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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的严重社会矛盾一样，医患纠纷已经进入博弈的历史阶段。 沉重的人民内部对抗性矛盾 我的同事们越来越困惑：为啥医疗条件改善了，患癌的却越来越多？是本来就存在？还是环境污染造成的？医患纠纷，就像那不断攀升的恶性肿瘤发病率，让我——一名外科医生、一名大型医院的医务管理者，同样陷入了迷茫的苦海，有时似乎触摸到藏着答案的海岸，但随即又被无数衍生出来的“问题海浪”卷得更远。 每次看医患纠纷年度数据图，都感觉那条保持高位运行的曲线，就如同漂浮在空中的浮云，在此之下，什么病人满意度、医患和谐都是假的。这条曲线中的数据，来自于卫生行政部门强制要求各家医院主动上报的医患纠纷数据。医疗界的同仁也都心照不宣，这曲线是块“雨云”，水分很大，哪家医院愿意家丑外扬？据估算，仅在2007年前后，整个上海地区年医疗纠纷数量就已达到10万起。 仔细研究各区县年度医患纠纷数量曲线图，可以看出，区县之间的医患纠纷数量也存在很大差别，同时，纠纷数量与各区医疗机构的就诊人数成正比。这暴露出的一个背离自然科学的极大异相：按道理说，医患纠纷的发生数量是与医疗机构水平以及就诊人数密切相关的，但是现在主要与就诊人数相关，与医疗水平的关系越来越弱！不管医院好坏，多看病多纠纷，少看病少纠纷！ 医患纠纷不但数量多，烈度也极大。医患纠纷的剧烈对抗程度，已经可以用盛况空前来形容。关于社会矛盾，这两年在理论界逐渐开始讨论“人民内部对抗性矛盾”的问题。而我在学生时代，接受的一直是“人民内部矛盾都是非对抗性的”这一经典观点。但如今的现实，让我深切地体会到“对抗性”这几个字的沉重份量。在医院摆花圈、设灵堂、停尸闹事、聚众围堵大门——这些患者家属滋事的“常规举动”，与不时发生的伤害医务人员人身安全的极端事件，对各家医院来说已属家常便饭。本人在去年的纠纷调解过程中，为躲避家属追打，就曾两次当着警察的面跳窗逃跑（被打了白打，个把警察在场的作用也仅是对疯狂的家属群体略加阻拦、给你五秒钟逃生的时间而已）。 博弈的“医疗维稳时代” 现世的医患纠纷简直与战争一样，打打谈谈，谈判和调解总是要进行的。绝大多数的纠纷可以通过双方协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还是要用人民币来解决”。但是，在同一个城市的不同医院中，同样性质、同样级别的纠纷（或者事故），最终的协商结果——人民币筹码却是不同的，甚至差别巨大，导致“同事不同价、同命不同价”。协商的结果受着各种不稳定因素的影响，与医院处置人员水平、媒体干涉程度有密切的关系。无论如何，这都不是一个公平社会的表现。 总有一些双方怎么都谈不拢的纠纷。其后的选择，有行政调解，司法诉讼等等。但不要企望司法能够全盘兜底。而今的法律尊严几何？看看云南省高院在今年的数起“遭遇”即可知。医患纠纷官司打到法院，即便一审、二审判决，家属依然可以不服，他们会做什么呢？走上访途径！如今的医患纠纷，是可以由着患方终身闹下去的。同时，也可以解释为啥很多医疗机构还要参与处置“进京上访”人员。 如今在“大调解”的格局下，各地开始尝试医患纠纷的人民调解，或者称为第三方调解。各地对于第三方调解的理解与执行各不相同。第三方调解确实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但也困难重重，从各地已经实施的实际情况来看，第三方调解并不如主流媒体报道和学术杂志论文中评价的那样“包治百病”。 如果一种疾病，只有一种治疗方法或者一种药物，那么通常表明这种治疗方式是非常有效的；而如果一种疾病，既可以手术，又可以化疗、放疗、中医治疗、生物治疗，则通常等同于“无药可救”。现在的医患纠纷，就如同一个处理棘手的恶性肿瘤病例，即可以双方协商，又可以行政协调、司法诉讼、第三方调解，还可以信访，最终“疗效”自然可想而知！ 其实打架也好、行政或司法途径以及第三方也好、信访途径也好，很多医患纠纷转完上述这一圈，最终还是要双方协商。上述各种冲突、各种施压、各种路径，都是谈判筹码。很多时候，最后双方已经对医疗事件本身的错与对不再关心，演变为一种纯粹的利益博弈。没错，与其他的严重社会矛盾一样，医患纠纷已经进入博弈的历史阶段。 更为严重的是，社会贫富分化带来的利益冲突激化的情绪，直接冲击着医患关系：病家既没遇上拆迁、也没遇上土地征用，但是他遇上了“医疗事故”，为啥不敲一笔？其他领域社会维稳的巨大花费挑动着病家的心。 因此，我很愿意把现在的特殊阶段称为“医疗维稳时代”。 钱是医疗界永恒的话题 在给住院医师或者研究生作医患纠纷讲座时，当展示完那些悲凉的现实后，我总要再花时间扭转一下医生们的思路：我们的敌人不是患者、也不是社会，我们的敌人是疾病；我们和患者在同一条船上，只不过一起被卷入到时代的风暴中。 香港《文汇报》撰文谴责医生被袭击的暴力事件时指出，制度缺失是悲剧本源。很多专家或媒体在评论医患纠纷时，也表达相同的观点。谁都知道医疗体制出了问题，但具体是怎样的问题，却众说纷纭，往往是把所有的医疗改革问题全部罗列一遍，泛泛而谈，等于啥也没说。 