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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精彩片段
作者：艾合买提…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1306 更新时间：2011-11-29
如同一首律诗有它的"诗眼"，一首乐曲有它的主题旋律，一部理论著作自然也有它的中心篇章，其在全书中起着提纲挈领、总揽全局的关键作用。《计篇》作为《孙子兵法》十三篇的首篇，也具有这样的特殊地位，它的内涵十分丰富，思想非常深刻，字里行间渗透着智慧的浓汁，篇内篇外飘荡着胜利的灵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做孙子杰出兵学思想的高度浓缩和精辟概括。
《计篇》的基本思想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战争的筹划理论，二是战争的实施方法。前者是"体"，后者是"体"之"用"，"体"与"用"两者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互为关系，相辅相成，从而奠定了孙子兵学体系的坚实基础。
《计篇》的全部文字所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凝炼而清晰的思想：怎样筹划战争，怎样指导战争。说得再具体一点，便是在战争开始之前如何"算"，对敌我的实力对比、战争的胜负趋势做到心中有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在战争进行过程中如何"骗"，骗得对手晕头转向，摸不着北，处处被动，一步步走向失败，即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用兵打仗先要算计，这是最基本的常识。但是，计算哪些细目，怎样进行计算，却大有讲究，差别非常大，这叫做"戏法人人会变，各有窍门不同"。一类是占卜算卦、装神弄鬼的巫觇祝史，他们的算法最原始，但却最神秘，即通过灼烧乌龟壳或者排列蓍草的方法，预测战争的吉凶，揣度胜负的归属。《史记·龟策列传》称它是"灼龟观兆，变化无穷"，"卜筮至预见表象，先图其利"。此外，星占、五行占、梦占、六壬、遁甲、太乙等，也是这一类算法中的节杈旁枝、支派衍流。这种算法通常叫做"卜筮"，主要流行于我国历史上的夏、商、西周时期，显然是古代宗教迷信观念在军事预测领域的反映。它依靠主观想象，牵强附会，随意比附，表面上幽深奥妙，实际上却荒诞不经，与其说是算计胜负，不如说是碰撞大运，算不准可以文过饰非，偶尔碰巧凑上了则不妨大大吹嘘一番。先秦时期这类算法曾风靡千百年，秦汉之后虽然风头不如以前强劲，但是在打仗的指挥官那里还是很有市场的，只要看看"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汉书·艺文志·兵书略》。的"兵阴阳家"，俨然成为兵学四大宗派之一；《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亦人亦神；《水浒传》中的公孙胜撒豆为兵，以及李淳风、袁天罡、刘伯温等人的神奇莫测，便可知用"卜筮"方法算计战争前景对于古代人们来说，有如"芝麻开门"的魔咒一样，始终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对人们的这种无知愚昧，可以悲悯，但却无法改变。
儒家有关战争成败的算法最富道德正义感，但同时也最为天真滑稽。在文圣人孔子和他的接班人"亚圣"孟子看来，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是道义，所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归之。以天下之所归，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之"。而道义的核心，是民心向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要收拢民心，取决于行"仁政"，搞"德治"。这是最强大的精神原子弹，威力无比，任凭尔有强大军队，任凭尔有快刀利剑，遇上我"仁政"这杆大旗，一定是望风披靡，溃不成军!用孟子的话说，便是"以此可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可惜的是，儒家算计战争的方法属于一相情愿，历史上没有用空洞的道德仁义打赢战争的事例。那位憨态可掬的宋襄公曾经想这么玩上一把，结果没有玩成倒先把性命赔上了。由此可见，儒家的算法好比是"皇帝的新衣"，当古董作谈资勉强可以，如果脑瓜发热较真起来，那么非出尽洋相不可。
