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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统一天下是儒家和法家都追求的目标，然而儒家“以德服人”的理念和法家“以力服人”的理念形成了尖锐的冲突和斗争，儒家所据以立论的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圣人典范，这些圣人典范的事迹集中记载于《诗》、《书》等儒家经典中，这些经典被先秦儒家反复称引，其目的无非是宣传儒家的“德治”理想。秦国采用法家的政策统一中国后，儒家学者试图将秦王朝引向“德治”的轨道，屡屡称书引《诗》、《书》，讲先王之道，结果招致秦王朝的法家势力的极大反感，遂发生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接受丞相李斯的建议，颁布焚书令：“非博士官所藏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1]当时在儒家六经中，《周易》作为卜筮之书不在焚禁之列，其他经典如《诗经》、《春秋》虽亦同遭焚禁的厄运，或因学人记诵，或因博士所藏，还是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而《尚书》相比其他儒家经典而言，却成了最为残缺的经典，也正因为如此，这部书在篇目、真伪、传承等方面成为两千年儒家经学史中歧见最多的一部书。 清儒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标志尚书学有了一个突破性的进展，但仍有些问题迄无定论，有些见解和结论也有待进一步检证。龚自珍说：“《尚书》千载如乱丝。”[2]皮锡瑞说：“《尚书》有今、古文之分，人皆知之，而未有一人能分别不误者。”[3]《尚书》今、古文之分之所以千载难明，一个根本的原因是缺乏真《古文尚书》的直接资料，学者仅凭一些间接的资料作出某种推论，因而不免言人人殊，莫衷一是。近年《郭店楚墓竹简·缁衣》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相继出版，其中引用的《尚书》文句，可以视为古本《尚书》的内容，虽然数量还不多，但已能帮助我们对于尚书学的研究有所推进。 一 今文《尚书》的来历、篇数与流传过程 （一）《尚书》书名 关于《尚书》书名，历史上曾有过多种解释，而纬书《尚书璇玑钤》说：“《尚书》篇题号，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节度。书也，如天行也。”这显然是神化《尚书》，受此影响，郑玄也说：“尚者，上也。尊而重之，盖言若天书然，故曰《尚书》。”[4] 实际上，先秦文献皆称《书》，不称《尚书》[5]，至汉儒始称《尚书》。刘歆说 ：“《尚书》直言也，始欧阳氏先名之。”关于“尚”字，《春秋说题辞》说：“尚者，上也，上世帝王之遗书也。”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说：“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孔颖达说：“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之书，故曰《尚书》。”此数家之言，为《尚书》书名之正解。 （二）汉代尚书学缘起 关于汉代尚书学的缘起，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前？年）《史记》记叙的最早且最具权威性。《史记·儒林列传》： 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 在秦王朝的高压统治之下，曾经做过秦博士的济南伏生成为尚书学存亡继绝的关键人物。伏生名叫伏胜，汉代习惯称儒者为“生”，“生”也就是“先生”的意思，是对有学问的人的一种尊称。[6]当秦朝禁书的时候，伏生将《尚书》藏于屋壁之中。秦末发生战乱，伏生被迫流亡。等到战乱结束，新兴的汉王朝建立，伏生返家后发现先前藏于屋壁中的书，已经亡失数十篇，只剩下二十九篇。汉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时，欲征召能治《尚书》的儒者，其时唯有伏生能治《尚书》，而年九十余岁，不良于行，朝廷只好派掌故晁错（即朝错，公元前200～前154年）往受伏生《尚书》，晁错以所录《尚书》二十九篇入奏朝廷。这二十九篇原本是先秦古书，因在传授过程中以秦汉通行的隶书写定，被学者称为今文《尚书》，以别于后来发现的用先秦六国文字书写的《古文尚书》。 《汉书·儒林传》颜师古注引卫宏《古文尚书序》云： 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也，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多与颍川异，错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 卫宏是东汉初人，其时代上距汉文帝时代近二百年，如何此事知之独详？其时古文学家杜林得漆书《古文尚书》传卫宏，《古文尚书》方兴未艾，卫宏《古文尚书序》即作于此时，其语似有意贬低晁错所录之今文《尚书》，因而引起今文经学家的不满。皮锡瑞《经学通论》反驳说：“《史》、《汉》无伏生使女传言之事，古人书皆口授，即伏生老不能口授，使女传言，亦有藏书可凭，何至以意属读，其时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晁大夫何至不知者十之二三。宏荣《古》虐《今》，意以伏生所传，全不可信，伪孔以为失其本经，口以传授，正用卫宏之说，而更加诬，不知《史》、《汉》明言得二十九篇，则失本经之说不可信。”当时伏生如何教晁错，已无从考证，但这里确有一个“古文”今读的问题。以今日所见战国楚竹书看，其字体与隶书有极大差异，且多奇异字、假借字，若无经师说经，则古文睹面不识，其不知者当不只十之二三。晁错身为掌故，且为人峭刻求真，有伏生及山东诸大儒为师，明师高徒，所录之《尚书》应为“今读”的最好本子，可以断言。 《尚书》是关于尧、舜以至秦穆公大约两千年期间的重要历史资料，如果没有伏胜传承《尚书》，中国的上古史中就会留下一大块空白。鉴于伏胜对传承中国文化的巨大功绩，后来曾有人提议，应该用黄金为他铸造遗像。[7] （三）今文《尚书》的篇数及流传过程 关于今文《尚书》的文献可靠性方面，历史上很少有人提出质疑，但关于今文《尚书》的篇数及其流传的过程，却有不同的传闻。