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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郑伯克段于鄢”的地缘背景 庄公继位时，“段”的年龄只有十一、二岁，在这种时候就以他为主策划政变并不是个好主意。因此为他寻找一块有地缘潜力的封地，积蓄力量是稳妥的办法。武姜为小儿子选定的封地叫作“制”，也就是东虢故地——虎牢。那个从小不受母亲喜爱的庄公当然明白这其中的意思，将如此重要的战略要地交给自己的政治对手，无异于将性命交给了对方。因此庄公拒绝了这个要求，拒绝的方式也很委婉，按照史书的记载就是“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意思就是：虎牢之地是个险要的地方，当年东虢的君主就是因此而身亡（也就是说我不愿让弟弟去承担这个风险）。如果要其他的地方，我都会听母亲的。 我们知道，新“郑”国的核心区就是东虢和郐国的故地。其中最为重要的城邑有三个，最北边的就是东虢故地“虎牢”（也就是郑人所称的“制”地）；中间的是东迁之初所建的初都“京城”；最南端的则是郑人在郐国故都附近所修建的新都“新郑”。既然“制”地已经被庄公所否决了，第二方案无疑锁定在“京城”之上。由于当年恒-武两公的悉心经营，“京城”的规模已经非常宏大了。以至于在后世它的行政级别被定为“县”的时候，不得不在城中间修了一道城墙，以使它不至于超越一个“县”城所应有的规模。将这样一个位于核心区中央，而又规模宏大的城邑交给“段”，危险指数并不会低于让出“制”地。只是庄公既然已经答应了母亲，也就只能认可这样的结果了。 占据了郑国的中心之后，“段”很自然的开始向北和西两个方向蚕食。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郑国将会由北向南一分为二形成对抗。对于武姜和他宠爱的小儿子来说，并非没有相似的案例可循。因为与此同时，晋国正在上演一出小宗代大宗的好戏，那个于被称之为“曲沃桓叔”的晋国贵族，已经率先向君位发起挑战，这一举动无疑具有榜样的力量。
我们并不十分清楚，“段”具体是哪一年被封到“京城的”，不过在公元前722年，双方的矛盾终于开始爆发了。这离郑庄公继承君位已经有23年了。对于段来说，他需要时间来积蓄力量。而对于庄公来说，他同样需要时间来布局。在周之礼法尚有余威的时候，郑庄公并不愿意承担道义上的风险。也就是说他需要等待“段”的意图表露无疑的时候再动手。最终的攻击还是由郑庄公发起的，结果是“段”不得不向南跑到了一个叫“鄢”的地方。按照中国人一贯的做法，这个地名也被保留了下来，现在它的名字叫作“鄢陵”县，行政归属河南省许昌市。 卫国将逃亡过来的“段”安置在自己的西南部，一个叫“共”的地方（目前为河南省辉县地）。“段”也被称之为“共叔段”，这种叫法有可能是因为他避难于“共”地而得名。就象他在京城时，被人称作“京城太叔”一样。不过这个“段”字终究是他的本名，他也因此为成为了“段”姓的姓祖。
第二十二章 郑国的衰亡与地缘战略的关系 22.1周郑交质的关系恶化 在郑庄公平定了“段叔”之乱后的第三年，周平王作出了一个决定，重新重用“西虢”国。当时郑庄公在朝的职位是“卿士”，这个职位和后世的宰相，现在的总理相似。而周平王的想法就是将“卿士”一职分为左右两职，这各后世的左右丞相之法类似，应该说是保持权力平衡的正常做法。只不过春秋之时以“右”为尊，隋唐之后左为尊。而这个“右卿士”的位置，则准备让搬迁至陕县的“西虢”国君来担当（也就是南虢）。这种想法当然会让郑国人感到义愤，而面对郑庄公的质问，周平王所能做的就是否认。只是郑庄公显然并不相信这个答案，于是一出旷古未见的奇事发生了。郑国和王室互相交换质子，也就上将自己的儿子交由对方为质，以取得互信。这等于向天下表明，“周”在事实上已经将自己降为诸侯国的一员了。 