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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人为生长于历史名城张家口而骄傲，外来人对张家口辉煌的历史而羡慕，文史学者们更是出于对张家口的热爱而努力研究着它的由来与发展。从近代的平、津、张战役一直探索到人类元古时期的泥河湾，没有人不为这片孕育着历代丰厚的文化积淀的神奇土地而赞叹。本文经过对明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张家口堡诞生前至"张库大道"兴盛的发展历程的探析，认为张家口城市的诞生与发展与明长城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大量的资料证明：是长城造就了张家口。 近几年，文史学者们撰写了许多介绍张家口历史的文章，但是不无遗憾的是，内容绝大部分概括了目前张家口市行政区划的历史(四区十三县)，而对张家口城区的由来及清末民初"张库大道"形成以前的发展，内容很少，并且至今无一定论，几种说法随处可见："移民屯边"说："张家口之名始于明代。由于连年战争，河北人口锐减。明朱棣迁都北京后，为充实京畿人口，巩固边防，增加兵源，于永乐二年(1404年)，有计划地从山西人烟稠密的县、区，移民到张家口、宣化一带，由官方筑起土堡，以居新迁之民";(1)"都城北移"说："堡子里建于明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是张家口城市发祥地。根据杨润平介绍，明朝建立后，特别是迁都北京后，洋河、桑干河流域就成了首都的屏护，经过挑选，设置在宣化的宣府镇确定在清水河畔建立驻军城堡。当时宣府镇的管辖范围内，等于或大于张家口城堡的就有68座，谁能想到这小小的城堡日后会发展成为大都市张家口";(2)"小北门"说："当我们进入武城街向堡子里走时，可以看到明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由指挥张文所督建的"张家堡"和小北门里那个名副其实的"张家口"(由张文所建其形如口，故名张家口)";(3)"二张建堡"说："堡子里城建于明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由驻军指挥官张文所建……西、北两门规模小，后因与外敌兵戎相见，又将两门堵死。明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驻军守备张珍出于军事上的需要，又将小北门打开。北门原为张文所建，由张珍打开，建筑者皆为张姓，且北门甚小，其形如口，故将门楣上的"张家堡"三字，改为"张家口"，这就是张家口之名的来历"(4)。……查阅涉及张家口城市的史志材料，经过历史的分析研究，以上几种意见均有不足之处。 战火营造了长城、戍堡 为防御蒙古入侵修筑了长城，为守御长城建造了戍堡，戍堡是长城、烽燧、关口、城堡完整的长城防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了解张家口城市的刍形-"张家口堡"的建造目的、性质与作用，必须从明长城诞生的历史背景说起。 一、特殊区域燃不尽的战火。 在我国北方由农耕文化向畜牧文化过渡的地带，有一条天然分界线-大坝。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大坝两边不同政权的政治制度、经济类型、社会结构、民族构成以及生活方式、语言、宗教、习俗风尚等，都有很大的差别。游牧民族需要"坝下"的丝绸、茶叶、食盐、粮食等生活用品，农耕民族需要"坝上"的战马、耕畜、皮毛、肉奶等生产、生活用品。因此，这一地区成为不同政权争夺的交点，而张家口地理位置就处于这一"交点"的突出部位-扼制辽、金、元时期从草原通往中原古道的山口要塞。因此，从元、明政权更替到"隆庆和议"达成，长达二百多年的明、蒙交战中，饱经了战火的摧残与蹂躏。 元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明军攻克元大都(今北京)，元顺帝途经张家口、越过野狐岭退回了"塞北"。元朝在中原的王朝虽被推翻，但元顺帝仍然把握着完整的政治机构和较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并占有今长城以北的广阔领土。退回塞北草原的蒙古贵族"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5)。 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初，握有一支久经沙场能征贯战的军队，从军事上可以压制北元。从明洪武三年(1370年)正月至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三月，在长达二十六年的时间里，进行了八次北征沙漠对北元的作战，有些战争就发生在张家口周边地区。如：明洪武三年五月初，由明将李文忠率部出居庸关以后，经张家口，过野狐岭，连败元太尉蛮子、平章沙不丁朵耳只八剌于白海骆驼山。继明太祖北征之后，明成祖竟然于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至永乐二十二年，在十四年里，御驾亲征五次，动辙就是五十万大军。而且五次亲征竟然全入张境，其中三次进入了目前的城区范围。五十万兵马过境，如遮天蔽日的蝗群扑天盖地而来，所经之地生灵涂炭、草木皆灭。 二、张家口多次修筑长城。 明太祖通过武力征讨北元，亲身感受到来自北元的威胁。因此，特别重视北部边疆的防务建设。洪武四年发动蔚、忻、崞三处民工和士兵协力修长城。"洪武六年命大将军徐达等备山西、北平边"(6)。"洪武六年、命大将军徐达等备山西北平边，谕令各上方略。从淮安侯华云龙言。自永平、蓟州、密云、迤西二千余里，关隘二十九，皆置戍守"(7)。"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命周王、晋王桐率河南、山西诸卫军出塞，筑城屯田"(8)。同年，在宣平县(今怀安县左卫城)设置了左卫、右卫(时隶属山西行都司)。同时筹建今万全城。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又在元兴和路(今张北县城)设置兴和千户所。 明成祖朱棣对来自北元的威胁有切身体会，进一步加强了北边的防务。明成祖"于边备甚谨。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缘边皆峻垣深壕，烽堠相接。隘口通车骑者百户守之，通樵牧者甲士十人守之。武安侯郑亨充总兵官，其敕书云：’各处烟墩，务增筑高原，上贮五月粮及柴薪药弩，墩傍开井，井外围墙与墩平，外望如一"(9)。"永乐十年 敕边将，自长安岭迤西迄洗马林筑石垣，深壕堑"(10)。尽管明成祖五次御驾亲征北元;修筑长城，加强了边疆防务，但并没有扼制了北元部族对边防的袭扰和掠夺。特别是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三月，鞑靼部酋长阿鲁台攻陷兴和、都指挥王焕战死，明政府己无力保卫坝上地区的辖区，将兴和千户所"是年自兴和旧城徙宣府城内"(11)，长城以外便成了蒙古游牧区。失去了前卫兴和千户所，坝头一线成了第一道防线，鞑靼部经常越边袭扰。此后的几百年里，无数长城战事就发生在这里。 张家口的明长城究竟是何时建的呢?