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时，孔颖达奉诏撰《尚书正义》，就是用古今文真伪混合的本子。南宋吴棫以后，对其中真伪颇有疑议。明代梅鷟作《尚书考异》，清代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等，才将《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乃属伪造的性质断实。 清华简 西伯勘黎《尚书》所录，为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献是据传闻而写成，不尽可靠。“典”是重要史实或专题史实的记载；“谟”是记君臣谋略的；“训”是臣开导君主的话；“诰”是勉励的文告；“誓”是君主训诫士众的誓词；“命”是君主的命令。还有以人名标题的，如《盘庚》、《微子》；有以事为标题的，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有以内容为标题的，如《洪范》、《无逸》。这些都属于记言散文。也有叙事较多的，如《顾命》、《尧典》。其中的《禹贡》，托言夏禹治水的记录，实为古地理志，与全书体例不一，当为后人的著述。自汉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修的“大经大法”，在历史上很有影响。
《尚书》用散文写成，按朝代编排，分成《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它大致有四种体式：一是“典”，主要记载当时的典章制度；二是“训诰”，包括君臣之间、大臣之间的谈话和祭神的祷告辞；三是“誓”，记录了君王和诸侯的誓众辞；四是“命”，记载了帝王任命官员、赏赐诸侯的册命。《尚书》使用的语言、词汇比较古老，因而较难读懂。
流传至今的《尚书》包括《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两部分。《今文尚书》共二十八篇，《古文尚书》共二十五篇。从唐代以来，人们把《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混编在一起后来经过明、清两代的一些学者考证、辨析，确认相传由汉代孔安国传下来的二十五篇《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写的《尚书传》是伪造的因此被称为《伪古文尚书》和《尚书伪孔传》。这个问题在学术界已成为定论。 现存二十八篇《今文尚书》传说是秦、汉之际的博士伏生传下来的，用当时的文字写成，所以叫做《今文尚书》(《古文尚》用古代文字写成)。其中《虞夏书》四篇，《商书》五篇，《周书》十九篇。我们选录的是《今文尚书》，不包括书《古文尚书》。原文主要依据清代阮元校订的《十三经注疏》注释和译文广泛参考了研究《尚书》的各种专著。
就文学而言，《尚书》是中国古代散文已经形成的标志。据《左传》等书记载，在《尚书》之前，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但这些书都没有传下来，《汉书·艺文志》已不见著录。叙先秦散文当从《尚书》始。书中文章，结构渐趋完整，有一定的层次，已注意在命意谋篇上用功夫。后来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的勃兴，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秦汉以后，各个朝代的制诰、诏令、章奏之文，都明显地受它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在论述“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文体时，也都溯源到《尚书》。《尚书》中部分篇章有一定的文采，带有某些情态。如《盘庚》3篇，是盘庚动员臣民迁殷的训词，语气坚定、果断，显示了盘庚的目光远大。其中用“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比喻煽动群众的“浮言”，用“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比喻群臣坐观国家的衰败，都比较形象。《无逸》篇中周公劝告成王：“呜乎！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秦誓》篇写秦穆公打了败仗后，检讨自己没有接受蹇叔的意见时说：“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话语中流露出诚恳真切的态度。此外，《尧典》、《皋陶谟》等篇中，还带有神话色彩，或篇末缀以诗歌。因此，《尚书》在语言方面虽被后人认为“佶屈聱牙”（韩愈《进学解》），古奥难读，而实际上历代散文家都从中取得一定借鉴。
