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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春煊 立宪成空向革命 1911年10月9日，“开缺两广总督”岑春煊夜宿武昌。是夜，武昌城中枪声大作，岑春煊“安卧如故”。次日晨，岑春煊遣人买舟渡江，再乘轮返回沪上，“沿途阅报，知民军已举黎元洪出任都督，革命由此告成矣”。 岑春煊此番途次武昌，原为赴任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因与当国者在川省“剿抚事宜”上意见相左，已于七天前辞职。 久历戎机、数任封疆的岑春煊心事重重、意兴阑珊，对于武昌兵变，竟毫不在意。 进退两难剿抚局 自丁未政潮瞿岑（瞿鸿禨、岑春煊）为奕袁（奕劻、袁世凯）所败以来，岑春煊在沪上蛰居了四年。 辛亥年春，清廷宣布川铁路收归国有，拒不归还士农工商所入股金，遂激成湘、鄂、粤、川等省保路风潮，以四川最为激烈。清廷应对无策，9月7日，成都血案发生，“自是川乱遂大，难以制止”。 为平息川乱，经过盛宣怀推荐，清廷决意启用赋闲已久的岑春煊。岑春煊素有人望，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岑出任四川总督，在任整肃吏治雷厉风行，一举弹劾四十余名贪墨官员，人称“官屠”。由此，川人德之。起岑春煊赴川办“剿抚”，另一层用意是岑春煊久经战阵，威望甚高，有能力掌控调往四川的新军及川军。9月15日，清廷发布紧急上谕，以岑春煊为“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著由上海乘轮，即刻起程，毋稍迟延”。 清廷应对保路运动的“剿抚”之策，重剿轻抚，载泽、盛宣怀、瑞澄等人主张对保路运动强力镇压。但与清廷对岑春煊的构想相反，前往剿灭川乱的岑春煊还未出上海，即询问买川路章程，岑认为，路事与剿抚相关，川省风潮正因铁路而起，若路事处理得当，风潮自然平息。对此，盛宣怀答以“朝廷命公剿办乱民，不命公问收路事，无以章程为也”。 盛宣怀的答复让岑春煊不满。于是，岑致电内阁，敦请朝廷下“罪己诏”，岑称，“总之不短少路股一钱，不妄戮无辜一人，必须双方并进，并于谕旨中稍加引咎之语，则群议自平；而给还全股，出自朝廷特恩，各路人民，必欢欣鼓舞”。 岑春煊此议一出，立场与在野的立宪派党人立场完全一致，朝野轰动，清廷中“剿抚”两派都大为震怒。“罪己诏”一议，等于认定政府失职，“铁路国有”政策完全失败。 9月下旬，岑春煊抵达武昌，与瑞澄言川事，知朝中外大臣与之全然相左，遂向清廷辞职，电奏夕陈，谕旨朝下。 岑春煊尽管人未到四川，但与清廷的争端，却获得四川保路风潮中立宪派的欢迎。对于岑春煊入川，立宪派中人称“盼祷者不啻大旱云霓” 立宪成空梦一场 岑春煊与立宪派的关系，并非辛亥年才开始亦步亦趋。早在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岑春煊就与维新派人士诸多有往还，受康有为影响颇大。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七（8月23日），岑春煊向光绪帝呈递奏折，主张对内外冗滥官员进行比较彻底的裁汰，“务使人历一官，皆有职守之事，不至虚设一位，徒糜厚禄”。此疏深为光绪帝赏识。 庚子事变，京师危急，西后诏天下兵勤王，各省督巡观望待时，唯岑春煊以一甘肃布政使取到沙漠，千里勤王，“至昌平，入谒，太后对之泣”。慈禧仓皇出走，情形极为狼狈，岑春煊勤护从，一夕宿破庙，岑环刀立庙外彻夜。慈禧梦中忽惊呼，春煊则朗声应曰：“臣春煊在此保驾。”岑春煊于危难之中竭诚扈从，以达西安，孝钦后深感之，泣谓曰：“若得复国，必无敢忘德也。”庚子之后，西后果不负承诺，岑春煊官秩直线上升，历任巡抚、总督、尚书等要职，位跻一品，权重一时。岑春煊也确属清末能臣，疆事凡有不决者，慈禧多所依仗。 