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清玉洁梅贻琦

冰清玉洁梅贻琦

作者: 罗茜

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结束了中原大战以来清华大学的混乱局面，并带领清华迅速走进了历史上人才辈出的黄金时代。梅贻琦不止一次说过：“清华既拥有别所大学不具备的庚款基金来提供科研设备，又拥有一支优秀的教学队伍，我们理应把它办成一所世界上著名的学府。”抗日战争时期，清华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大，梅贻琦以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的身份主持校务。西南联大的三位常委中，张伯苓、蒋梦麟均常在重庆并另有职务，梅贻琦承担西南联大的实际工作，主持当时中国最大的大学。校舍和仪器时常遭到敌机的轰炸，学生和教师忍受着饥饿和困苦，风雨飘摇、惊涛骇浪的社会环境之中，联大却维持着“学术第一，讲学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

梅贻琦，字月涵，1889年12月29日生于天津，后来成为天津南开学堂的第一班学生。1908年，梅贻琦以全校第一的成绩毕业后，被保送至保定高等学堂就读。1909年，梅贻琦报考首批庚款留美生，在630名考生中以第六名的成绩被录取，1910年进入美国东部的吴斯特理工学院电机系学习，于1914年夏获工学学士学位，并入选SigmaXi荣誉会员。在此期间，他还担任留美学生会书记、吴斯特世界会会长、《留美学生月报》经理等。1921年，梅贻琦利用清华大学教师休假的机会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物理，获硕士学位。       1914年，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梅贻琦担任清华大学教授，当时他26岁，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皆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     纵观梅贻琦的一生，应该说在学术上虽然算不上著作等身，但是他在学界的地位和人望却远远超过某些头衔大得惊人的学者大师。“他一生的业绩和清华结合在一起”（陈岱孙语）。他很快便以渊博的学识、严谨的学风和高尚的人格博得学生们的好评。1926年4月，教授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教务长和评议员，到会教授47人，梅贻琦以33票当选教务长。1928年罗家伦接任校长后，梅贻琦被派往美国出任留美监督。在任期间，他不仅节俭克己，而且精简办事机构和人员，对监督处进行了全面改革，使经济混乱现象很快彻底改观，监督处的工作大有起色。罗家伦曾在董事会报告中对此大加赞赏。     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结束了中原大战以来清华大学的混乱局面，并带领清华迅速走进了历史上人才辈出的黄金时代。梅贻琦不止一次说过：“清华既拥有别所大学不具备的庚款基金来提供科研设备，又拥有一支优秀的教学队伍，我们理应把它办成一所世界上著名的学府。”抗日战争时期，清华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大，梅贻琦以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的身份主持校务。西南联大的三位常委中，张伯苓、蒋梦麟均常在重庆并另有职务，梅贻琦承担西南联大的实际工作，主持当时中国最大的大学。校舍和仪器时常遭到敌机的轰炸，学生和教师忍受着饥饿和困苦，风雨飘摇、惊涛骇浪的社会环境之中，联大却维持着“学术第一，讲学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     梅贻琦能够在清华大学连接三任校长被赶下台之后，稳稳当当做了17年（1931—1948）之久的校长，在近代教育历史上也确实无人匹敌。究其原因，主要是梅贻琦依仗其冰清玉洁的人格品德。     清廉 1931年，梅贻琦出任校长后住进甲所，甲所谓砖木结构，由庄俊（1910年游美生）监理设计与施工，为校长专用住宅。