其实，我也谈不清。但是很想尝试在某个方面重点阐述一下。医患纠纷的解决最终都落实在钱上，那我们就谈钱的问题。 先讲个关于看病欠钱的小故事吧。看病欠钱是医疗界永恒的话题，古代的中医们用“穷人看病，富人付钱”的简单操作模式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从近代开始，医疗界就在这个问题上开始纠结了。我们医院在解放前就有相当的背景和影响力，遇到欠钱的患者，总有人“帮忙”去要账，也总能要回来。而到了解放之初，反动势力都被打倒了，看病欠钱的却还是大有人在。咋办呢？干脆派医生去要账。文弱的医生跑到乡下的病人家里一看，家徒四壁。账没要成，还陪着哭一场，临走再往桌上留点钱。之后等到全部公有化了，都是国家和人民的，谁欠谁的？皆大欢喜，只是药少，干部和群众都用青霉素。再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工厂自负盈亏的时候，便又出现了企业职工看病欠钱的事情，于是又出现讨账，我后来明白，为啥医院里有那么多同一个牌子的老式电视机。再往后，进入医保时代了，医保的钱是政府管着的，医保病人看病的账也等同于记在政府头上了。到了年底，医院再去向政府要账的时候，被骂个狗血喷头：为啥你们看那么多病人、花那么多钱？这故事是刚进医院工作时老领导告诉我的。故事看来没结束，我们还在不断延续着这个故事并准备传给以后的同事。 几年前，国家出台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主题思想就是“病有所医”。老百姓生了病，有没有得看，这已经是政治问题了。而我们医务界曾经关注过学术上更高层面的问题：每一个医生在读医科期间，老师们给他灌输的思想就是“病有所愈”——人家病人来找你看病，你要帮人家看好才行。如今，“一百万块钱究竟是用来给一个人看得好毛病、还是用来让一百个人看得了毛病”这个曾经的伦理问题已经无需争论。结果，由于没钱的原因，病看不好，或者提供不了更高端的医疗服务。医生很困惑，病家不满意。但拳头都是落在医生的脑袋上。 曾经想一个问题：现在医疗行业的主要矛盾是啥？可能是相对丰富的诊疗技术与相对落后的支付能力的矛盾吧。反正不是医疗纠纷。 企望能治愈患者、治愈社会 若是几年前，有人问我，如何破解医患纠纷难题，我会说出一大堆理论，什么综合治理啊、加强宣传啊、公安介入啊。如今再问我怎么办？我只能回答：看着办。确实没有行之有效的方法。 目前，多数大型医院在面对最为棘手的群体性医患纠纷时，都遵从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 关于“斗争”的问题。前阵子，南昌医院门口全武行的械斗事件很是被网络热炒了一番。其实医院很无奈。如今，各种社会矛盾让公安部门疲于应付。公安部门也有一肚子苦水，经常被投诉处理不当、甚至成为被告，久而久之，形成了“慎用警力”的思维。强力部门的退却，导致医疗纠纷场面经常失控。医院是特殊公益性场所，容不得程序混乱。政府给出的暗示也是希望医院“自保”，所以医院以自卫为目的的冲突场面并不罕见。而且，医闹们也在分析各家医院的自卫实力，如果医院弱不禁风、经常被患方占领院长室，那么整个地区的医闹们都会像鲨鱼闻到血腥味一般围聚而来，“院无宁日”。 关于“战线”的问题。打归打，总还要坐下来谈。对各种力量的协调变得非常重要。媒体非常热衷负面报道，那么应对媒体也是很大的一门学问。永远不要指望媒体帮助医院，我们能做的只是希望媒体少参与或者保持中立。涉及到偏执人格，要打砸烧杀的，还是得恳请公安介入。要进京上访的，还是得请基层政府进行协调。总之，统一战线是保证不出大乱子的重要法宝。 关于“建设”的问题。本世纪最初的几年，有关处置医患纠纷的各类学术研究和管理学论文都以提高医院自身医疗质量、医疗服务为核心，可是当后来发现提升医疗服务也并不能有效地抑制医疗纠纷的剧增时，医务界有些无所适从，研究博弈论的文章也多了起来。其实长远来看，还是应该从每一起纠纷中总结经验教训、寻找质量短板。所以，大型医院一直没放弃“自身建设”的工作，对于存在明确医疗差错责任人也会毫不留情地给予处理。在此基础上，很多医院针对特殊时期的医疗形势，又有所侧重地对员工进行了教育培训和必要的心理辅导，近年来在国内大型医院中逐渐开展起来的“巴林特小组活动”，就是一种有效的职业心理支持途径。 此外，医务界也从未放弃过对社会的感化与教育，很多大型医疗机构及其员工通过不同的形式和渠道对社会进行积极影响。著名的“话题女王”六六在上海的两家医院体验生活，两家医院的职工积极地向她展示了医务界的思想风貌，而后六六创作出较为真实的反映医患纠纷的文学作品。同时，医务界也对中立地、如实地反映医疗工作的影视作品给予了支持。 但是，靠医者及少数人的力量能改变多少？人总要生病，医生也总要看病。行医者，唯有企望在自身不断前进、不断地努力中，让我们的病人和我们的社会都康复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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