1907年丁未政潮，清廷中的清流瞿鸿禨一派联手岑春煊，欲排斥浊流奕劻、袁世凯一党。表面上看，丁未政潮是清流与浊流之间的政争，但隐藏在此次政潮背后的，却是立宪派与北洋系之争。康有为的女婿麦孟华在此期间，就充当了岑春煊的谋主，居中策划，颇为卖力。早在1906年七月清政府颁“预备仿行宪政”上谕时，岑春煊就积极主张变革官制，促进提早立宪，秘密派亲信到上海，并写信联络张謇，允资1万元（银元）支持江浙立宪派筹设立宪团体。 丁未政潮以瞿岑二人败北结束，而袁世凯攻击岑春煊的手法，不外乎使将康梁（康有为、梁启超）照片与岑春煊的照片合成一帧，并通过奕劻呈送给慈禧太后。慈禧最恨康梁，但仍顾念“岑某有庚子旧劳，勿令难堪”，岑春煊遂以“开缺两广总督”身份在沪上养病。 岑春煊开缺后，对于时局，越来越不满，“宣统改元后，醇邸（载沣）摄政，亲贵擅权，洵、涛诸人，又年少无识，惟知聚敛。”。1911年5月，皇族内阁成立，岑春煊对此更为失望，称此局面为“吏残于上，民怨于下，譬犹厝火积薪，不可终日危亡之势，尽人皆知”。 1911年10月3日，岑春煊再次下台后，他如此评价他与当国者之间的矛盾：“比抵汉上，细审事机，知政府之发踪指示与川省之现办情形，均与鄙人所陈不无歧异。宗旨既各有所见，办法即不能强同，九牧十羊，事必隳坏。” 大厦将倾，岑春煊的立宪主张与施政治观念，与当国越来越乖离。他对10月10日夜发生在武汉的新军起事未必全无感觉，但更多的恐怕是一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 为历史开未有之局 1911年10月中旬，岑春煊抵达沪上，此时得知清廷已补受岑春煊四川总督。岑春煊对朝命再三辞却，清政府一再电恳其勿辞，保路同志会也宣言：“目前各衙门告示，除将军（玉崑）、岑宫保而外，我川人均可置之无睹焉可耳”，川籍京官也入奏：“迭接成都、资州、重庆急电，呼吁声嘶，望岑春煊如望岁也！”，岑春煊勉受川督。 岑春煊随后向清廷提出扩编军队、增拨枪炮子弹、发银百万两等要求。但其时，革命已经卷席东南数省，清廷饷困兵拙，筹饷、调军多为画饼，甚至于岑春煊所招的黎天才部，也投入共和阵营。在内外交困的局势之下，昔日清廷的封疆大吏岑春煊转向了革命。 辛亥革命后，东南数省的立宪派多数赞成革命，岑春煊也属立宪党之中，稍不同的是，岑春煊其时是享有清廷总督头衔的高级官员。丁未政潮与保路风潮，岑春煊参与其中，清廷的表现越来越趋向于顽固，徒拥立宪虚名，实则皇族加强集权。立宪，已经走入死胡同。在此局势之下，立宪派附议革命，不过是为清末的改革注入了一种更为激进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岑春煊在辛亥年的转变，有其标示性意义。岑作为清廷的高级官僚，理应是旧制度的受惠人与维护者。革命之际，岑迅速转向，实际上表明旧制度官僚阶层严重分化与矛盾，锐意革新进取的官僚与假立宪真收权的皇族内阁之间的冲突，已经无可弥缝。 岑春煊的从政经历，多为武职，虽是清末的清流，却并非“理学中人”。从“君主”转向“民主”，从“立宪”转向“共和”，在岑春煊的立宪主张覆灭之后，也就成了必然趋势。对于辛亥革命后清廷的局势，岑春煊称，“政府久拥虚名，将士嚣张，人心浮动。果使在上者，犹不俯顺舆情，脱屣尊位，则京师之祸，将不忍言，其急转直下之势，非至逊位诏出不可止也。”语带痛切，却也有驽马恋栈的诚挚。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布成立，岑春煊向北京内阁发出赞成共和通电，敦促清帝逊位，“为世界历史开一未有之局，诚吾国之光荣也”。 1916年，袁世凯帝制自为，护国战争爆发，两广将士们公推岑春煊为都司令。岑春煊在就职宣言中誓言：“袁世凯生，我必死；袁世凯死，我则生耳！” 本文参考（岑春煊《乐斋漫笔》、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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