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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源于生活，但它在以后的发展中越来越远离生活，从地上升入思辨的天国；哲学孕育了科学，但在以后的发展中又遭到科学的拒斥，被视为不受欢迎的思想中的“李尔王”。哲学、生活、科学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当代西方哲学中不同学派的分歧和争论点。从拒斥形而上学到回归生活世界的种种哲学思潮的出现就是证明。就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同样面临如何看待这三者的关系问题。正确处理这个问题，对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对在当代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人类哲学的童年，哲学与生活是紧密相连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如此。因为哲学本身就是为解决人类生存中所面对的问题而产生的。当人类的思维跨过对人类自身存在和它面对的自然力量的原始神话和原始宗教的解释时，就踏进了哲学领域。比起形象的具体的栩栩如生的神的形象，哲学思维无疑具有抽象性和思辨性的特点。但思辨性不同于思辨哲学，因为对世界统一性和宇宙生成论最早的哲学解释，都是以可见的对人类自身生活具有决定意义的要素为思想酵母的。 人类的生活经验不同于科学结论。生活经验依赖个人的生活实践；而科学结论决定于科学观察和实验。所以最初的哲学总是同对生活的体悟分不开。被称为西方哲学第一人的泰勒斯说，万物来源于水，它表达的是一个生活事实，这就是人类的生存离不开水，没有水就没有人类。不仅如此，没有水也没有动物，没有植物，总而言之就没有生命，因而也就没有世界。万物来源于水，并不是来自科学研究而是源于生活事实。生命万物对水的依赖是普遍现象，所以这个命题的出现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例如，中国哲学有同样的思想，《管子·水地》一文中就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在这一点上，管子的思想之所以类似西方的泰勒斯，就是因为生活经验是相同的。 水在人类生活(包括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决定了它在人类哲学思维中的地位。不仅上述关于世界的本原问题，而且在人类最重要的道德和人性问题上，都源自对水的特性的体悟。《道德经》关于水的德性可以说是称颂备至：“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几于道。”《荀子·宥坐》中通过子贡与孔子关于水的对话，非常生动地表现了古代哲学这一特色，据记载，“孔子观于东流之水，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者是何？’”孔子的回答完全以水来比喻儒家的一些最重要的道德范畴，“夫水，大偏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洸洸乎不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伕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洁，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至于荀子与孟子各自以水为喻来表明自己的性善论和性无善恶论，也表明了古代哲学与人类最切近生活资源的联系。 同样，气也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西方的阿拉克西米尼说，气是万物的起源，正在于若没有气，人类就会因窒息而死亡。气，在中国哲学中更为重要。气的一元论和气的本体论，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支柱。通天下万物一气，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之前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的主导思想。气支配自然，“阴阳失序，乃有地震”；支配社会，王朝的灭亡是气数已尽；支配人，“有血气，然后有心知”，“精神皆气也”，骨气、气节、阳刚之气，都是对人的伦理品质的价值评价。从其根源看，这个气论原初实际上也是来源于得气则生，无气则死这个简单的生活事实。没有气，就是死人。从呼吸之气到充沛整个宇宙的浩然之气，就是从生活到哲学的飞跃。至于中国最早的“五行相杂，以成百物”的五行说，难道不是因为人若离开金木水火土，就无法存活吗？哲学来自生活，都是从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之物开始的。可是哲学终究是哲学。它所寻求的是非经验的东西，是世界的本原和世界的统一性之类的大问题。它力图从可见的东西寻求不可见的东西。虽然这种直接源于生活的哲学观念是直观的、朴素的、非科学的，但它确实与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联。在中国哲学中，这种直接源于生活的例子比比皆是。韩非子《说林下》中关于以刻削即雕塑表明做任何事情都应留有余地的重要性。他说，“刻削之道，鼻莫若大，目莫若小也。