按照当时学校规定，校长可以享受公家供给的一切日常用品和两吨煤，但是梅贻琦还是主动放弃了。美国退还的庚款基金非常雄厚，这笔钱由他掌管，但他不苟分文，他说：“清华有点儿钱，要用在图书、仪器、请教授上。”他的弟弟梅贻宝回忆说：“抗日战争期间，身为大学校长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梅贻琦，经常吃白饭拌辣椒，有时吃上一顿菠菜豆腐汤，全家人就很满意了。”在西南联合大学还流传着一段梅夫人自制米糕的佳话。西南联大教授们的月薪在1938-1939年间还能维持一家人三个星期的生活，后来物价飙升就不能撑到下半个月了。于是，教授夫人们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绣围巾，有的做帽子，也有的做食品。梅夫人视力不好，就与人合作，以七成大米、三成糯米，加上白糖做成米糕，取名为“定胜糕”，隐含“一定胜利”之意。梅夫人每天挎着篮子步行45分钟到“冠生园”寄卖，碍于梅贻琦校长的面子，卖糕时梅夫人遮遮掩掩，但还是被人知道了。于是，梅夫人挎蓝卖糕的事流传开来。     西南联大岁月，梅贻琦与普通教授一样租用的是民房。学校配给他一部小车，当物价飞涨时，他毅然封存了汽车，辞退了司机，安步当车。外出应酬，则以人力代步。     梅贻琦一生两袖清风没有积蓄，病后住院费和死后的殡葬费都是校友们捐助的。据梅贻琦夫人韩永华回忆：在病床旁边有一只他从不离手的手提包，他去世后打开一看，竟是清华基金的历年帐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在场人无不为之动容。他虽几次出任当时教育部高层领导职务，又长期独司数十万美元的清华基金，却能一生紧守原则，出淤泥而不染，世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清华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说：“他长母校几十年，虽然清华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贪污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种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足可为万世师表。”     梅贻琦廉洁、节俭、但并不吝啬。他经常从自己工资中支付各种名目的捐助，从创办义务教育到赈灾赈难，从救济困难师生员工到营救被捕学生，每次他都是“身先士卒”。早年从清华到城里去的路上，常有一些妇女儿童向过往的师生乞讨，梅贻琦每次出门都备好零钱，从不会让乞讨者失望。他的一个学生林公侠生了重病，经济上陷入困境，他得知后立即汇款救助，并予安慰和勉励：“好好养病，保留此身，将来为国家出力。”梅贻琦去世后，林公侠回忆道：“如果当年没有月涵师（梅贻琦）救济，没钱治病调养，怎能尚存人间，最难得的是一次再次的救助，而且数目庞大。我一家人都感激他的大恩，永远不忘。”     公正：据清华毕业生孔令仁回忆：西南联大办了一个附中，由于教学质量高，昆明市民都想把自己的子弟送到这所学校去读书。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女儿龙国璧，梅贻琦的小女儿梅祖芬也都想转到附中，并同时报考了这所学校，结果，龙国璧没考上。由于联大创办时，龙云作为地方长官，曾给予学校许多支持，包括财力物力等等，满以为学校会给予照顾，女儿上学的事应该没问题，但令他想不到的是，这次他的女儿参加考试居然没被录取。因此他十分生气，认为梅贻琦太不给面子，就派他的秘书长到梅贻琦处疏通，希望能开绿灯。但秘书长久久没有行动，龙云生气的问他：“我打听过了，梅贻琦的女儿梅祖芬也没被录取。”龙云一听也就无话可说了，气也不打自消了，从此对梅贻琦更加敬佩。     1936年2月19日，清华大学发生了学生要求罢考进而冲击教授会，致使全体教授集体辞职的严重事件。事件发生时，梅贻琦正在南京开会，闻讯后立即赶回学校，以铁腕手段果断公正处理了带头闹事的学生救国会主席黄诚等人，并发布告示通告全校师生。接着，又给全体教授签发《复各位教授信》，请教授们复职。     因为梅校长对闹事学生不卑不亢，敢于主持正义，同时又给予他们改过反思的机会，非常公平和人性化。加上对教授的安抚得当，这件事情很快就平息了，一切工作恢复正常。     任人唯贤：清华多饱学之士，前清翰林、进士，留洋博士，他们有的学富五车、 有的学贯中西，而梅贻琦仅仅是一个留美硕士，既没有丰富的阅历，也没有很高的学历，但是他能够得到清华同仁的认可和尊重，关键就是梅贻琦对人才的尊重和坦诚相待。