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曾写“台湾有个好父亲”一文，其中写道：蒋介石对蒋经国读书的内容和方法最为关切，特别重视国学教育。他指导蒋经国要读好“四书”，尤其要读好《孟子》、《曾文正公家书》、王阳明全集等。
蒋介石说，曾文正公对子女的训诫可作模范，要认真体会，并且依照曾氏家训去践行。蒋经国常写信向父亲请安，蒋介石有时无空作复，就指定以曾文正公家训的第几篇代替回信，要他细细参阅。蒋经国偶尔身体有病，蒋介石回信就说是他没有好好地读曾文正公家书的缘故，因为那书里对于如何保持健康，是说得很详尽的。蒋介石还常把自己阅读过的各书交给他读，书中有蒋介石的亲笔圈点、批语和心得。
1937年4月27日，蒋介石写信指示：“至于中文读书写字之法，在曾公家训与家书中，言之甚详。你们如能详看其家训与家书，不特于‘国学’有心得，必于精神道德皆可成为中国之政治家，不可以其时代已过而忽之也。”
蒋介石为何如此重视曾文正公的家教思想，为解此疑惑，窥其中之奥妙，九月上旬，又去访问了曾文正公的故里——湖南双峰荷叶镇。
曾文正公（1811-1872年），湖南湘乡（今双峰县荷叶镇 ）人。少聪敏好学。1838年朝考点翰林。他推崇程朱理学，笃好古文，对乾嘉训诂诸书，也有涉猎。他接受各个学派的滋养，成为中国近代集封建思想文化之大成者。
1871年9月3日，曾文正公同李鸿章一起奏请选派幼童赴美学习，1872年11月，在曾文正公的支持下，第一批官费留学生由容闳等带领赴美，开创了中国官费留学之先河。
曾文正公不是教育家，他的一点教育活动是零碎的，但是在他的《书札》、《家书》、《文集》中却饱含着丰富的家庭教育思想，如他认为， “大抵士宦之家，子弟习于奢侈，繁荣只能延及一二世；经商贸易之家，勤勉俭约，能延及三四世；而务农读书之家，淳厚谨饬，则能延及五六世；若能修德行，入以孝悌，出以忠信，则延泽可及八至十世”。这里所说的“务农读书”，就是他对家中兄弟和子女的教育中反复强调的“耕读为本”或曰“半耕半读”的思想，尤其是曾文正公的治家、家教、家风更是令后人传诵。
一、 家风的精髓在耕读
故居里的这幅楹联最能概括曾文正公的理想家风。上联中明确提出：家风半读半耕。他认为应当“耕、读”并列，不要丢失农家子弟的本色。“耕”（包括种菜、养鱼、养猪等）可养子弟勤劳之品质并使家衣食足而有生机；“读”则可使家有书香之气。二者结合，则既能提高子弟的各种能力，又能磨炼他们的意志品质。
在耕读教育方面，曾文正公强调：“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柴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必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习之。”又严格规定：“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椅、牧粪、锄草，是极好之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曾氏把“耕读”教育摆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它是家道充满活力、延续不改的辅助力。如果不进行耕读，家庭就像一辆车没有了润滑油一样，会影响其运转的。所谓“耕”，在他看来，就是家中男子要耕地施肥，种菜（蔬）、养鱼、喂猪等；对家中女子主要是“学洗衣煮菜烧茶”、制鞋、做小菜等他规定的日定功课。如他规定女儿、儿媳每年必须做鞋一双，以考其女工，必须“作些小菜如腐乳、酱菜之类。至于“读”，并不只是读四书五经、八股试帖之类为今后中举做官打基础的书，而是要读能经世致用的书。读书并不求其子孙做官、发财，早日成名，只求其成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曾氏家族立家的“八字诀”即“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中的核心内容仍是“耕”与“读”。对此“八字诀”，曾文正公要求要“永为家训”，一再叮嘱诸弟“断不可一日忘之，忘则家或败矣”。
曾文正公用精辟的语言阐述了读书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的确，但凡杰出之生命，无不是刻苦治学的。
曾文正公还利用自己好学的行为勉励儿子说：“余在军中不废学问，读书、写字未甚间断，惜年老眼蒙，无甚长进。尔今未弱冠，一刻千金，切不可浪掷光阴。
1、读书目的在明理
曾文正公一生拜相封侯，但他教育子女：“凡人皆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还说：“凡富贵功名，皆有天命，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学作圣贤，全由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干涉。”又说自己志在读书著述，不克成就，每自愧悔，“泽儿若能成吾之志，将四书五经及余所好之八种，一一熟读而深思之，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则余欢欣快慰，夜得甘寝，此外别无所求矣。”
