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5：清代科举考试中的作弊趣闻

        清代科举考试中的作弊趣闻

“隐姓埋名”

古代的科举考试为了彰显公平公正，普遍采用糊名法。所谓“糊名法”， 指的就是把考生的名字遮盖起来，让评判卷纸的考官看不到考生的名字，从而避免托人情走关系的事情。糊名法创立于武则天即位初年，但当时并没有普遍使用。糊名在宋代常称为“弥封”，就是把试卷卷首的考生姓名、籍贯等都封住或者裁去，以防评卷官徇私作弊。992年（宋太宗淳化三年），将作监丞莆田陈靖上疏，建议在科举考试中使用糊名办法，得到宋太宗的采纳。1008年（真宗大中祥符元年），糊名法在省试中开始实行。采用糊名法以后宋真宗高兴地对宰臣王旦等说：“今岁举人颇以糊名考校为惧，然有艺者皆喜于尽公。”从此糊名法在科举考试中普遍使用。

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古今皆然。为了对付糊名法，作弊的考生就发明了“关节”。所谓的“关节”，就是在试卷内容里做记号。做记号的手段多种多样，只要能在考生和考官之间达成默契而又不容易被人发现即可。

在清代的科举考试中，用“关节”来作弊的考生非常多，即使是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也有胆大的考生在试卷里做暗号。

在乾隆皇帝主持的一次朝考上，有人就用“隐姓埋名”的办法来作暗号。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已丑科殿试之后进行朝考，读卷大臣将准备录取的卷子进呈皇帝。乾隆帝打开弥封，一边看士子姓名，一边看卷文，结果发现了问题：第一名严本，卷子中有“人心本浑然也，而要必严办于动静之殊”两句，严本的姓名显然藏于文中。第二名王世维，卷中有“维皇降衷”之句。第三名鲍之钟，文中用“包含上下”之句，包是鲍字的一半，又同音。第五名程沅，试卷内说“成之者性也”，成与程音相同。看到这些，乾隆帝感到：“其字迹可疑，且不止一卷，岂得尽谓偶然适合？似此隐藏字样，非关节而何？若谓此非关节，亦不解复有何等字样为关节者。”乾隆帝认为，“如此拟取，不足以昭公道而服人心。”他谕令军机大臣会同原来派出的阅卷官，将所有朝考卷文重新评阅，被乾隆帝点名的那四份卷子这回排在了末尾，几位读卷大臣则“交部议处”。

　　不开窍的张謇

　　光绪十八年(1892年)壬辰科会试，状元出身的光绪帝老师翁同龢出任正总裁。参加此次会试的有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实业家、教育家的张謇。张謇自幼聪颖好学，刚16岁就考上了秀才，可是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参加礼闱大试时，却榜上无名。这次会试前，张謇与好友刘可毅一起去拜访江苏老乡翁同龢 。作为考官的翁同龢一直很赏识张謇的才气，也很为他上次礼闱落榜而遗憾。见面之后，先是一阵寒暄，接着翁同龢便反复叮嘱说：“今日时势，宜统筹全局。”张謇只以为翁同龢是在议论时局，没有想到这是一种暗示，而旁边的刘可毅却默记在心上了。第一场考试，刘可毅就将“统筹全局”四字嵌入八股文稿的破题之中，翁同龢看到这份卷子时，以为必是张謇的，没有细阅全卷，就在上面批道：“为国家得人庆。”定为这场的第一名。等到拆封才发现该卷不是张謇的，而是刘可毅的。翁同龢对刘可毅不甚了解，所以十分沮丧。经过打听才知道刘可毅也是江南名士，心里才稍安些，自我安慰道：“差强人意”。第二场考试，翁同龢发现一份卷子中有“策马三韩，雪花如掌”之语，因为张謇曾随清军去过高丽，翁同龢遂认定此卷必是张謇的，取为第一。待拆开封号一看，还是刘可毅。张謇会试又没通过。在考官翁同龢这里，真可以说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

    在科场关节作弊中，也有不少弄巧成拙、张冠李戴的事。

清代翰詹大考，试卷不用誉抄，于是以关节作弊者，其手法也就可简单些。道光时，某届翰林院、詹事府词臣会考，主事者是朝中重臣许乃溥，一位熟识的老翰林求他阅卷时多加照应，尽量取在三等之上。许乃溥当面答应，让这位老翰林在写完卷子后微洒几滴墨水，作为暗号。当时曾国藩正任职翰林检讨，他答完卷子，在插戴笔套时，墨水被挤出几滴，不慎沾在卷子上。许乃溥阅卷时，遂把曾国藩的卷子误认为是老翰林的，取在二等。最后，经道光帝御览，曾国藩列为二等第一名，升擢为侍讲学士。那位虽点墨水未被推荐的老翰林，则因名列末等被降级使用。

据晚清文人钟毓龙回忆，湖南士子李幼梅曾向他讲了这样一桩十分懊丧的事：某年，李幼梅考试举人，开考前他特请一位“至好”代订关节，当时社会以吸食水烟为时尚，所订关节便为“水烟袋” 三字，那位好友“令其于诗中必用之。”不料，这事让李幼梅的岳母知道了，岳母共有三婿，她想让三位女婿一同中第，也好光耀门庭，便把李幼梅的关节偷偷告诉了另外两位也在准备应试的女婿。李幼梅入场后，即把“水烟袋”三字写入诗文的开头：“烟水苍茫里，人才夹袋中。”闱中主考受托录取有“水烟袋”字样的卷子，可是接连发现三本卷子都有这一关节，主考犹豫了一下，决定取其中的两个，没想到被遗落下的恰是李幼梅。

另外也有一些倒霉蛋，作弊时候不小心被发现而受到处罚。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就是这样一个倒霉蛋。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是同治十年 (1871年)辛末科三甲第15名进士。光绪十九年(1893年)三月，身为内阁中书的周福清，因母亲去世，丁忧回乡。这年八月浙江乡试，主考官通政使司参议殷如璋，恰是与周福清一同登科的进士。当周福清得知浙省主考是殷如璋后，便想“为子求通关节”，同时为几位亲友子弟请托，以图在亲友那里得到“酬谢之资”。七月二十七日，主考殷如璋乘船自京抵达苏州。早已在此等候的周福清，为避人耳目，派家仆陶阿顺登船送上密信一封，信内请殷如璋关照其子周用吉等6位考生，暗订关节均用“宸忠”“茂育”四字，另在一张纸上写着“洋银一万元”，是许诺事成酬谢的价钱。由于家仆陶阿顺的莽撞，周福清递送关节之事在考官船上当众败露。殷如璋立刻翻脸不认人，把陶阿顺连人带信送到苏州府审讯，信内提到的几位举子“一并扣考”，不得参加考试。至于周福清，先是逃到上海躲避，后来听说朝廷已下令将他革职，正四处查拿，便回到浙江会稽投案自首，被押赴杭州审讯，最终坐了八年的大牢，周家也从此衰败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