诚如他的经典名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最看重的是真才实学。“对知识分子心态了解之深，当时少有如他的人。”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回忆。对于人才，他善于发现，加以重用，善待保护，设法留住。在他任教务长时，清华大学要成立国学院，当时有他负责延聘教授。他开出的名单中除了有留美博士赵元任，国学大师前清进士王国维，维新运动领袖梁启超，还有一个是游学欧美十六载年轻学者陈寅恪。四人中只有赵元任一人怀揣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证书，而王、梁、陈等三位均无博士、硕士头衔，甚至连学士学位也未拿到。当时校长曹云祥有些犹豫，但是梅贻琦力排众议，使布衣之身段陈寅恪成为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一，一时成为清华大学轰动新闻。为了迎接留美归来的语言学博士赵元任，他亲自到火车站，把赵元任接到学校。足见他的爱才礼贤之风。     著名国际数学大师华罗庚也是有梅贻琦破格录用并栽培的。20岁时，华罗庚以一篇论文轰动数学家，当时在清华大学当数学系主任熊庆来，从学术杂志上发现了华罗庚的名字，了解到华罗庚的自学经历和数学方面的才华后，决定让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华罗庚进入清华大学，他把华罗庚的情况向时任校长梅贻琦做了汇报。梅贻琦二话没说，全力支持熊庆来，将华罗庚破格召进清华大学加以培养；又破格从一位洗资料员转升为助教，而且被允许修习大学课程；破格送到剑桥大学去“访问研究”；最后又破格未经讲师、副教授阶段而被聘为教授。这些都是在梅贻琦校长的亲自过问下实现的。     在梅贻琦校长的运筹下，清华和西南大引来了一大批顶级学者，像朱自清、闻一多、潘光旦、曾昭抡、陈省身、华罗庚、钱钟书、雷海宗、吴有训、赵忠尧、叶企孙、王竹溪等等。当时这些一流的学者，每个人都个性非常不同，梅贻琦能把个性不同的学者聚集在一起，相与共事，在这么艰苦的环境当中，使大家齐心协力搞教育，培养学生，如果没有梅贻琦与他们之间长期培养的深厚情谊，确实是很难办到的事情。正是有了这样一批杰出的人才与清华学子杨振宁、李政道问鼎诺贝尔大奖的荣耀。    正直：对于学生，梅贻琦一律采取爱护的态度。抗战暴发前夕，当时的抗日情绪非常激昂。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的治下派了军队到清华清查，士兵们声明有命令不用枪弹。因此竟被同学缴了械，领队的团长也被扣留，运输车辆亦被掀翻。当晚，竟有一师军力的部队荷枪实弹并附有大刀队进入校园。叶公超回忆，当时他和叶企孙、陈岱孙、冯友兰等聚集在梅贻琦家中商议怎么应付。几乎每个人都说了许多话，惟有梅贻琦静默不发一言。大家都等他说话，足足有两三分钟之久，他还是抽着烟一句话不说，结巴的冯友兰问梅贻琦：“校长你——你你看怎么样？”梅贻琦还是不说话，叶公超忍不住说：“校长，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想着而不说话。”。     梅贻琦隔了几秒钟回答：“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结果当时有20名左右的同学被捕，大都是无辜的。     第二天梅贻琦召集全校同学讲话，以极沉痛而低沉幽默的口气，告诫同学：“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学生住宿的名单，我能不给吗？”停了一下，梅贻琦说：“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太准确的。”最后梅贻琦表示：“你们还要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持学术上的独立。”     西南联大在办学8年的岁月里，没有因政治原因开除过一个师生员工。学校中既有闻一多、吴晗等进步人士，也有国民党直属区党部，有三青团直属西南联大分部，此外还有中共地下党组织，有中国民主同盟的组织，但没有一人因为政治原因被开除或受到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