先是西汉末期的刘向（公元前77～前6年）《别录》称：“武帝（公元前140～前78年）末，民有得《太誓》书于壁内者，献之，与博士，使读说之，数月，皆起传以教人。”继有东汉初期的王充（公元27～97年）《论衡·正说》曰： 《尚书》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议，燔烧五经，济南伏生抱百篇藏于山中。孝景皇帝时，始存《尚书》，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错往从受《尚书》二十余篇。伏生老死。书残不竟。晁错传于倪宽。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 关于尚书学问题，原始的资料本不很多，有些资料来自道听途说，传闻失实，而笔之于书，遂启后世纷纭之论。以王充这段话来说，所可质疑之处甚多，如他说伏生抱《尚书》百篇藏于山中就不合情理；还有景帝（而不是文帝！）遣晁错往受《尚书》；晁错（而不是欧阳生！）传授《尚书》于倪宽等等，其事皆与《史记》、《汉书》所记不合。我们认为，讨论《尚书》这类问题，当以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等正史为准星，司马迁、班固皆为良史，见闻广博，且能去伪存真，所用资料较为信实可靠；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司马迁所处之时代，上距汉文帝年间不过几十年的光景。而王充则在司马迁一百多年之后，且身在民间，所得不免传闻失实。不过，王充所言河内女子献《尚书》一篇之事，当时诸大儒皆无异辞，如马融《尚书传·序》说：“《太誓》后得，案其文似若浅露。”赵岐注《孟子》云：“今之《太誓》，后得以充学。”王肃《尚书王氏注·序》云：“《太誓》近得，非其本经。”《泰誓》既然后得，那么，它与伏生所传今文《尚书》的分合关系如何，于是而有伏生所传今文《尚书》究竟是二十九篇，还是二十八篇的持续讨论。对此，学者的见解大体可以分为如下三种： 1、伏生所传原为二十八篇，合后得《泰誓》为二十九篇 （1）王充所论已如上述。 （2）《隋书》：“伏生口传二十八篇，又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 （3）宋熊禾、清翁方纲、王引之等人持此说。 2、伏生所传原为二十九篇，其一篇为《书序》 （1）朱彝尊《经义考》说：“《史记》、《汉书》俱称伏生以二十九篇教于齐、鲁之间，司马氏、班氏，古之良史，不应以非生所授之《泰誓》杂之其中也。……窃疑生所教二十九篇，其一篇乃百篇之序。”又说：“陆德明云：汉宣帝本始中，河内女子得《太誓》一篇献之，与伏生所诵合三十篇，汉世行之。则今文《太誓》原置二十九篇之外矣。” （2）陈寿祺《左海经辨》略同此论。 3、伏生所传原为二十九篇，其一篇《康王之诰》由《顾命》篇中分出 （1）龚自珍《大誓答问》以为，伏生所传原为二十九篇，其一篇《康王之诰》本不合 于《顾命》。 （2）皮锡瑞从此说，以为《史记·周本纪》云：“作《顾命》，作《康诰》（即《康王之 诰》）”，则史公所传伏生之书，明分二篇。其后欧阳、夏侯乃合为一，搀入后得《大誓》，而仍为二十九篇。 我们以为，同一位太史公，既然在《史记·周本纪》中将《顾命》与《康王之诰》作为两篇，那他所言伏生《尚书》二十九篇中就不应该包括后得的《太誓》了。当初《史记》、《汉书》言伏生所传《尚书》二十九篇，并未言具体篇名，由于记叙过于简略，使得两千年来学者纠纷不已。然而无论说二十九篇也好，二十八篇也好，实际上，伏生所传的《尚书》内容在后世流传中并未减少，只是篇章分合略有不同而已。而后得之《太誓》，东汉马融等大儒已辨其伪，后又亡佚，这似乎表明《太誓》一直未并入伏生所传篇章之中，否则何以单单此篇亡佚了呢？伪《太誓》倏然而出，倏然而亡，学者把它当作小插曲忽略可也。无须更作二十九篇、二十八篇的哓哓之争。 （四）今文《尚书》的篇目： 依龚自珍等人见解，将伏生所传《尚书》二十九篇，即后世所说的“今文《尚书》”的篇目列之于下： 《虞夏书》四篇：《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 《商书》五篇： 《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 《周书》二十篇：《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 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 方》、《立政》、《顾命》、《康王之诰》、《费誓》、《吕刑》、 《文侯之命》、《秦誓》。 （五）今文《尚书》的传承与分派 伏生尚书学的两个传人是张生和欧阳生（字和伯）。欧阳生授倪宽，倪宽授欧阳生之子，世世相传，至欧阳生曾孙欧阳高，其尚书学在汉武帝时被立于学官，此即今文《尚书》的欧阳氏学。伏生的另一门人张生传夏侯都尉，其学在夏侯氏家族内传授，传至夏侯胜而名家，此即今文《尚书》的大夏侯氏学。夏侯胜授其侄夏侯建，夏侯建又受学于欧阳派的欧阳高，其学风与大夏侯氏学有了明显的不同，因而自开学派，此即今文《尚书》的小夏侯氏学。大、小夏侯氏学在汉宣帝时也被立于学官。伏生所传今文《尚书》长期成为尚书学的大宗，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其后学的三个流派皆被立于学官。 二 《古文尚书》的来历和流传 （一）孔壁《古文尚书》与“中古文” 《古文尚书》出现过多次，其中孰真孰伪，后世说法不一。所谓“古文”，实际是秦统一全国实行“书同文”制度之前的六国文字。直到现在，还有不少战国时期的竹书出土，可见先秦典籍在汉代被发现是很正常的现象。 《史记·儒林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 《汉书·楚元王传》载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藏）于秘府，伏而未发。” 《汉书·艺文志》：“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讫孝宣世，有欧阳、大小夏侯氏，立于学官。《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 以上是关于孔壁《古文尚书》的三种记载，司马迁《史记》明言：“孔氏有《古文尚书》，……《尚书》滋多于是矣。”是明言孔壁《古文尚书》发现之前，无论朝廷和民间，并没有其他的文本（包括中秘本）。