历来注释和研究《尚书》的著作很多，有唐孔颖达的《尚书正义》，宋蔡沈的《书集传》，清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尚书正义》20卷，现存北京图书馆。
《尚书》 主要记录虞夏商周各代一部分帝王的言行。它最引人注目的思想倾向，是以天命观念解释历史兴亡，以为现实提供借鉴。这种天命观念具有理性的内核：一是敬德，二是重民。《尚书》的文字诘屈艰深，晦涩难懂，但它标志着史官记事散文的进步：第一，有些篇章注重人物的声气口吻；第二，有些篇章注重语言的形象化以及语言表达的意趣；第三，有些篇章注重对场面的具体描写。
《书》或《书经》，在后世习惯称之为《尚书》。先秦著作中的“书曰”云云，皆指《尚书》而言。除去徵引“书”之外，先秦著作也徵引“传”。例如，《孟子》就有“于《传》有之”的文字。“书”与“传”的区别，可能在于前者为正式的文献，而后者为传说或者为后代所谓的“野史”。可能由于《书》与《传》的关系相当密切，或者由于有些《传》的内容混入《书》中，汉代学者有通称《书》为《书传》之例。比如，《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序《书传》”，又称“故《书传》、《礼记》自孔子”。两“《书传》”均指《书》而言，与后代称《尚书》之注解为“书传”者不可混为一谈。称“书”为“书经”，当是后世儒家尊之为经典之后的称谓。 “尚书”之名，最早见诸《墨子·明鬼下》：“故尚书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因何而成为后世儒家的通称，原因不明。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墨子学术出自史官，而“书”为史官所掌，故墨子对“书”的称谓不仅来历分明，而且具有权威性，从而被普遍接受。
“尚书”之“尚”于意何取？后世经学家大都视“尚”为“上”之通假字。换言之，所谓“尚书”，就是“上书”。至于“上”字在此又当如何解释，则众说纷纷，莫衷一是。比较合理的解释有二：其一，“上古”。据此，则所谓“尚书”，就是“上古之书”。其二，“君上”。据此，则所谓“尚书”，就是“记录君上言行之书”。王充《论衡·正说篇》：“《尚书》者，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故谓之《尚书》。” 王充之说，两说具备而偏向“上古”说。刘熙《释名》主“上古”说，而王肃《尚书序》则依从“君上”说。《尚书》涵盖的年代属于上古，这一点无可争议，《尚书》记载的内容大都为君上的训令或出师的誓词，这一点也无可争议。因此，以上两说从逻辑上而言，皆无不可；是否确为当时定名者的本意，则无从考核。
虽说《尚书》属于上古无可争议，若问《尚书》究竟上古到何年何月？却又不易言之。原因有三。其一，《尚书》不是在某特定时间上编写而成的著作，而是经过多年累积而成的文献。内容函盖大约上迄公元前2000年，下至公元前7世纪，前后相距长达一千三百年。其二，内容所及的年代不一定就是文献编写的年代。其三，今本《尚书》的内容并非完全可靠，搀有后人伪造的成份。
在普遍认为可信的篇章之中，以记述殷王盘庚迁都的《盘庚》篇时代最早，其写作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的上半叶，与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甲骨文的年代相近。就年代而言，古埃及《死人书》中最早的文字要比《盘庚》早出一千多年。不过，《死人书》的内容为宗教咒语，其史学价值不能同《盘庚》相提并论。古巴比伦刻在石柱上的“汉穆拉比法典”相传作于公元前18世纪，比《盘庚》约早400年。其馀广为人所熟知的外国古代文献皆较《盘庚》为晚出。比如，犹太《圣经》中的最早作品出现于公元前9世纪，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出现于公元前8世纪，印度的《古事记》不早于公元前6世纪。这些文献不仅时代晚于《盘庚》五百至八百年，而且内容亦颇涉神话，远非《盘庚》之为朴素史料可以比拟。要言之，《尚书》之为“上古之书”，就时代而言虽不能称世界之“最”，若兼时间与内容而论，则实无出其右者。
近代今文家派如康有为等认为《尚书》等五经或六经不过是孔子“托古改制”之作，无孔子即无六经，从而神化孔子，尊之为“素王”。古文家派认为《尚书》等早在孔子之前就已存在，孔子只不过有所整理、删节、修订而已。考之以史册的记载，今文家派的论点显然是无稽之谈。