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举事皆然。为其可复也，则寡败矣。”至于“刻舟求剑”、“守株待兔”、“郑人买履”之类的寓言，都是以生活经验为据，用可以想像的形象表达抽象的哲理。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到处有哲学，哲学家之所以是哲学家是因为他超越经验，比常人多一分对生活和自然现象的思辨体察。 中国的《易经》是一部包含丰富先民哲学思维的不朽之作。它强调的就是哲学与生活的联系。“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观于天，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观于地，地势坤，厚德载物；观于鸟兽，知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根据人生经验，知道“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少而任重”终究没有好结果；根据社会的变动，知道应该“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这样才能身安国保。这些极具哲学智慧的思想，都是与直接观察自然，社会与人生，从中得到的生命体验不可分。从科学角度说，它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科学并不表明天行健，更不能从中引出君子自强不息的结论，也不表明地势坤，从中引出厚德载物的道德教义。至于，盈不可久这种辩证思维，更不可能从根本不存在的“亢龙有悔”中引出。古代人的哲学思维，是直觉的体验性的思维，不可能根据自然科学原理来判断其价值的。 如果说，最初的哲学思维方式是从日常生活中可见的东西中寻求不可见的东西；而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则是从不可见的不能感知的“东西”中寻求对可见东西的解释。似乎不是哲学原则来自生活而是生活依赖哲学。哲学的发展与人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远，成为超越和凌驾于世俗生活之上有权解释和裁决世俗生活的最高原则。在西方中世纪，作为神学婢女的经院哲学，就是与人的世俗生活相脱离的关于彼岸世界和人的来世的哲学。神是宗教哲学用来解释世间一切现象的最终原因。 文艺复兴以后哲学经历了从神到人的转变，哲学从天堂再度进入人世。人重新在哲学中占有中心地位。可是这种人只是认识的主体。而不是生活的主体。它已经高度理性化，变为理性的存在物。当人的理性过度神圣化就会被独立化，哲学就会通过这种理性再度升入神圣的天国，变为思辨哲学。这种哲学的特点同样是轻视日常生活中可见的直接接触的感性的东西，认为这些都是不真实的。真实的东西是永恒的、不变的，超越于人们感性经验之上的超验的东西。这个超出人的经验的东西，只能是无人身的理性、精神，这种理性和精神，实际上就是宗教中的神。当哲学家以探求不存在于现象之中而存在于现象之后的东西作为哲学的最高追求，就必然远离人的实际生活，变为一种由地下升到天国的思辨哲学。这种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达到极端。例如，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就是把绝对观念视为实体和主体，全部哲学就是这种观念的自我认识。人类生活和自然科学的成就反而变为他的思辨唯心主义的注脚。 哲学发展的上述两种状态，就哲学与生活的关系来说是一种相隔的难以完全融合的关系。西方或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学说，以人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要素来解释它的关于世界本原和世界统一性原则，虽然它立足于人类的实际生活的要素，但它并不能真正解释世界和人类生活；思辨哲学关于个别是一般体现的观点，包含世界的本质和规律性观点，但一般和规律存在于现象之外，必然导致这种哲学轻视现实生活高踞尘世之上。思辨哲学是思想的反思，即对思想的思想，实际上是哲学家面对自我的纯概念的逻辑推演，它晦涩难懂，与现实生活相脱离。马克思在批评德国的思辨哲学时说，“哲学，尤其是德国的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还说，“从哲学的整个发展来看，它不是通俗易懂的；它那玄妙的自我深化在门外汉看来正像脱离现实的活动一样稀奇古怪；它被当做一个魔术师，若有其事地念着咒语，因为谁也不懂得他在念些什么”。[1] (P120)这可以看成是对所有思辨唯心主义哲学的批评。 历史经验和现实表明，要妥善解决哲学与生活的矛盾，把哲学看成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不是重现象的粗糙的朴素的唯物主义，也不是重抽象本质的思辨的唯心主义，这就要求哲学必须跨过狭隘的生活领域，扩大生活领域的范围，特别是要进入到哲学与作为生产经验总结的自然科学领域。哲学与自然科学关系问题，是对哲学与日常经验生活关系和个人体悟局限的深化。 二 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是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才出现的。因为没有自然科学从哲学中的充分分化，没有哲学意识的高度发展，不会出现也很难提出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 在古代希腊罗马时期，哲学与对自然的科学认识是混合的。