宣化、万全等地方志及现代学者认同的说法是成化二十一年(公元1485年)。笔者认为这一说法并不准确。我们目前所见到的明长城的形制是从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至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长达二百多年里，多次修建、修复、改进、完善的。其中，史志有明确记载的大型修建就有五次： 1.永乐年间(公元1412年)："永乐十年 敕边将，自长安岭迤西迄洗马林筑石垣，深壕堑"(12)。张家口长城正在从长安岭(赤城雕鹗南与怀来沙城北交界处)至洗马林(万全)的路段上。这次长城的修建类似"金界壕"--"筑石垣，深壕堑"。 2、景泰年间(公元1451年)："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户部左侍郎刘琏请于新开口置关一所，令使客出入。两旁筑二台，拨军守备，其余墙垣务筑立高厚坚完，俾人马不得往来"(13)。"新开口关"位于张北县春垦与万全县小麻坪交界处。东四十里即进入张家口长城，同属万全右卫辖区。此次长城的修筑，己是在"筑石垣，深壕堑"的基础上，"墙垣务筑立高厚坚完，俾人马不得往来"了。 3、成化年间(公元1484年-公元1485年)：成化初，鞑靼诸部势炽塞外，屡屡侵扰于内。成化十一年(公元1484年)，时任户部尚书的余子俊，又受命兼左副都御史，总督大同、宣府军务。上奏曰："东起四海冶，西抵黄河，延袤千三百里，旧有墩台百七十，应增筑四百四十，墩高广皆三丈，计役夫八万六千，数月可成。宣府以独石(今赤城独石口)为首，以柴沟(今怀安柴沟堡)为尾而垣工"(14)。"明成化二十一年 ，余子俊以户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总督大同、宣府军务，由大同中路起，西至偏关接界去处止，东西地远六百余里，地势平坦，无险可据，调集中、西二路征操马步官军，并屯种官舍余人等做与墩墙。从中路起随小边故址，每二里立墩一座。每座四面根脚各阔三丈，高三丈，对角做悬楼二座，长阔各六尺。空内挑壕堑阔一丈五尺，深一丈许。"(15)宣、大长城约"远六百余里"，"张家口长城建于成化二十一年"与此吻合。这次修建主要是"随小边故址，每二里立墩一座。空内挑壕堑阔一丈五尺，深一丈许"。 4、嘉靖年间(公元1544年-公元1549年)："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七月，总督宣大侍郎翁万达等修筑"大同东路之天城、阳和、开山口一带边墙一百三十八里，为堡七、为墩台一百五十有四。宣府西路之西阳河、洗马林、张家口一带边墙六十四里，为敌台月城九十一"(16)。《宣化府志》引《两镇三关志》载："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万达又请自西阳河镇西界台起，东至龙门所灭胡墩止，为垣七百一十九里，堑如之，敌台七百一十九，铺屋如之，暗门六十，水口九"。 宣大长城主要是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十二月至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五月，翁万达任宣、大、山西总督期间完成的。此后的戚继光又筑了"砖砌骑墙空心楼"(今日宣化常峪口仍可见到)，定型为今日所见之明长城。若讲张家口长城的修筑，不能不提宣、大总督翁万达。他说："张家口，洗马林，西阳河一带与大同天城接境，最为要冲，当指辞联络，休戚一体，疆场始可无患"。翁总督对边城的修筑有理论、有实践，多次上疏献计献策，对张家口明朝长城的建设及北边防卫做出了很大贡献。他对长城的几段论述，足显一位军事家的韬略："山川之险，险与虏共也;垣堑之险，险为我专也";"百人之堡，非千人不能攻者。堡有垣堑，则寡可敌众，弱可制强";"险而不设，与无险同;墙而不守，与无墙同";"遇有墙垣倒塌，壕堑淤浅，即时修补。";"内外之险全，而中国之势壮也"。 5、为史志补拾(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史志中无记载的万历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修边情况，在此应该补记：崇礼县文保所保存着三通修筑长城的记事碑。一通发现于"南窑村"东五百米长城旁，碑文："万历四十年(1612年)四月分修完本边……委宫温仲文修立"。另一通发现于"坡堡子村"南梁，碑文："此东系万历四十一年九月分马营堡军夫修完……管修委官陈营郭臣竖立"。第三通碑发现于"朝阳村"南四百五十米长城上，碑文："万历四十二年五月初四日起至九月……修完……"。这三通碑文不仅准确的记载了崇礼东部明长城修筑时间，而且对研究明长城的修筑情况具有十分珍贵的文物价值。一直到明朝灭亡的前六年，即"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兵部拨一万五千金，修复宣府镇边墙"(17)。 宣府西路即张家口、万全为什么在成化年间大修长城、原因出于《土木之战》。 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七月，脱脱不花与也先统率大军，分四路侵入明境。中路军分两路南下，一路由知院阿刺率领，进攻宣府;另一路由也先率领，直逼大同。瓦剌也先攻克大同后主动撤退，将主力部队集中在今张家口坝上地区。此时，宣府东北明军防御体系己经崩溃，宣府东线宣镇总兵杨洪之子杨俊首先南逃，致使赤城(今赤城县城)、雕鹗(今赤城南雕鹗村)、龙门卫(今赤城西南龙关)、龙门所(今赤城东龙门所)、怀来(今京包铁路官厅水库桥底)、永宁(今北京延庆永宁镇)纷纷失守，宣府以东、居庸关外已无坚强防御。后来于谦说："(杨俊)遇达贼临城，不能效力死守，辄将独石、马营归贼，并仓储、钱粮尽行捐弃在逃，以致士卒溃散，城池失守，开贼突窜之路，因而辱国丧师，至今令人痛恨"(18)。 "土木之变根于此路(指宣府东路，即独石、马营等处)，由于杨俊之失机，故杨氏有余诛也"(19)。宣府与瓦剌仅一墙之隔，杨洪与瓦剌来往频繁，在土木堡形势危急时却保持了沉默。所以，知院阿刺部队在宣府发现英宗大军后，待也先大军一到，置杨洪宣府重兵于不顾，由野狐岭入境，经宣府城下而过，追歼了英宗后军;东路军因独石以南已无明军防守，两军将明军围歼于土木堡。"土木之战，英宗被虏"，也先军力日盛，大明国力日衰，从政治、军事、财力等方面都不允许大力修边。土木之战对朱家王朝有切腹之痛，英宗及后人决不会忽视来之宣府北疆的威胁。因此，成化年间国力好转后，从成化十一年至成化二十一年之后，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大力整修了长期被破坏的宣府西路长城。 张家口的长城在以上所述的二百多年里由谁来守卫、修建与管护?宣德四年指挥张文在万全城东清水河畔建戍堡一座，高二丈五尺，方四里有奇，官方命名为"张家口堡"，即今日之"堡子里" 戍堡建在了张家"口" 探寻张家口的起源，其实很简单：长城─戍堡─张家口城市。 为什么要选择今日"堡子里"的位置建筑戍堡?这是破解张家口由来的关键问题。 一、辽、金、元漫漫古道上的翠屏口。 在明朝以前尚无张家口时，野狐岭就早己闻名了。它处于中原与草原衔接的特殊地理位置，即东西千里之内最易大军通过的隘口。辽、金、元时期多位皇帝来往于此，在这里曾发生过闻名遐迩的成吉思汗亲自指挥的野狐岭"蒙金之战"。