对于王室来说，事情本来并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的。从地缘的角度来看，当郑人在中原坐大时，秦、晋、卫三国应当能够起到平衡的作用。问题是刚刚加入诸侯行列的秦人还正在渭河平原上征伐，在他们扫平丰镐之地的犬戎之前，并没有可能介入这场争斗之中。而晋国则一直是王室所依重的重臣，按理说他们应该在第一时间出来替王室出头。只是当时的晋国，正在上演一出大、小宗之争。对于王室来说，所有正统地位的大宗当然是被支持对象。只是以运城盆地为基地的小宗已经占据了优势，即使是大宗的晋侯有心驰援王室，也无法绕过小宗。现在看来只有卫国能够成为可以依靠的对象了，而最终为王室出头的也的确是卫国。 从郑国的角度来看，能够让要挟王室当然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不过这种做法显然是不明智的。从单纯防御的角度看，郑国所在的中原之地其实是个四战之地，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西面嵩——箕两座体量不大的小山脉，以及北面的黄——济两河。这固然可以让他们在中原诸国中占据一定的优势，但却并不足以让郑国在诸侯国中独大。而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在没有实力以一敌众的时候，就抛弃了王室这杆大旗有些早了。尽管王室的权威已经江河日下了，但率先捅破这层窗户纸，只会让郑国成为众矢之的。特别是王室所在的洛阳盆地与河北平原的卫国。
22.2卫郑交恶 卫郑之间的战争并非始于周郑交质（公元前724年）之后，在庄公克段（公元前722年），或“段”的儿子公子“滑”逃至卫国之后，双方就已经注定要爆发冲突了。
在郑卫两国的争斗当中，有一个地理单元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那就是“河济之间”，也就是黄河和济水间。我们知道，黄河在春秋的时候仍然是走的北线，也就是禹贡黄河的路线入渤海（黄河古称“河水”）。而现在的黄河下游，在当时则叫作“济水”，发源于太行山南部的“济源”。而它的周边则有一系列被以济为名的城市，如济阳、济南。河济之间的平原我们可以称之为“河济平原”，由于它位于河北平原与中原、山东丘陵之间，也注定成为了一块夹心地，或者说成为黄河以北、济水以南的政治力量争夺的对象。就河济平原而言，并非没有可能孕育出属于自己的地缘力量，毕竟黄河和济水的切割，使得它有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而在天下九州的划分当中，它的确也被单独划为“兖州”，不过在春秋乱世中，它注定不能成为主要的地理单元。 另一个影响河济平原地缘地位的原因是因为黄河的不稳定性，在战国各国开始筑坝以控制黄河走向之前，黄河在华北平原实际上是呈漫流状态的。它甚至在济水之北形成了数条支流，并造成了大片的沼泽地。这些漫流的支流也被称之为“九河”，在这种地理结构影响下，河济平原只在靠近济水的部分存在一些小的封国，而它靠近西面的部分也就不可避免的成为了卫郑两国的缓冲地和争夺的对象了。 就郑国来说，并不能说他们做得不好，相反郑氏三公的先知先觉已经让郑国抢得了先机。只是当年所选择的东迁地点，固然能够让他们在中原争霸当中拥有一定优势，但仍然不足以获得足够的战略纵深。如果按照太史伯为郑国规划的南进方案，应当是一个阻力较小的选择，但这这也无异于拉长了自己的防线。整个国家的东面没有任何可供防守的山脉，使得郑国即使能够在南线开疆扩土，也无法稳定的持有。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尽管郑国在南线取得了对胡国、许国、陈国、息国等小国的一系列胜利。但在外部势力的干涉下，这些小国大多仍能保持独立。
