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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最低工资标准 魏申茉 从2004年开始，我国各地方政府都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目的是为了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让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缩小贫富差距。不单中国，世界各国政府无不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立最低工资标准，这是政府对市场的正当干预。 但是，当我国政府连年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之后，却遭到了一些专家学者的公开批评，认为政府这样对市场的干预并没有好处，这是为什么呢？ 好心办坏事？ 这些学者担心，最低工资标准上涨过快，会使企业缩减员工数量，导致社会的失业率增加。国外早有研究显示，最低工资标准与失业率而非就业率呈正比例关系，每当最低工资标准上升10％，失业率就同时增长1～3个百分点。这其中道理何在呢？ 我们一起来假设这样一个情景：你拥有一家小型服装店，里面有5名员工，你每个月会支付给他们一人800元的最低工资，也就是说，一个月共需支付员工工资4000元。现在，政府规定将最低工资线调节到1000元，但是你本身也是小本生意，不想额外支付工资，怎么办呢？想来想去，你发现如果你辞退一个人，其他四个人的工资均为1000元，你一个月所需支付的工资仍然是4000元没变。被辞退者的工资平摊到其他四个人头上，工作任务自然也是如此。工资得到提升的员工或许没有什么不满，但是有一个员工却因此失业了。 我们再继续假设：这时政府下了禁令，表示不许因为上调最低工资而解雇老员工。这样一来，你就需要额外支付一个人1000元的工资，相当于成本上升了1000元。作为小企业，你不得不减少如原料进口、设备采购等方面的开支，同时还要提高商品的售价来达到收支平衡。但是，这样一来，由于你的原料、设备较次，产品质量差，价格又高，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很快你就支撑不下去了，只好申请破产。结果就是你的5名员工连同你自己一起成了失业者。 当然，在我们生活中最常见到的就是第一种假设中出现的情况。由于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企业主为了控制工资支出，只好通过裁员来解决问题。因此就会有一部分人员被开除，而这部分人员大多是年轻的非熟练工人。但是如果仔细回想一下，政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想要帮助的是哪些人呢？讽刺的是，也正是这些年轻的非熟练工人。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尴尬的局面：政府想要帮助的人反而成为了其帮助措施的受害者。 以上分析表明，政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或许对那些家大业大的大企业没有什么影响，但是给大量年轻的非熟练工人提供就业机会的小型企业则遭了难。据香港中小企业联合会负责人表示，通过行政命令来提高最低工资，将导致3％～5％的中小企业在涨薪中倒闭，而由此导致的员工失业数量不知凡几。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但从社会实践来看，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又是有必要的，中国近几年一直提倡不要过于依赖国际市场，要通过扩大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但是中国的经济结构与美国橄榄型结构不同，属于典型的金字塔结构，也就是低收入者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而中、高收入者数量则相当稀少。这意味着，低收入者才是消费的主体，只有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他们才能真正有钱消费。 除此之外，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也有利于企业的稳定发展。由于我们处于完全开放的自由竞争市场，员工跳槽、老板开除旧员工聘请新员工的情况比比皆是。而这种人员流动也大多是发生在短期工和低收入群体之中的。一旦最低工资标准上调，无论是员工跳槽，还是老板开除员工时，都要考虑这部分的成本：对员工来说，跳到新单位是有风险的，可能到时的收入还不如原单位好，或者工作会不顺心；如果在本单位能获得较高的收入，就没有必要非得跳槽。而对老板来说，招聘新人也同样需要人力、物力的投入，而招来的新人也不可能给他们过低的工资来弥补这部分成本，有些得不偿失，这样一来，两方就都失去了波动的动机，企业自然也就稳定了。 这样看来，最低工资标准上调也同样有着好处，那么怎样在上调最低工资的同时保证中小企业的稳定发展，还能逐步提高就业率呢？美国人早在一个世纪前就想出了好办法——1938年，罗斯福政府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最低工资法案的同时，为了增加就业，还执行了一系列“配套”措施，比如著名的“工人进步项目”，就是通过大量的公共工程来增加就业机会，这一举措有效地抵消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给就业带来的冲击，不可谓不妙。此外，给中小企业大量减税，同样也是减轻企业负担、增加全社会就业率的好办法。 （摘自《大科技·百科新说》 图/李迪 黄煜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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