草原民族通过野狐岭赴辽、金、元三朝都城(今北京)经过今张家口辖区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明〕叶盛：《水东日记》(20)记载的元朝"两都西道"，即孛落驿道。这条道路就是蒙古定宗二年(1247年)，张德辉被忽必烈召见后在《塞北纪行》中所记载的路线。该路线出宣德(今宣化)-沙岭(今沙岭子)-宣平(今怀安左卫)-德胜口(今洗马林)-越野狐岭上"土边坝"。此路沿洋河、古城河而行，道路平坦、宽阔、水草丰盛，易于大军行进。另一条路是岷峨山人在《译语》(21)中记载的："由今宣府西北经万全右卫、膳房堡、野狐岭，逾塞垣以达兴和，此永乐中击虏之西路，甚平坦，虏亦常由此入寇"。此路是出宣化-沙岭子-张家口平门-万全城-膳坊堡-新开口-越野狐岭"土边坝"。此路通过一段丘陵地带，水源不足，但道路捷近，易于骑兵小部队通过。此路有一段重要的途径，即"翠屏山"下。 《明史?地理志》记："万全右卫……北有翠屏山，又有野狐岭"。明代山西巡抚熊伟在其《翠屏山》诗中写道："绝壁横空峙，遥看却似屏"。从金周昂《翠屏口》诗"灯火出塞松"句可见，当时的翠屏山松柏成林。站在东高山上远眺，从万全旧城北山起，东至西太平山，一道弧形山岭，宛如一扇碧绿的屏风，故取名翠屏山。山下建有以翠屏山命名的"翠屏庵"，出"平门"西行不足十里，至今在"翠屏庵"址发展起来的"翠屏庵村"依然存在。岷峨山人所指之路，乃是辽、金、元以来，中原通草原的古道。 金大安三年(1211年)，"蒙、金野狐岭大战"前，金代著名诗人周昂随承裕之军驻扎在翠屏口，"野狐岭之战"蒙军占领了翠屏口之后，?⑩氲男聪铝恕洞淦量凇肥?七首(22)。诗中写道："去岁翠屏下，东流看涌波。"：去年住在翠屏山下(翠屏口)，向东看到波涛汹涌的大清河(纵贯张家口市区的河流)流水。"山去何时断，云来本自通。"：翠屏山至今大境门处突然中断，形成悬崖峭壁。"马牛来细路，灯火出塞松。"：说明金代草原的马牛就是从这条"细道"(小道)进入翠屏口的。以上诗句较准确记述的翠屏口的地理位置，应该是今日"平门"的位置。蒙古宪宗二年(1252年)，张德辉与好友元好问一起北去觐见忽必烈时，走的也是此路。元好问在此留《过翠屏口》诗一首(23)，诗中"沙城雨塌名空在，石峡风来夏亦寒"，准确的描写了张家口城区的地理形势及气候特点。金兴定5年(1221年)丘处机出燕京赴漠北，途经张家口时有这样一段记载："辛巳之上元，醮於宣德州(今宣化)上元?^，以??示?\……以二月八日??行，?r天气晴?V，道友?T行于西郊，遮?R首以泣……十日，宿翠屏口。明日，北度野狐?X"(24)，丘处机宿在翠屏口，"明日，北度野狐岭"。从翠屏口到野狐岭孛落驿站正好是一天的路程。综上所述， "翠屏口"应该在今日"平门"。金、元时期，周昂、丘处机、元好问北行都宿翠屏口，并以文献保留下来，说明当时"翠屏口"己是平门所在地的地理名称，并有居民、设置了驿站。金、元时期，出宣德，经翠屏口，越野狐岭己是一条重要的道路，而翠屏口是这段路程中的重要隘口。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大道为关，小道为口，皆因险峻冲要而设城堡"。张家口堡正是设在金、元"险峻冲要"之地的"翠屏口"。 二、黑达子：最早的蒙、回、汉聚居地。 新华街是张家口一条较著名的街道，它的前身叫"深沟"，而"深沟"的前身叫"黑达子沟"。"黑达子沟"在翠屏山下，西至黄土梁(翠屏庵村西)，下游经边路街(今至善街)向东入"清水河"。历史上由此沟泄出的山洪曾几次漫淹了新华街、武城街一带。上世纪五十年代，把河道改在西山下，使洪水由"平门"转向南流，并在河东岸修筑了拦河坝，即今日"西坝岗"。我们所讲的黑达子口，主要是翠屏口一段。 "黑达子"一词最早见于明朝。 "先是，俺答、把都台吉与迤北满会黑达子有隙，素相攻击，而又见云中方修边堡，深沟高垒，以为大举必得二十万，然后可入，其微意，诚欲得汉许和??"(25)。此文中"黑达子 "指当时漠北的蒙古部落。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记载了明代安多西藏(今青海、甘肃)黑达子族。他们是蒙、元时期遗留在这一带的蒙古后裔。青海省同仁县"黑达子族今名黄乃亥，其意为黑蒙古"(26)。由此可见，蒙、元时期"翠屏口"是蒙古人居住，故名黑达子沟。 左宝先生在《古老的街巷》一文中说："据回民李宝珍老人说，其祖籍是宁夏人，他的六世祖以拉骆驼为生，来往张家口，常在黑达子沟过夜，后来全家定居下来，到今日己传至8代"。我在这里要说的是，李宝珍老人的先人所以在黑达子沟定居下来，是因为那里原来就有回回人居住。 "有元一代，回回为官者散居中央及地方，形成一个颇有实力的政治集团;同时，回回善于经商，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元代东西交通大开，驿站制度发达，回回商人的活动遍及全国各地"(27)。"翠屏口"地处交通要隘，又置于野狐岭与宣德的中间(各距60多里)，是元朝"两都西路"上的重要驿站;是商旅及各类行人食宿的站点;有蒙古人居住。回回人在元朝的地位仅次于蒙古人，是主要依靠民族，回回人最早光顾这里是必然的。在元朝直至现在，"大分散，小集居"是回回的居住特点，在一个地区很少有独户居住的，翠屏口的回回也不例外。骆驼是当时回回运输行业及回回商人不可缺少的交通和运输工具，最早到这里定居的，其中侧是像李宝珍先人一样的黑达子沟回回拉骆驼的人。在悠悠岁月里，将这漫漫古道的隘口促成官、商、民共存的聚居点的，也应该是广泛传播信息者-拉骆驼的人。 "达子"一词来源于元朝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达鲁花赤"。中原汉人姓名第一字为"姓"，有时只呼其"姓"。元代中期以后，一些回回人开始采用汉姓，也是取本名音译中的某一个音转化成汉字或所发汉音，作为本人或本家族的姓氏。由于习惯和顺口，汉人对 "达鲁花赤"也只称呼"达子"。"子"是副词，习惯用语。如：孩子、铲子等，以后将"达子"演化成对蒙古人的称呼。"达鲁花赤"在地方上享有最高权力，民间传说：居民家中不准存兵器，就连菜刀也得保存在"达子"家中;"达子"具有"初夜"权等(元朝把人的待遇分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包括契丹人〕、蛮人〔南人〕)，因此产生了"七月十五送’面人’，八月十五杀’达子’" 的故事。张家口的老居民对父亲的称呼是"达达"，我不知这种称呼是否与以上传说有关系，但毫无疑问的是：元朝时，位于"翠屏口"的黑达子沟己是蒙、回、汉聚居的地方了。 金诗"马牛来细路"则说明金朝时，草原上的马牛就是从"翠屏口"西的细(小)路，来到黑达子沟进行交易的。元末，"翠屏口"的商业交易已初具规模，在蒙汉过渡带己有一定影响，这也是明朝"隆庆年间"选择这里开"互市"的原因之一。这里商业影响最大的是由商旅人发展起来的张姓人家。由于商业信息的传播，久而久之，"张家"的名声大于了"翠屏"，在民间"张家"称谓较"翠屏"更习惯、且顺口，于是此"山口"逐步由张家口"取代了翠屏"口"。沧桑百年，战争突出了翠屏口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官方也将这座位于"极冲"位置的"山口"俗以成章的称"张家口"了。因戍堡建在了张家"口"，"堡名"取之"地名"，将"戍堡"命名为-张家口堡，并记录在册了。 明朝宣德年间，蒙古瓦剌也先部落逐渐发展壮大，对明边不断侵入和骚扰掠夺。张家口是宣府西北路要塞，为了加强山口及北部长城的守御，宣德四年，由指挥张文建筑比现在"堡子里"小的土堡一座，以地里位置取名"张家口堡"。今日"堡子里"的建筑形制及规模，是逐步发展起来的。