严格地说，古代并没有近代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古代关于自然的知识直接包含在哲学总体知识之中。因为人们观察自然现象时，同时也就是探求自然现象的本性和原因，这种探求同时就是哲学思考。这个时候，不存在我们当代人类视野中的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当时哲学家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和对自身生活的体验是合一的。 当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以后，哲学、科学、生活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我说的是实际关系而不是各种哲学学说对哲学与科学关系的看法。从哲学观点来讲，看法是多种多样的。康德的看法不同于黑格尔的看法，思辨哲学的看法不同于实证主义的看法，唯理论的看法不同于经验论的看法，如此等等。但无论看法如何不同，都不能改变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这就是科学与工业的发展是哲学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它的发展使哲学的发展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充实着自然科学的成就。哲学依赖于自然科学，它从概括科学的原理和规律中得出结论，而不再求助于人类的日常生活经验。而自然科学也需要依靠哲学对自己知识的合法性、正确性、可靠性以及衡量标准进行哲学的论证。西方文艺复兴以后，哲学的论断越来越依赖于自然科学的成就，而自然科学越来越重视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可以看出这种关系的转变。这是哲学发展的进步，也是自然科学的进步。哲学不再沉迷于对世界本原和现象背后抽象实体的追求，而是面对实在的物质世界，致力于主客体关系和如何认识世界问题的研究；而对自然的研究也摆脱了原初的哲学思辨而建立在实验和观察的基础之上。随着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的诞生，哲学、科学与生活经验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哲学不再局限于直接源于生活的体验和重视个人的生活体悟，而是从对科学规律和科学材料的概括中获得自己关于世界和认识规律的普遍性结论。哲学发展突出地表现为关于认识的理论，人表现为认识的主体。理性与非理性统一，知情意统一的完整的人发生分裂。生活世界在哲学中的退隐和科学在哲学中地位的突出齐头并进。 在我看来，主体与客体的区分并不是一种哲学观点，而是人的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历史事实。人不作为主体与对象世界区分开来，人不成其为人。西方哲学中关于主客二分的观点应该说是哲学的进步。这表明哲学意识已经摆脱主客不分的人的原始状态，也是人类的实践意识和科学意识的进步。没有主客之分，就没有人类的实践活动和科学研究。主客二分不同于主客绝对对立。主客绝对对立或主客混一是对主客二分事实的片面化的哲学理解。西方近代哲学的错误并不于主客二分，而在于对它们关系的错误理解。唯心主义的主体理论是片面的，旧唯物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也是错误的。当它们把主客体关系看成是既成的、静止的、不变的、外在的关系，看成不变的主体对不变客体的反映和观念中的镜式把握，主体与客体都处于凝固的永恒不变的状态，从而把主客二分变为两者的绝对对立；而唯心主义者的错误却在于主客不分。那种认为主客二分不对的哲学观点，是把主客二分的事实与关于这种事实的错误哲学判断混为一谈。在我看来，西方主客二分的观点是一种哲学意识的进步，它在区分主客方面优于原始的天人合一观念中的宗教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这种哲学意识的进步与自然科学的发展是不可分的。 恩格斯肯定自然科学发展给哲学带来的进步。他说过，科学和哲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科学与实践结合的结果就是英国的社会革命。我们会发现，一个时代的哲学家不是孤立的个人而往往是一个群体，一个学派或思潮，因为他们具有相同的背景。这个背景就包括当时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总体水平。的确，17世纪英国的唯物主义和18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学说与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分不开。可以说，没有自哥白尼以后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就不可能有取代宗教世界观处于主导地位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当然，自然科学发展的局限，也会对哲学的发展打上烙印。旧唯物主义具有大体相同的局限性，与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水平是不可分的。 整个说来，自然科学推进了哲学的发展。不仅唯物主义得益于自然科学的成就，即使是唯心主义由于自然科学的成就，在其唯心主义形式中也充斥着“唯物主义内容”。