法家的算法正好同儒家相反，最注重力量，最迷信暴力。它关于战争胜负的计算公式是，谁农业搞得好，谁就能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有了强大的军队，加上用严刑峻法约束将士，用钱财官爵鼓励将士，那么就没有打不败的敌人，就没有攻不下的城池，就没有征服不了的国家。在嗜血成性的法家眼里，战争是包治百病的良药，是统治国家、稳定秩序、发展实力的捷径，须臾不可离，片刻不可少，可谓拳头出真理，刀剑定是非。应该说，法家的算法最是坦率，最是简洁，没有虚与委蛇的矫情，没有欲说还休的扭捏，而是直奔主题，实话实说。它无疑有一定的道理，至少比起巫师神道的算法要正确，比起儒家之流的算法要真实。然而，正如常言所说，真理越过一步也就变成了谬误。法家算法的致命伤在于它太单纯迷信军事实力了，而忽略了制约战争的其他要素，如民心向背、政治教化，等等。所以也许能暂时得逞于天下，"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李白：《古风》之三。；但往往因其后患过多而无法维系长久，免不了"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贾谊：《过秦论》。。从根本的战略利益衡量，法家有关战争胜负的算法同样存在问题。
孙子的算法与上面所说的各家算法都有不同。作为兵家的真正创始人和代表者(姜太公虽被后人尊奉为兵家"本谋"，但他有实践而无理论体系传世，只能算作是兵家之先驱)，孙子的思想最能体现中国人文传统中的理性精神：不懂兵道，不会打仗，那么"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家就会杀上门来欺负你，生命财产难以保全，政权社稷危若累卵。但是，打仗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既不轻松，也不愉快，它意味着鲜血的滚滚流淌、财富的灰飞烟灭，所以孙子要提出一个既能正视战争现实，又能减轻战争灾难的战略预测方案，它不同于巫史神祝的热衷猜谜，也不同于法家之流的迷信暴力，更不同于老子、孔子的空谈道德。有的只是最普通最平凡却又最实用最高明的计算公式。
这个计算公式就是所谓的"五事七计"，具体地讲，就是从五个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要素着眼，通过七个方面的具体比较，对敌我双方的战略态势优劣做出正确的评价，在此基础上对战争的可能结果做出比较合乎实际的预测，并据此制定好自己这一方的战略决策，这叫做"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
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基本要素，孙子概括为道、天、地、将、法。"道"是政治条件，就是国内政治清明，上下和谐，在战争问题上，使高居庙堂的统治者和身处草莽的老百姓形成共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至少也要做到不唱反调，有意作梗。"天"与"地"，都是讲战争的自然环境，要拥有有利的天时、地理条件，把握住战争的主动权。"将"，讲的是军队的统帅问题，将帅作为一支军队的灵魂，他的素质才能直接关系着军队战斗力的发挥，正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置将不慎，一败涂地"，所以它理所当然成为衡量双方军事实力，预测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至于"法"，同样十分重要，合理的编制，协调的配合，有力的保障，适宜的赏罚，是任何军队在军事活动过程中须臾不可缺少的环节。我们很难设想，一群乌合之众，没有法纪的约束，做不到令行禁止，单凭血气之勇，而能成就大事的。在这个意义上，三国时期大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才这么说："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诸葛亮集·兵要》。孙子把健全军队法制看做克敌制胜的基本保证。
近代普鲁士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其不朽著作《战争论》中，曾把"决定战斗的运用的战略要素"，区分为"精神要素、物质要素、数学要素、地理要素和统计要素"〔普鲁士〕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卷，185~18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孙子的"五事"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克氏所列举的战略诸要素，进入了宏观的大战略思维层次，树立了全局意识，这一点足以说明他的战前预测和运筹是高于一般军事家的。美国著名战略学家柯林斯说：大战略是在各种情况下运用国家力量的一门艺术和科学，如果单凭武力那将是十分愚蠢的。只有政治、经济、文化、心理、外交、社会全方位地配合起来，有机结合才能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参见〔美〕约翰·柯林斯：《大战略》，43页。孙子的"五事"衡量法，说到底就是一门正确运用"国家力量"的艺术和科学，立足于军事，又不局限于军事，而是讲道、天、地、将、法等综合因素，是综合能力的一种凝聚和归纳。作为真正的高明算法，它印证了一条普遍的战略原则："不足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因为全局能决定局部的成功与得失，而局部的成败或得失有时并不能对全局起决定性的影响。孙子"五事"的奥秘正在于用全局的观点来谋划残酷的战争游戏。