简言之，《尚书》是一部朴素的、上古时代历史档案汇编，其中最早的文献大约写成于公元前十四世纪上半叶。《尚书》固定版本的出现，大约始于战国。自秦始皇下焚书之令，民间私藏的先秦古文《尚书》大都烧毁。项羽一把火烧尽秦皇室所藏先秦古文《尚书》（假定有所收藏）与用秦篆以及秦隶写成的《尚书》。西汉初，经伏生从秦朝廷带出、私藏于家的秦隶《尚书》残卷出，几经传授，分成欧阳以及大、小夏侯三个今文家派。汉武帝时鲁恭王从孔子故居发现古文《尚书》，经孔安国献给朝廷，其中与今文《尚书》共有的篇章经孔安国传授，形成古文家派，多出的篇章由孔安国献给朝廷，称之为“逸书”。魏末晋初之际出现一本来历不明、冒充孔安国所撰的《尚书传》。晋末的“永嘉之乱”使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与孔安国所献的古文《尚书》“逸书”同丧于战火。南北朝南齐之时，魏末晋初出现的伪孔安国《尚书传》失传。不久，南朝梁朝出现又一本也号称是孔安国作传的真本古文《尚书》，与先出并已失传的伪孔安国《尚书传》不同，这本伪作不仅伪造孔安国之传文，并且伪造《尚书》经文。唐初整理古籍的结果，致使孔安国所传的古文《尚书》失传，并令后出的伪《孔传古文尚书》成为《尚书》的唯一版本，一直流传至今。今本《孔传古文尚书》虽是伪作，却含有大量真实的成份，其价值虽因其为伪而稍损，却仍是研究华夏上古历史必不可少的文献。
伪古文占全书总篇数的43%，《商书》的作伪程度最为严重，伪古文的篇数超过一半；《周书》总篇数占全书的55%，其中伪古文占37.5%。
伪古文二十五篇姑置之勿论，三十三篇真古文的内容大致如下：
《虞书》四篇所记，为上古唐、虞时代的历史传说，包括唐尧禅位予虞舜、虞舜的政绩、虞舜与其臣禹、皋陶等的政治对话。四篇皆以虞舜为中心，故称为《虞书》。
《夏书》之《禹贡》记载禹治水之后的地理状况，《夏书》之《甘誓》记载禹之子启征讨诸侯有扈氏时之誓师辞，皆为夏代初期之事。据传说，夏代经历四百年有奇，这两篇所涉及者，不过其九牛一毛而已。
如今学术界普遍认为《虞书》与《夏书》皆非虞、夏两代当时的历史文献，而是战国末期甚至晚至秦代之作。其中《甘誓》一篇，《墨子》引作“禹誓”，而文字略有出入，可见这一篇的来源不会晚于战国前期。不过，是否的确为夏后启的誓师辞，则未能确断。《虞书》四篇中的少量字句也为春秋、战国时期人引用过，至于全篇文字的真实性如何，亦难以断定。《禹贡》一篇的内容，未曾见诸先秦任何著作，出现的时代可能最晚。不过，《禹贡》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综述全国地理状况的文献，因而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商书》七篇，除首篇《汤誓》记载商汤讨伐夏桀之事外，其馀六篇皆属商代后半期的史料。其中《盘庚》三篇为盘庚迁都于殷之际对臣民的训话。其馀三篇皆记载商代末年之事，其中两篇均有关商纣王，与《周书》前一部分的内容相衔接。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汤誓》为后人的追述，而其馀六篇则皆为当时的档案文献。
《周书》二十篇可分为上下两辑。上辑包括从《牧誓》至《立政》的十四篇。这一輯集中报道了周之灭商与周人如何巩固对商人的统治，内容最为丰富，乃《尚书》精华之所在。其主要情节有：武王伐纣、周公摄政、周公与成王再度东征以彻底征服商人以及东方其他诸国、周公为镇压商人反叛而作的政治安排、周公与召公的对话、周公还政于成王等。下辑包括自《顾命》以下的六篇，其中《顾命》与《康王之诰》就性质、内容、文字来看，本当为一篇，故所谓六篇，其实也可以视为五篇。五篇的性质与时代各不相同，时代早者属于西周前期，时代晚者属于春秋中叶。前三篇是周朝廷的档案，后两篇分属秦与鲁两诸侯国。除去《洪范》一篇之外，《周书》大体为可靠的档案文献。《洪范》记录箕子与武王的对话，内容全系五行，可能是战国五行家兴起之后的作品。不过，五行的起源也可能甚早，《洪范》即其渊源也说不定。总之，撇开这一篇不谈，其馀十九篇实为研究周代历史的重要原始资料。
综合全书内容而言，可以归纳为三组。第一组为关于尧、舜、禹、皋陶、启等上古帝王的传说；第二组是有关周代建国的重要文献，突出反映了周公旦的政治活动；第三组为分属不同时期的、零散而孤立的档案。
《尚书》各篇文体不尽相同，大多篇章为“记言”，少部分为“记事”或“言事兼记”。孔颖达《尚书正义》将《尚书》文体分为十类，失诸琐碎。稍事归纳，可以以下六类函盖之。
第一类为“典”，例如《尧典》。上文已经指出，“典”本来就是“册”或“经”的意思，《尚书》篇名中的“典”，已含后世“经典”之意，表示尊崇。“典”的体裁并非当时的文献记录，乃后人追述之作，故文字相对而言比较浅显。“典”在《尚书》中所占比例甚小。