据《宣府镇志》及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明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在指挥张文主持下，建于西高山南五里，堡方四里有余，高二丈五尺，东、南两面开有城门，东门曰"永镇"，南门曰"承恩"。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指挥张珍改筑城堡。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展筑关厢，周五里，高二丈。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堡始以砖包。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加修城堞和阙楼。初建无北门、西门，改筑城堡时，在北墙开了一个小门，即"小北门"。此后，根据战局发展情况，曾几开、几封。 三、莫将"北口"当"西口"。 张家口谓军事重镇，"重"就重在"口"上。说到"口"，一致认同的是东、西太平山之间、"大境门"所在地的"山口"。其据有二：一是《口北三厅志》载："大境门据长城之要隘，扼边关之锁钥。明设防守，清置总管，形式险要，足资拱卫";二是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宣府巡抚汪道亨行阅边塞惊叹道："’上谷延袤千三百里，未有若此山之扼要。’他认为在此天设之险，仅西面危垣半壁，东畔垣道则虚未设防，是防务上的错误，于当年七月规划筹措修筑"来远堡"了。从历史阶段性观点看，明朝"隆庆互市"以后，以上观点是有道理的;而"隆庆互市"以前，特别是作为张家口的由来，"北口"就不能代替"西口"了。 张文为什么不把张家口堡建在"北口"，而要建在远离"北口"十多里外的"西口"?也许张文的军事素质不如一百八十多年后的汪道亨高。那么处于战乱之中的张珍不在"北口"新建戍堡，而要将张家口堡"改筑城堡"呢?是无力建新堡;还是没有认识到"北口"的军事价值呢?否。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张珍在"改筑城堡"的同一年，为了加强张家口堡的防卫，在南边成扇形的建起了几座戍堡："明嘉靖八年驻军指挥张珍为加强防务在此建堡，叫’王家柴’(寨)……明嘉靖八年，驻张家口指挥张珍为加强防务筑土堡一座，名高庙堡……明嘉靖八年，指挥张珍筑堡叫四解(杰)屯……明嘉靖八年，指挥张珍筑堡，曰沈家屯"(28)。张珍为什么只在张家口堡南面建防卫之堡呢?当时张家口堡的威胁来之两个方面：从野狐岭入境之敌沿驿道进犯张家口堡。此道己有新开口堡(建于宣德十年)、膳房堡(建于成化十五年)、万全右卫(建于洪武二十六年)三道防线。若攻破以上三道防线，张家口再筑堡也是徒劳的。另一条则是沿宣大驿道绕八角台侵入。因而在八角台以东一线筑堡四座，防敌离驿道北进。"北口"自"隆庆议和"后，互市稳定发展，张家口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直至"大境门"的开通、"张库大道"的形成，使张家口边贸达到了顶峰，为后人书写张家口的历史留下了笔墨重彩。"北口"对张家口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勿庸置疑的。 " 西口"的道路与"北口"相比，视野开阔、道路平坦、无险隘峡谷，易于用兵。冷兵器时代，易于骑兵、牛马辎重通过。近代是机械化部队必选之路，民国初修汽车路、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日本人向坝上修铁路都没有选择当时久己闻名的"张库大道"。现代国家一级公路的207线更是车水马龙、目不暇接，昔日"张库大道"的遗迹己成为文史学者研究的内容了。因此，从整个历史看，无论是古代、近代还是现代，在军事、交通及历史文化内涵上，"北口"都代替不了"西口"(翠屏口、平门 "史志"解读了张家口 史志中简短的文字解读了张家口，字里行间的深刻内涵，解析了"张家口由来"诸说之由。 《宣府镇志》及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记载张家口堡：明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在指挥张文主持下，建于西高山南五里，堡方四里有余，高二丈五尺，东、南两面开有城门，东门曰"永镇"，南门曰"承恩"。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指挥张珍改筑城堡。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展筑关厢，周五里，高二丈。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堡始以砖包。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加修城堞和阙楼。以上记载了"张家口堡"的修建历程，如果对以上文字进行深入的剖析，就会发现其足以解释"张家口由来"诸说深厚的历史内涵： 一、"指挥张文"。 张文的官职是"指挥"，《明史?列传》无记载。明朝地方最高军事官由明初变换过程为：都指挥-总兵官-巡抚、总兵官-总督。府镇军职由什长、队长、哨官、把总、守备、都司、游击、参将、副总兵、总兵统属，直属兵部。都司军职由小旗、总旗、百户、千户、卫指挥使、都指挥使，上而至五军都督府统辖。万全都指挥使司建立于宣德五年，张文宣德四年己是指挥、显然不是万全都指挥了。总兵属下无指挥职，战时有将总兵、守备任命为指挥的，张文应是今万全辖区的战时军事指挥官。一位战时军事指挥官，绝不会在战争期间去建设"民居城堡"或"商业城堡"。所以，"张家口堡"是在战争年代由军事指挥员根据军事需要建筑的守御长城的戍堡。 二、小北门──张家口。 "东南两面开有城门，东门曰’永镇’，南门曰’承恩’"。由此可见，初建无北、西门。从张家口堡的地形地貌看，西、北两条旱河夹一高地，堡西临河(今日西坝岗)，过河及山，没有必要开门。北面河与路并行(今日新华街、至善街)，翠屏口位于堡西北方向，作为军事戍堡，战争年代不留北门是正确的，此例很多。和平环境为了方便开一小门、战事紧张再封闭也是可以理解的。"北门原为张文所建，后于明嘉靖九年(1581年)由张珍打开，……北门甚小，其形如口，故将门楣上的"张家堡"三字，改为"张家口"，这就是张家口之名的来历"(29)。张家口堡是一个"极冲"级别的军事要塞，早在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此堡就命名"张家口"堡在册了，怎么152年后的嘉靖九年(公元1581年)张珍在小北门写上了"张家口"三个字就变成"张家口之名的来历"了呢?实际上小北门上"张家口"三个字正是亮明了此堡的名称，正如我国传统习惯在城堡门或大宅门门额券龛上书写姓氏、门名、地名一样。 三、张珍不姓"张"? 张珍，张家口堡守备。几乎从清乾隆年间以来，所有的史志关于张家口堡的记载中，都沿袭了"张珍改筑城堡"的内容。因而，演绎出了文前类举的"张家口由来’二张说’"。其实，这是历史上的文史学家向现代的文史学者开了一个历史的玩笑，张珍姓"章"、不姓"张"。就是这样一段"歪经"，信徒们从清乾隆年间一直念到现在，至今仍津津乐道、朗朗上口，就如善男信女对慈眉善目、秀发垂肩、雍容华贵的观音菩萨顶礼膜拜的时候，没有人想过观音菩萨原来是男姓一样。