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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是财政危机，国家财政困难，导致发生饥荒，没有钱去赈济；发生战争，没有钱支付军饷。没有钱赈济灾民，饥民作乱;没有钱发军饷，致饥兵作乱。饥兵与饥兵结合导致大规模的国内叛乱。 政府军队缺乏战斗力，导致国家既无法消除外部侵略，也无法肃清内部叛乱。财政危机导致军事危机，军事危机导致更大的财政危机，如此恶性循环，明朝最终走向灭亡。 表面上的原因是如此了，但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呢？国家为什么发生财政困难？难道说象明朝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赋税收入居然还无法应付一些意外的自然灾害以及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么？要知道历史上许多比明朝小得多的国家，进行更大规模的连年军事行动都尚且游刃有余。 战国时期的那些国家就不必说了，赵国、秦国，许多次战争都动用几十万大军，以后的如三国时期，五代十国时期等等都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反观明末，不必去说名义上军队数量多少，真正实质意义上动用军队十万进行一次战争已经是接近极限，超过十万一点还可以，如果接近二十万则国家财政就已经无法维持。 一个这么大的国家，一个耕地面积十亿亩以上，人口接近二亿的国家，赋税收入居然少到连招募二十万真正有战斗力的精兵都做不到，那这样的赋税收入只能说已经少到了不正常的地步。 从历史的必然性来说：明朝的灭亡，是迟早迟晚的事情，而晚明的两线作战，加速了明朝灭亡的进程。 明代社会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商业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地位的提高。明中叶以后，国家对商税的征收，已成为财政收入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来源。 仅以钞关为例，弘治十五年（1502年）全国钞关收入折合白银约八万两，在当年太仓收入中约占百分之三左右；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达四十万七千五百两，约占太仓库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可见明朝商税在国家财政中的比重与日俱增。 但是到了晚明时期，官府财政危机，导致了军事危机的频发；而军事危机又引发了更大的财政危机。如此恶性循环之下，明朝最终走向灭亡也就成为了定数。 明王朝在1570—1580年间，平均每年财政收入是3078万两，更主要的是，农业税占明朝政府总收入的81%，工商杂税只占总收入的12%。这个数字告诉我们，明朝的经济结构是何等落后。 一、农业税低 “王朝周期循环理论”最主要的倡导者是王毓铨，按照他的观点，明朝的崩溃是因为“向农民征收过重的田赋榨干了中国的农业经济。”就明代的税率而言，这种指责得不到证实。 17世纪早期，明政府加征“辽饷”和“剿饷”等，一年最多可有2100万两白银。在1623年，国家筹集的额外军费为白银666万8677两，其中有449万1481两摊入土地，其余部分则来自财政节流、官产出卖及杂色税收，还包括典铺税。即使将2100万两白银全部摊入土地，对于纳税人来说，当然是很高的负担，但也不象王毓铨所断言的，是绝对无法忍受的事情。 17世纪初期，物价水平上升了40%，这就意味着，税收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虚假现象。之后的清代统治者，继续沿用明代的税率，更加确证了这一点。 明代的农业税收是多少呢？明初的时候，田赋收入达到3227万8900石，明成祖以后，每年的计划收入，一直保持在2700万石左右。1600年以前，基本税额为粮食2600万石。 按照这些数据计算，明初的税率为3.16%，明代晚期平均税率约1.97%，可见无论是明代初期，还是明代中后期，平均的农业税率，都低于三十分之一，而在明代晚期（不包括崇祯时期），甚至低于五十分之一。这样的一个税率，不能不说，已经低到了无法维持一个国家正常运行的程度。 二、商业税更低 农业税虽低，无论是4%还是2%（从政府实际征收到的角度来说），总还是实实在在的征收着，那么商业税，在明代基本上是名存实亡，剩下的也仅仅是点缀。 如果说农业税偷税漏税的行为，占据总体税收的百分之三十左右，那么商业税方面，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偷税漏税掉了。这种情况下，用税率来衡量明代商业税的征收，已经失去了意义。 从明朝建立之初，商业税就被压低到惊人的程度，这方面的记载很多。 洪武初规定，“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永乐时，明政府进一步放松了对民间税收的管制，‘婚娶丧祭时节礼物、自织布帛、农器、食品及买既税之物、车船运己货物、鱼蔬杂果非市贩者，俱免税’。永乐二年，山东临清县会通税课局奏：‘比岁市镇经兵，民皆流移，兼连年蝗旱，商旅不至，所征课钞不及，请减旧额。’户部以闻，上曰：‘兵旱之余，尚可征税耶！其悉免之，候岁丰百姓复业，商旅通行，然后征之’” 明初对日用品的生产和流通采取轻税政策，‘关市之征，宋、元颇烦琐，明初务简约’（《明史》）当时规定凡商税三十取一，超过者以违法论。 朱元璋对商业和商人采取了保护措施，定商税‘三十税一’，还规定书籍笔墨农具、舟车丝布之类皆免税，并下令裁撤税课司局364处，使商税较元末大大简约。 在明帝国早期，有400多个税课司局，但到了17世纪早期仅存112个。其余的因无利可图而被关闭。1568年，户部报告某个税课司巡拦每年俸粮工食费不下400余两，而其征收折钞银仅为110两。”征收来的银两甚至无法支付起官员的粮饷，除了关闭也确实别无他法了。 当税目增多时，税收水平必定提高，但这种一般的看法却不适用于明朝的杂色收入的征收。尽管税目非常多，但税收总额却比较小。 “虽然许多学者批评明朝税收过重，但是他们主要是从道德层面进行批评。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揭露征收者的贪婪和民众的艰辛，而不是去探讨税收制度本身所固有的问题。他们的描述给人们造成这样的印象，那就是主要的问题都是税收过重造成的，而实际上这些困难的产生更可能是税收过低造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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