司马迁未记孔安国献书之事及遭巫蛊之难，或许因为这是发生在司马迁时代的敏感的政治问题，司马迁不便深说。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指出献书之事发生在天汉（公元前100～前97年）后之时（当时司马迁约五十岁上下）；同时他又指出，《逸礼》、《书》及左氏《春秋》三部书，“臧（藏）于秘府，伏而未发”。而班固《汉书·艺文志》在谈及孔安国献书，“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之后，笔锋一转即谈“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中古文”的字面意思是禁中秘府所藏之古文旧书，此处所言“中古文” 实际专指孔安国所献《古文尚书》，之所以不再称孔壁《古文尚书》，而称“中古文”者，是因为此书一经献上，便成为皇家中秘之物，不宜沿其旧称，此点关乎国家体统，史家深明于此。因此刘向用以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的“中古文”，其来源即是孔壁《古文尚书》，当无疑义。 然而龚自珍作《说中古文》，怀疑西汉时中秘藏有《古文尚书》，其文说： 成帝命刘向领校中五经秘书，但中古文之说，余所不信。秦烧天下儒书，汉因秦宫室，不应宫中独藏《尚书》，一也；萧何收秦图籍，乃地图之属，不闻收《易》与《书》，二也；假使中秘有《尚书》，何必遣晁错往伏生所受二十九篇，三也；假使中秘有《尚书》，不应安国献孔壁书，始知增多十六篇，四也；假使中秘有《尚书》，以武、宣之为君，诸大儒之为臣，百余年间，无言之者，不应刘向始知校《召诰》、《酒诰》，始知与博士本异文七百，五也；此中秘书既是古文，外廷所献古文，遭巫蛊不立，古文亦不亡，假使有之，则是烧书者，更始之火、赤眉之火，而非秦火矣，六也；中秘既是古文，外廷自博士以汔民间，应奉为定本，斠若画一，不应听其古文家、今文家，纷纷异家法，七也；中秘有书，应是孔门百篇全经，不但《舜典》、《九共》之文，终西汉世具在，而且孔安国之所无者，亦在其中，孔壁之文，又何足贵？今试考其情事，然邪不邪，八也；秦火后千古儒者，独刘向、歆父子见全经，而平生不曾于廿九篇外，引用一句，表章一事，九也；亦不传授一人，斯谓空前，斯谓绝后，此古文者，迹过如扫矣，异哉异哉至于此，十也；假使中秘书并无百篇，则向作《七略》，当载明是何等篇，其不存者亡于何时，其存者又何所受也，而皆无原委，千古但闻有中古文之名，十一也；中秘既有五经，独《易》、《书》著，其三经何以蔑闻，十二也。[8] 针对龚氏之说，皮锡瑞指出：“《汉·志》所云中古文，似即孔壁古文之藏中秘者，非必别有一书，而此中秘书不复见于东汉以后，则亦如龚氏所云毁于更始、赤眉之火矣。”[9] 我们以为，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是当时人论当时事，汉哀帝时，刘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 [10]。当时儒者利禄观念高于学术观念，五经博士皆属今文经学，若将古文经学列于学官，无异于分自己杯中之羹，所以五经博士宁愿“因陋就寡”，“抱残守缺”，而不愿因此失掉既得利益。正是因为五经博士们“深闭固距”，“不肯置对”，刘歆才愤然写出《移让太常博士书》的名篇，这实际是致五经博士的一封公开的声讨信。在此信中刘歆言及孔安国所献《古文尚书》，较今文增多“十六篇”，“臧（藏）于秘府，伏而未发”，并说汉成帝、哀帝曾“亲论”、“考视”其事，“此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皆有征验，外内相应，岂苟而已哉！”中秘藏有《古文尚书》，是随时可以“考视”检证的，刘歆再“狡诈”也不会拿一部“无何有”之书欺君罔上的。龚自珍指责刘向、刘歆“平生不曾于廿九篇外，引用一句，表章一事”，“亦不传授一人”，试想皇帝亲命刘向、刘歆领校中五经秘书，当时古文经学皆未立学官，功令所关，刘向、刘歆怎么可以假公职而传私学呢？龚氏此论，虽辩言滔滔，然不能中其肯綮，究其原因，在于龚氏今文经学的门户意气较重，未能平心论史。 我们还以为，孔安国所献孔壁《古文尚书》而“臧（藏）于秘府”者，就是真《古文尚书》，此书仍在东汉流传，并未毁于更始、赤眉之火，例如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称其所附古文的根据之一即是“《书》孔氏”，并在《说文解字》中引用《古文尚书》百余条，有的内容已超出伏生所传今文《尚书》，详见后文。 根据孔颖达《尚书正义》“《尧典》”题下所引马融、郑玄《书序》注，《古文尚书》所增多十六篇篇目如下： 《虞夏书》七篇：《舜典》、《汩作》、《九共》、《大禹谟》、《弃稷》（《益稷》）、《五子之歌》、《胤征》； 《商书》六篇：《汤诰》、《咸有壹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 《周书》三篇：《武成》、《旅獒》、《冏命》。 学者言逸书十六篇篇目，无不引录此言，然而一些学者怀疑马融、郑玄未曾见到真《古文尚书》，而只见到《书序》。当时《书序》有百篇，马、郑若未见真《古文尚书》，如何能从中厘定出十六篇篇目呢？ （二）关于孔壁《古文尚书》的传授谱系 孔壁《古文尚书》的传承谱系，是值得仔细研究的一个问题。《汉书·儒林传》说，孔安国传《古文尚书》于都尉朝，此后形成了一个几代传授的谱系，至王莽时代，其五传弟子王璜（字平中）、涂恽（字子真）博取了较高的政治地位。这似乎表明，当时除了刘向、刘歆等人曾见到中秘之《古文尚书》外，民间还有传习《古文尚书》者，并待机争取学官的地位。根据《汉书·儒林传》，孔安国《古文尚书》传授谱系是这样的： 孔安国――都尉朝－－庸谭－－胡常（字少子）－－徐敖－－王璜（字平中）、涂恽（子真）－－桑钦（字君长） 我们再来看《后汉书·贾逵传》，其中有这样的信息： “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也。父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又受《古文尚书》于涂恽。……逵悉传父业，……与班固并校秘书，应对左右。”由此我们可以续写孔安国《古文尚书》的传授谱系如下： 刘歆、涂恽－－贾徽――贾逵 贾逵是孔壁《古文尚书》的重要传人之一，同时他又曾为同郡杜林所得漆书《古文尚书》作训，此漆书《古文尚书》与孔壁《古文尚书》未知是一是二，但贾逵既肯为之作训，则其书为真《古文尚书》当无疑问。而许慎曾受业于贾逵。