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馆
王振忠 发表于2013-10-27 08:52东方早报B09版
琉球国久米村的唐营图
［日］西川如见辑、山村子明订《订正四十二国人物图说》，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琉球人吴继志（子善）所著《质问本草》
此前赴闽南参加“寻访海国文明”的学术研讨会，顺便回了一趟福州老家。 9月底的榕城，天气渐凉，空中下着濛濛细雨。上出租车后，我对司机说：到琯后街。司机听罢愣了一下，问我上哪？我重复一遍，接着又补充一句：在南公园一带。哦！——司机是个五十开外的人，他忙说：知道！知道！然后自言自语道：好久没听人说起这个地方了…… 上午八九点的福州，堵车是常事，司机为了赶时间而东奔西突。沿途掠过车窗的，不少皆是颇为时尚的地名，许多地标不是佶屈聱牙的洋品牌，便是剿袭北京、上海的大店名称……不久，司机将我带到国货西路，指点我说沿着路边的小巷进去，便是琯后街。我依言顺着小巷走入，一眼就看到周遭屋墙上刺眼的“拆”字。其时小雨初霁，阳光洒落在湿滑地面上的光影忽明忽暗，沿途榕荫下，仍可见一两间残破的“柴栏厝”（老福州传统的木结构）。路边有对老夫妇在卖猪肉，还有人支起简易的小摊磨刀、修车，……虽然拆迁在即，但或许安常是福，小巷里的日子仍如往昔一天天打发。走到尽头，竟发现此处原来是琯前街，前路不通，于是便随口问了一位路过的老者。那人用福州话告诉我：回头走，待看到一段石板路面后，走到中段，再朝左拐，从中间穿过去就到了。末了，他还找补了一句，说现在周围在拆迁…… 顺着老者的指点，我走过一片残垣断壁，踏着遍地的瓦砾，看到了颇为显眼的“柔远驿”。不过，柔远驿左边的一幢房子外墙已被拆毁，裸露出的内部梁架一览无遗，其中的正梁柱上，依稀可见“福曜常临”的墨迹。在我看来，此一用语雅有古意，似乎昭示着房屋颇有些年头。透过倒塌的围墙，我还看到不远处残存的马鞍墙，这是福州传统建筑的一个特色，与此前时常在徽州见到的那类五岳朝天式的封火山墙极不相同。 “琯”原是古代用以测候天气的玉管，唐代诗人杜甫有“吹葭六琯动浮灰”之诗，据说是指将苇膜烧成灰，放在律管内，到某一节气，相应律管内的灰便会自行飞出。在福州，地名中的“琯”字并不少见，一般多用于地名的雅化。琯前街、琯后街中的“琯”，也就是“馆”字之雅化，此二处皆以琉球馆而得名。 琉球馆，正式的名称叫“柔远驿”。明朝成化年间，市舶司自福建泉州移置于福州，设立了附属机构“怀远驿”，后改称“柔远驿”。“柔远”二字，取自《尚书·舜典》中的“柔远能迩”，寓意是怀柔远人，以示朝廷对外邦的安抚。当时，柔远驿设立的地点，在福建省城水部门外的琼河之口。关于这一点，琉球官话课本《白姓官话》中，有一段对话提到： 那里有琉球公馆一所，名字叫做柔远驿。船到的时节，把那贡物、行李、官员人等，都进馆安歇。驶船那些人，都在船上看守。府院题本，等圣旨下来，到七八月间，这里差去的官员，收拾上京，到十二月，才会到京，上了表章，进了贡物，还要担［耽］搁两三个月，到来年三月时节，才得起身回福建。等到七八月，只留一位存留通事，跟从几个人，在那里看守馆驿，其余各官人等，都上接贡船回国。读书、学官话那些人，爱回来不爱回来，这个都随他的便，是不拘的。 《白姓官话》一书是山东登州府商人白世芸漂流至琉球时为通事郑氏所编写的一部富有故事性的会话课本，该书于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经由福州老儒林启升校正而成。 