他日理万机，但对于子女的教育从不懈怠，在家书中反复叮咛：“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贻万世口实。……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吾当军事极危，輒将此二事叮嘱一遍，此外亦别无遗训之语。”
2、读书的方法在读、考、问、思、行结合
曾文正公认为，读书要靠勉强磨练，考、问、思、行结合才行。他说“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道，躬行以试其效，勉之又勉，则识可渐进，才又渐充。”
他主张，买书不可不多，看书不可不知选择；读书要“虚心涵泳，切已体察”，看、读、写、作缺一不可等，他能根据不同的对象提出不同的方法，并结合自身的体会来言传身教，易于使人接受。其子曾纪泽在曾文正公的严格督促及耐心指导下，“自幼究心经史”，后“潜心有用之学”，研读经世致用的书籍，以后又学习英、法语文和西学洋务，成为著名的外交家。
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之中，曾文正公既是父亲又是朋友，既是经师又是人师。他赢得了孩子们的尊敬和爱戴，他的孩子们都非常钦佩他、崇拜他，把他视为自己的人生偶像和坐标。
那么该读什么书呢？他对不同的个性的人有不同的要求，如要求大儿子攻小学、诗文、天文等，要小儿子攻算学。大致说来，曾文正公认为学问有四，要读的基础书有十，分别为：①义理之学：《四子书》、《近思录》；②词章之学：《曾氏读古文钞》、《曾氏读诗钞》；③经济之学：《会典》、《皇朝经世文编》；④考据之学：《易经》、《诗经》、《史记》和《汉书》。和前人相比，增加了经济之学这一新类别。他要求子孙们对这十种书要“烂熟于心中”，在此基础上，他为儿子们开列了古今“圣哲”三十二人，认为只要“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这三十二人为：文王、周公、孔子、孟子、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子、诸葛亮、陆敬舆、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颐、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东坡、黄鲁直、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惠田、姚鼐、王念孙。包括哲学家、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诗人、学术家、朴学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成为洋务派后，他认为必须学习外国的知识。“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
在曾氏的家书中，除了介绍应读的书籍外，还介绍了读书的方法和治学的先后顺序等。
读书要有志，有识，有恒。
治学必先守志。“譬如树木，志之不立，本则拔矣，是知千言万语，莫先于立志也。” 他在给诸弟的家书中说：“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敢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读书之道
一要定课程：
每日课程： 读熟读书十页。 看应看书十页。习字一百，数息百八。记过隙影（日记）。记茶余偶谈一则。
每月课程：逢三日写回信。逢八日作诗，古文一艺。（熟读书是：易经、诗经、史记、 明史、屈子，庄子，杜诗，韩文）
二要手到口到
每日所看之书，皆过笔圈点；读文以声调为本, 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
三要做到“三有”“三法”
“三有”即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
“三法”即是约、专、耐。
“约”，读书如同万壑争流，必有主脉，能把握神理所在，其他次要问题均能附会旁通。
“专”，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凡人为一事。以专为精，以纷而散。 荀子称耳不两听而聪，目不两视而明，庄子称用志不纷。乃凝于神，皆至言也。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读书如譬若掘井，掘数十井而不及泉，不如掘一井而见泉。
读书总以背熟经书，常讲史鉴为要，每日有常，自有进境，万不可厌常喜新，此书末完，勿换彼书耳。
“耐”，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不特写字，凡事都有极困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要做到“看、温、习、思”。
