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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论中医治疗观2 7、病治异同论 病治异同，指的是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这是相对同病同治，异病异治而言的。中医诊治疾病的模式是辨证论治，即主要针对证候施治。因此，临床上常常会遇到这样两种情况，即从辨病的角度来看，是属于不同的病，但从辨证的角度来看，则属于同一性质的证候，是为异病同证；从辨证的角度来看，是属于不同性质的证候，但从辨病的角度来看，则属于相同的疾病，这是同病异证。按照辨证论治的精神，则要求异病同证同治，同病异证异治。如同为痢疾，若辨证为积滞，则治以通利，若辨证为滑脱，则治以固涩；又如胃下垂，子宫下垂，直肠下垂，分属于不同的病，但其病机若皆为中气下陷，治疗上都应补中益气，升阳举陷。因此，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还体现了审症求因，治病求本的治疗思想。因此，临床治疗不能为病名所惑，特别不能囿于西医的病名，那种见感染就清热解毒，遇贫血就补血，逢高血压就平肝潜阳，实际上是西医的诊断检查对中医的临床思维造成了负面影响，而丢掉了辨证论治的精神，应当加以警惕。 当然，中医也不排斥辨病施治，即同病同治，异病异治。如治痢用黄连，截疟用青蒿、常山，退黄用茵陈。清代徐灵胎在其所著《兰台轨范.序》中说：“欲治病者，必先识病之名，……一病必有主方，一方必有主药。”明代吴又可曾设想：万物各有所制，如猫即专制老鼠，……瘟疫为无形杂气为病，莫知为何物所能制，故只能勉力以汗、吐、下三法治之，苟能知以物制气，一病必有一药之到而病已，则不烦君臣佐使品味加减之劳。吴氏强调针对病原寻找特效药治疗的设想是很可贵的。但是限于历史条件，中医辨病比较粗略，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做到的是辨证。现代临床重视辨证和辨病结合，因为“病”是临床上一个独立的单元，有其特定的病因、病理及其发生、发展和转归、预后，而证候是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所表现出来的多方面病理特性的概括，它包括对人的体质、时空因素、病因、病机、病性、病位等多方面的认识。病是纵向的线，证是横断的面，辨病可以开阔医者的视野，丰富中医四诊的资料，使辨证更具有针对性、预见性，而不是胸无定见的随证施治，从而弥补辨证的不足。 8、知常达变论 知常达变，是指临床治疗时要处理好一般性与特殊性，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是治疗艺术的较高境界。常与变也是相对而言。本是常，标是变；病是常，症是变；正治是常，反治是变；古方是常，今病是变；辨证论治是常，对症施治是变；书本知识是常，临证智慧是变。 如治病求本，去除病因是治疗的常规，但当疾病的症状，即“标”使患者难以忍受或者威胁到生命安全时，治疗中心就应转移到治“标”上来。又如“逆治”，即寒证用热药，热证用寒药，逆病性而治，也谓之“正”治，是治疗的正着，是常法，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即疾病的外在表现与其本质相统一时。但当疾病的现象不能反映其本质，也即出现假象时，如热厥证，热证而出现寒象，即所谓热甚厥也甚；戴阳证，寒证出现热象，阴寒内甚而格阳于外，此时的治疗就应加以变通，从其假象而治，也谓之“从治”。即顺从寒象用寒药，热 象用热药，即所谓的“寒因寒用”、“热因热用”，这就是变法。当然，从治病求本的精神来说，从治也是逆治。再如外感时病，变化迅速，就不能拘执一方到底，要不失时机地因势利导，或扶助正气，或截断扭转，法随证变，药随症改；但对内伤杂病，一般病情稳定，只要认证准确，组方合理，虽经一段时间的治疗没有起色，也不必急于更方，以期量变引起质变。这就是通常说的“治急性病要有胆有识，治慢性病要有方有守”。再有在对待前辈医家经验这个问题上，也有个知常达变的问题，一个医家流派的形成，总是受其时代背景、哲学思潮、师承、地域，服务对象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虽各有所成，也难免各有所偏，如朱丹溪好滋阴，刘河间喜清火，张景岳擅温补，张子和倡攻下，如医者不明所以，一味模仿，而标榜自己是师从某派，就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有失知常达变之旨。 古人说：“医者，艺也”，“医者，意也”。医学是一门艺术，为医者要致意再三，用心思考，善于体悟，触类旁通。又说：“大匠予人规矩不能予人巧”，“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为医的匠心，智慧，艺术，境界，全在乎能知常达变。