20.3郑庄公的鼎盛期与速衰 郑国最为辉煌的时期就是在郑庄公在位时，向东他们已经扩张到现在的开封附近；向南则将国土延伸到许昌周边；而在河间平原，他们也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最顶峰的时候，郑庄公甚至召集了齐、卫、宋三国在延津附近会盟（公元前701年，古称恶曹会盟）。这表明郑国已经成为了中原地区的最强者。之所以要将齐国拉入，是与郑庄的战略眼光分不开的。如果仅凭自身的力量，郑国很难在中原地区独大，特别是在西面的王室已经不能为其提供支撑之后，郑国其他地区需要寻找到合适的同盟，以牵制其他中原强国的力量。 20.4郑国命运之假设 对于郑国来说，并非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尽管假设历史永远不能得出标准答案，但也不妨站在东迁之前的郑人的角度，看看郑国人有没有其他的选择。 而对于东迁的郑人来说，如果能够选择另一块边缘地区作为根据地，也同样存在做大的可能性。应该说郑桓公当年希望进入江汉平原以及南阳盆地的想法并没有错。这两个地理单元最终都成为了楚人争霸中原的基地。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所提供的保护，能够让身处其中的国家有机会摆脱其他中原国家的干扰，完成内部整合。 如果重新让郑国选择一次的话，借助王室的力量与残存的影响力，挑起对楚国的战争是险中求生的方案之一，也许也是唯一可行的方案。对于周人来说，楚国是一个异类。将江汉平原作为扩张的方向能够最大程度获得王室以及诸侯们的支持。尽管周人在大洪山周围布置了诸多姬姓的封国（汉阳诸姬），并在南阳盆地迁入了申国以为后应。但这种以防御为目的的安排，最终仍然让整合好江汉平原的楚国各各击破。如果郑国能够奉天子之令，领导这些国家对江汉平原发起主动的进攻，并非没有取胜的可能性。即使在这个过程中，郑国对楚国周边的诸侯国进行整合，甚至吞并，亦不至于引起中原诸国的反弹。
第二十三章 三监之乱与周公在河济平原的再布局 在武王离世后不久，周公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封建，而我们目前所熟知的西周各封国的地缘格局，大部分都是这一次封建所确立的。这与卫国的封建又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武王最初的封建当中，黄河以南的中原地区以及河北平原（南部）——安阳是重点，这很好理解，因为这里是商人所占据的核心区。而从商人手中夺得天下的周人，首先要做的就是瓜分商人的直接领土。而那些臣服于商人的边缘民族，则要视情况而定，如果愿意臣服于周人，亦可以原地予以封建。反之，则可以逐步吞并。 朝歌的位置是明确的，位置就在河南的淇县。 “邶”的地方，据考证应该是在淇县北部的汤阴县，那里有一个地方叫做邶国村，应该就是所位“邶”地。当然，这并不代表霍叔的管理区域仅限于这个点，从“邶”地往北，黄河以西一直到安阳、邯郸的商王畿的区域都归属他管。 而蔡叔所管理的“鄘”地，城邑则应该在现在的河南省卫辉市，管理范围向南沿伸至新乡市。 如果武王不是英年早逝的话，也许这种地缘格局会一直保留下去。只可惜新的周王朝注定要经历一场大的变故，方能坐稳江山。在武王离世后不久，刚刚建立起来的新秩序又将被打破了。 附：卫国核心区域示意图
这很大程度是因为继任的周成王只有13岁，一般而言，这种时候有两类势力会有想法，一是尚未完全融合的前朝遗民，尤其是新朝与旧朝属于不同的族群时；二是开国的功臣，特别是有实力独挡一面的宗室，毕竟王位的诱惑是很多人无法抵挡的。而这一次成王所面临的局势要更为严峻，因为刚才分析的两类势力都有异动。如果说商人的遗民希望借机复国尚属预料之中的话，那么负责在河北平原监视他们的“三监”竟然也和商人达成了同盟，共同向王室发难就属于意外了，这让周人之前所部署的应急预案功亏一篑。