由此我们可以认定许慎《说文解字》所引“《书》孔氏”是孔壁《古文尚书》一脉相传的。 （三）东汉初杜林所得漆书《古文尚书》 东汉初杜林（公元前？～公元47年），号为通儒，尤精文字之学，名望重于世，光武帝时，官至大司空，《后汉书·杜林传》：“杜林，字伯山，扶风茂陵人……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杜林较刘歆稍晚，正好经历了两汉之际的王莽、赤眉之乱，杜林于流离兵乱中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如获至宝。后杜林传《古文尚书》于卫宏与徐巡，并说“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卫宏有《尚书训旨》，已佚。 又，《后汉书·儒林传》说： 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于世。 据此而言，贾逵、马融、郑玄等传承了杜林的《古文尚书》。贾逵（公元30～101年）曾作《尚书古文同异》三卷，已佚；马融（公元79～166年）曾作《尚书注》十卷，已佚，王谟、马国翰有辑本；郑玄（公元127～200年）曾作《尚书注》九卷，已佚，孔广森辑十卷，袁钧辑九卷。 朱彝尊《经义考》说：“漆书《古文》虽不详其篇数，而马、郑所注实依是书，陆氏《释文》采马氏注甚多，然惟《今文》及《小序》有注，而孔氏增多二十五篇，无一语及焉。……然则漆书亦止有《今文》二十八篇而已。孔氏增多之书无之也。” 翁方纲《经义考补正》引王聘珍案：“杜林所得《古文尚书》，即《艺文志》所云‘中古文’，刘向当日以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者也。杜林之本即马、郑传注之本，亦止伏生所传二十八篇，而未有孔传增多之书。……漆书《古文尚书》原是西汉中秘之本，经新莽之乱，散落民间，而杜林得之也。”又案：“汉中秘本多是漆书，后汉有行赂求改兰台漆书以合其私文者。” 皮锡瑞《经学通论》：“孔壁古文罕传于世，至东汉卫、贾、马、郑，古文之学渐盛，其原出于杜林，与孔壁古文是一是二，未有明据。”[11]同书又说：“马郑注古文十六篇，世以为孔壁真古文，而马融云：逸十六篇，绝无师说。既无师说，真伪难明。”[12] 我们也倾向认为，杜林所得漆书《古文尚书》，或许就是西汉中秘所藏《古文尚书》经新莽之乱而散落民间者，但《后汉书·杜林传》说杜林所得漆书《古文尚书》只有一卷，以通常情况而言，一卷书的篇数不会很多，而陆德明《经典释文》所引马融《尚书注》的内容很多，如果马融《尚书注》是以杜林漆书《古文尚书》为底本的话，那杜林的漆书《古文尚书》可能不只一卷。或者马融、郑玄等人的《尚书注》的底本另有来历。 其次，关于《逸书》十六篇亡佚的时间问题，皮锡瑞提出：“《汉·志》所云‘中古文’，似即孔壁古文之藏中秘者，非必别有一书，而此中秘书不复见于东汉以后，则亦如龚氏所云毁于更始、赤眉之火矣。”[13]即认为孔壁《古文尚书》亡佚于两汉之际。朱彝尊也说：“终汉之世，下及魏晋，莫有见之者。故赵岐注《孟子》、高诱注《吕览》、杜预释《春秋》，凡孔氏增多篇内文，皆曰‘逸书’。”然而这种论证也许不能成立，因为“逸书”二字，既可以理解为已逸之《书》，也可以理解为伏生所传二十九篇之外的《古文尚书》，《逸书》十六篇久佚，复出于民间，不为博士所习，孔颖达《尚书正义》“《尧典》”题下引马融《书序》说：“逸十六篇，绝无师说。”汉儒重师承，无师说则不敢强为之解，因此马融、郑玄等人的传注只解伏生所传之二十九篇，其外的十六篇皆无传注，所以谓之《逸书》。这里所谓《逸书》者，非逸其文，而是其说逸而无考。此即如阎若璩所说：“郑注《书》有亡、有逸，亡则人间所无，逸则人间虽有，而非博士家所读。”[14]许慎《说文解字》明言引据“《书》孔氏”（见后文），则马融、郑玄亦当见此书。虽然战乱兵火是《逸书》十六篇再次亡佚的重要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绝无师说”和不立学官，这样它便成为如杜林所说“不合时务”的“无用”之学，而难以为继。以我们的意见，《逸书》十六篇东汉尚存，其亡佚或在东汉之后。 再者，过去我们一直不能确定郑玄等人所传习的《古文尚书》，是否先秦的真古文《书》，现在由于《郭店楚墓竹简·缁衣》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相继出版，从文中引《书》文句来看，我们可以判定郑玄等人所传习的确是真《古文尚书》（关于此点，我们留待后面证明），而郑玄曾为杜林漆书《古文尚书》作注，这也从间接证明杜林漆书《古文尚书》是真《古文尚书》。 （四）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所引“《书》孔氏” 许慎，字叔重，东汉时期人，曾从贾逵受古文学，博通儒家经典，时人赞为“五经无双许叔重”，许慎著有《五经异义》，已佚；另撰有《说文解字》，今存，此书是研究古文字学最重要的资料之一。 《说文解字》创稿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历经二十二年，即至汉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始完成。许慎《说文解字序》谓：“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又谓其《说文解字》收录古文的根据是“《易》称孟氏，《书》孔氏……”等等。朱彝尊《经义考》对此提出疑义说：“夫贾、卫、马、郑诸大儒均未之见，许氏何由独得之？”他列举《说文》所引《古文尚书》古异字某作某者，皆在伏生所传二十八篇中，“使许氏果得见孔氏古文，则于增多篇内亦必及之矣”。朱彝尊认为东汉儒者似皆未见孔安国所献《古文尚书》，皮锡瑞亦谓“此中秘书不复见于东汉以后，则亦如龚氏所云毁于更始、赤眉之火矣”。 我们对《说文解字》所引《古文尚书》逐条摘出并加以分析，以为许慎所引《古文尚书》的内容值得研究《尚书》的学者重视，其中资料虽然极为零碎，但亦有其重要的价值。 许慎将《尚书》分为《唐书》（如“愻”字条引“《唐书》曰：五品不愻。”）、《虞书》、《夏书》、《商书》、《周书》，这与伏生《尚书大传》关于唐、虞、夏、商、周的分法相合。值得注意的是，许慎所见《古文尚书》以《洪范》属于《商书》而不是属于《周书》；以《微子》和《西伯戡黎》属于《周书》而不是属于《商书》。 