银下降到0．37两，而大麦由每石0．4两白银下降到了0．25两，并且在三个月才恢复到原来的价格。”《晚明社会变迁》[151]p194-195
这并非仅仅发生一个地区，全国各地都是如此，在南方的话，这种由于交纳赋税造成的粮食价格波动可能还要剧烈。
那么由此造成的是什么结果呢？政府是不是因为农民因为粮价降低而不得不卖出更多的粮食而获得收益呢？恰恰相反！政府从中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不妨作个假设，假如农民卖出一百石的粮食，这时候粮价是每石0.3两白银，得到的银子是30两，上交给政府。而等政府拿到这30两白银的时候，并用于支出各种开销的时候，正好是过了税收时期，粮价回到正常水平，甚至高于正常水平。如果用这30两银子到市场上去买粮食的话，假如粮价是0.5两白银，只能买到60石的粮食。于是在农民那里，他觉得自己交的税是一百石，而实际上政府真正收到只有60石。那么当中40石的好处跑到哪里去了？显然就是跑到那些买进卖出的商人那里去了。
粮价的时间差异会造成这种农民负担没有减轻，而政府收入也没有因此增加甚至反而减少的结果。真正从中获取利益是商人。 同样南北粮价的差异也会造成类似的结果。南方的粮价低，北方的粮价高。南方的粮价低的时候能低到每石米只有0.3两白银（如黄仁宇说的“在16世纪晚期，广州的粮价可能跌至每石0.3两白银”[32]p117），而北方的粮价则接近每石1两白银，我们这里不妨算每石0.9两白银（事实上，李隆生在估计明代农业总产值的时候，用的价格就是每石0.9两白银）。还是用刚才那种方法计算，在南方一个农民交纳100石的粮食税收，折合成银子是30两白银，而这30两银子送到北京去的时候，实际上只能购买33石左右的粮食，中间将近损失了70%。假设一个地主总收入是1000石的粮食。对北京的中央政府来说，实际上只收取了南方农民1/30的赋税，而对南方的农民来说，他交纳的却是十分之一的赋税。这中间的好处不用说，又全部落在了买卖的商人口袋里去了。 这种粮价波动造成的影响对于解释为什么政府实际收到的赋税很低，而农民实际的交纳的赋税其实并没有那么低应该还是比较有力的。这里面的差额实际上是被商人拿去了。
接下来看第二个方面的原因，黄仁宇全国平均税率不超过10%的估计是根据《大明会典》以及各地方志的记载，对每个地区的情况进行逐一分析后得到的。这个10%的自然是靠字面上的记载估算得来，同真实的情况应该说还有比较大的距离。这些地方志的记载说，每亩田应该交纳多少两多少两银子。但实际上仅仅是一个理想状态，最后交纳的时候，能否真的落到实处，是很成疑问的。
明朝晚期，即便农业上，偷税逃税漏税的现象都相当严重的。我们上面的部分实际上已经引用过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收集到明代文献资料中关于这方面情况的记载。
比如《漳州府志》中说 “田入佃手，其黠者逋租负税，莫可谁何，业经转移，佃仍虎踞，故有久佃成业主之谣”[92]p2208 “甚者大租之家于粮差，不自办纳，岁所得租，留强半以自赡，以其余租带税与积惯揽纳户，代为办纳，虽有契券，而无贸本交易，号曰白兑，往往逋负官赋，构词讼无已时”[92]p2208 《漳蒲志》“今深山中巅崖皆开垦种艺，地无旷土，人无遗力，然土田日增而顷亩粮税日减，即国家不尽民之财力而弊端所在，有司者宁不察其故乎？盖豪户猾书交互为弊，有私自垦田而全不报官者，有辟地数顷而止报升合者，又有隐匿腴田而捏作陷江者，有飞诡税粮而幻去亩籍者。夫是以新额无增于前，而原额日减于旧，职此之故也”[92]p2240 “环海之利，岁收不啻四五千金（这应是个人的一年收入），其所输官者，未及五十分之一”。[92]p2240
此外还有各种逃税的手段，也即所谓的“飞洒、诡寄、虚冒”，过去一些论者常常把这些当成是明代晚期富裕地主把税收负担转嫁到贫苦农民身上的手段。其实根本就是大谬特谬，这里根本就不是什么转嫁的问题，就是偷税漏税的手段。把偷税漏税的行为当成什么转嫁负担，完全是转移视线，有意误导。这三项中，飞洒勉强可以转嫁税收负担联系起来，但实际上晚明时期，一般平民谁都不是吃素，谁都不高兴当冤大头吃亏，所以这种手段实际上应用的并不多，更多的是“诡寄、虚冒”。《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飞洒者，损人以裕己者；诡寄者，避重以就轻者；至虚冒者，一切欺陷，以负国课耳”[p1819]
总而言之，这种种欺瞒手段，偷税漏税的行为，造成的结果是即便单纯就农民本身的负担而论，税率大概也远远达不到10%，估计可能在6%左右。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晚明时期，国家方面实际征收到的农业赋税，所有摊派零碎全部加起来，总和也低于4%；而就农民方面来说，其实际负担低于6%。
实际上，无论4%也好，6%也好，甚至采用黄仁宇估计最高数字10%，这样的税率都是相当低。但即便是这样低的税收，晚明时期也很少能够足额征收到。
我们不妨看看黄仁宇对此的描述
“在16世纪后期，即使完纳税收80%也被认为是很大的成绩。1570年，仅未收之税银总额就超过200万两。当然，由于对小户的税收减免，可能降低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但是这样的办法在16世纪是很不切合实际的。”
“当16世纪七十年代，张居正掌权之时，逋赋者要被控告，但是张居正的这种做法受到同时代许多人的批评，最为有名的是王世贞。问题的严重之处在于许多积年逋赋者多为富户，他们捐纳官身以免除县官的体罚与拘捕，州县官只好将这类事情向上一级政府报告。但这样的事例上报太多，除了显示州县官自己的无能以外，不会有什么效果。比较有效的办法就是没收拖欠者的家产。在西方通常都是采取这种办法，但是在传统中国仁爱政府的观念支配下，这种办法很少采纳。（这一点似乎正好说明一向被人批评为专制没有人权的古代中国至少是明朝时期，对个人私有财产的尊重程度其实还远在西方之上——引者注）而且这些拖欠者都很狡猾，他们一般也交纳部分税收，并不全额拖欠，同时许诺以后会补交余额。”
“对于赋税拖欠，会在一段时间内进行追征，但是拖欠两三年以后，就不能再指望拖欠者们补交欠税了。对于逋赋者，抛开人道主义考虑，鞭打、关押他们是很少有用的。这些累积起来的欠税成为最新赋税征收中的一个巨大障碍，所以只能蠲赦逋赋。这种事情在明代后期是很常见的。皇帝可能下令蠲免某年以前的逋赋，这可能由于地方官的申请而适用于某个特定的地区，也可能适用于整个帝国。”
“所有这些都鼓励了逋赋行为。守法者按时纳税，后来却发现这些赋税被蠲免。但交上去的赋税既不能退还，也对下一次纳税没有了任何好处。另一方面纳税人总是希望皇帝慷慨，能够蠲免逋赋，所以拖欠不交。在这种情况下，逋赋行为会蔓延开来。某地曾上报说当地一些纳税人共同倩人代杖，不肯纳粮”[32]p192
如果这些税收拖欠的情况考虑进去，很显然，实际上明代的实际农业税率是在一个更低的水平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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