23.2周公二次分封——商故地的“卫”与三监之后的霍、管、蔡三国
对于失败的三监来说，在朝歌附近的“邶”、“卫”、“鄘”三地并非是他们真正意义上的封国，他们在各自所管理的地区更多的执行的是一种军事管理权。而这三地的殷商贵遗民名义上应该还是为那位“殷侯”所辖的，这种做法也是为了政权能够平稳过渡。就霍、管、蔡三叔来说，他们仍然有自己的封地。 在临汾盆地的最北部，与太原盆地的交接处标注过一个“霍国”（现山西霍州）。这就是霍叔的封国。鉴于他的罪责较轻，在被贬为平民之后，这个位于山西高原，而又地处王朝边缘的国家，被安排由他的儿子接任了。
32.3周公二次分封——齐、燕、晋 在处理完“商王畿”的问题之后，其他地区的调整也再所难免了。武王所进行的第一次分封集中在中原地区，而这一次周公则希望掌握更多的边缘地区，除了将已有的封国向东迁移以外，新建的封国也尽管向边缘扩散。这样做的目的是尽量将中原地区包围其中，已防止新的动乱产生。 首先要要做调整的是齐国，就齐国来说。他的封地本来就已经在泰山以东了（初封地在现在的山东省昌乐县），这个位置并没有做大调整的必要。对于那些不臣服的东方部族来说，让“武功”最盛的姜太公去处理是最能保证中原地区安全的。鉴于这次黄淮、江淮流域的“夷”人部族也跟着一起造反。因此齐国获得了在东部地区的征伐权，也就此从东方施诸国中脱颖而出。 在稳定山东丘陵与河北平原之后，另一个需要关注的地理单元是山西高原。正如我们之前所分析的那样。在山西高原诸多盆地当中，能够与渭河平原直接对接的临汾盆地、运城盆地是周人最为关注的地区，也是最先覆盖的地区。对于这样一个与渭河平原地缘关系紧密，对王室安全至关重要的地区，需要一个可信的诸侯国来担当重任。 不管怎么样，周人需要在临汾盆地——运城盆地找到一个合适的封国，来担当此重任。如果没有合适的对象，那就封建一个，于是那个被封建在两大盆地交界处的“晋国”就此诞生了。这其中还有一个带有颇为经典的故事，也就是“桐叶封弟”。大意就是年纪尚幼的周平王在和一个弟弟（叔虞）玩耍时，随手将一片桐叶剪了“圭”形，并对弟弟说我要封你为诸侯。故事的结局是周公知道了这件事，并认为君无戏言，于是便真的将叔虞封建至了汾河谷地，也就成就了“晋国”
对于叔虞来说，他的实力就是他是成王的弟弟，这也是这个故事所反应出的第二个信息，血缘关系的远近又一次成为了政治决定的关键因素。其实对于周公来说，将一个与自己或成王关系更为紧密的宗室封建至山西高原是必然的。关于晋国的位置，我们在之前的部分已经分析过了，的确算的上是一块风水宝地，有了王室的支持，晋国无可置疑的成为了山西高原的老大，在王室东迁之后，勤王四国的身份又加强了他的政治优势。即使是在晋国内部出现大小宗之争时，也并没有动摇晋国的整体实力，在曲沃代翼之后，晋国凭借正盛的武力统一了两大盆地并开始向四面扩张。而王室所做的，无非是在大小宗之间做一个选择罢了。尽管出于维护正统的需要，王室首先支持的是大宗的晋侯，不过在小宗取得完胜之后，王室也接受了这个结果。
32.4周公二次分封——商遗民的另一聚居区，中原之宋
在确立了山东丘陵、河北平原、山西高原这三个重要边缘地区的地缘格局之后，黄河以南的中原地区如何整合成为了问题关键，而这其中又牵扯到了对那些商族遗民的处理。卫国的封建对于控制普通的商族百姓来说，周人还是有足够的信心的。对于他们，周公甚至确立了“一国两制”的原则。既商人百姓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习俗生活，而不必完全按照周礼的约束。典型的例子就是商人可以喝聚众喝酒作乐（商人很喜欢杯中之物，甚至每个人的墓中都会有酒杯陪葬，这似乎和他们来自于寒冷的北方不无关系），而周人这样做就要受到严厉的处罚。——因此周人决定将这些“顽民”迁到洛阳盆地，也就是洛邑的边上，让他们接受最为严厉的管理。