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〇〇八，岁在戊子。当一批沉睡两千年之久的战国竹简，在清华大学重见天日时，黑暗尽头似乎仍回响着《尚书》那仿佛来自前世的梦呓。中国文化史上，若说有哪部书命运最为多舛，想来非《尚书》莫属。 《尚书注疏》（二十卷） 《尚书》本名《书》，“尚”是后人的尊称，昭示着其年岁的久远和地位的崇高。《尚书》者，上古帝王之书也。 《尚书》所掌管的绝非寻常的朝廷公文，而是先秦历代圣君贤相颁发的军国政令，关乎彼时诸多军国大事，如尧舜禅让，鲧禹治水，商汤讨桀，武王伐纣，盘庚迁殷，周公止谤等等。或以口宣，或以笔传，或为当初实录，或为日后追述。其文体不外典、谟、训、诰、誓、命六种，典以垂范，谟以建言，训以谏上，诰以谕下，誓以伐罪，命以赏功。 每一篇都不算太长，但却极为难读，诘屈聱牙的文字愈发彰显了其凝炼如铁的气质，简截若刀斩，重拙若斧凿，叩之铿然作响。 相传《尚书》原有三千余篇，奈何岁月更迭，多有散佚，至孔子晚年始编定为百篇，吉光片羽赖斯得存。可惜孔子不会知道，更大的劫难还远在后面。 二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扫灭六国，硝烟方散，北击匈奴，凯歌复还。秦始皇嬴政志得意满，在咸阳宫大排筵宴，文武百官纷纷致贺，称觞颂圣之声不绝于耳。 秦咸阳宫一号遗址复原图 其时在座者尚有博士七十人，以太子扶苏的老师淳于越为首。淳于越本是齐国大儒，齐亡后乃入秦为博士，职掌天下图籍。虽然受秦官，食秦禄，但他内心尊奉的仍是周礼，是诸侯分封，万邦和洽，四海归仁的复古主义。 淳于越正想借机向始皇进言，却听同为博士的周青臣率先把酒赞道：“陛下以秦地一隅平定海内，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今又以郡县制替代诸侯制，从此百姓安乐，万世太平。上古帝王亦不及陛下威德。”始皇龙颜大悦。 淳于越不禁愕然而怒，正色道：“殷周之所以国祚绵长，正在于分封子弟功臣以为辅翼。今陛下富有海内，却不行分封，万一再生六国余乱，何以相救？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陛下切不可听周青臣这等阿谀之词！”始皇不置可否，传令群臣廷下公议。 一场盛宴就此不欢而散，谁也未曾料到，席间微澜竟会掀起轩然大波。 三 几日之后，丞相李斯集群臣所议上书始皇说：世易时移，各有其治。淳于越等以古非今，不过是腐儒愚见。今天下已定，号令一尊，诸子却仍私学相授，妄议朝政，惑乱黔首，实在非禁不可。臣请凡非秦国史记，非博士职掌，天下所藏《诗》《书》及百家之语，皆应烧毁。有敢偶谈《诗》《书》者弃市，有敢以古非今者灭族。 秦始皇东巡雕塑：秦皇左边为丞相李斯，右边为徐福 这便是为后世文人口诛笔伐的“焚书令”。李斯虽师出儒家巨擘荀子，却与他的同门师弟韩非一样，是不折不扣的法家信徒。 早在九年前，六国甫灭，天下初并，当时的丞相王绾等人皆倡议分封，惟独身为廷尉的李斯力主推行郡县，并向始皇直陈，分封乃是引发诸侯混战的祸乱之源。始皇深以为然，遂采纳其言，分天下为三十六郡。 如今淳于越旧话重提，是可忍孰不可忍。李斯驳斥淳于越是腐儒愚见，泥古不化今，可谓一针见血，但为禁私议而焚《诗》《书》，就实属矫枉过正而大错特错了。 对于李斯的这番上书，始皇的批复只有简简单单一个字：“可。”只此一字，便判定了天下群书的命运，《尚书》首当其冲，自难幸免。只此一字，烈火焚烧，燃遍全国，乾坤动容，风云变色，千载斯文，付之一炬。 秦火焚书（雕塑） 四 面对此情此景，淳于越痛断肝肠。他已被革职还乡，再也无力谏阻，但他又怎忍心视而不见，袖手旁观？况且太子扶苏也绝不能因他而受牵连。 离京途中，淳于越泣血上表，终于触怒始皇，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刑场上，李斯与淳于越相见无言。昔日同僚故旧，也曾论道谈学，或许还曾共缅过那久已逝去的稷下之风，此时却一个是监刑官，一个是临刑犯，情何以堪？ 淳于越坦然赴死，誓与《诗》《书》玉石俱焚，追随他心中的周礼而去，只留给李斯无尽的怅惘和遗憾。 