读书时应看、温、习、思四事并行。看生书应该求快，不多读就显得孤陋寡闻；温习旧书应该精熟，不背诵则容易忘记。思考要经常，不这样就好比人哑不能说话，马跛不能飞弛。这四点缺一不可。
要做到看、读、写、作并举。“看”多用猛火煮；“读”则如鸡伏卵”。 “写”指练字书法，“作”指作文吟诗。
二、齐家的精髓在勤俭
曾文正公用一生实践了“勤”，他“勤于事功，故得以建立奇功异勋；勤于学业，故得以遗存著述卅卷；勤于修身，故得以为家族后人尊为楷模；勤于教子，故得以晚辈桃李成荫”。曾文正公看到京城中不少高官子弟奢侈腐化，挥霍无度，胸无点墨，且目中无人。因此，他不让自己的孩子住在北京、长沙等繁华的城市，要他们住在老家，并告诫他们：“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习气，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 他说：“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勤劳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俭 在曾文正公看来，能够俭约自持者，才可谓君子。所谓“俭”的意义：“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由俭入奢，易于下水。由奢返俭，难于登天。”要持俭，必须去奢侈之风，而“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京师子弟之坏，末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他告诫家人，生活要“以俭字为主。情意宜厚，用度宜俭，此居家居乡之要诀也。”对此他还曾作过自我批评，“生平亦好以俭字教人，而自问实不能俭。今署中内外服役之人，厨房日用之数，亦云奢矣。”他也为自己未居高官而以公肥私而感到庆幸，“衙门奢侈之习，不能不彻底痛改。余初带兵之时，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日荣幸不负始愿。”他要求子弟居家“须学陆梭山之法，每月用银若干两，限一成数，另封秤出。本月用毕，只准赢馀，不准亏欠。”希望“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于懒惰”，而要“力崇俭德，善持其后而己。” “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傲矣。”同治三年七月，国藩受封侯爵，纪鸿正赴长沙考试，国藩特别写信告诫：“尔在外以谦谨二字为主。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属……场前不可与州县往来，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他对女儿也同样严格，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信云：“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同治二年八月初四日信云：“余每见嫁女贪恋母家富贵而忘其翁姑者，其后必无好处。余家诸女，当教之孝顺翁姑，敬事丈夫，慎无重母家而轻夫家。”
咸丰八年，在江西建昌行营时，又函促家中子侄读书，种菜，养鱼，喂猪。规定“后辈诸儿须走路，不可坐轿骑马”，“诸女莫太懒，宜学烧茶煮菜”咸丰十年，奉旨署两江总督，后兼钦差大臣，功名到顶峰了，还在发愁：“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唤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肓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谕纪鸿：“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
三、家教的根本在育人
曾文正公在写给儿子的一封信中高度概括地说：“作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在他许多家书中反复强调了谦逊、戒骄、宽容，就是“敬恕”。他曾说：过去觉得自己本领特大，别人总是不成。现在知道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要发现别人的优点。一方面对自己要严格地戒骄戒傲；另一方面对别人要宽容忍让。他主张“与人为善”，写给他长子的信中说：“君子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就是对错误的人，也要宽容待之。
无论在读书或做人方面，曾文正公对子弟的要求都极其严格，但又不是一味督责，而是根据自己亲身体会，出之以研究的态度，所以指导切实中肯，收效也就十分显著。他日理万机，但一有时间，就给孩子写信，为他们批改诗文；还常常与他们交换学习、修身养性的心得体会。此类例子，触目皆是，不胜枚举。但选抄其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谕纪泽一信就足够了：