这种恩威并施，区别对待的方案，加上洛邑和卫国的地缘部局，最终为周人的东进道路奠定的基础。 但在西周初，处理完河北平原的商人之后，如果稳定中原的局势是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这部分“商族”被受到了优待，并被立为典型。而直接的地缘后果就是，一个新的以诸侯国诞生了。而纣王的一位庶出的哥哥——“微子启”成为了这个新国家的君主，祭祀商族先人的重任也随之转移。为了表彰他们对角度转换的适应程度，这个被称之为“宋”的商族国家甚至被授予了最高的爵位——“公”，要知道燕、齐、晋最初被封的爵位也只是第二等的“侯”。可以想见，即使是商朝未亡，“微子启”庶出的身份也不可能获得如此高的政治待遇，因此宋国就此真心融入周王朝的政治格局当中，成为众多诸侯中的一员也就不奇怪了。宋国的核心地区在现在的河南省商丘市，据信这里也曾经是商人旧都之一。然而这是一块无险可守的土地。相比于在河北平原可以面河背山的位置来说，商人的这个新国家，注定会成为四面受敌之地。
32.5四渎 在了解周公又做了哪些安排之前，我们先来了解四条在中国古代具有神圣地位的河流。这四条河流在之前的分析中都有所涉及，也就是江（长江）、河（黄河）、淮（淮河）、济（济水），四条河流。这四条河流在上古时期的共同特点就是——都能够独流入海，并且拥有各自的支流，能够形成独立的水系。所不同的是，长江、黄河由于发源于青藏高原，水量足够大，因此时至今日，仍然是中国最为重要的两条河流。而淮河和济水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的命运被那条反复无常的黄河所左右，目前的情况是，济水已经不复存在，他的河道被黄河征用了。而之前黄河在北线的河道，形成了以海河为主的河流系统。淮河也正是在黄河的反复入侵之下，被折磨的成了一条没有独立出海口的“内流河”。
按照五方论，五座高大且具有灵性的山峰被选出来成为“五岳”，并享受香火。而成线性排列的河流，并不具备形成东南西北中“五方”的条件，如果是湖泊，倒是具备这种条件的，因此也有“五湖”之说。不过对于中国人来说，“四”也是一个不错的数字，于是江、河、淮、济这四条东西向的大河被赋予了神的属性，被称之为“四渎”。这个“渎”字从字面上看，亦有河流的意思，但很长一段时间，它成为这四条河流的专属后缀，并因此也具有的神性。 对于周人来说，黄河中游地区是他们东出崤函通道之前所熟悉的，在成为天下共主之后，黄河下游地区与济水成为了周人重点关注的对象，周人的东进后的核心区域也正在于此。而之前被“夷”人所占据的淮河流域（尤其是下游地区），则是周人在占据中原之后主要的渗透方向，特别是在更靠近高地的西部。至于长江，周人暂时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将它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那两个曾经受到王室封建，但最终仍决定自成系统的楚、吴两国分别占据了长江的中游和下游地区。 鉴于黄河泛滥，在古人看来，济水才是最为神圣的河流，对于它的祭祀和称颂也是最多的。如果从地理结构来看，上古的时候，黄河走的是北线，因此当从渭河平原走出来的族群，在东入中原地区的时候，首先面对的是发源于山西高原（太行山）的济水而不是黄河。而济水贴着山东丘陵北沿行进的路线，使得以山东丘陵为中心的东部文明，与其说是黄河文明，不如说是济水文明。能够将黄土高原——中原——山东丘陵连接起来，并且不象黄河那么反复无常，使得济水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了中央之国的中轴线，而它的两侧也成为了争夺的重点。济水能够成为四渎中最受称道的河流，还源于它是四条河流中唯一清流入海的河流。