自然科学的成就大大推动了哲学，可它的成就又与哲学传统的思辨本性之间存在矛盾，这个矛盾随着自然科学成就的发展越来越突出。它们或者按照自然科学的方式力图把哲学变为实证哲学，或者以拒斥形而上学和反对所谓实体思维方式反对世界的客观性问题，或者把哲学导向科学哲学，按照科学实在论和科学逻辑方法论来重建哲学，迫使哲学完全从属自然科学，单纯以自然科学为依托的哲学，就哲学与人的生活关系来说，是与人的日常生活距离越来越远。传统哲学作为世界观的职能，作为抚慰灵魂、安身立命的职能，作为人的生活导师的职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交给了宗教。哲学的功能分裂，它通过自然科学远离生活，通过宗教进入人的世俗生活。宗教中关于人与神的关系、关于世界的本性和起源、关于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关于人生的意义的观念，实际上是宗教中的哲学观念——宗教哲学。在自然科学高度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宗教发挥世界观作用，它进行道德教化和灵魂的拯救，变为人类世俗生活和人的灵魂的精神支柱。 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中国哲学始终与自然科学比较疏远，而与人的政治生活和道德实践联系紧密。所以在中国哲学中，人生问题、道德教育问题居于重要地位。但不能认为中国的哲学只是道德哲学与人生哲学，实际上在中国哲学中关于道与气的学说就是关于世界本体的哲学学说。中国也有关于认识的学说，形神问题、心与物的问题中都存在认识论问题。王阳明关于南阳镇看花的辩论，你不来看花时，此花与你同归于寂静，你来看花时，此花在你心中明白起来。尽管从哲学的思辨角度看是非常精致的，因而有的学者对此说非常赞赏，但避开花的存在与否专在“看花”上做文章，本质上与贝克莱的思想是相通的。不过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问题、认识论问题不如西方发达倒是事实。这与中国哲学与自然科学处于隔离状态有关。在中国古代既是哲学家又是自然科学家是极为罕见的，而在西方很普遍。从古希腊罗马开始，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当代。西方哲学家同时是自然科学某个专业专家的现象极为平常。所以我一直认为，从历史大传统的角度看，在西方科学精神占优势，尽管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于西方，但科学与哲学的联系比中国强劲；即使是文艺复兴运动，也同时是自然科学参与的反宗教反封建的运动。而在中国则是人文传统占主导地位。在五四运动以后出现的科玄论战，本质上是有西方科学倾向的知识分子与坚持中国传统哲学、赞同东方文化优越论者之间的哲学论战。 哲学、科学、生活之间的确存在矛盾。当哲学与生活直接联系时，它保留了哲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保留哲学的个人体悟性的特点，可是它往往比较简单、直观，缺少科学论证，容易变为生活格言和道德律令。而当哲学与自然科学结合越来越密切时，它具有科学性、逻辑性，可是与人的生活距离越来越远。可以说，在西方，相当一段时期似乎远离人世处于天堂的宗教反而离人最近；而应该离人最近的哲学由于科学与理性的极端化反而离人越来越远。 当然，在科学与哲学的联姻中，哲学与生活的关系并未完全断绝。具有哲学智慧的人仍然会从生活中体悟哲理。著名的日本电器巨人松下幸之助对水的哲学体悟可以视为科学昌明时代生活哲学的体悟。松下有一次在庭院中散步，当看到水塘边假山上的水从高处急速冲到池塘每一个角落，突然从水性中有所体悟。他悟到，水有清浊并吞，存清化浊的能力，水无常形，随器具而变，可方可圆，具有适应环境的能力；水的变化无穷，可化汽、可成冰，液体、气体、固体，都可以是它的存在形态，水的渗透扩散力强；水久存必臭，流水不腐，不能停止运动。水越是激流越具有澄清力量，人需要有一定的压力才有成就。据说松下由其中悟出许多关于管理和经营企业的道理。其实，从水中悟出哲学，无论是西方或东方哲学家都有所体认。中国的老子、庄子，以及孙子兵法中的许多军事都以水为喻，从中得到启发。但值得一提的并不是松下从水中得到体悟的内容，因为它并没有超出古代哲学的水平，重要的是在科学发达的时代，从事先进科技企业管理和经营的人，仍然能从生活中体悟哲学这种方式，这说明，即使在当代，从生活中体悟哲学真理仍然是一种学习方式。 当代西方哲学提倡回到生活世界的问题，其实就是对统治了西方几百年重理性、重规律而远离人生的哲学的一种反叛。可是这种对生活的回归，如果离开了孕育哲学的自然科学传统，就会走向唯心主义、非理性主义和抽象人本主义。我们只要稍微观察一下，从叔本华、尼采到胡塞尔、海德格尔这个发展过程，就能很明显地看到这个特点。如果哲学的立足点仍然是唯心主义，根本否认存在一个不依赖于人的客观世界，不承认人与人的现实生活是建立在以人对自然的改造的生产实践的基础上，那么对生活世界的回归，无非是对主体世界的回归，即对依赖于人的世界的回归。这就是人的语言世界，人的主体际世界，人的情感、感受和内心世界，或者最多是饮食男女的人的生活世界。这样，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无非是企图转变哲学依赖自然科学的主导倾向，通过哲学与生活世界的联系，把人的生存与人的世界和人对存在的感受结合在一起。存在就是人之所是，即存在就是人的存在，被人理解和把握的存在。可见，这种哲学的立足点是主体，是人的意志、感觉和体悟，而非物质世界和人的实践活动，因而无论有多少新名词和新奇的论断，其实仍然会在唯心主义泥坑之中翻跟斗。 