第二类为“谟”，例如《皋陶谟》。“谟”与“谋”通，意为“谋划”、“谋议”。比如，《皋陶谟》记载舜、禹、皋陶等人的政治协商与谋划。“谟”体因系问答，也比较容易读懂。“谟”体在《尚书》中所占比例也极少。
第三类为“训”，例如《伊训》。“训”，就是“训谕”的意思。“逸书”之《伊训》据说记载商代大臣伊尹对商王太甲所作之训谕。不过，该篇经文已经失传，今本《尚书·伊训》系伪作，不能代表。非伪作的《高宗肜日》虽不以“训”名篇，实际上却是“训”体，可惜仅此一篇，孤立无援，难以深论。
第四类为“诰”，例如《大诰》。“诰”，“告谕”之意。虽不以“诰”名篇而实为“诰”体者，如《盘庚》、《梓材》、《多士》、《多方》等篇皆是。《尚书》中的“诰”，大都为君王对臣民的训话。比如《盘庚》三篇，记载商王盘庚对臣民所作的三次训话。又如《康诰》，记载周公告诫其弟康叔当如何统治被征服的商人。“诰”体篇名的命名法则不够规范。或以训谕者命名，如《盘庚》、《康王之诰》；或以接受训谕者命名，如《康诰》；或以训谕内容命名，如《酒诰》、《无逸》；或取篇中词汇命名，如《梓材》、《多方》等。“诰”体数量接近非伪古文之一半，构成《尚书》最重要的部分。“诰”体多属讲话记录，因属上古口语，与如今口语差别甚大，而口语又往往欠缺文章的条理，难免重复琐碎，故“诰”体格外难懂。
第五类为“誓”，例如《汤誓》。所谓“誓”，就是“誓师之辞”。“誓”体在《尚书》中所占比例仅次于“诰”体。“誓”体篇名的命名方法也不规范。有以人命名的，如《汤誓》为商汤伐夏桀之誓师辞。有以誓师地点命名的，如《费誓》与《牧誓》中的“费”与“牧”，皆为誓师地点。有以国名命名的，如《秦誓》为秦穆公在战后向其臣民所宣告的誓辞。还有以“伟大”命名的，如《泰誓》就是“伟大的誓言”之意。“誓”体往往为韵文，比如，见诸《孟子》的《泰誓》有这么一段：“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取则于残，杀伐用张，于汤。”词句整齐，韵律分明，颇似诗歌。为何如此？因誓辞意在令大众记取，如同今日之宣传口号，有节奏韵律，便于记忆。正因为此，“誓”体也相对简单易懂。
第六类为“命”，例如《文侯之命》。“命”，就是“命令”的意思。《尚书》中的“命”，是古代常见的“命辞”。比如《文侯之命》，就是周天子对晋文侯的嘉奖令。属于“命”体的篇章在《尚书》中很少，不过因其常见于其他古代典籍，故也不难读懂。
因《尚书》的篇章基本上为以上六种文体所函盖，故《尚书》的文体也习称之为“典谟训诰之文”。
除去称之为“经文”的正文之外，《尚书》还有一个重要的附件，称之为《书序》。《书序》往往用寥寥数语以简略介绍《尚书》各篇的内容。比如，《甘誓》的《序》为：“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秦誓》的《序》为：“秦穆公伐郑，晋襄公帅师败诸崤，还归，作《秦誓》。”有稍微详细的，甚至记载了年代；也有更为简略的，仅提及作者的名姓。《书序》显然有助于了解各篇的历史背景，不过，毕竟是后人所作，未可尽信。然而，由于《书序》自西汉就已编入《尚书》，又被普遍误会为孔子所作，故长期以来与《尚书》经文并重，被奉为不可怀疑的经典。
其实，《书序》应当是出自西汉传授《尚书》的学者之手。即使当真出自孔子之手，也并非不可质疑。举例而言，《金縢》篇所叙大致如下：武王有疾，周公祈祷于天，愿以自己之生命替代武王。祈祷既毕，将祷辞收藏于金縢。所谓金縢，即金属箱匣，大约等同如今之保险箱。武王去世之后，其子即位为成王，年尚幼，周公摄政。外有流言，说周公将不利于于成王。成王疑忌周公，周公一度避处东国。一日，雷电交加，成王及其臣下恐惧，发金縢，见周公之祷辞，深感惭愧，于是迎周公返国辅政如初。且不说此事的真伪，仅就其记载而言，《金縢》必然作于武王既死之后，也必然出于后人的追述而并非出自周公之手笔。而 《书序》却说：“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好像是周公亲自作《金縢》于武王在生之时。即使不以错误视之，至少是失诸严谨。又如上文提到的《文侯之命》，据《书序》当为周平王嘉奖晋文侯之令；而据《史记》，则当为周襄王嘉奖晋文公之令。二者相去百有馀年，史实不足，难以判断孰是孰非。
《书序》总括篇名一百，不过，并非每篇皆有序文，有若干篇共一序者。比如，《康诰》、《酒诰》、《梓材》三篇共一序。至于有序文而无经文者，无从知悉序文之当否。《伪古文尚书》的伪经文，则显然是根据序文的指点编撰而成的。不过，序文往往过于简单，有时意思也并不明确，因而《伪古文尚书》的经文是否就能符合序文作者的本意也无从考核。例如，《旅獒》篇本来有序而无经，序文只有“西旅献獒，太保作《旅獒》”九个字。“西旅”，据说是西方某部落酋长国的名称。“獒”，据马融、郑玄之说，当读作“豪”，意思是“酋豪”。倘若根据马、郑之说，则所谓“西旅献獒”，意思当是：“西方旅部落酋长来朝献”。《伪古文尚书》的作者并未采纳这种解释，而是读“獒”为其本义“大犬”，从而写出一篇“西方旅部落国献大犬”的经文。由此可见《书序》不仅未必可靠，也并非只能有一种理解，绝非不可动摇的准则，仅可供研究《尚书》经文的参考而已。