在中国人看来，清浊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水质，更可以象征人的品质。既然四渎都具有神性，那么能够在其他三渎皆浊的情况下独清的济河，自然会让人联想到管理它的神在品德上更为高尚。如果仅仅是清流入海，济水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尚不会达到那么高，因为要想在古人活动范围内找到一条清水河，并非难事（比如泾水）。问题的关键在于济水从太行山上下来后，居然能够向东穿越黄河而仍然保持河水清澈，这就不得不让人感到神奇了。（黄河最后一次夺济入海是在1855年）。 32.6周公二次分封——邢国（沟通燕、卫）
在将卫国封建的大背景写完之后，我们终于又可以回到河北平原了。在片平原之上，一共有三个重要的诸侯国，分别是南部的卫国，北部的燕国，以及位于其中的邢国。鉴于邢国的的初封者是周公的儿子，有些朋友可能会认为邢国的封建是为了分割以及监视这两个国家，而实际情况并非是这样的，山西高原甚至蒙古高原的地缘影响力才是邢国封建的根本原因。而这三个国家的命运，也无时无刻不在受着来自西、北方向的影响。 回到河北平原，来看看在西周——春秋初期这一地区的地缘格局是怎样的。 由于河北平原的南北长度远大于东西宽度，因此仅仅在平原的南北两端分封诸候国显然是不够的。也就是说南面的卫国和北面的燕国之间，还需要有一个重要的诸候国承上启下，以连通南北，这个国家在周公分封卫国和燕国之时也同时诞生了，它就是“邢国”。与燕国和卫国是周公的兄弟之国不同，这一次周公将自己的一个儿子分封在了这个中间地带。 附：黄河下游主要诸候国分布图（春秋）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上图，会发现黄河（禹河）在延太行山东麓向北流至邢台北部时形成了一个大湖，这个湖古称“大陆泽”，由于在秦时这一地区被划归“巨鹿郡”，因此也被称之为“巨鹿泽”。在后世，项羽灭秦主力的“巨鹿之战”就发生在这一区域。 实际上仅仅依靠“邢国”并不可能让周人将整个河北平原纳入势力范围。如果周人希望在整个太行山以东地区华夏文化圈的话，那么在“邢国”与“燕国”之间的那一大片开阔地中再分封几个姬姓的封国。问题是想到这一点并不难，而要做到这一点则不是依靠一场战争就够了的。
32.7山西越太行山经滹沱河而下的鲜虞 不可否认，晋人在山西高原的经营是成功的，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向东、北两个方向扩张，以期占据整个山西高原。问题是对于那些边缘民族来说，希望将他们全数围歼或者融合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就是说在承受了晋国强大的压力之后，这些边缘民族如果不想被融合的化，就只能迁移了。根据一般的地缘定律，胜利者总是会选择地理条件更好的低地做为根据地，特别是对于农耕民族来说，这些河流冲积而成的平原总是能够提供肥沃而易于开垦的土地。因此失败的民族所能够选择的往往就只能是向海拔更高的地区迁移了。 在整个西周、春秋，以及大部分的战国时代，华夏族实际上都无法征服整个河北平原。在滹沱河两侧，那些来自于山西高原的边缘民族总是能够获得一席之地，这种情况直到那位战国时期著名的“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之后才被彻底改变。
32.8太行汉化的戎狄——中山国 如果根据我们之前所总结出来的结论，无论是黄河还是滹沱河实际上都不能成为可靠的防线。或者说如果那些被称之为“白狄”“鲜虞”的山地民族，如果在进入河北平原后，希望完全农耕化，并据河以自守的话，他们并无可能坚持数百年之久。对于防守者来说，那些一到冬天就会结冰的河流，远没有山地来得可靠。