三 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结论的真假、对错、是非可以分明。哲学不是这样的，哲学是哲理，没有任何哲学是不讲理的，不讲理就不是哲学。可是理有正确与错误之分。问题在于即使是哲学中的错误道理，其中肯定掩盖着一个人类认识的难题。错误越大，掩盖的难题越大，否则它就不能成为哲学史的一部分。所以哲学发展的历史，也是人类认识史。哲学史上各种哲学体系的交替的确不是一个体系打倒一个的体系的白骨累累的战场，而是对人类认识和实践问题的哲学探索。在这个过程中某个哲学体系消亡了，但它获得的智慧和知识留下来了，一代一代不断积累成为人类的哲学智慧的海洋，或者说是哲学的宝库。 恩格斯非常注意通过体系更替表现人类哲学智慧的积累。他说过，古希腊人距今两千多年，其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而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要返回到不言而喻的东西上去，也并不是像初看起来那样容易。因为问题决不在于简单抛弃这两千多年来的全部思想成果的内容，而是要批判它，要从这个暂时的形式中，剥取那在错误的、但为时代和发展过程本身所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形式中获得的成果。[2] (P537) 的确，在哲学史上每一个看起来荒谬的论点都是一个难题。例如，按照柏拉图的理念论中存在两个世界，一个是我们感官直接接触的世界，这是变动不居的世界，是不真实的世界；另一个是理念世界，不动不变的作为感性世界模型的共相世界。这种说法显然是客观唯心主义的说法，是没有任何事实证明的。可是这个唯心主义的论断中却包含着三个道理：第一，世界确有本质与现象之分，现象是不断变化的，而本质是相对稳定的，仿佛是不生不灭的；第二，它确实表明，存在共相与殊相的问题，共相是稳定的，而殊相是变动不居各不相同的；第三，它确实表明，世界存在统一性，因而世界是一与多的结合。理念是一，而万事万物都是理念的分，表现为多。其实中国理学也有类似的说法，所谓理一分殊，所谓月照万川，哲学道理是一样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事物存在有四种原因：形式因、质料因、动力因、目的因，显然包含唯心主义目的论东西，所以才会成为中世纪的神学家们的精神支柱。可是从人的活动角度来理解，我们可以看到，人的活动的确是有目的的，而且成为事物以具体形式存在的动力。木材成为棹子，既包含木工的目的也包含木工的制作，木工不赋予木材以形式和目的就不会有棹子。 最明显的是贝克莱的命题——存在是被感知和世界是感觉的复合，这当然是违背常识、违背科学的。但是，它确实是人类认识中的难题。人只有通过感知才能知道事物的存在，不感知而断定它的存在是独断论和神秘主义的。既然人只有通过感知才知道存在，而感知表现为观念，观念只能存在于人的意识中。有谁能把被感知的东西与感知分离开来，在感知之外感知存在呢？物是观念的复合，存在只有被感知才知道它存在着的必然结论。而且，人的感知只能感知与其相同性质的东西，甜只能感知甜，红只能感知红。既然如此，思想不可能是对具有不同特性的物的反映，红反映非红，甜反映非甜的东西是不合逻辑的。人们不难看到这里的确存在两种不同的认识路线，一种是从思想到物的路线，一种是从物到思想的路线。在人类认识过程中，由于人是有意识的主体，如何证明对象的客观性，证明意识是存在的反映，是一个认识论的大难题。列宁说过，唯心主义要坚持唯心主义是难以凭逻辑驳倒的。即使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尺度解决这个千古难题，仍然难以跨越人作为主体存在所具有的种种理论障碍。因为实践是人的实践，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过程。哲学是不能离开人的，离不开人的主体意识。因而实践标准并不能阻止哲学家们以层出不穷的方式进行唯心主义解释的可能性。例如，海德格尔关于存在的学说，认为人是所有存在中最为特别的存在，他是惟一知道存在领悟存在的存在物，他名之为此在、亲在。存在就是人的所是的存在，存在只有在人的存在中得到澄明。所谓澄明之境，就是主体内在的境界。这是以不同语言重复的唯心主义主体论观点。当维特根斯坦说，世界不是事物的总和而是事实的总和，即由于语言，世界是一些命题的组合。人没有语言就不可能命名世界中的万事万物，一旦被命名那就意味着我们与世界打交道，就是与自己的命名打交道，也就是与命题打交道。二千多年前的老子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也埋下了这个难题。总而言之，世界和世界的客观性问题，由于人、由于人的主体地位、由于语言而变得极其复杂。这就是唯心主义会以各种不同方式在不同时代一再出现的原因。毛泽东曾说过，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一样万岁，是很有道理的。 可见，哲学中的错误并不等同于荒谬。任何错误中都包含着人类认识的难题。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喜欢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或者说，有什么新的唯心主义变种总有人赞同，就是因为它不是纯粹的胡说，而是人类认识中的难题。唯心主义的确是植根于人类认识之树的不结果的花。人类认识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总会引发唯心主义。每个不同时代的唯心主义大家为人类认识提出的难题，极大地从另一个方面推动了人类哲学认识的发展。 