在帆船时代，东海的船舶贸易主要依靠信风。自每年四月迄至十月，中国沿海刮着从西南吹来的信风；而从十一月到翌年三月，则盛行自东北而来的信风。由于纬度和信风的关系，琉球船只漂到中国，以福建沿海特别是福州一带最为合适。当然，除了纬度的关系之外，当时之所以在河口设立驿馆以贮贡物、停使节，与当地同琉球国的天然联系密切相关。 早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明太祖朱元璋鉴于琉球国造船航海业十分落后，难以与大明保持密切的朝贡关系，遂无偿向琉球援助海舟，并另赐“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来朝贡”，这三十六姓，都是福州水部门外河口一带的居民，他们世代以操舟为业。此后，凡进贡、接贡、请封、迎封、谢恩、报丧、报倭警、庆贺进香、护送中国难民等，皆由三十六姓的后裔——琉球久米村人具体承担。在琉球，久米村闽人后裔之聚居区称为“唐营”，在我想来，可能是因“营”的读音与福州话之“荣”字发音相同，故亦称“唐荣”，此种官话与方言的巧妙转化，意欲彰显作为“唐人”身份的荣光。 弘治十一年（1498年），福建的督舶内臣在河口尾开凿了人工河道——“直渎新港”，藉以直通闽江，使得河口一带经由闽江可以直接汇入东海，进而与浩瀚的海域世界联为一体。此后，“百货随潮船入市”，交通变得异常便捷。及至清代，河口一带仍是琉球商人集中之地，故老相传，当贡舶往来之际，泉货流通，财源充积，河口及新港沿线市肆繁盛，曾为全城之冠。 如今，柔远驿位于台江区琯后街21号，为“福州市对外友好关系史馆”。据说，当年的驿馆规模，远比现存的柔远驿建筑大十几倍，驿馆门上挂着“海不扬波”的匾额，门前立有清代地方官府镌刻的保护柔远驿碑。大门对面天后宫后向左右两侧，为土地祠和崇报祠。此外，附近还有一幢十间排的木结构二层楼屋。康熙年间，琉球著名学者程顺则在《河口柔远驿记》中指出：“驿设于福建省城水关外琼河之口，所以贮贡物、停使节也。”程顺则据说也是闽人三十六姓的后裔，他在琉球声名显赫，被当地人尊崇为“名护圣人”。在他笔下的“水关外琼河之口”，亦即城东南水部门外的河口地区（今水部太保境）。程顺则曾数度入闽，他的《河口柔远驿记》一文，收录于其人编纂的《指南广义》中，后者是有关琉球入贡中国的行旅指南，其中详细描摹了自那霸至福州的来往海路程。此外，程顺则还作有一首《琼河发棹》诗： 朝天画舫发琼河， 北望京华雨露多。 从此一帆风送去， 扣舷齐唱太平歌。 此处的 “琼河”，亦即福州的柔远驿之所在。在清代，不少琉球人都作过类似的太平咏歌，其出发点也都是琼河，诗歌抒发了从柔远驿启程前往北京朝贡的历程，以及彼时彼境心驰阙下、瞻天仰圣的心情。 道光十九年（1839年），前往广州查禁鸦片的福州人林则徐，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正月二十六日，……夜作家书一封（巳字第二号），托琉球馆信局带闽。”这则日记，一般认为是“柔远驿”之俗称的最早记录，换言之，至迟到十九世纪中叶，柔远驿便已有了“琉球馆”的俗称。 1947年，著名的社会经济史家、福州人傅衣凌教授，曾赴水部河口一带调查琉球通商史迹。当时，有位曾为琉球人看病的名医讲述：晚清琉球贡舶带来的干贝、土木胶、蕲蛇、假肚鱼等商品，均不得自由买卖，必须交由十家球商承办。当时，柔远驿附近建有琉球商会馆，因内祀天上圣母（即湄洲妈祖）而别称为“琼水球商天后宫”。 