“……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涘，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认识，一耻也；每做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二耻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阁殊多，三耻也。
“尔若为克家之子，当思雪此三耻。推步算学纵难通晓，恒星五纬观认尚易。家中言天文之书，有《十七史》中各天文志，及《五礼通考》中《观象授时》一种。每夜认明恒星二三座，不过数月，可毕识矣。凡做一事，无论大小难易，皆易有始有终。作字时先求圆匀，次求敏捷，若一日能作楷书一万，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则手腕毫不费力，将来以之为学，则手钞群书，以之从政，则案无留椟，无穷受用，皆从写字之匀而且捷生出。——三者皆足以弥吾之缺憾矣。
“今年初次下场，或中或不中，无甚关系。榜后即当看《诗经注疏》，以后穷经读史，二者跌进。国朝大儒，如顾、阎、江、戴、段、王数先生之书，不可不熟读而深思之。光阴难得，一刻千金！
“以后写安禀来营，不妨将胸中所见、简编所得驰骋议论，俾余得以考察尔之进步，不宜太寥寥，此谕。”
曾文正公生前封侯拜相，满族荣华，死后没有留下什么财产田地、金银珍宝，留给子孙后代的，是一楼富厚的藏书、一道著名的遗嘱。他认真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把自己一生所得归纳为四条，并将它端端正正地写下来，要儿子悬挂中堂，每日诵读，恪遵不易，并一代一代传下去。
“一曰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二曰主敬则身强。内而专静统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为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聪明睿智，皆由此出。庄敬日强，安肆日偷。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初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人达人之人，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四曰习劳则神钦。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古之圣君贤相，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练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荻，引为余辜。大禹、墨子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劳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祗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
“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曾文正公遗嘱对子孙的影响是深远的。曾家后裔恪遵遗言，没有一个带兵打仗的。长子曾纪泽精通诗文书画，在清代末年，他自己刻苦学习英语成为一名出色的外交官。在处理西北边境危机中，曾纪泽凭着坚强的斗志和高超的谈判艺术舌战强敌，从沙俄口中夺回了伊犁城，从而取得清末外交史上唯一的胜利。次子曾纪鸿一生不仕，专研数学；孙子曾广钧虽中进士，长守翰林；曾孙、玄孙辈中大都出国留学，无一涉足军界、政界，全部从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不少成为著名专家学者。曾文正公及其四兄弟家族，绵延至今190余年间，共出有名望的人才240人，没有出一个纨绔子弟。如此长盛兴旺之家，在古今中外皆属罕见。其原因当归于曾文正公的教子有方。
百年以来，人们对曾文正公的评价，从“两间柱石”、“古今完人”到“汉奸刽子手”，隔若天渊，判如冰炭。这些评价，从不同的时代要求和不同的政治目的出发，各有各的理由；但无论何人，都不能不承认曾氏的学问和能力。毛泽东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致黎锦熙信中，亦极力推崇曾文正公为有“大本大源”之人：
曾文正公对子女的家庭教育非常严格，虽然他常年在外做官、带兵、打仗，但家信未尝间断，温言细语，言传身教，谆谆诱导，勤劳俭朴，知书达理，不求做官发财，不以优越地位自居。
曾文正公终生注重家庭教育，对子女在修“心”、修“身”、修“行”上的教诲可谓尽心尽智。修“心”是人心智心力的砥砺和磨炼，是人道德品质的培养与修炼。通过修“心”可综合反映人的品性、心态、价值观念和思想境界。曾文正公提倡修“心”是要其子女集中做到：“慎独”、“不忮不求”、“孝友”、“仁”、“敬”、“谦”、“恕”等。