古老历史文献——《尚书》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政治课本”和理论依据。然而，两千多年来，中国学术界一直对传世古文《尚书》存在真伪之争。
在清华大学入藏的一批战国竹简中，专家们看到了失传多年《尚书》的真正原貌，现今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确系“伪书”。
据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刘国忠教授介绍，《尚书》相传为孔子编定，孔子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典籍，将上古时期的尧舜一直到春秋时期的秦穆公时期的各种重要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经过认真编选，挑选出100篇，这就是《尚书》的由来。相传孔子编成《尚书》后，曾把它用作教育学生的教材。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挟书令》，禁止民间收藏图书，凡是民间收藏的《诗》《书》及诸子百家的著作，全都要送交官府，集中烧毁。秦代的焚书给《尚书》的流传带来毁灭性打击，原有的《尚书》抄本几乎全部被焚毁。汉代重新重视儒学，由秦博士伏生口授、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写的《尚书》，共２８篇，被称为今文《尚书》。
西汉时期，相传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了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的字体书写的，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经过孔子后人孔安国的整理，篇目比今文《尚书》多１６篇。
然而，在西晋永嘉年间的战乱中，今、古文《尚书》全都散失。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一部《尚书》。这部《尚书》共有５８篇，包括今文《尚书》３３篇、古文《尚书》２５篇。现今流传两千多年的《尚书》就是根据梅赜所献版本编修。
中国宋、元、明、清的许多学者，都对梅赜所献的这本来历蹊跷的《尚书》产生疑问。
在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出版的“清华简”第一辑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收录了《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和《楚居》共9篇简文。
其中，属于古文《尚书》一类的文献有《尹诰》篇，专家将其与传世的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篇进行比对后发现，“清华简”《尹诰》属于秦始皇焚书之前真正的《尹诰》写本，而传世的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篇与之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相同的例子还见于《说命》篇。传世的古文《尚书》中的《说命》篇共由3篇组成，记载了商王武丁与其大臣傅说之间的相关事迹。“清华简”中也有《说命》篇，题为《傅说之命》，也是由3篇组成。其中部分内容与《国语·楚语》的引文完全一致，证明是先秦时期《说命》篇的原貌。
然而，同《尹诰》篇一样，传世的古文《尚书》中《说命》篇与“清华简”《傅说之命》也完全不同，证明是后人编造。
“从'清华简’提供的这些证据来看，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确实是一部伪书，自北宋以来，许多学者对它的怀疑和否定是完全正确的。”刘国忠说，“通过'清华简’，我们不仅看到了真正古文《尚书》的原貌，还可为多年来古文《尚书》真伪之争画上圆满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