正因为这样，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哲学看成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史，而应该同时看成人类认识史，看成人类在认识中不断解决自己面对认识困难的历史。即使是古代朴素的、不具有科学依据的哲学命题，至今作为人类的智慧仍具有长远的价值。例如，现在没有再把万物来源于水作为宇宙生成论的哲学命题，作为世界本体论和生成论来看这个哲学命题显然是幼稚的。可是水对人和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价值，对人的生命和所有生命现象的价值并不会因为它不再作为哲学命题而失去它的意义和价值。当代人类愈来愈感受到万物来源于水的命题中所包含的哲学智慧。当代人推崇天人合一说，当然不是推崇它的神学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而是其中人与自然相互作用正负效应的价值。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哲学与生活、哲学与科学关系的处理是正确的，它保留了历史上哲学派别处理两者关系的优点，但克服了它们的片面性。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视自然科学的哲学意义，重视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总结。恩格斯曾经对19世纪的自然科学的成就进行过论述，认为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克服18世纪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和机械论的观点，提供了充分的科学依据。《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等著作就是对自己时代自然科学最高成就的哲学总结。马克思和恩格斯重视自然科学的成就，经常关注自然科学中的新发现；但他们又关注现实生活，关注现实的人和人类的生存状况，而不是单纯个人的生活和经验体悟。他们不是为哲学而哲学，哲学是他们批判现实和改造现实，为人类生存更好服务的武器。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对人生观的问题，对人的生活意义、价值和目的问题很少论及，因为在他们看来离开无产阶级斗争和人类解放来抽象地谈论这些问题，只能沦为道德说教和抽象人道主义的老调重弹。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否认人的道德和人生观问题的重要性。马克思中学毕业论文已经证明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革命就是最好的道德培养剂，在投身变革现实的斗争中，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清除自己身上的污垢。从这个角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安身立命之学、不是个人修养之学、不是解除个人苦恼和烦闷之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单个人的问题，而是人类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轻视个人问题，而是强调个人问题的真正解决，只有依赖社会问题的解决才是可能的。一个合理的社会制度可以为千千万万的个人即为社会全体成员带来幸福，而单纯依靠个人奋斗解决的个人问题——摆脱贫困或个人的发财致富，有可能给别人带来不幸，自己得到的同时是别人失去的。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个人问题的思路。个人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得到发展。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充分表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消灭阶级和阶级社会以后的状态。 当代生存论、生存哲学流行。有的论者喜欢按照生存论的观点或海德格尔的观点来解读马克思主义，这种解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是大相径庭的。当代存在主义讲的都是个人的生存，讲的是如何去烦、去畏之类的心理感受。这不是真正的人类生存之道。一条生活在被污染河流中的鱼，是不可能存活的。即使有幸存活也是自己的存活而不是鱼类的生存。真正讲生存，要像马克思主义那样讲人类的生存，追求一个合理的社会环境，一个合理的自然环境。因为在一个人类生存危机的世界中个人的生存问题是无法合理解决的，这就要社会变革。通过社会变革追求人类的解放，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生存论根本不同之处。只有正确处理哲学与科学和生活的关系，以人类实际生活为依据，关注科学新成就和新发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具有面对客观现实世界，改革社会，以人类解放为最高目标的宽阔胸怀和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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