李斯不解淳于越为何这般固执，但他明白，每一次变革，都必将付出流血的代价。他的前辈商鞅如此，他自己也一样。 可是“焚书令”实在太过决绝，不啻于将自己的记忆亲手抹灭。李斯前半生辅佐始皇创立帝业，建功无数，孰料后半生一错于焚书坑儒，二错于废嫡立庶，最终敌不过赵高这个小人拨弄，落得具五刑而腰斩。司马迁在《史记》中不无惋惜地叹道：“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 焚书坑儒（油画，张红年 绘） 焚书是李斯一生的阴影。坑杀儒生或许只是君命难违，矫诏废立或许也只是情势所逼，唯有焚书是他深思熟虑后的决断，理智得近乎冷酷，因而也尤其令人不可原谅。 这阴影淹没了他生前的辉煌，也淹没了他死后的凄凉。每当学馆教授“五经”，经师们总会为《尚书》的真伪辩诘不休，而辩诘的无果又总会归罪到他的头上。李斯若地下有灵，只怕也想不到，当初一纸“焚书令”竟会如影随形，纠缠他永生永世。 五 世事无常，幸与不幸往往只在刹那的抉择。 “焚书令”一下，博士诸生人人自危。伏生没有像淳于越那般强行谏阻，而是冒死携《尚书》出逃，暗藏于旧宅壁中，而后流亡他乡。 江山易主，秦亡汉兴，当伏生终于得以回归故乡，已是二十余年之后。 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下诏解除“挟书律”。伏生欣喜若狂，掘壁寻书，可惜已折损大半，只存二十九篇。伏生珍而重之地捧起剩余的残编断简，禁不住潸然泪下。 自此伏生便守着这仅存的二十九篇《尚书》，教授于齐鲁之间，冀望薪火相传，文脉再续。 转眼又是二十余年之后，吕氏倾颓，文帝在位。一个风尘仆仆的青年，不远千里从长安来到伏生的门前。他自称姓晁名错，忝任太常掌故，钦奉圣命前来拜师求学。伏生惊讶异常，他想不到当今朝廷竟会关注起他这个残年老朽来。 此时的伏生已年逾九旬，行动不便，据说全靠其女羲娥转述，才能将二十九篇《尚书》一一口授给晁错。晁错悉数录出后，学成返京，文帝嘉勉有加，列《尚书》于学官。由于这二十九篇《尚书》是以当时通行的隶书写就，故又称为《今文尚书》。 《伏生授经图》（明 杜堇） 《今文尚书》终西汉一代，久盛不衰，支分而脉广。至宣帝时，立于博士者，已有欧阳氏（和伯）、大夏侯（夏侯胜）、小夏侯（夏侯建）三家，均出自伏生门下。 似乎天意不绝《尚书》，伏生于汉文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61年）始卒，年近百岁，时人以为圣。他临终之时，得见《尚书》后继有望，想必也可以无憾了。 六 秦火之难，伏生并非唯一凿壁藏书的人，孔子的九世孙孔鲋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此时还有另一部《尚书》正静候在黑暗里，默默等待命运的转机。不曾想这个转机居然来自一个纨绔子弟的荒唐念头。 汉初，高祖刘邦为保江山永固，一面铲除异姓诸侯，一面分封同姓诸侯。至景帝刘启即位，诸侯割据之势已成。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任用晁错削藩，七国叛乱一触即发。前述李斯所言，可谓不谬矣！ 为换取叛军退兵，景帝无奈只能牺牲晁错，将其腰斩于东市，竟步李斯之后尘。 晁错之死并没有换得叛军的撤离，但却坚定了景帝镇压的决心。是年三月，叛乱平息，七王皆死。景帝将他的儿子刘馀从淮南迁到曲阜，封为鲁王，谥曰恭，史称鲁恭王。 鲁恭王刘馀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为人口吃，不善文辞，一好蓄狗养马，二好修宫造苑。他初到曲阜便萌生了一个荒唐念头，竟起意拆除孔子故宅，以扩建自己的宫苑。 岂料刚拆至一堵墙壁，忽闻壁中传来钟磬琴瑟之声，有五音六律之美。他心下大异，命人轻轻将壁砖揭开，只见里面堆满竹帛简牍，取出一看，尽是蝌蚪篆文，显系先秦旧物。他肃然起敬，不敢再拆，率众退出孔宅，将所获藏书悉数交还给孔子后裔孔安国。 鲁壁 这批藏书极为丰富，其中就有《尚书》若干篇，因系以先秦古文所写，故又称为《古文尚书》。孔安国经过整理，发现《古文尚书》较《今文尚书》多出十六篇，便将《古文尚书》献诸朝廷，奈何古文难读，终被束之高阁。 