所以，突然提出"张珍不姓’张’来"，绝不要轻率的认定是呓语。 最近，在"植树造林，大力整治张家口市区周边山区环境"的感召下，携友上西山一游。西山果然漫山碧绿、小径通幽、空气清新、环境宜人。我们突然游兴大发，信步踏上"赐儿山"。走进"云泉寺"山门，直奔"元榆明柳"而去。在古柳下、圆通宝殿北山墙旁突然发现立着一通汉白玉石碑。石碑165×64×16公分，底部另配一个石灰岩长方形亮面碑座。石碑为无帽通体碑，碑额在"碧海祥云"图案中间雕刻了《重修云泉寺记》六个篆字，碑文四周以拐子流云图案勾边。碑文是苍劲有力、严谨古雅的楷书。碑的通体裂痕斑斑、遍体鳞伤、布满了沧桑岁月的印痕。尽管阴刻文言文、繁体字、字迹己模糊不清，还是认真的读通了碑文。这是一通《重修云泉寺》记事碑，碑文中记述：《云泉寺》于明洪武二十六年由僧人清月所创;当时的《云泉寺》主持圆玉，为陕西榆林人，精于佛教经典，为有道高僧;寺庙的形制、殿堂的布局;重修的规模、内容;重修出资名细等。组织重修及树碑者： 钦差 征西前将军镇守大同等处总兵官后军都督府署都督签事江桓 钦差 宣府游击将军署都指挥签事魏祥 钦依 守备张家口堡都指挥体统行事指挥签事章珍 昔大明嘉靖五年岁次丙戌九月 吉日立 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张家口指挥章珍"几个字。下山后查找史料将"张珍"与"章珍"作一对照：嘉靖五年，张家口堡守备章珍重修《云泉寺》;嘉靖八年，张家口守备张珍"改筑城堡"。同是张家口堡守备的"张珍"与"章珍"，仅时隔三年，应该是同一人。章珍是重修《云泉寺》的组织者、《重修云泉寺》碑的树碑者，他肯定不会把自己的姓氏写错吧?"张珍"者是后世史学者撰写的，很可能第一位执笔者没有认真核对，因为"音"误而把"章"写成"张"了。以后史学者们当然是以讹传讹了。 《重修云泉寺》碑，碑文简洁明了、朴实无华;书法功力深厚、笔势苍劲有力、圆润大方;雕刻技术娴熟、雕工精湛、刀法圆润。此碑无论是珍贵的艺术价值，还是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都堪为张家口市的艺术珍品、文物瑰宝。遗憾的是，山上众多的僧人、修女、道长、居士、冷脸售票者，山下的文化工作者、文史学者们，对经历了四百八十年沧桑岁月的《赐儿山》镇山之宝《重修云泉寺》碑熟视无睹，而今依然裸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任凭风霜雪雨的摧残;湮没在善男信女的香火之中，饱尝凡尘的熬煎;冷落于文史学者们著书立说之外，"你刚唱罢我登场"，任其讹传。惜哉!江东有人乎? 四、改筑城堡。 "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指挥张珍改筑城堡"。明边堡根据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分极冲、次冲、又次冲三个级别。万全境内的西阳河、洗马林、新河口、新开口、膳房堡、左右卫、张家口堡都属极冲。章珍为什么要"改筑城堡"?其原因依然是蒙古骑兵的"入边战争"。嘉靖年间、俺答长子黄台吉就在宣府边外旧兴和、小白海、马肺山一带驻牧(今张北、沽源)。"连年入寇，或在宣大，或在山西，或在蓟昌，甚或直抵京畿，三十余年迄无宁日"(《五杂俎》)，对明朝边疆社会造成严重破坏。从以下蒙军主要几次入边情况足以想象到，战争对张家口沿边地区摧残与掠夺的残烈状况： 嘉靖七年十月辛丑：虏五万骑，大白阳边寇宣府 。 嘉靖十二年三月甲寅：虏入宣府，大掠而去 。 嘉靖十八年七月癸未：嘉靖十七年六月虏数千骑，入宣府张家口。 嘉靖十九年九月丁酉：虏数万骑，入宣府万全。 嘉靖二十二年十二月丁亥：十一月虏以五千余骑，新河口边毁墙入境。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二月："虏拥众寇宣府，??皆言以求贡不得，故屡抢，许贡当约束部落不犯边??"。 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壬戌： 俺答部落大举入寇，至独石边外驻金字河 。 嘉靖三十二年三月甲辰： 虏数万骑，由青边口入宣府。 嘉靖三十三年四月丁丑：虏自宣府柴沟堡溃墙入，大掠而去。 嘉靖三十四年九月丙午：北虏数万骑，由宣府、大同、山西等地入寇 。 嘉靖三十五年六月辛丑：虏三万骑，犯宣府黄王梁等地。 嘉靖三十八年七月戊子：六月五日虏数万骑，犯大同，侵宣府。 嘉靖四十二年正月戊申： 虏五千骑，犯宣府滴水崖，由黑汉岭南下。 嘉靖四十四年九月庚子 ： 东西二虏二万骑，犯宣府。 明朝边防残破不堪，社会萧条，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塞上人烟稀少，"村落萧条，有千里无复人烟者"。(《万历邸抄》)生活在临边地区的人民陷入"肝脑涂地，父子夫妻不能相保" (《明清史料》的悲惨境地。。"塞下多畏虏卤掠，我废耕，我近边膏腴地土皆荒芜不治"(《明清史料》)。章珍改筑城堡乃是战争所迫而为之。 五、"洪武移民"。 在研究"张家口由来"诸说中，"洪武移民"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原来在明初洪武年间，这一带’民户不足，调山西诸处余丁充之’。(见《宣府镇志》)据马建章先生推证，’其中有张姓人家迁来的隘口附近定居。’久而久之，约定俗成，人们便称此"口"为张家口了"(30)。"这一代"较笼统，具体到"宣府镇"的今日之张家口市区在洪武移民时期是"移出"地区，而不是"移入"地区。 明朝建立后，由于战乱，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告具出现的荒凉情形。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31)，"积骸成丘，居民鲜少"(32)，"多是无人之地"(33)，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为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移民高潮。元朝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朱元璋在命大将军徐达挥师北伐中原的同时，下令迁徙苏州府富民充实濠州(今安徽凤阳。"(朱元璋将苏州富户移到他贫困的家乡凤阳，为掩人耳目，此后安排了大范围的移民)，明初移民运动，由此拉开序幕。从至正二十七年十月至洪武二十五年二月进行了十几次移民。洪武移民的原则是从"狭乡"移居"宽乡"，以均衡人口、调节地力，使"地无遗利"，"人无失业，而有恒产"，因而是全国性的。其中涉及北部边疆移民仅有"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移徙故元遗民三万二千八百六十户到北平开荒种田，分别落户于大兴、宛平、良乡、固安、通州、三河、武清、蓟州、昌平、顺义等地"(34)。其中，由山后(河北北部)、山右(今山西)向山左(今山东)移民的数量较大。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出于政治、军事目的，洪武时期从张家口所在位置的塞北地区，约移出四十七万人。"(宣府)元初为宣宁州，至元中，以地震，改顺宁府，领宣德、宣平、顺圣三县。洪武初，吏民内徙，州县俱废，乃因戍兵先置千百户所、指挥司、都指挥司，而万全之卫丽焉。"