《说文解字》引录《古文尚书》一百七十余条，其中绝大部分散见于今文《尚书》中，分属今文《尚书》中的《尧典》（包括《舜典》）、《皋陶谟》（包括《益稷》）、《禹贡》、《甘誓》、《盘庚》、《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縢》、《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无逸》、《多方》、《立政》、《顾命》、《费誓》、《吕刑》、《文侯之命》、《秦誓》以及《古文尚书》的《说命·小序》等，因其属于古文，故文字略异。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今本《尚书·舜典》“帝乃徂落”在《说文解字》“徂”条中作“《虞书》曰：勋乃徂”，这与《孟子》引古《尧典》“放勋乃徂落”相合，表明《说文解字》所引录是古本《古文尚书》。 另外，《说文解字》所引《尚书》有十余条既不见于伏生所传二十九篇（今本分为三十三篇），也不见于东晋梅赜所献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之中，如《说文解字》“欙”字条引《虞书》：“予乘四载，水行乘舟，陆行乘车，山行乘欙，泽行乘?” [15]；“懱”字条引《商书》“以相陵懱”；“蠢”字条引《周书》“我有?于西”；“搯”字条引《周书》“师乃搯”；“戔”字条引《周书》“戔戔巧言”；“宂”字条引《周书》“宫中之宂食”；“圛”字条引《尚书》“圛圛升云，半有半无”；“榗”字条引《书》“竹箭如榗”等等。我们推想，这十余条所引可能是今文《尚书》逸句，但也极有可能出自孔壁《古文尚书》增多的十六篇之中。而我们需要清楚的是，许慎所作《说文解字》为字书，所列古异字附于相应的正字之下，所引《古文尚书》之古异字，多数因其可与今文《尚书》对读而识之，少数可于行文中见其字义，而孔壁《古文尚书》增多的十六篇中的多数古异字，若无所可比，且无师说，不识其字，则亦难以附丽。因此我们似乎不可以说《说文解字》未引“孔氏古文增多篇内”之字，也不可轻易怀疑许慎依据“《书》孔氏”的真实性，更何况许慎所引据的“《书》孔氏”有其一脉相承的传授谱系（见前论）。 三 《尚书》伪经伪说的流行 《尚书》是中国最古之书，伏生所传《尚书》只有二十九篇，而另有数十篇亡失，由是学人皆知《尚书》是残缺不全之书，因而对于其余篇章的发现，便是学术界非常重视和期待的事情。汉晋之世，统治者奖励献书，这种政策刺激了一些人造作伪经。汉世经秦焚书浩劫，古书遗存不多，当时虽有造伪经者，因可凭借之资源甚少，造伪作品低劣，易被识破。西汉末期，谶纬之学盛行，作伪者皆知造伪经难而造谶纬易，于是舍造伪经而大造纬书，利用纬书放言论经，因而有关儒经传授的伪说颇多。汉末魏晋之世，出土之古文经已成规模，古文经学蔚然成风，学林渐多通儒。此时有欲以献书邀名希宠者，其人往往学植深厚，能遍览百家之书，汇集逸书遗言，造伪书而乱真经。后世一些学人专事辨伪，兀兀穷年，颇受其累。而伪经、伪说之影响仍难完全消除。 （一）西汉中期河内女子献伪《泰誓》一篇 《泰誓》本称《大誓》，古人于大、太通用，故亦称《太誓》，泰字当是通假字，而非本字，王应麟《困学纪闻》谓：《泰誓》古文作大誓，故孔氏注云：“大会以誓众。”这里我们仍按习惯称《泰誓》。伏生所传今文《尚书》本无《泰誓》一篇，《泰誓》后得。而关于《泰誓》奏献的时间，诸家说法有所差异。 西汉末的刘向（公元前77～前6年）《别录》谓：“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末，民有得《太誓》书于壁内者，献之。”东汉初的王充（公元27～97年）《论衡·正说》谓：“孝宣皇帝（公元前73～前49年）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谓：“汉宣帝本始（公元前73～前70年）中，河内女子得《太誓》一篇献之。”如果我们折衷“武帝末”与“宣帝初”两种说法，其间相距不过一二十年。 东汉诸大儒将此篇《泰誓》与古籍所引《泰誓》语比对，无从印证，而皆疑其为伪作，如马融指出，《左传》、《国语》、《孟子》、《荀子》、《礼记》所引《太誓》之文，今文《太誓》皆无其语[16]。此篇《泰誓》大约在魏晋年间便亡佚了。 （二）西汉末期张霸献伪《尚书》百两篇 西汉末期谶纬盛行，有人造纬书《尚书璇玑钤》，其中说：“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纬书侈言夸诞，缪悠无凭，即俗所谓“吹牛不打草稿”之类。但当时人颇信之。在这种情势下，张霸献上伪造的《尚书》百两篇，其书浅陋拙劣，伪迹昭然，当时即被识破。《汉书·儒林传》说：“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 虽然张霸所献《尚书》百两篇被黜不曾行世，但纬书所称孔子编定《尚书》百两篇之伪说，长期以来仍有相当大的影响。 （三）东晋梅赜所献伪《古文尚书》 《尚书》在其流传的过程中，发生过严重的伪窜变化，却长期不为学者所知。所谓伪《古文尚书》，就其实质而言，是指流传至今的《尚书》五十八篇中的二十五篇伪作。这些伪作出现在哪个时代？沿流溯源，可以寻迹于东晋元帝（公元317～322年）时期的豫章内史[17]梅赜（或作梅颐）献《古文尚书》之事。 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谓： 江左中兴，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奏上孔传《古文尚书》，亡《舜典》一篇，购不能得，乃取王肃注《尧典》，从“慎徽五典”以下分为《舜典》篇以续之，学徒遂盛。 《隋书·经籍志》谓： 晋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书》经文，今无有传者。及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至东晋，豫章内史梅颐始得安国之《传》，奏之。 晋怀帝永嘉年间，石勒攻陷洛阳，怀帝被虏，晋秘府藏书尽罹于兵燹，《隋书·经籍志》说，当此之时，“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按此说法，孔壁《古文尚书》岂有独存之理。而梅赜献所谓“孔传《古文尚书》”之时代正好与此时代相衔接。这也正是梅赜所献伪《古文尚书》得以行世的一个历史契机。但此书未必是梅赜本人所伪造。在梅赜之前，尚有一串传承者的名单。 孔颖达《尚书正义》“《虞书》”题下引《晋书》云： 晋太保公郑冲以古文授扶风苏愉，愉字休预，预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皇甫）谧之外弟也，季授城阳臧曹，字彦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赜，字仲真，又为豫章内史，遂于前晋奏上其书而施行焉。 