32.9邢、卫在黄河北的抗狄与齐、宋、曹的援助（邢卫亡南下河济，北燕国则撑住） 在抗击“戎狄”的第一线，身为周公的后代，邢国之君“邢侯”无疑是十分尽职的，因此也留下了“邢侯搏戎”的美名。问题是从战略的角度来看，无论是邢国还是卫国，都不可能依靠那些东西向的黄河支流（如漳水、淇水）长期抵御来自北方的入侵。来自西北方向的地缘压力最终还是需要晋国从山西高原内部解决。只是从晋国的角度来看，他们对于解决东、北方向那几个盆地中的戎狄也并没有地理优势。尽管他们最终找到了办法解决这一问题（秦晋争霸时会分析到是什么办法），但在此之前，太行山两侧的地缘优势还是掌握在这些戎狄手中的。很不幸的是，邢、卫两国都没有坚持到晋国完成山西高原的整合之时就被迫迁移了。在北方戎狄入侵之下，两个诸候国都陆续败退至了黄河以南，济水以北的河济平原之上。这一次入侵是连续性的，前者的亡国之时是公元前661年，后者则是在公元前659年。而这时的晋国则刚刚完成内部整合不久（曲沃代翼，公元前678年），还未能尽收太行山以西的几个盆地。对于邢、卫两国的亡国，最为紧张的无疑是济水以南的那些国家，因为这两个国家如果失于戎狄，那么黄河和济水被突破也就朝夕可至了。因此我们会看到，齐国联合中原的宋、曹等国前去救援。当然，将戎狄们赶回去是非常困难的，齐国所能做的就是在河济平原上为卫国和邢国筑城，重新建国。为卫国所筑之城名为“楚丘”在今河南滑县东（后卫国多次迁都，但都在河济平原）为邢国所筑之城为“夷仪”在今天山东聊城西南。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河北平原的大部分地区实际上已经不为华夏族所控制了。在邢卫两国的故地之上，戎狄们按照自己的规则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如果按照一般的理解，华夏族与非华夏族之间应该泾渭分明，双方的矛盾才是主要矛盾。但现实永远是复杂的，在以后的中原争霸中，河北平原的戎狄部落们经常被作为诸侯们联合的对象或者说是雇佣军，来对抗其他的诸侯国，这其中就包括退守河济平原的邢、卫两国。在一个诸侯或者说军阀纷争的年代，现实的利益才是第一位的，所谓民族大义往往并不会是第一选择，即使是在上个世纪初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很多这方面的例子。
32.10初期争夺河济的卫国 一方面是由于王室最早授予它的权力是管理朝歌周边的商族遗民，而河济之间也是商人的重要聚点；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卫国经营的时间较长，可以更早的控制河济平原上的小国。 这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南燕”国。请注意，这个燕国并非我们所熟悉的燕山以南，位列战国七雄的那个“燕国”。而是位于河济平原，卫赵之间的南“燕”国（今延津县东北部）。在大部分时候，南燕国都是卫国坚定的同盟者。我们经常可以在史书中看到有“燕国”随同卫国与其他诸侯国（如郑国），甚至王室作战，这个“燕”指的就是河济平原西南角的“南燕”。而北“燕”在春秋时期，只是孤立的生存在燕山以南，并未参与中原争霸战。 之所以造成这种状况，黄河的不稳定性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战国时期各国开始筑坝以固定黄河的流向之前，希望越过那一大片黄泛区发动进攻，始终是非常困难的。 另一个原因则是河北平原中部的戎狄们封堵了燕国南下的道路，这让燕国更象一个化外之国。看看中原那些国家的悲惨命运，燕国生存在这种被遗忘的角落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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