在清代，虽然曾规定琉球人每两年一贡，但在实际上，因与中国贸易具有厚利可图，琉球人几乎是年年入贡，进贡的人数通常都不少于一百五十人。在进贡的使团中，除了少数贡使之外，绝大多数都是前来贸易的商人和留学生。他们所带来的贡物和商品，被指定堆放在进贡厂内，不得自由买卖。其中，除了一些贡品择期取道北上京师外，其他的则指定由闽人三十六姓后裔在河口开设的十家球商承办。与此同时，福建地方衙门还规定：琉球贡使或商人不得在中国自行采买商品，举凡木材、丝绵、细绢、铁货、瓷器、缎匹、药材、茶叶、漆器、白糖、沉香、锡器、徽墨等，均须由经官府许可的上述十家球商从全国各地代为买办、批发。因此，这十家球商实质上就是中国政府特许的牙行，其性质与广东的十三行极相类似。对此，傅衣凌先生指出：“当贸易鼎盛之际，河口商贾云集，一般商人依赖十家球商而生，或代他们前往天津、江苏各产地采运木材、丝货者，颇为不少。”关于丝货贸易，琉球官话课本《学官话》一书的记载颇为生动： 老爷的钧谕，着琉球们收买官丝，琉球敢不遵命？那丝带黄色，是不堪用的，价钱又太高，琉球们故不敢买。瞒不得老爷说，我们敝国的法令是重的，若丝买得不好，价钱又买得贵，回国之日，我们的性命都是难保的。如今没奈何，只得来求老爷，体朝廷柔远之德，把丝换好的，价钱公平些，琉球们才敢买…… 《学官话》大约成书于清嘉庆二年（1797年）。在明清时代，由于朝贡贸易双方地位的不平等，历来就存在着强买强卖的弊端。李鼎元于清嘉庆五年（1800年）充任册封琉球副使出使琉球，他在《使琉球记》中曾指出：前明谢杰（福州长乐人）充当册使时，随从中有他的舅子携带有数百条网巾。等到了琉球，后者才发现当地人无论冬夏都只戴一冠，网巾根本派不上用场。这位舅子只得找谢杰想办法，结果，该钦差大臣为了能将网巾顺利地推销出去，竟公然声称：“中国以戴网巾为敬，如册封日有不戴网巾者，以不敬论！”迫于此种淫威，琉球人只得忍气吞声，勉强将之悉数购买，所以当地父老相传，“遇事有以声势强派者，谓之‘球人戴网巾’”。由此，我们或许就不难理解上揭对话中的第一句：“老爷的钧谕，着琉球们收买官丝。”而在随后的贸易中，琉球人反复挑剔丝货的质量，这当然也不排除是在历来吃尽苦头之后的本能反应——以吹毛求疵寻求压价。 关于在福州的中琉贸易，《学官话》中还有不少记载。例如，琉球人逛书店买书，买武夷茶、松萝茶之类的对话。成书稍早于《学官话》的另一种琉球课本——《官话问答便语》中，亦有类似的逛书店买书，以及钱铺老板与琉球人的对话，其中颇多讨价还价的内容。另外，《广应官话》中的一些对话，人称某某，答曰云云，其内容也都与琉球人在福州的贸易有关。例如，书中的“衣服门”就有如下的对话： 这几时天气热了，我同你到布铺去看。 有上好顶尖的永春夏布，买几匹来，做两件夏布衫穿。 我看那永春夏布又窄又短，不如买那大田顶尖的夏布，又长又宽，更好那永春的。 一尺要十二个钱，买几丈来，做件长衫，剩的做件短的，不更好么？ 又要做个汗褡才好。 做汗褡，要买闽清葛去做才好。 广葛不更好么？ 广葛太细，做汗褡可惜了，只好做袍子穿。 《广应官话》的编者梁允治，出生于琉球久米村，也是闽人三十六姓的后裔。他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作为官生赴中国，但不幸在进入国子监后不久就病死于北京，时年仅二十三岁。据日本学者的研究，该书系1760年梁氏离开琉球首府那霸之前编写的。这部书共两卷，分为“天文”、“时令”、“地理”、“宫室”等三十个门类，为一种分类语汇集。上揭对话中提及的“永春”、“大田”和“闽清”，皆是清代福建省的州县。