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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被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足见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一种制度能延续上千年之久，肯定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在科举制度实行的过程中，历朝历代都为了保证科场取士的公正性，可以说已经做到了极致。据《宋史·选举》载，宋太宗淳化年间，为“革考官窝私之弊”，监考人员收卷后，首先将卷子交给弥封官，把考卷上考生的姓名、籍贯等个人信息，全部折叠起来，用空白纸覆盖弥封后，加盖骑缝章。现代高考的装订密封就是从古代学来的。为了防止考官辨认考生字迹作弊，宋真宗赵恒下令设誊录院。由书吏誊抄科考试卷，俗称“誊录官”。考官凭借誊抄副本评卷。此种做法，就是“易书”。为了防止誊录手作怪，规定誊录手不得携带墨笔，誊录所用的纸张数、墨水颜色均要一致，统一使用朱砂红笔誊录试卷。这条规定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蒋士铨在第二次会试中要求添一张纸而被拒绝的原因。考生的原始试卷因用黑墨书写，所以称为“墨卷”；而誊录后的卷子，都是用红笔写的，故称为“朱卷”。如有违反规定代人改窜者，查出后必定严惩。在誊写完毕后，还要对读。所谓“对读”，即今天所说的校对。由对读官将墨卷、朱卷一起交给各位对读生校对，看誊录是否有误。校对完毕无误后，对读官要在试卷上盖章。然后才进入真正的阅卷程序。试卷先由内收掌分送各阅卷人员进行评阅。试卷分送，是在主考官、同考官的监督之下抽签分配的，所以阅卷人员也不知道自己改的是哪位考生的卷子。阅卷人员将初阅后中意的卷子，推荐给同考官，这类试卷叫“荐卷”。同考官即副主考，会在他中意的试卷上批一个“取”字。批了“取”字的卷子再送给主考官，如果主考官也中意，则会在试卷上批一个“中”字。考生的命运就此被最终决定。因为有以上规定，最大限度地防止了科场舞弊案的发生。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四月，丁丑年会考发榜，蒋士铨榜上有名。贡士的录取率大概是5%，可想而知竞争何等激烈。当年的主考官是刑部尚书刘统勋，字延清，山东诸城人，甲辰进士；同考官是礼部侍郎介福，字受兹，满洲镶黄旗人，癸丑进士；礼部侍郎、蒋士铨的恩师金德瑛，字慕斋，浙江仁和人，丙辰状元。可以断定，金德瑛在礼部的会试中不可能给蒋士铨开后门。会试放榜，只是告知贡士的名单，然后这些贡士还必须参加殿试。殿试虽然说是科举考试中最高等级的考试，但在京师一系列的考试中并不是最激烈的。举子通过了会试，不出意外的话（家中有事或丁忧），只要过了会试成为贡士，也就意味着你是进士了。下面的考试只是分等级，排名次，不会淘汰了。乾隆丁丑年殿试的题目按我们现代人的想法，那真是偏题怪题，冷不丁地从四书五经里面抽出几句不完整的话，你要是没把古籍背得滚瓜烂熟，你就无从下笔。现代高考语文作文题的原则是不偏不怪，让每一个考生有话说。但古代科举考试恰恰相反，意图就是让多数人无话可说。你说说，这会比背英语单词容易吗？请看殿试题：一、“臧文仲其”一句【这句出自《论语》 “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臧文仲是人名，春秋时鲁国大夫）】；二、“在上位不”一句【出自《中庸》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三、“一箪食一 □ 加焉”【选自《孟子·告子上》：“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 这个题目有陷井，因为《论语》中有一段话是这样的：“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如果审题不仔细，把两句混淆了，那就名落孙山了。】。就以上三句话作文。另外作诗一首，题目是：《赋得“循名责实”，得“田”字》 ”，就是按上平一先韵赋题目规定的内容，韵脚有“田”字。清朝贡士的殿试在保和殿进行。丁丑年贡士共有242人，殿试后，钦点状元是蔡以台，一甲“进士及第”3人，二甲“赐进士出身”70人，三甲“赐同进士出身”169人，蒋士铨列二甲第十二名（蒋士铨的《清容居士行年录》载，会试礼部推荐第十三名，殿试二甲第十二名）。殿试之后，考生还要过最后一关，那就是朝试。因为前三名状元等已经揭晓，进士们所排的名次也昭告天下，所以，朝考对新科进士来说，是最轻松的考试。这场朝考就在新科进士传胪（殿试以后由皇帝在太和殿宣布登第进士名次的典礼仪式）后的第三天。朝考同样在保和殿，在这里新科进士已经考了殿试。朝考一天的时间，不掌灯，即收卷。朝考后，将前十名的试卷进呈，送军机处请旨，而殿试一甲三人的另封。这次朝试主要分等级：一二三等，一等第一名被称为朝元。蒋士铨就在完全没有精神负担，轻松应考的情况下，获得了第一名朝元，同样也是钦点，但远没有殿试的状元那么风光无限。如果说殿试的论文题目是给材料作文，那朝考的题目就是命题作文，三篇文章一首诗，在掌灯之前完成。题目是：文章：《暑变物之性论》 《拟答傅元诏》 《拟治河疏》诗歌：《赋得“动复归有静” 得“为”字；五言八韵》。文章第一题考立论逻辑水平，第二题考替皇上拟诏书的能力，第三题考解决实际问题的执政能力。从出题就知道，科举制度选士，绝对不是只选熟读四书五经的书蠹，而是要选出有真才实学，能干实事的治国理政的要员。写诗题是自唐以来的附加题。封建社会的文官遴选制度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是毋庸置疑的。