(35)宣平即元朝时的宣平县，治所在今日怀安县左卫镇，"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废县。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二月置了万全左卫、右卫，属山西行都司。"(36)今日张家口市区当时属宣平辖区，由于"吏民内徙"，长达二十多年无治所，更不存在充实农耕生产的村庄。"洪武移民"从组织动员到安置都是政府有组织的集体迁移，移民主要充实农耕生产，今日之张家口城区怎么会安置移民呢。当然，洪武年间，为躲避战乱不排除个别民户可能流亡到这一区域居住、或当地戍兵携家属定居，但中国移民的定义是："具有一定数量、一定距离、在迁入地居住了一定时间的迁移人口。"(37)以上两类人员不属于洪武移民。 从洪武三年至永乐十年，山西向外大规模的移民有八次，而目前张家口市辖区怀来、宣化、阳原、涿鹿的山西移民，多数是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及以后迁来的。如怀来榆林屯于永乐十四年(1416年)由洪洞县迁来的池、苏、吴三姓人家在此定居。据说怀来县大黄庄于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由洪洞县迁于此。"其保安、隆庆二州则直隶京师，与万全并列。"(38)明洪武年间大黄庄属隆庆州(怀来)由京师管辖，不在"吏民内徙"之列。至今没有见到涉及明洪武年间向今日张家口市及郊区移民的历史资料。"没有准确史实的历史，恐亦难称其为历史"。 "互市"发展了张家口 长城把蒙、汉阻隔，"互市"将南北融合，是长城给张家口造成了发展机遇。 明正德以来，边政已经败坏至极。方逢时慨叹道："正德以来，边备废弛。嘉靖之末，柄臣贪冒，将士离心，文武解体，北人跳梁，边境骚然，生灵暴骨。加以诸逆内叛外勾，攻城破邑，覆军杀将，无岁无之"(39)。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十二月至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五月，翁万达任宣、大、山西总督期间采取的修筑宣、大、山西地区长城，整顿军政，改良军器，同时对俺答部落示以羁縻等方略，得到朝中张居正等人支持。到隆庆年间，不仅宣、大长城全部修复，沿边烽台、戍堡包砖加固，同时整顿军政、改良武器，极大的提高了长城整体军事防御能力。加之对俺答部的羁縻等策略，迫使俺答不得不放弃武力胁迫、掠夺的策略，积极向明廷谋求和平互市，这就给张家口的发展带来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一、互市开启的艰难历程。 张家口的互市应该从"庚戌之变"谈起。北元蒙古自达延汗以后社会内部相对稳定，社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各部首领都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财富，使蒙古首领们同邻近地区进行和平互市的欲望日益迫切，宣、大地区是俺答部最理想的互市对象。而明朝政府对"土木之战"中遭到惨败仍然心有余悸，对蒙古一直采取极为保守的政策，经济方面实行严格的封锁。这样，一方要求开放市场，互市贸易;另一方则防守长城，闭关封锁，拒绝贸易往来。这就导致了双方的矛盾不断升级，始以兵戎相见。 蒙古多次派人到明廷谋求互市，明朝不但拒绝了蒙古的互市要求，而且杀害了全部蒙古使臣，并以朝廷的名义宣布重金悬购俺答等人的首级。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俺答攻到宣府城下，派兵将一封类似最后通牒的信射入明朝兵营。信中威胁说，若明朝仍然顽固拒绝互市，蒙古就将挥师南下，兵临北京抢掠。明廷仍视此为"诡言"拒不理睬。此时己调入朝廷的翁万达建议接受蒙古的要求，对蒙古实行羁縻政策。但明廷拒不采纳他的建议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夏六月，俺答兵数万骑入大同境，派精兵设伏于沟壑之中，而以老弱百骑往来为饵。总兵张达轻敌，中伏被杀。副帅林椿营救张达，亦死"。"虏既得二将首，遂引兵去，意叵测"。接张达任总兵者为仇鸾。八月，俺答引兵入寇独石边外，壁金字河，"鸾遣其党时义，贿俺答以金，曰：请释憾于敝镇，而东偿之。虏乃东之"。"俺答骑兵遂由密云转掠怀柔、顺义，八月十七日至通州，分兵肆掠。"该年是庚戌年，因此史称《庚戌之变》。俺答兵临京城的目的依然是要求互市，《庚戌之变》次年五月，"宣府设马市于新开口堡，虏酋把都儿、辛爱、伯要卜朗台吉、委兀儿慎台吉凡五部入市，共易马2000余匹"(40)。嘉靖三十年(1551年)七月初，俺答派脱脱出使明朝提出"富虏能以马易缯，贫者唯有牛羊而已。我胡中，富者常什二三，它皆贫。请易菽粟"，而朝中官员却迂腐地认为："虏故不粒食，此不过欲得我粟，以食我捕逃，我复资粟，彼益不内思矣"(41)。嘉靖皇帝拒绝了脱脱的请求。既然和平互市无法满足一般牧民生活物资需求，俺答部落又复归以战争方式掠取物资。蒙古部落"欲以牛羊易谷豆者候命不得，遂分散为盗无虚日。十一月间大入边三次，抢掳人畜甚众"(42)。边吏责问俺答，俺答谩应曰："诸贫虏无从得食，禁不能止，如中国法虽严，民间岂尽无寇窃耶?我能自不入犯，不能禁部下之不盗也"(43)。朝议于是将俺答的背信入犯归咎于马市之不足恃，遂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九月，下诏罢各边马市，明令"复言开马市者斩"(44)。明朝闭绝互市之门后，明蒙双方关系复又回到战争状态。 新开口闭关后，边塞又经过了二十年的战火硝烟，终于迎来了又一次和平互市机遇。就在俺答连年征战、自然灾害、明边封锁极度困难时，明廷大刀阔斧的展开了"外示羁縻、内修守备"边防新政。隆庆四年(1570年)秋九月十三日发生的"把汉那吉事件"，创选了双方和谈良机。由于时任巡抚的方逢时、总督王崇古的努力操作;唯"(高)拱与(张)居正力主之"。明穆宗完全信任内阁的决定，"其制虏机宜，令崇古等悉如原奏尽心处置，务求至当"。王崇古、方逢时以军事防备为坚强后盾，派遣熟悉对方情况和语言的鲍崇德为谈判使者。隆庆五年 (1571年)五月，终于完成了开数十年太平局面的"隆庆和议"。 隆庆和议确定封俺答为顺义王，分别授予俺答属下以都督、指挥等官职，并约期开设明蒙间的互市。到万历年间互市场所发展到十一处:"在大同者三，曰得胜口、曰新平、曰守口;在宣府者一，曰张家口;在山西者一，曰水泉营;在延绥者一，曰红山寺堡;在宁夏者三，曰清水营、曰中卫、曰平虏卫;在甘肃者二，曰洪水扁都口、曰高沟寨"(45)。 二、"互市"使戍堡发展成商贸巨镇。 "隆庆和议"决定开互市"在宣府者一，曰张家口"，为什么不在上次开市的新开口?上次开市失败后，给明廷留下深刻印像：马市开辟之时，"拥兵压境，恃强求市，以武段驽罢，索我数倍之利"，甚至"市易未终，遂行抢掠"(46)。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就是把市址选在了交通要道;场地开阔;易于用兵的地方。选择在张家口今日之大境门外，对互市双方都有利：宣府北邻的蒙古地，即今日锡林郭勒大草原是蒙民相对集中、水草丰盛、牧业兴旺的地区。张家口距这-地区距离最近，且下坝后入山区，沿途水草丰盛，便于马、牛、羊群的管理和运送。因此，很受蒙古人的欢迎;下坝后至大境门是近百里的深山峡谷，随处可见一夫当关、万夫莫入的险要之地，易于方守，不利用兵，特殊的地理环境迫使蒙古人规规矩矩的赶着牲口入市，对明廷边界相对安全。