如果说"五事"的重心在于战前全面了解敌我双方的基本战略要素，那么，孙子讲"七计"的宗旨则在于对这些战略要素的优劣进行仔细周密的考察比较，"较之以计而索其情"。看一看究竟哪一方君主政治清明?哪一方将帅素质优秀、更有才能?哪一方拥有有利的天时地利条件?哪一方法令能够贯彻执行?哪一方武器装备坚利精良?哪一方士卒训练有素、骁勇善战?哪一方赏罚令行禁止公正严明?正确估量敌我双方的态势，在此基础上做出正确的判断，定下正确的决心，制定正确的作战方案。
从历史上的战争实践来看，孙子"五事七计"、预见胜负的战略运筹思想，的确是定谋决策、用兵打仗的客观基础，就像唐代杜牧所说："孙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后几千载，将兵者，有成者，有败者。勘其事迹，皆与武所著书一相抵当，犹印圈模刻，一无差跌"杜牧：《孙子注·序》。，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军事规律，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思想体系。对此可以举出无数个具体战略决策的例子来说明问题。
一个例子是韩信著名的"汉中对"。楚汉战争爆发前夕，僻处汉中、巴蜀一隅的刘邦处于战略上的劣势地位，如何摆脱被动，扭转己方在与项羽对峙中的战略劣势，逐鹿中原，赢得对天下的统治权，成为刘邦朝思暮想的最大心事。正在他计无所出、进退维谷的困难时期，韩信给他送上了一剂治愈这一心病的良药，这就是著名的"汉中对"。
在"汉中对"中，深富韬略的韩信为刘邦全面算计了军事斗争的得失前景，透彻分析了楚汉双方的战略态势。韩信指出，项羽虽然"勇悍仁强"，但他的"勇"，乃是只知道冲冲杀杀的匹夫之勇；他的"悍"，乃是蛮不讲理、横行霸道式的"悍"；他的"仁"，乃是婆婆妈妈的"妇人之仁"；他的"强"，乃是没有根基，单凭暴力的"强"，即所谓"百姓不附，特劫于威，强服也"。总而言之，项羽的强大只不过是表面上的现象，骨子里其实虚弱得很，迟早要走向反面。反观刘邦，只要能反项羽之道而行之，任用天下的英雄豪杰，厚待重赏功臣宿将，利用麾下汉军将士渴望东归故土的心理，并凭借政治上"除秦苛法，与民约法三章"，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戴，就可以平定关中地区，占据战略重地，进而逐鹿于中原，得志于天下。韩信的计算和建议非常正确，刘邦心头长期积压的阴霾随之一扫而光，遂采纳韩信之策，"部署众将之所击"，"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一举攻占关中，并经过前后数年的血腥征战，转弱为强，最终大破楚军于垓下，迫使曾经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项羽自刎于乌江之畔，夺取了楚汉战争的胜利，在累累白骨上建立起强盛的西汉王朝。由此可见，孙子"多算胜，少算不胜"的论断，确实是至理名言。
另一个例子是东汉末年曹操抗击袁绍的官渡之战的战略决策。东汉末年，在黄河南北的广大地区逐渐形成了袁绍、曹操两大军事集团。两雄不能并立，双方的决战宛如箭在弦上，势在必行。到了汉献帝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左右，袁绍已经基本占有了黄河以北的全部地区，拥兵数十万，麾下谋士成群，猛将如云，处于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有利战略地位。他踌躇满志，顾盼自雄，决定同曹操豪赌一把，遂集结起冀、并、幽、青诸州十万精兵，计划实施南下进攻曹操大本营--许昌的方案，以实现其吞并中原的目的。这一消息传到许昌，曹操不敢怠慢，马上召集部将商议，认真谋算，运筹帷幄，来制定应付袁绍进犯的具体对策。曹操胸有成竹，一针见血指出袁绍一方的致命弱点：袁绍志大而缺乏智谋，色厉而胆略不足，猜忌而没有威望，兵多而不善指挥，将骄而各存私心，土地和粮食虽多，但都是为我所准备的，不过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罢了。谋士荀也接着指出：袁绍兵员虽多但不整治，谋士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武将审配专而无谋，逢纪刚而自用，这些人势不相容，必生内变。大将颜良、文丑，匹夫之勇，可以一战而擒杀!