金榜题名，蟾宫折桂，是世世代代无数读书人的梦想，对蒋士铨来说也概莫能外。在殿试之后，蒋士铨写了三首七言绝句，抒发了他的喜悦之情。③公车，因汉代曾用公家车马接送应举的人，后便以“公车”泛指入京应试的举人或代指举人进京应试。⑤竹上鲇，鲇鱼上竹，鲇鱼体滑，比喻欲进反退，也可作不可能之举。宋·欧阳修《归田录》：“君于仕宦，亦何异鲇鱼上竹竿耶？”口号的意思表示随口吟成，类似于诗人常说的口占。这首诗在蒋士铨的诗集中，属于极端通俗的三首，诗人掩饰不住登第的喜悦，随手写来，直抒胸臆。第一首心情大好，颇为自得；第二首近似自嘲，科考不易；第三首告慰父母，喜中有悲。十三人应为会试，殿试二甲是第十二人，全部排序是第十五名，比会试下降了两名。这一定是原来排名在第十三名之后的两人，在殿试之后逆袭，进入了一甲。皇帝是不管二甲排名的。因“二”和“五”不是平声，出律，故蒋士铨写诗用会试成绩“十三人”。殿试的前三名是由皇帝钦点的，可以推翻礼部会试的排名。这样的例子很多。例如“江右三大家”之一、蒋士铨挚友赵翼，会试排第一，殿试却被乾隆帝排第三，原因仅仅为赵翼是江苏人，历年江浙的状元比例大，而第三名是甘肃人，为了安抚边远学子，乾隆故意将第一、三名位置互换。赵翼为此事耿耿于怀一辈子。这可以解释《铅山县志》载铅山土溪人李谨斯“状元及第，以非色目（蒙古族）人，置之。归家杜门，诗文自娱”。县志记载不严谨的地方是，会试第一不能称状元，只有名次。状元要待殿试后，由皇帝“钦取一甲第一名”才产生。一甲的三名进士，都是皇帝钦点的，但皇帝不用“状元、榜眼、探花”的词。“状元”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当时举人赴京应礼部试者须投状，因称居首者为状头，故有状元之称“元”是“为首、第一”的意思。在宋代，状元有时也称新进士、廷试列一甲者。在元代，状元一词被广泛使用，延续到明、清。当代的所谓“高考状元”意思仅仅是“第一”，古代状元全国只有一个，现在省、市、县都有“状元”，乱套了！此时，蒋士铨还在北京，身份还是内阁中书，殿试和朝试之后，蒋士铨在《行年录》中只用了“改庶常”三个字说明他的身份变化，完全没有溢于言表的喜悦，淡定地出奇。“改庶常”就是改庶吉士。庶吉士，亦称庶常。其名称源自《书经·立政》篇中“庶常吉士”之意。是中国明、清两朝时翰林院内的短期职位。由通过科举考试中进士的人当中选择有潜质者担任，为皇帝近臣，负责起草诏书，有为皇帝讲解经籍等责。清雍正以后，选官更为严格，由皇帝主持之朝考决定。庶吉士一般为期三年，其间由翰林内经验丰富者为教习，授以各种知识。三年后，在下次会试前进行考核，称“散馆”。成绩优异者留任翰林，授予翰林院检讨，正式成为翰林，称“留馆”。其他则被派往六部任主事、御史；亦有派到各地方任官。朝廷设立庶吉士的目的是培养中央内阁的候补官员，庶吉士只有七品，官衔不高，但前途无量。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蒋士铨三十六岁，已经是四个男孩的父亲（四子斗郎第二年病夭）。蒋家人丁兴旺，而且三年庶吉士期满考试，蒋士铨获得第一名，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充武英殿簒修。两年之后又担任顺天府（北京市）乡试同考官，不久又任《续文献通考》簒修官。按现在的说法，蒋士铨不是一个考试型的人才。每当面临决定命运的考试，例如乡试、会试和殿试，他都落榜或者属于第二梯队，没有显赫的名次。但是当遇到朝试和散馆考试的时候，他却独领风骚，争魁夺冠。这种现象难以解释。唯一可以认可的说法——“是金子总会发光”！袁枚（清朝乾嘉时期与蒋士铨、赵翼齐名的“江右三大家”、散文家、文学评论家）在蒋士铨墓志铭中写道：“（蒋）初入京师，才名藉盛（用白茅之茂盛，喻声名远播），诸公卿震若麟凤，争先窥观。”同治《铅山县志》载：“士铨名震京师，名公卿皆以识面为快。”由此看来，蒋士铨在京城虽然不是达官显贵，但是，他的影响力，却类似于今天的“网红”。袁枚说他“秀眉长身，两眸子奕奕如电，谐谑风发，听者倾靡（倾倒）”“君秀挺蘁（wù 令人吃惊）立，目长寸许”。阮元（清朝中期官员、经学家、训诂学家）说：“士铨长身玉立，眉目朗然”。这么说，蒋士铨还是一位大帅哥无疑。【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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