同时，明廷进一步加强了长城的建设和防务，调原两广总督谭纶和福建总兵戚继光先后到北方，加强了长城防御体系的稳定性。因此，自"隆庆议和"后，蒙古基本未大举南下攻明，互市稳定发展，张家口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 宣府张家口互市由于地方官员的重视及精心的安排，得到贸易双方的信任、使他们都有安全感。所以，参加贸易的双方很快突破边疆范围，向内陆纵深发展。蒙古方面不只有俺答统率下的漠南蒙古右翼诸部，己发展到蒙古高原上的各个部落。有的甚至远从漠北、漠西赶来贸易。俺答诸部每年都以数万匹马以及更多的牛、羊、驴等牲畜和大量的皮毛、鬃尾等畜产品与内陆货物进行交易。塞北的大量畜产品通过互市渠道，进入长城以内，直到江南地区，改变了江南人民的日常服饰穿着，提高了内陆生活水平。内陆参加边贸的人员也遍布大江南北。除官方马市外，民市中交换的商品种类特别丰富，其中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占主要地位，也有一部分满足蒙古贵族所需之奢侈消费品。汉人的段绸、布绢、棉花、针线索、改机、梳篦、米盐、糖果、梭布、水獭皮、羊皮盒等都进入了市场。 在明、蒙互市中，张家口互市处于领军地位，是明、蒙马市贸易中一个突出的亮点。黄丽生女士对宣府、大同、山西三镇马市交易量的分析说："盖三镇之中，宣化交易量增长幅度最大，到万历二年(1574)时，已超过了山西、大同二镇的总和"(47)。万历六年(1578)，明巡按直隶御史黄应坤惊呼："以宣镇之大数言之，方互市之初，虏马不及二千匹。今岁已市者三万五六千已，迨及岁终当不下四万。每岁辄增数千匹，夫马以数千计则银以数万计，非小小增益也，且今岁增矣，明岁又增，明岁增矣，又明岁又增，其在于今视始市，不啻二十倍而犹未可以为限也。后将何所底极哉!"(49)。交易量之大，简直把个黄巡按吓傻了。从以下几张马市官方交易报表中，也足以看出张家口互市的繁华景象： 王崇古所报市马数(隆庆五年九月) ：参于互市的昆都力哈、永邵卜、大成部。 宣府镇(张家口堡)六月十三日～二十六日： 官市：马1,993 15,277两 私市：马骡牛羊 9,000 抚赏费800两 王崇古所列私市交易量只是近似值，据日本学者小野和子考证，这一年私市交易总量为马骡牛羊总24,217匹，为官市交易三倍以上。相应地，私市交易额也应在官市交易总额56,475两的三倍左右。即便除去不确定因素造成的价格损失量，官市和私市贸易总量应该超过十五万两。 到万历初年，"诸酋感德日深，赶市日众，市马日多"。兹据方逢时疏报列市马数额递增表如下： 方逢时所报市马数(万历二年)： 宣府(张家口)大同(得胜堡、新平堡)山西(水泉营)合计 隆庆五年：1,993 2,096 2,941 7,030 隆庆六年：902 4,565 2,378 7,845 万历元年：7,810 7,505 3,788 19,103 万历二年：14,500余 7,670余 5,000余 27,171余 开市以来四年间，仅官市市马总额就增长近四倍，而且，增长之势持续不减。方逢时等人根据万历二年以来的市马数额，申报万历三年市马总额，列表如下： 方逢时所拟市马数(万历三年) 场所：宣府 大同 山西 合计 数量： 18,000 10,0006,000 34,000 价银(两)：120,000 70,000 40,000 230,000 以上数据仅显示官市市马交易量，不包括民市和私市。(49) 张家口臣民们不忘对互市的开启与发展做出贡献的人，在"来远堡"内建了一座"娘娘庙"，庙内供奉的是"忠顺夫人"。忠顺夫人即"三娘子"。三娘子(1550年-1612年)，系卫拉特蒙古奇喇古特部落首领哲恒阿哈之女，她本名叫钟金，又被称为"克兔哈屯"、"钟金哈屯"、"也儿克哈屯"等("哈屯"：即夫人)。是被明朝封为顺义王的蒙古右翼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阿拉坦汗)的王妃。她有着非凡的美貌，且性格豪爽，擅长歌舞骑射，是明代蒙古的一位杰出女首领，具有卓越的政治远见和军事指挥才能。三娘子在"隆庆和议"的形成及之后的明蒙和平关系的维续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从"隆庆"开始，通过五年的努力，协助俺答汗与明朝建立了互市关系，积极的维护了与明朝的友好和贡市关系,使得蒙汉人民可以自由贸易。她和俺答曾亲临张家口互市场所，与蒙、汉人民同饮同食，常常出现"醉饱沤歌，婆娑忘返"的情景。三娘子喜爱用中原物资，平日爱穿大红彩缎妆狮子汉服，万历十九年，三娘子写信给曾任宣、大、山西总督，后升任兵部尚书的郑洛，直率地拜托郑洛为她购买一些日用物品："今备丝银十两，万望老大人神力转买梭布八十疋、茶八篦、白绫汗巾五十方、硼砂二两、硫磺焰硝四两、小沙锅十个、凉扇十柄、书柬纸一百张。若肯赐发，我世代不敢有忘"(50)。时人穆文熙(有的说是吴震元，有待考证)记述三娘子："少小胡姬学汉妆，满身貂锦压明?c;金鞭娇踏桃花马，共逐单于入市场"。三娘子对张家口互市的关注，使"胡汉杂蹂，无复畦畛"，促进了蒙汉人民之间超越地域、语言、习俗等民族界限的文化交融，促进了张家口城市的迅速发展与壮大。三娘子在张家口的影响源远流长，直到本世纪八十年代，由张家口市作家井少云先生创作、《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长篇小说《三娘子传奇》。 是长城把明蒙双边贸易聚集到张家口，在明蒙双方上层人士重视与关注下的张家口互市，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了内外各地商人自发地云集到边疆，掀起了边疆经济高涨局面。在边贸高涨时期的最大受益者─张家口，由军事重镇发展成了商业城市。 《大境门》扬名了张家口 清廷"闭关锁国"没有闭锁张家口，天下商旅云集在长城戍堡，弃"小门"开"大门"内外一统，汗板车在"张库大道"上随意奔走。 张家口特殊的地理位置不仅被明朝看重，更是清政府联系蒙古草原的锁钥。满清入关立国第一年，即顺治元年，就放弃了明政府使用了七十多年的长城上的《小境门》，而在西侧破长城、开豁口建了《大境门》，使蒙、汉民族融和，长城内外一统。 一、后金垂涎张家口。 明末，蒙古部落主要是察哈尔、科尔沁和喀尔喀。察哈尔的林丹汗虽然从形式上统一了内蒙古，但是科尔沁和喀尔喀族人无法忍受林丹汗的贪婪和残暴，先后叛逃投靠了女真。女真充分利用了蒙古部族矛盾，在入关前首先征服了蒙古部落。作为草原民族的满、蒙人民依然需要中原的生产、生活物资。当时在山海关一线，后金与明朝的关系己经很紧张，由此不可能满足后金要求，目光必然盯在了由"互市"己声名远扬的张家口。 天聪六年，后金沿宣、大路线追剿林丹汗。路过张家口时，守军采取闭门自守的态度。而金兵却舍城而过，对张家口网开一面，未骚扰。皇太极率大军返回时特意"驻张家口外，列营四十里"(51)。"6月癸巳，明总兵董继舒等遣人贲牛羊食物来献。上宴之，遂定和议"(51)。"秋七月丁酉朔，复以书信约明张家口守臣信誓敦好，善保始终。上率大军还。"(51)皇太极撤军后，宣府违约激怒了后金。次年8月，多尔衮率兵入独石口围攻宣府。由于宣府城池坚固、守备严密，未能攻克，便挥师西进张家口。张家口守军依然采取回避的态度，金兵为惩罚宣府，绕开张家口"克万全左卫"。张家口"闭门自守"与宣府总兵"遣人贲牛羊食物来献"并不奇怪，当年"庚戌之变"时，宣府总兵也是派官员携重金贿赂俺答，请其绕道东行，保护了本府守御的疆土。此后，金廷为了加强与张家口的"互市"，"崇德四年(1639年)六月壬申，达雅齐等往明张家口议岁币及互市"。"