曹操和他的部属们从双方主帅、将领、政策、武器装备、士兵素质、组织纪律，以至赏罚等各个方面作了详尽的对比分析后，一致预测出这样的结论：整个形势有利于自己一方而不利于对手袁绍。在这一战略预测的基础上，曹操最后果断做出决定：集中兵力，抗击袁绍来势汹汹的进攻。这样就拉开了官渡决战的帷幕。在战争过程中，曹操根据既定的战略决策，灵活主动地打击敌人，通过乌巢烧粮的奇招，一举掌握作战的主动权，终于夺取这场战略决战的胜利，进而统一了北方中原地区。显而易见，曹操在官渡之战中笑到最后，是他遵循孙子"五事七计"战略预测和运筹思想的精神，在战前算得精细、算得高明的自然结果。
再一个例子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前秦天王苻坚发动淝水之战的战略决策。公元383年，前秦天王苻坚自恃兵多将广，不顾群臣阻谏反对，亲率百万大军，在东西长达数千里的战线上，水陆并进，声言要"投鞭断流"，企图一举吞并东晋，统一天下，然而却最终在于淝水一带(今安徽境内)举行的同东晋军队的战略决战中全面失败。这一结局的出现，固然有苻坚在战役中指挥不当的因素；但归根结底，最重要的原因当是苻坚本人在战前筹划中主观武断，一意孤行，算法上出现严重失误，不能用孙子"五事七计"的计算方法来算清和掌握敌我情势，预测战争胜负前景。明明是绝大多数臣下不与自己"同意"，反对贸然进攻东晋，可他却偏偏要执意南伐，做一统天下的美梦；明明是内部不稳，士气低落，"兵众"不强，慕容垂等异族部将怀有"他志"，居心叵测，他却偏偏要锐意轻进，企图毕其功于一役；明明不熟悉南方地区的气候条件、地理环境，不知道东晋内部的各种情况，水师力量远不如对手，军队缺乏系统训练，他却偏偏要舍长就短，轻举妄动。这样便深深地埋下了失败的种子，加上具体作战指导上的失误，于是就不可避免要"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上演丧师灭国、自殒其身的悲惨一幕了。这也恰好从反面证实了孙子"五事七计"运算战争方法的高明卓越，表明对它的违背，必然会受到战争之神的应有惩罚。
常言道，良好的开始只是成功的一半，"算计"精明、"算计"正确，为夺取战争的胜利创造了可能性，然而可能性毕竟不等同于现实性，要使它真正转化为现实性，就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运用一切有用的方法，来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这个方法，就是孙子所说的"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说白了，便是"骗"。
在孙子看来，战争说到底是敌对双方比试"骗术"、是你死我活的过程，会骗的打败不会骗的，大骗战胜小骗，骗术越是高明，骗法越是多样，就越是拥有赢的把握，越能成为胜利的主宰。正如毛泽东所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7页。战争是血淋淋的杀戮，你不想在战场上做人家的刀下之鬼，你就不能不把那中看不中用的"仁义道德"暂时搁置在一边，让自己变成铁石心肠，冷血动物，无怨无悔地施展出各种阴损恶毒的骗招，让你的对手脑袋搬家，这个手段，孙子把它称作为"诡道"。
"诡道"顾名思义便是"诡诈之道"。这里，"诡"指的是手段运用的特色：诡秘神奇，阴损绝恶，变幻莫测，杀敌于无形之中，害人于不意之间。至于"诈"，指的是手段运用的性质：骗招迭出，诈敌唬人，用尽可能小的代价，换取尽可能大的胜利，专干顺手牵羊的勾当，不做赔本的买卖。
高明的骗术在于能做到变化多端，花样翻新，即《司马法》所说的"无复先术"，否则一旦形成固定的模式，便容易为对手所识破，会偷鸡不成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孙子的了不起，就是他不但确立了使诈行骗的基本原则："兵者，诡道也"；而且更一口气传授给我们十多条如何使诈、怎样行骗的方法，这就是所谓的"诡道十二法"：明明要打你却装出不想打的模样，明明能够打却装出不能打的姿态，要从远处打却装出会从近处打，要从近处动手却装出会从远处下手……不一而足，总之是要实施全方位、多层次的军事欺骗，以假象迷惑对手，真真假假，以假乱真，因势利导，造成不利于敌人而有利于自己的态势，从而牢牢把握住战争的主动权。孙子认为用兵打仗所追求的成功说白了是非常单纯的："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便是要在敌人没有防备处发动进攻，在敌人意料不到时采取行动。可是要真正理解和掌握其中的精髓奥秘却并不容易，"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在战场上得心应手、出神入化地施展骗术诡道，赢得胜利，就必须自己亲身去实践、去琢磨，甚至必须有付出沉重代价的思想准备。
