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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我们不能将朱元璋的用心轻易地与刘邦做简单的比较。在我看来，朱元璋之所以如此不遗余力地诛戮功臣集团，起码有这样几点考虑： 首先，一般来说，功臣集团是打天下的班子，他们的能力且不说，只说他们所掌握到的人脉关系、政治军事资源，实际权威等等，这都是让一个君主不能放心的；他们有随时绑架皇权的能力，这就要严重地威胁到皇权的稳固。 这里也引申出一个问题来，就是中国与其他国家政权的生成有个很大的不同的地方，这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打江山的，就必定要坐江山，就要实行***（而按照西方人的理解，***本是没有多少合法性的）——为了防止被人再拿枪杆子推翻，当政的君主就应该竭力巩固自己的统治，消除那些潜在的危险。 第二，我们需要注意，所谓的功臣集团都有一个最为普遍的心理，就是他们自认江山是自己打下来的，当然自己就要坐江山，起码要保有一定的政治经济特权。洪武年间本是国家草创时期，新兴的文官集团才刚刚孕育出来，他们对于功臣集团的制衡力量还很有限（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慢慢提高），这样一来功臣集团的强大存在就危及到了君主的中央集权。 不过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宋太祖传“长君”宋太宗，对于宋初政治的稳定确实是大有裨益的，且好文的太宗为北宋文官政治的成熟也提供了时间与便利条件。就像柏杨老先生所发现的那个历史规律：历来中国的王朝，都会在二、三代君主时期出现一次大的震荡，挺得过去这次危机则王朝以后便顺风顺水，反之就速亡。北宋初期政权的相对平稳，应该就与传长君有莫大关系吧。 第三，功臣集团容易形成为特权阶层（“压力集团”），以至对于国家的政治、经济诸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干预政治、经济资源的再分配，这也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现实。 像光武帝刘秀由于一意保全功臣，结果东汉就成为了一个相当贵族化的朝代，皇权被绑架成为家常便饭，地方分裂倾向也相当严重，乃至其灭亡后仍旧尾大不掉（唐初也是如此，只是到了手段严厉的武则天当政时才有所改观）。朱元璋惟恐功臣集团将来尾大难制，所以才出此下策，这实际上可以看做是他打击豪富的一种延伸。 朱棣可以保全自己的功臣，但是作为开国皇帝的朱元璋相对就困难些，因为老子在前稳固了根基，之后子孙才可以相应地放宽自己的统治，才可以给功臣集团多留些余地。而且，永乐的功臣班子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应该都比洪武小得多。 第四，不可否认，就像汉武帝一样，其晚年朝堂为之一空；朱元璋也是越老越有疑心病，“太祖春秋高，多猜忌”。权力是可以异化人性的，可能年轻时的朱元璋本来并没有多少残忍和猜忌，但是随着他一步步登上权力的顶峰，以及在这个顶峰上度过了那么漫长的岁月，他的思想及个性势必就要受到很深的异化。 朱元璋的寿命问题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比之刘邦，他多做了十几年的皇帝，而且他的精力也相对旺盛；这也就使得他有充分的时间去做一些自己原本不想去做也考虑不及的事，大权在握、高高在上的他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和想法折腾。 从明初的一系列大案看来，其时间跨度还是相当大的，这就可以说明朱元璋起初并未有一个全局的深入的盘算；而且他很多事情可能并非是事先策划好的，不过是头痛医头、想一出是一出罢了——虽然这些事情背后往往都有一个相同的政治逻辑。 第五，为自己即将接班的孙子着想。朱标死后不久，他的次子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其长子已夭折）。此时的朱元璋已届六十五岁高龄，而朱允坟却只有十五岁，其个性酷似乃父，仁柔宽厚甚至有所过之。朱元璋自然要担心自己百年之后，这个年轻的继承人会控制不往局面；一旦那些开国元勋不买小皇帝的账，后果将不堪设想。 《国朝典故·翦胜野闻》中就为我们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朱标眼见父亲诛戮太过，于是就跑去请求父亲手下留情；朱元璋眼见自己的苦心得不到儿子的理解，于是便将一根上面满是刺儿的荆条丢到地上，然后让儿子去捡，结果朱标半天才捡起来拿给父亲。朱元璋于是将荆条上的刺儿全部削去，然后意味深长地对儿子说道：“这样你再去捡，不就容易得多了吗？” 以上这则故事讲述的就是朱元璋的“荆条除刺”理论，虽然它未必是真实的，但反应出的却的确是朱元璋的真实心态。朱元璋不能不替儿孙们做长久打算，也算是替国家社稷做长远打算，哪怕最后会背负上嗜杀的恶名。 矫枉必须过正，这是朱元璋一贯的思维特点和行事风格。 文章转自网上 '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天下已定，英雄当烹，中外古今，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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