慎独 是通过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以求自知之明，达到心底无私和“善”的境界。“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这里强调通过自我修养来“为善去恶”，把道德方面的要求大大强化了。
不忮不求 圣贤修心之道要求远离嫉贤妒能和贪图名利。曾文正公说：“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有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名贪利，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俟、势位相埒之人；求不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谓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
孝友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处理好家庭内部关系的基础，是家庭和睦祥瑞的体现。曾文正公说：“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曾文正公对“孝友”之家极为赞赏，在他眼里，官宦之家只能延续一二代，商贾之家不过三四代，耕读之家可延五六代，而孝友之家能绵延十代八代。所以家庭成员必须作到“孝友”2字。
谦 曾文正公非常强调子弟处事“须有一种谦谨气象，勿恃其清介而生傲惰。”[12]他视“子弟骄怠”为居家四败之一[13]，必欲戒之。
曾文正公注重修“心”、修“身”，也注重修“行”，望自家子弟在言谈举止上讲求“浑厚庄重”。
“浑”指言谈举止要朴实，不骄饰。曾文正公字谕纪泽曰：“泽儿天质聪颖，但嫌过于玲珑剔透，宜从浑字上用些功夫。”“厚”指为人不能清高，更“不宜妄生意气”，待人要诚恳、宽容、不刻薄。他告诫纪泽：“尔禀气太清。清则易柔，惟志趣高坚，则可变柔为刚；清则易刻，惟襟怀闲远，则可化刻为厚。”“重”指“举止端庄”，为“人德之基”]。他要自家子弟终身牢记“举止要重”一语，“无一刻可忽也。”他曾对纪泽说：“余尝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尔之容止甚轻，是一大弊病，以后宜时时留心，无论行坐，均须重厚”，作到老成炼达。“不妄言”指“说话宜迟”“立身以不妄语为本”，“须缄默寡言，循循规矩。”然而这并不是要其子弟萎缩不前。他对纪泽说：“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这时不试为之，则后此弥不肯为矣。”
训诫 这是曾文正公最重要和基本的教子方法。是通过直接地教导、训诲和告诫来讲述事理，直接了当地要求子弟或为或不为，毫无遮掩、开诚布公。
批评 是对家人缺点错误的直接批评。它使受批评者因受到指责而感到羞愧，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他批评澄弟说：“吾家子弟满腔骄傲之气，开口便道人短长，笑人鄙陋，均非好气象。贤弟欲戒子侄之骄，先须将自己好议人短、好发人覆之习气痛改一番，然后令后辈事事警改。”他还批评诸弟说：“诸弟不好收拾洁净，比我尤甚，此是败家气象。嗣后务宜细心收拾，即一纸一缕、竹头木屑，皆宜检拾伶俐，以为儿侄之榜样。一代疏懒，二代淫逸，则必有昼睡夜坐，吸食鸦片之渐矣。四弟、九弟较勤，六弟、季弟较懒。以后勤者愈勤，懒者痛改，莫使子侄学得怠惰样子，至要至要。”于致学，他批评纪泽说：“尔写字笔力太弱”；“作诗文是尔之所短”；“尔阅看书籍颇多，然成诵者太少，亦是一短。”于性情，他批评纪泽说：“尔之容止甚轻，是一大弊病，以后宜时时留心。无论行坐，均须重厚。”批评之后，曾文正公往往又指出改正的方向，态度严肃中肯而又平和，令家人信服并易接受。
家庭贤人的出现，在曾文正公看来，不仅仅取决于天性，且在于后天的家教。他说：“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这里道明了曾文正公注重家教的全部动机。他要利用家教的手段，通过具体的教育内容使其子弟成为“贤人”。“贤人”的标准不尽相同，而曾文正公眼中的“贤人”是指“自树立”之人，“所贵乎世家者，不在多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书籍字画，在乎能自树立子孙。”而这种“自树立”之人，是指具有维护家风，兴旺家族能力的子弟。
此去荷叶，深深感触到，曾文正公的家教思想深深影响着曾文正公的家乡，曾文正公故里双峰县荷叶镇民风淳朴，尊师重教，研究曾文正公的家教思想之风方兴未艾。最近中国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批准荷叶镇为全国家教基地，并同意了他们的重要课题研究。曾文正公家教思想含有许多精华，值得我们提取、升华，发扬光大。
60周年国庆前夕
写于京城琅琊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