七 忽忽又过百年，《今文尚书》倍受尊崇，风光不减，《古文尚书》却在寂寞中徒然消磨了岁月。只因朝廷秘而不宣，民间疑窦丛生，有好事者遂不免借机做起造假的勾当来。 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下诏派遣陈农访求天下遗书，并委任刘向、刘歆父子领校秘阁典藏。 东莱人张霸见势可乘，便将伏生所传二十九篇分为百篇，又采《左传》及《书序》添作首尾，就此拆补成一部所谓的《古文尚书》，郑重其事地献给朝廷。 成帝细读之下，每篇都很简短，文意更是浅陋，便教用秘阁所藏孔壁《古文尚书》对看，果然证实纯系伪书。张霸欺君枉上，罪当至死，但成帝心生怜意，只将张霸投入狱中，且任凭其书流传。直到后来张霸的再传弟子樊并谋反，才将这部张氏伪《古文尚书》毁废。 或许正是张霸的伪书案，促使刘向、刘歆父子对孔壁《古文尚书》格外留意起来。刘向开始用《古文尚书》校勘《今文尚书》，发现了《今文尚书》若干脱简及异文。 刘歆 哀帝时，刘歆又力主立《古文尚书》为博士，却遭到了《今文尚书》博士们的排斥。双方由此爆发激烈的论战，互不相让，这就是所谓的今古文之争。 今文派重微言大义，古文派重章句训诂，两派各执一端，本可互通有无，取长补短。然而学术到底脱不开政治，双方骨子里争的不过是谁居正统而已。 《古文尚书》一直要到东汉，才真正压倒了《今文尚书》扬眉吐气。 八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败亡，新朝瓦解，盗贼蜂起。扶风大儒杜林流离兵乱，无意中在西州得到一卷漆书《古文尚书》，他爱若珍宝，握不离身，常恐绝传。 后遇东海卫宏、济南徐巡从其受学，便出示此经，喟然叹道：“今得两位贤契，此经得传，斯道不坠。古文虽不合时务，愿尔等无悔所学。”卫宏、徐巡深感此言，益重此经，《古文尚书》遂渐行于世。 杜林博洽多闻，尤精古文，是公认的小学宗师。东汉一代的经学大家们慕其声名，对此经亦颇为爱重，先有贾逵作训，再有马融作传，后有郑玄作注。迨至东汉末年，《古文尚书》已浸浸然超越《今文尚书》，占据上风。学者们也以兼通为贵，不再专主一家。 今古文之争几乎与东汉相始终，东汉亡，而今古文《尚书》亦相继俱亡。西晋永嘉之乱，斯文沦丧，就更无从寻觅今古文《尚书》的踪迹了。早知如此，两派又何苦相争数百年之久呢？甚无谓也！ 九 今古文《尚书》的双双失落，是魏晋文士心头不灭的伤痕，每当挑灯夜读，凝神遐思之际，都会隐隐作痛。 众里寻他千百度，踏破铁鞋无觅处。晋室东迁，衣冠南渡，而《尚书》仿佛从世间消失了一般，依然杳无音信。 就在人们已几乎不抱希望的时候，东晋元帝建武年间，一部据说由孔安国作传的《古文尚书》，竟然奇迹般地出现在皇宫大殿之中。这是豫章内史梅赜所献，与之同时献来的还有一篇《尚书孔氏传》，据说亦出自孔安国之手。 这部《尚书》共五十八篇，从篇目上看，似乎正是两汉今古文《尚书》的合编，因此当时朝野上下在大喜过望之余，均是深信不疑。元帝司马睿视同祥瑞，当即列入学官。 唐太宗贞观五年（公元631年），诏命修撰《五经正义》，孔颖达作《尚书正义》时所据的底本，便正是梅赜所献之孔传本。 南宋绍熙年间，又将孔安国传和孔颖达正义合刊为《尚书注疏》，收入《十三经注疏》之中，历代相传，广布天下，遂成定本。 但习以为常并非一定理所当然，孔传《古文尚书》到底还是引起了世人的争议。 自南宋吴棫、朱熹先后予以质疑后，递经元代吴澄、明代梅鷟、清代阎若璩和惠栋等学者的严密考证，最终判定其中三十三篇系由伏生二十九篇《今文尚书》析出，其余二十五篇则系伪《古文尚书》。二〇〇八年“清华简”的出世，也似乎印证了这一结论。 清华简 时至今日，《尚书》依然真伪难辨，真中有伪，伪中存真，正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或许《尚书》早已在秦火中尽毁，后来种种不过是梦幻泡影；又或许《尚书》正在等待涅槃重生，终有一日会王者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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