孙子亲身经历、参与指挥的吴楚柏举之战，就是实施军事欺骗从而赢得作战胜利的一个典范。当时吴楚双方从军事实力上讲，是楚国占有明显的优势：它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军队数量远远超过吴国，而且多年与晋国为争夺中原霸权而兵刃相见，战争经验也非常丰富。尽管这时候由于鄢陵之战、三驾之役的失利，实力已受很大的损耗，不复有全盛时期的风光。然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它要对付晋国这样的强大对手虽然力不从心，可要摆平僻处东南一隅的蕞尔小邦吴国却是绰绰有余。在这样的背景下，吴国要打败这个强大的对手，达到称霸中原的第一个战略目标，自然不能同楚国作正面的硬碰，正确的途径只能是施展军事欺骗的手段，以时间换空间，积小胜为大胜，为最后的战略决战创造最为有利的条件，四两拨千斤，谋求胜得巧妙、胜得狡诈。
这个骗术，就是"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就是"怒而挠之，卑而骄之"。它的具体方案，即脍炙人口的"疲楚误楚"之策。伍子胥、孙子等人针对当时楚国军队人数众多，但军令不一导致机动性较差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提出了欺敌误敌的作战策略，他们向吴王阖庐建议说："楚昭王年纪轻轻，无力控制政局。楚国当政者人数众多，看似表面上谁都负责其实谁都不负责，乖张不和，政出多门，没有一个人能够承担楚国的忧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最好的对策，是把自己的部队分编成三支，轮番地去骚扰楚国：只要出动一支部队就能把楚军全部吸引出来。当楚军一出动，我军就退回；楚军若退回，我军另一支部队便再出动，必然可以使楚军疲于奔命。如此这般三番五次地骚扰楚军、疲惫楚军，多方调动楚军，整得它没有宁日，必能使敌人在判断和指挥上都发生失误。而敌人的失误恰好是我们的机会，到时候我们就出动三军主力全面进攻，就必定能够聚歼楚军，大获全胜，成就霸业!"由此可见，"疲楚误楚"之策的基本思想是分吴军为三支，轮番出击，骚扰楚军，麻痹敌人，创造战机，制敌于死地，而核心宗旨乃一个字，就是"骗"。
随后吴楚战争的进程充分证实了"疲楚误楚"军事欺骗的巨大成功：吴军前后六年施行"疲楚误楚"之策的结果，是吴军先后袭击了楚国的夷(今安徽涡阳附近)、潜(今安徽霍山东北)、六(今安徽六安北)及弦、豫章等战略重地，害得楚军疲于奔命，斗志沮丧。同时更具有意义的是，吴军这种浅尝辄止、不作决战的挑逗性之举，给楚国的战略决策者造成致命的错觉，误以为吴军的行动仅仅是"骚扰"而已，是小泥鳅掀不起大波浪，而忽视了吴军这些"佯动"背后所包藏的"祸心"，放松了应有的警惕，到头来终于栽了大跟斗：当数万吴国精锐之师越过冥阨、大隧、直三关险隘，突然挺进到汉水东岸之时，楚国不得不仓促应战，陷于战略上的彻底被动，结果连战皆负，溃不成军，国都沦陷，几乎灭亡。
其实，孙子的"诡道十二法"几乎条条都可以找到具体的战例验证。这正是它们之所以为后人所高度推重的军事欺骗方法的缘由所在。汉高祖刘邦当年之所以有平城之围，就是由于匈奴冒顿单于巧妙实施"能而示之不能"策略的结果：冒顿单于面临汉军大举进攻之时，故意派遣一些老弱士兵在前线作无力抵抗，让刘邦误以为匈奴军队实力不过尔尔，遂轻易冒进，不知不觉中进入对方预设的伏击圈中，被重重包围于平城白登山，差一点全军覆没。幸亏陈平想出一条计策，贿赂冒顿单于夫人阏氏，才侥幸摆脱围困，狼狈退回长安。