此外，书中还提到杭州、广东以及外江八丝的缎子，漳州的纱，松江的绫子，等等， 这些，也都与中琉的商业贸易密切相关。关于这一点，《广应官话》还指出： （中国人：）年年买好多的绸缎布匹回去，你国里都用得完么？ （琉球人：）国里也要用，也卖别处去的。 （中国人：）卖去的东西，赚得多少银子呢？ （琉球人：）没凭据，看东西贵贱，贵的少赚些，贱的多赚些，总是一两银子，有加四五的利息。 （中国人：）这样看来，也是个好生意了！ 没凭据，是不一定的意思。在朝贡贸易中，琉球人最早时所贡的只有硫磺、皮纸，随行商人所携的财货，也不过是本土所产的海螺与蚌壳。此外，纸扇、烟筒等形制陋劣，档次极低，所以在中国的一些地方，俗语谓厌憎之物，则曰“琉球货”。不过，后来中国自琉球进口的货物亦颇为丰富，竟有金、银、铜、锡各类制品，以及香料、玛瑙、象牙、硫磺、马刀、药材、磨刀石以及各种海味干货、日用品等。琉球素称“地瘠民贫”，本身并没有多少物产，但她受惠于闽人三十六姓传授的航海技术，贸易范围遍及东亚海域各国，后世竟有“万国津梁”之美誉。在这种背景下，输往中国的一些商品，实际上分别来自日本以及东南亚的暹罗、爪哇、满喇加等地。而从中国购买来的商品，也往往是内贩外销，转售至日本、东南亚各国，从中获取了海洋贸易的巨额利润。自十四世纪晚期迄至十九世纪后期，中琉贸易成了东亚海上贸易中最为重要的一环。 当时，琉球人虽然聚居于太保境一带的柔远驿，但他们在福州可以自由活动。从琉球汉文文献来看，他们在当地登高作赋，临流赋诗，逍遥自在地醉听箫鼓，吟赏烟霞。琉球人常常雇舸黎船前往鼓山游玩，赴西禅寺礼佛，到南校场观看绿营操练，与福州朋好饮酒行令、闲谈快饮，……他们中的一些人病死在福州，由于人数众多，在福州上渡的塔仔村等地，甚至有琉球人的集中墓地。关于这一点，晚清琉球人蔡大鼎还专门撰有《闽县塔仔村所有祖墓路程记》等文，详述了自柔远驿前往祖墓祭扫的路程，以及琉球人掩骼埋胔、佳城封窆的具体情形。 明清时期，琉球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极为频繁。琉球人在福州学习语言、文化以及各种生产技艺，再回国传授给其他的民众。除了商业贸易之外，逗留福州的琉球人，在当地学习历法、绘画、补唇（整形）、音乐、制茶、熬糖等方面的技术，这些在当时颇为先进的技术，对于促进琉球和东亚诸国的社会发展，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以医学为例，当时前来中国的琉球人在各地广泛请教名医。例如，《琉球百问》一书，就是苏州名医曹仁伯对其海外弟子琉球人吕凤仪所提疑难问题的解答记录。同样，在福州，琉球人也多方请教。日本天保八年（1837年，清道光十七年）新镌的《质问本草》，是一册极为详尽的植物图录。作者系琉球人吴继志，他在《质问帖书牍及题跋》中提及——自己将《草木图状》一书，委托琉球贡船送往福州等地，请教当地的“钜儒太医”，希望藉此交流，提升本国对中草药的认识以及中医治疗的水平。《质问本草》一书刊刻于日本的“萨摩府学”，所谓萨摩府也就是现在日本的鹿儿岛，萨摩藩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日本庆长十四年）举兵洗劫了琉球，之后便实际控制了琉球国，从此，琉球便成了中国与日本间接贸易的媒介，也是中国文化传播至日本的重要途径之一。 以琉球为中介传入日本的文化实例相当不少，其中，最为重要的如《六谕衍义》之传入。