崇德五年己末，遣希福等至张家口互市"。 为了解决"互市"问题,多尔衮随皇太极从天聪六年六月庚寅(24日)驻军张家口到七月丁酉(1日),和明廷长达八日之久的谈判,终于达成协议,"大市于张家口"，开辟了金、清史上第一"大市"。"崇德四年(1639年)六月壬申,达雅齐等往明张家口议岁币及互市。""崇德五年己未,遣希福等至张家口互市。"张家口不仅是金、清时期主要的交易市埸,而且南北交易一直延续至民国。 张家口给此后独揽清朝大权的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及清廷朝野留下了深刻印象，为立国后首选张家口为联系蒙古的要冲之地而奠定了基础。 二、张家口是清廷连接南北之锁钥。 满清为了征服蒙古各部落，采取了武力征剿与怀柔攻策相结合的策略。在这段历史中，太祖努尔哈赤和太宗皇太极总结前明教训，为了团结和利用蒙古民族，上演了多幕满蒙联姻的喜剧。满清开国后两任汗王不仅把公主嫁给蒙古人，而且上至皇帝、贝勒、大臣，下到金兵，都把蒙古族姑娘迎进了洞房。皇太极本人也娶了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的布木布泰(孝庄)、其姐(宸妃)、其姑母(哲哲)三位蒙古女子为妻。此外，其后任父皇摄政王的多尔衮也以身作则，迎娶蒙古女为妻。"进击多罗特部，杀台吉古鲁，俘万一千二百人还，给国人无妻者金，使娶。"聪明、睿智、颇有谋略的蒙古人孝庄皇后在清初辅左朝政的四十多年中，使清廷从皇家到八旗和蒙古人建立了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上述一系列活动中，张家口以其天时地利，起到了清廷联系、依靠、监视、团结蒙古民族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因此，顺治元年在长城上破墙开豁建起了大境门，完成了内外-统。 张家口以北的蒙古草原，既是清政府的屯兵之地，又是后勤供应基地。清政府对驻守在张家口西北部的四子部落(驻今四子王旗)重视有加。早在后金征服蒙古各部时，四子部落伊尔扎木协助后金军收降了林丹汗的儿子孔果尔额哲及其部众，并且向皇太极献上了一颗无价的宝物---元朝历代皇帝的传国玉玺。伊尔扎木在战争中立下大功，又得到皇太极的赏赐。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伊尔扎木率四子部落蒙军随睿亲王多尔衮和克勤郡王岳托的清军进攻山东济南的明军，参于了破济南等战役。顺治元年，四子部落的蒙军随清军入山海关，与李自成的农民军作战。顺治六年，四子部落出兵随睿亲王多尔衮南下征讨残余明军。四子部落不仅为后金夺取政权立下汗马功劳，而且是清政府安定中西部蒙古;镇摄宁夏、青海、新疆的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为了加强张家口对四子部落的管理和控制，特意修了"自张家口至四子部落(今内蒙四子王旗)为一路(驿道)，计五百余里，各驿站均设水泉佳胜处。"蒙古地的驿站称"台站"，自今尚存。 张家口是中部蒙古进京的重要贡道，不仅担负辖区内贡品的运输，漠北喀尔喀等部落的贡车也走这条路。为了解决军马及肉食供应，开设了太朴寺等牧场。特别是"独统"的设制，使其不仅管理了坝下诸县，而且还管辖了阿巴嘎右翼、阿巴哈内尔古翼、苏尼特、四子部落、喀尔喀右翼、茂明安六部、七旗，即现在的张家口市、锡盟、乌盟、包头市的达茂联合旗。这段和长城大境门紧密联系的历史使张家口声名显赫、名扬天下。 三、边贸与声名走出了长城。 万历初年，山西商贾开始大批聚集张家口，并定居设店，从事对蒙贸易。本来"华夷封界在咫尺，黄沙白草，满目萧条，盖向来商贾舟车，足迹所罕到之地"(52)的张家口迅速发展成商业巨镇，"大市中贾店鳞比，各有名称。如云南京罗缎铺、苏杭绸缎铺、潞州编由铺、泽州帕铺、临清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贾皆争居之"(53)。 张家口互市的迅猛发展，引起明廷的高度重视。为了加强完善对互市的管理和对这一区域的防御体系，在张家口马市设立了独有的"敖剌赤"。"敖剌赤"(兀剌赤)是蒙古方面管理入市牲畜、维持马市秩序的专职人员。"敖剌赤"的酬劳是由明朝方面付给的。 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宣府巡抚汪道亨在东、西太平山隘口长城内建关堡一座，取"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之意，名为："来远堡"。"来远堡"的名称与张家口南部的"宁远堡"名称相比，体现了通过和平互市，明臣对蒙古民族的和平友善态度。"来远堡"周长2里有余，砖砌城墙高11.67米，四角各建戍楼一座。堡开北、西二门，东临清水河。堡北墙距城墙仅30米，北门正对长城上的《小境门》。《小境门》高、人不能骑马，宽、只能二马并行。牲畜进门后向东拐进入两墙夹道，东行一百多米进入宽阔的清水河河床。《小境门》与《来远堡》的设计独具匠心：交易人员的来往及牲畜的入关均可由《小境门》控制，入关后人、畜分道;大军入侵难以进关，小股骑兵袭击，进入门也出不了东西各100多米长的两墙夹道。 时过境迁，后金入主中原后，《小境门》及《来远堡》便失去了原来的意义。蒙古民族是满清政府的"皇亲国戚"，为后金夺取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蒙古草原是清廷的大后方;广袤的屯兵场所;丰厚的后勤供应之地;对内、外贸易的重要关口。大清帝国的建立，汉、满、蒙民族融合，长城内外一统，明长城在军事上己失去防御的意义，《小境门》与《来远堡》己不适应政治、经济、交通、贸易等的发展，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在小境门的西150米西太平山崖下的长城上，破墙开豁口建起了《大境门》。 张家口的繁华景象沿续到清朝中期，对外贸易己突破"互市"界线，不仅成为长城内外重要贸易集散地，而且官商依附、以皇商的身份公开走出了大境门，进而发展成联结中国江南与内外蒙古以至俄罗斯地区的经济枢纽。明末张家口造就了赫赫闻名的山西"八大皇商。……八家商人皆山西人，明末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龙" (54)。这些皇商打着大清国的商旗，提携、引诱着大江南北的各类商贩，从张家口出发，进入蒙古草原，直达库伦(今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并通过恰克图(在今蒙俄边界)延伸至莫斯科等地。长城以其"将边堡造就成商城"的丰功伟绩而注入史册。 内外一统、驱散了长城上的战火硝烟，和平"互市"、冲出了长城险要雄关，沉闷、悠扬的驼铃声唤醒了沉睡的瀚海;吱吱呀呀的汗板车碾碎了苍凉的荒山，顶炎炎烈日、冒风雪严寒，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勤劳睿智的华夏商人，在茫茫草原中踏出的"张库大道"通往北国天边…… 本作者出生、工作在张家口，由于看到几种对张家口的"由来与发展"不同说法的文章，出于对家乡的热爱，认为自己应该参于对张家口历史的研究与探讨，以上拙著谬误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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