按：此条引文不见于今二十四史中的《晋书》，唐刘知几《史通》称唐修《晋书》以前，有前后晋史十八家。[18]今众书皆亡，孔颖达所引《晋书》语究竟出自哪一家，今已无从考见。后世学者或怀疑伪《古文尚书》出自皇甫谧，或怀疑出自王肃门人，等等，然并无确据。 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五十八篇，其中有三十三篇与伏生所传《尚书》的内容相合，实际是从伏生所传二十九篇中的《尧典》分出《舜典》一篇；从《皋陶谟》分出《益稷》一篇；又将《盘庚》分为上、中、下三篇。这一部分（除去《舜典》后增篇首二十八字外）就是今文《尚书》的内容，只是个别文字参酌马融的《尚书注》和郑玄的《尚书注》而有所改易而已。 另外加入的就是伪作二十五篇，其篇目是： 一、《大禹谟》；二、《五子之歌》；三、《胤征》；四、《仲虺之诰》；五、《汤诰》；六、《伊训》；七、《太甲上》；八、《太甲中》；九、《太甲下》；十、《咸有一德》；十一、《说命上》；十二、《说命中》；十三、《说命下》；十四、《泰誓上》；十五、《泰誓中》；十六、《泰誓下》；十七、《武成》；十八、《旅獒》；十九、《微子之命》；二十、《蔡仲之命》；二十一、《周官》；二十二、《君陈》；二十三、《毕命》；二十四、《君牙》；二十五、《冏 命》。 伪《古文尚书》作伪有其巧妙之处，其五十八篇的篇数与马融《尚书注》和郑玄《尚书注》的篇数相合；其托名孔安国的《传》和《序》，与历史上孔安国献书之事相合；其相关文句又能与古籍中所引《尚书》语相吻合；还有在二十五篇伪作中有很多格言警语，深化了儒家义理，此正如吴澄所说：“梅赜二十五篇之书出，则凡传记所引《书》语，注家指为逸书者，收拾无遗，既有证验，而其言率依于理，比张霸伪书辽绝矣。”[19]正是由于有这些特点。所以许多儒者相信这就是孔壁《古文尚书》，并习惯上称之为“孔《传》”。南北朝至隋代，“孔《传》”与“郑《注》”（郑玄《尚书注》）并行，而郑《注》逐渐衰微。唐初，先有陆德明加以表彰，继有孔颖达等人据此本作《尚书正义》，颁行天下。 到了宋代，学者开始怀疑增多的二十五篇为伪作，首先发难的是吴棫，他说：“增多之《书》皆文从字顺，非若伏生之《书》诘屈聱牙。”[20]朱熹也说：“《尚书》孔安国书传，此恐是魏晋间人所作，托安国为名。”[21]又说：“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偏记得难底，至于易底全不记得？”（同上） 明郑瑗著《井观琐言》说：“古文《书》虽有格言而大可疑，观商、周遗器，其铭识皆类今文《书》，无一如古文之易晓者。”[22] 明代梅鷟始著专书《尚书考异》排击伪《古文尚书》，清代阎若璩更著《尚书古文疏证》，抉发伪《古文尚书》造伪之迹，不遗余力。其书不仅动摇了今本《尚书》中“增多二十五篇”的经典地位，也撼动了朱熹理学道统论的基石。虽然其书草创，未为完备，但梅赜奏献所谓“孔传《古文尚书》”被视为伪《古文尚书》，则已几成学界共识了。 （四）南朝齐明帝时姚方兴献伪《舜典孔传》一篇。 东晋初梅赜献伪孔传《古文尚书》时，称亡失《舜典》一篇。当时鉴于王肃注近似伪孔传，乃取王肃注《尧典》，从“慎徽五典”以下分出为《舜典》一篇以充之。这篇《舜典》因为原是《尧典》的一部分，就其经文内容而言，属于今文《尚书》，但其分割形式及其传注则属于伪作，而且这种分割还带来一个问题，即《舜典》以“慎徽五典”开篇，显得没头没脑。于是就又有造假者出来了。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说：“齐明帝建武（公元494～497年）中，吴兴姚方兴采马、王之注，造孔传《舜典》一篇，云：于大桁头买得之。”作伪者不知所谓“孔传《古文尚书》”已是伪作，又作伪加以补缀，可说伪中之伪。这篇伪作在开头加上“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孔颖达《尚书正义》也述其事说：“东晋之初，豫章内史梅赜上孔氏传，犹缺‘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至齐萧鸾建武四年，吴兴姚方兴于大桁头得孔氏传古文《舜典》，亦类太康中书，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兴以罪致戮。至隋开皇初，购求遗典始得之。”不过，对于造伪事主，史家又有不同的见解，如明郑晓认为，这二十八字并不是姚方兴的伪作，而是隋代人托名姚方兴作伪的，他并对此二十八字一一抉发其作伪之迹。郑晓手批元吴澄《尚书纂言》说： 《舜典》“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盖隋开皇时人伪为之，假设姚方兴以伸其岁月尔。“曰若”句袭诸篇首，“重华”句袭诸《史记》，“濬哲”掠《诗·长发》，“文明”掠《乾·文言》，“温恭”掠《颂·那》，“允塞”掠《雅·常武》，“玄德”掠《淮南子鸿烈》，“乃试以位”掠《史·伯夷传》，正见其搜窃之踪。 关于此二十八字，陆德明已指出其为伪造，但孔颖达《尚书正义》还是以此二十八字置于《舜典》篇首。 四 楚简《缁衣》与真、伪《古文尚书》 自唐以后，学者争辨《古文尚书》的真伪，焦点集中在两点上，其一是马融、郑玄等大儒曾为之作注的《古文尚书》；其二是东晋梅赜所献所谓“孔传《古文尚书》”，孔颖达等人曾据此作《五经正义》。这两种来源的《古文尚书》，孰真孰伪，历史上曾有几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以唐陆德明、孔颖达、清毛奇龄等为代表，以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为真，以马融、郑玄所注《古文尚书》为伪；第二种意见，以宋吴棫、朱熹、元吴澄、明梅鷟、清阎若璩、惠栋等人为代表则以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为伪，其中阎若璩、惠栋又提出马融、郑玄所注本于杜林的漆书《古文尚书》，就是孔子屋壁中的真《古文尚书》献于朝廷，藏于中秘，而后又流散民间；第三种意见，以清儒刘逢禄、宋翔凤、魏源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无论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还是马融、郑玄所注本于杜林的漆书《古文尚书》都是伪书。 （一）重新检证真、伪《古文尚书》的考察方法 自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问世后，学术界已基本认定，东晋梅赜所献托名孔安国作传的《古文尚书》五十八篇，除了有三十三篇内容与西汉伏胜所传今文《尚书》的内容基本相同外，另有二十五篇是后人抄集文献中有关逸《书》篇章的零星资料伪造的。另外，马融、郑玄等大儒曾为之作注的《古文尚书》是否真《古文尚书》？或者说，汉以后是否出现过真《古文尚书》？ 《郭店楚墓竹简·缁衣》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已先后出版，这是先秦时期两部不同文本的《缁衣》，与今通行本的《礼记·缁衣》在关键字上又都有若干重要的差别。《缁衣》一文中多次引用《尚书》的文句，所引篇目既有今文《尚书》，也有《古文尚书》，其中引《尹诰》一次；《君牙》一次；《吕刑》三次；《君陈》二次；《祭公之顾命》一次；《康诰》一次；《君奭》一次，总共十次。这些篇名及其中的内容无疑都是《尚书》原典的内容。但三个文本《缁衣》引《尚书》的文字却又不尽相同。 假如伪《古文尚书》果真是抄集相关逸《书》资料而作的，那么，作伪者当时所能见到的只能是汉儒戴圣整理的流传至今的通行本《礼记·缁衣》，而见不到《郭店楚墓竹简·缁衣》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这样一来，伪《古文尚书》在涉及《缁衣》所引《尚书》文句时，一定会与今通行本的《礼记·缁衣》相同，而不同于《郭店楚墓竹简·缁衣》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如果验证的结果恰好相反，那我们或许要重新审定今传所谓《古文尚书》是否抄集逸《书》的伪作。另一方面，无论《郭店楚墓竹简·缁衣》，还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从字体而言，都属于汉儒所谓的“古文”，两部《缁衣》中所引的《尚书》的内容也就是真《古文尚书》的内容，汉代儒者曾引用过所谓《古文尚书》的内容，但因真《古文尚书》今已不存而无从印证，假如他们引用过《古文尚书》的内容，能从这两部先秦竹书本的《缁衣》中得到印证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确证汉儒所谓的《古文尚书》即真《古文尚书》并非虚谈。 （二）伪《古文尚书》确有作伪之嫌 例一： 1．《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尹 》云：惟尹躬及康（汤），咸有一德。” 2．《郭店楚墓竹简·缁衣》：“《尹 》云：惟尹躬及汤，咸有一德。” 3．今通行本《礼记·缁衣》：“尹吉曰：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 4．今通行本《尚书·咸有一德》：“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 分析：以《缁衣》引《书》之例，《尚书》原典中有《尹 》一篇，应是伊尹告太甲之言。“ ”字当释读为“诰”，但传世本《礼记·缁衣》误读为“吉”，这样就好像是一位姓尹名吉的人所讲的话。大约汉人发现的真《古文尚书》中有《尹诰》一篇，当时可能无篇题，汉人见其中有“咸有一德”之语，遂用以名篇。后此篇失传，后世作伪《古文尚书》者便从传世《缁衣》中抄入“惟尹躬及汤，咸有一德”之语，敷衍成篇，这就是伪《古文尚书》的《咸有一德》篇。殊不知《尚书》原典中“咸有一德”一句出自《尹诰》中。汉儒已误，作伪《古文尚书》者误信其说而造假，正好露出造假的破绽。 例二： 1．《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君牙》云：‘日暑雨，小民惟曰命，晋冬耆寒，小民亦惟曰令。’” 2．《郭店楚墓竹简·缁衣》：“《君牙》曰：‘日暑雨，小民惟日怨，晋冬旨（耆）沧，小民亦惟日怨。’” 3．今通行本《礼记·缁衣》：“《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日怨，资冬祁寒，小民亦惟日怨。’” 4．今通行本《尚书·君牙》：“夏暑雨，小民惟日[23]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日怨咨。” 分析：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到《郭店楚墓竹简·缁衣》，再到今通行本《礼记·缁衣》，再到今通行本《尚书·君牙》，从字句和文意看，似有一种由质朴艰涩向修明顺畅演进的关系。首先由“日暑雨”到“夏日暑雨”，再到“夏暑雨”，从修辞的准确性和对应性而言都有较好的改进。其次。从“小民惟曰命”到 “小民惟日怨”，已发生了由“信天命”到“怨天命”的深刻的思想转变，天不可怨，而民尚怨之，因而要做到治民而无怨，那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今通行本《尚书·君牙》显然是抄撮了今通行本《礼记·缁衣》有关《尚书》逸篇《君牙》的内容，读“资”为“咨”，并以“怨咨”连读，更在“小民亦惟日怨”后又加补一“咨”字，以使前后文句相对应。将以上不同文本的同一资料相对比，我们有理由相信伪《古文尚书》是相对较晚的文献。 例三： 1．《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君陈》云：‘未见圣，如其其弗克见，我既见，我弗贵圣。’” 2．《郭店楚墓竹简·缁衣》：“《君陈》云：‘未见圣，如其弗克见，我既见，我弗迪圣。’” 3、今通行本《礼记·缁衣》：“《君陈》曰：‘未见圣，若己弗克见，既见圣，亦不克由圣。’” 4．今通行本《尚书·君陈》：“凡人未见圣，若不克见，既见圣，亦不克由圣。” 分析：《君陈》此语大概的意思是说，平常人未见到圣道，会认为不能得见圣道，即使有一天见到圣道，也不能按照圣道办事。《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中“我弗贵圣”的“贵”字，应该说用得不很准确，人们非不以圣道为可贵，只是因为圣道高远，难以遵循，因此《郭店楚墓竹简·缁衣》即改为“我弗迪圣”，“迪”通“由”，即是遵循之义。至《礼记·缁衣》则隐掉了第一人称“我”，作纯客观地陈述，并且从修辞上说，“既见圣”与“未见圣”相呼应，文气连贯顺畅。而至伪《古文尚书·君陈》基本抄撮了《礼记·缁衣》的句子，只是又在前面加上“凡人”二字，而上升到一般性规律的陈述。从此例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出伪《古文尚书·君陈》的晚出痕迹。 