三国时期吕蒙之所以能白衣渡江，从蜀汉大将关羽的手中夺回战略要地荆州，也是他高明运用"用而示之不用"之计的产物。赤壁一场大火，烧得数十万曹军人仰马翻，狼狈北窜，烧得一代枭雄曹孟德横槊赋诗、一吞天下的雄心灰飞烟灭，也烧出三国鼎立的崭新局面。可是正如西方近代一位政治家所言，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有的只是永久的利益。原先为抗曹而形成的孙、刘联盟，随着战后利益分割上的矛盾与冲突，出现了越来越大的裂痕，并无可挽回地一步步走向瓦解。这中间的关键，就是荆州的归属。刘备方面是久"借"不还，坚决赖账；东吴方面则是志在必得，寸土不让，冲突斗争的结果只能是彼此翻脸、大打出手。为了夺回荆州，东吴军事统帅吕蒙想出毒辣一招：自己称病告退，让年轻将领陆逊替代。陆逊上任后故意写信给关羽，称说自己少不更事，还请前辈多多指教，用卑辞屈己之法麻痹了关羽，使他放心地统率大军去和曹军争夺襄樊，造成荆州防备空虚。此计得逞后，吕蒙即遣发主力迅速开进，攻陷荆州，并趁关羽慌忙回师之际实施伏击，一举尽歼号称"万人敌"的关羽主力。这的确是明明要打，却装作不想打的典范战例。
其他像韩信在楚汉战争中"木罂渡河"，兵出临晋，擒获魏王豹，平定魏地，是为"远而示之近"原则的诠释；春秋末年越王勾践在笠泽之战中，两翼佯动，中路突破，声东击西，大破吴军，是为"近而示之远"原则的注脚；汉军激将楚将曹咎，再夺成皋，属于"卑而骄之"；曹操抹书间韩遂，拆散他与马超的同盟，属于"亲而离之"。凡此种种，均表明孙子以"诡道十二法"为基本内容的军事欺骗术是屡试不爽、威力无比的克敌制胜武器。
"兵之变化，固非一道"，因敌变化，随机制敌，永远是高明的战争指导者自由驰骋的广阔天地。倘若不懂这一层道理，不遵循这一原则，那么即便是遍读天下兵书，也终究是纸上谈兵，胶柱鼓瑟，隔靴搔痒，到头来难免夸夸其谈，一事无成。历史上赵括、马谡之流丧师辱身，贻笑天下，就是显著的例子。运用孙子"诡道十二法"的奥秘也是一样。战争中离不开军事欺骗的道理也许人人都懂，"兵者，诡道"的原则，只要是头脑正常的人都不会否认，然而，有的人成功，有的人失败，问题就在于骗术掌握、运用得高明与否。这种高明属于"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境界，应该是"得鱼忘筌"、"得意忘言"，而不能用言辞来状摹、来说明，所谓"上骗不言骗"。不过总的精神或许可以着眼于：第一，不能重复，切忌依样画葫芦，所谓"一之为甚，其可再乎"。第二，新奇怪诞，防不胜防，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第三，顺藤摸瓜，请君入瓮，所谓"将欲夺之，必固予之"。第四，逆向思维，反常为常，所谓"出乎意表，合乎其理"。按上述四个思路去设局，去谋策，势必能"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军事欺骗之手段日日翻新，军事欺骗之思维开阖自如。
由于孙子"诡道十二法"的作战指导思想，符合战争活动的内在规律，在实战实践中一再获得验证，因此为后世兵家奉为圭臬，备受青睐。他们沿着孙子开辟的道路前进，进而从各方面深化了"诡道十二法"的思想。这中间来历不明的《三十六计》可谓是集"诡道"（也即军事欺骗）的大成之作。这部民国年间才出现于书摊，但有可能是明末清初成书的兵书，从头到脚，谈的就是一个"骗"字。它招招阴损，计计险恶，目的都围绕一个中心，怎样引诱敌人上当受骗，而自己则趁此机会一招制敌。这只要看看它的计策名目便可以一目了然了：什么"瞒天过海"、"声东击西"、"无中生有"、"笑里藏刀"、"李代桃僵"；什么"欲擒故纵"、"抛砖引玉"、"浑水摸鱼"、"偷梁换柱"、"假痴不癫"、"上屋抽梯"，统统都是欺骗敌人的高招，夺取胜利的窍门。可见孙子的衣钵真是代有承继，"吾道不孤"。然而，"诡道"毕竟是作为"道德"的对立面出现的，一味推重"诡道"也有一定的副作用，尤其是将它不分青红皂白推广到非军事领域运用时，必定会导致君子稀少，小人成堆，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恐怖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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