知常不是胶柱鼓瑟，削足适履，达变不是标新立异，别出心裁，而是悉以中医基本理论为指归。唐.孙思邈《千金要方.序》说：“胆欲大而心欲小，行欲方而智欲圆。”所谓胆大，即是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所谓心小，即是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胆大是艺高胆大，不是无知胆大，心小不是谨小慎微，而是如履薄冰，深思熟虑；临床如临阵，用药如用兵，兵无常势，医无定法，要在知常达变，变法是来自常法，灵感来自实践。“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这是强调实践出真知；另一方面多读书，“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汲取间接经验，可以增长见闻，开阔思路，“若非烂熟于胸中，安能应变于俄倾”。所以一个好医生，不仅要勤于临证，还要善于读书，两者相互砥砺，常可激发出思维的火花，从而由知到悟，左右逢源，得心应手，臻于知常达变。 9、整体相关论 整体相关，指的是临床治疗要有整体的观点，联系的观点，正确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医讲天、地、人三才，人是自然的人，天人相应，人与自然是相统一的；人是社会的人，人应与社会相适应，相统一。天候地气，即所谓生态环境；世俗人情，即所谓社会环境；七情六欲，即所谓心态环境，都作用和影响人的健康和疾病。《灵枢.逆顺肥瘦》：“圣人之为道，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必有明法。”前面所说的“三因制宜”，也是整体治疗观的一个方面。 人的四肢百骸，五脏六腑，借助于经络系统，连接成一个以五脏为中心的密不可分的整体，这就为整体治疗提供了生理依据。临床上诸如“上病治下”，“下病治上”，“左病治右”，“右病治左”，“内病外治”，“表病治里”等丰富多彩的治法，是最具中医特色的整体治疗观的体现。 整体相关，要求我们处理好防与治，人与病，身和心，正与邪等多个方面的关系。防与治是一个整体，预防即是最好的治疗，治疗要时时不忘预防，防止病邪深入和病情恶化，更要防止医原性和药原性疾病的产生。 临床上要见病，也要见人，要病与人兼顾。见病只是局限于病人的主诉和体征，见人就是要见到患病的人的全体，也就是见证，辨析证候，依证而治。如见咳嗽而不用一味止咳药，见出血不用一味止血药，看似药不对症，不着边际，其实收效良好。宋.方勺的《泊宅编》载一人牙痛，屡试诸医，皆不效，后求治一医僧而获痊，重金以叩其情，僧告之以凉血活血之四物汤 。四物汤本为妇人病而设，竟移之以治牙痛，固然是别具巧思，这也是治人(体)，而不是治病。 身和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中医把精神、情志活动看作是脏腑功能的表现，认为情志既致病，又治病，对身心疾病，常把心(内伤七情)作为病因看待；将神志病看作是脏腑功能失调的表现。中医的心身并治的治法如疏肝解郁，养心安神，化痰开窍，清心降火及以情胜情等，对心身疾病的治疗较之西医的镇静治疗少有副作用，且疗效突出，更受病家欢迎。 正和邪的关系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方面“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另一方面则“留而不去，其病则实”。邪与正，实与虚，互为因果，因正虚可致邪实，因邪实也可致正虚，疾病的表现就是正邪斗争的结果，疾病的向愈则表现为正胜邪退。因此扶正祛邪是中医最基本的治则之一，扶正与祛邪相反相成，祛邪以安正，扶正以祛邪，扶正不忘祛邪，祛邪不使伤正，前辈医家或有强调攻邪，或有力倡扶正，应贯穿于整个治疗过程当中。 10、以平为期论 《素问.至真要大论》：“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这可以说是中医治疗要追求的最终目标。所谓疾病就是人体在邪正斗争作用下阴阳出现失衡状态，医生的治疗就是调整阴阳的偏盛偏衰，通过扶强抑弱，补虚泻实，温寒 清热来调理气血、疏通经络、和调脏腑，以期达到新的平衡，因此在具体的治疗实践中，要求“无虚虚，无实实”，做到不诛伐无过，中病即止。以平为期这一基本观念在宏观上指导着医者的治疗活动。 总之，中医的治疗观高度概括了疾病治疗的一些基本规律，反映了中医在疾病治疗的认识上所达到的理论高度及决策上的高度技巧。无论医学发展到哪一步，中医的治疗观中富有的哲学思辩和辩证观，永远不会失去光彩，给一代又一代的医学工作者以有益的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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