所谓六谕，源自明太祖洪武三十年（1397年）颁布的教民圣谕四十一条，其中有与大众生活伦理道德关系密切的六条，依次为：孝敬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在此基础上，后世儒生有意识地加入警心启悟的民间故事，并以白话条分缕析，遂逐渐形成《六谕衍义》。康熙末年，琉球著名学者程顺则前来福州，他在获读《六谕衍义》之后慨然景慕，于是自费刻印了数百册，并携归琉球，传看诵习，演绎推广。该书对于儒家思想在琉球社会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后，萨摩藩主亦闻听此书有益于省心修身、敦本善俗，遂向琉球国王索阅，得书后发现该书以劝善规过、敦亲睦邻为主旨，对于维持民间社会的安定大有助益，故亦大批翻印，推广教读。接着，萨摩藩主岛津吉贵又将《六谕衍义》一书上呈日本天皇和江户幕府，颇获嘉纳。幕府将军德川吉宗深感此书有益世道人心，遂令著名学者室鸠巢和荻生徂徕二人将之译为日文，通令国民诵读。吉宗还拟直接出版汉文版的《六谕衍义》，但因书中杂有俗语，非精通方音者不能通读，故室鸠巢又向吉宗推荐了来自长崎的“华音之名师”——冈岛冠山。此人著有《唐音和解》《唐语便用》《唐译便览》《唐话纂要》等汉语教科书，是当时最为著名的唐话学者。正是在冈岛冠山等人的协助下，《六谕衍义》得以在日本广为传播，对于以儒学规范民风民俗，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直到明治维新以后，《六谕衍义》才被新式的教科书所取代。 除了精神食粮之外，琉球亦是番薯传入日本的中介。番薯原产于墨西哥，于十六世纪中叶由西班牙人带到殖民地吕宋（今菲律宾），并被前往那里的中国商人所发现。当时，正值神州大地饥馑荐臻，朝野上下皆殚精竭虑苦思救灾良策之际，此种块根块茎类作物的发现，很快就受到了世人的关注。于是，商人纷纷将番薯引入这个饥荒的国度。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福州商人陈振龙自吕宋偷得藤种归闽，在南台纱帽池隙地试栽成功，并于当年由其子陈经纶将番薯呈献给福建巡抚金学曾，经后者以行政命令加以推广，数年之间繁衍极快，深受民众欢迎。后人为了纪念金氏的推广之功，将番薯取名为“金薯”，并在福州乌石山上建有先薯祠，奉祀引进和推广番薯的陈振龙、金学曾诸人。番薯在大明帝国的传播，曾让不少有识之士欢呼雀跃。徐光启就曾作有《甘薯疏序》，为此一新兴作物的推广摇旗呐喊。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在福州的琉球人亦辗转携薯种归国培植。由于番薯口味甘甜，富有营养，再加上对土壤的适应性极强，具有抵抗水、旱、蝗等自然灾害的能力，故而在长年挣扎于饥饿线上的琉球，得到了极快的推广。清初，此种救荒良种又传入了萨摩藩。享保十七年（1732年，清雍正十年），日本全国频年祲歉，物力艰虞，其他地方道馑相望，只有萨摩境内拜番薯之赐而涵濡休养、生齿日繁。在这种背景下，番薯很快又由萨摩藩传遍日本全国，成为凶年饥世中最为重要的粮食来源。在日本，番薯也因此被称作“萨摩芋”。而最早从中国引进薯种加以培植的仪间真常，也被世人尊奉为“琉球五伟人”之一。这些，都反映了在以中琉贸易为中心的大航海时代物种的传播及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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