例四： 1．《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祭公之顾命》云：毋以小谋败大作，毋以嬖御 庄后，毋以嬖士 大夫、卿士。” 2．《郭店楚墓竹简·缁衣》：“《祭公之顾命》云：毋以小谋败大作，毋以嬖御塞庄后，毋以嬖士塞大夫、卿士。” 3．今通行本《礼记·缁衣》：“葉公之顾命曰：毋以小谋败大作，毋以嬖御人疾庄后，毋以嬖御士疾庄士、大夫、卿士。” 4．今通行本《尚书》：无。 分析：《祭公》篇或称《祭公之顾命》篇，不见于传世本《尚书》，而见于《逸周书》。《尚书》本可分《虞夏书》、《商书》、《周书》三部分。按《缁衣》引《书》之例，推测《祭公之顾命》应属《尚书》中的《周书》部分。祭公，字谋父，为周公之孙，周穆王时以老臣当国，此篇是祭公将死时告诫穆王之辞，是一篇重要的政治文献，原是列于《尚书》诸篇之中的。那为什么历代学者有这样大的失误，不把《祭公之顾命》作为《尚书》的内容呢？这是因为传世本的《礼记·缁衣》篇误将“祭公之顾命”的“祭”隶定为“葉”，变成了“葉公之顾命”，自郑玄至孔颖达皆因错就错，以“葉”为本字，误注为葉公子高。葉公子高是春秋末期人，这样不仅时代相差太远，人物的份量也远远不够了。因此也就不会有人去想这可能是《尚书》原典的内容。正因为前人不曾提出《祭公》或《祭公之顾命》篇是《尚书》原典内容，因而此篇也就在伪《古文尚书》造伪者抄集的范围之外了。 （三）汉代确曾有真《古文尚书》面世 今文《尚书》是指由秦博士伏生于汉文帝时所传的《尚书》二十九篇，因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传写，后世称为今文《尚书》，就其内容而言，实为先秦的古本。而西汉时期发现的用战国文字书写的孔壁《古文尚书》，除去与今文《尚书》相同的篇章外，尚多出十六篇。这部书由孔安国家献给朝廷，藏于中秘，汉以后文献所说的“中秘书”实即此本。孔安国亦曾私传其学于都尉朝，其后接续有人，至东汉许慎承其学，其《说文解字》明言引据“《书》孔氏”；东汉初古文字学家杜林从民间得到的漆书《古文尚书》，此书与孔壁《古文尚书》未知是一是二，史称贾逵、马融、郑玄皆曾为漆书《古文尚书》作传注。以下例一所引《君奭》及例二、例三所引《吕刑》（又称《甫刑》）属今文《尚书》，后亦出现古文本，当两种文本出现文字差异时，就不免要定取舍，古文经学家通常取古文本以改今文本。有意味的是，当我们比较《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郭店楚墓竹简·缁衣》、今通行本《礼记·缁衣》和今通行本《尚书》有关今文《尚书》的文字异同时，我们会发现今文《尚书》部分的文字往往与楚简本相合，而与《礼记·缁衣》本不合，这可以证明今文《尚书》的可靠性，也可以证明汉代确曾有真《古文尚书》面世。 例一： 1．《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君奭》云：‘（前缺）……集大命于氏（氒，通厥）身。’” 2．《郭店楚墓竹简·缁衣》：“《君奭》云：‘昔在上帝，割绅觀文王德，其集大命于氒（厥）身。’” 3．今通行本《礼记·缁衣》：“《君奭》云：‘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4．今通行本《尚书·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寜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分析：《礼记·缁衣》郑玄注说：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为“割申勸寜王之德”，今博士读为“厥乱勸寜王之德”，三者皆异，古文似近之。在郑玄的时代，《君奭》此语已经有三个文本，一是《礼记·缁衣》所引《君奭》作“周田觀”；二是立为博士的欧阳、大小夏侯三家今文《尚书》的《君奭》篇作“厥乱勸”；而郑玄等大儒所见《古文尚书·君奭》作“割申勸”，郑玄认为《古文尚书》比较接近原典。在此例中，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即《尚书·君奭》篇虽属今文《尚书》，在此处却取古文说，而作“割申勸寜王之德” [24]，与郑玄所言一字不差。此本不知定于何时，或许伪《古文尚书》作者不仅新造了二十五篇伪作，并对今文《尚书》中凡与古文说不合之处，一并改过，以显示自己的“传本”是真古文。此点我们暂且不去管它。这里我们所要关注的是，《郭店楚墓竹简·缁衣》的出土证明郑玄所言大致不差，大概郑玄等人所见古文中有一“雚”字，学者将其视为省文，或读为“觀”，或读为“勸”。但无论如何，郑玄所见确是真《古文尚书》。 例二： 1．《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吕刑》云：‘苗民非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2．《郭店楚墓竹简·缁衣》：“《吕刑》云：‘非用臸，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3．今通行本《礼记·缁衣》：“《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4．今通行本《尚书·吕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分析：上例讲今文《尚书》的文字往往与楚简本相合，而与《礼记·缁衣》所引不合，此例又是一证。今通行本《尚书·吕刑》“苗民弗用灵”一句，与《礼记·缁衣》：“苗民匪用命”不合，却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苗民非用灵”相合，证明今文《尚书》合于先秦古本。 例三： 1．《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吕刑》云：‘播刑之迪。’” 2．《郭店楚墓竹简·缁衣》：“《吕刑》云：‘播刑之由。’” 3．今通行本《礼记·缁衣》：“《甫刑》曰：‘播刑之不迪。’” 4．今通行本《尚书·吕刑》：“播刑之道。” 分析：今通行本《礼记·缁衣》：“《甫刑》曰：‘播刑之不迪。’”“不”字为衍文，《尚书·吕刑》为真古本，不随《礼记》而改。《尚书·吕刑》“播刑之道。”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所引《吕刑》“播刑之迪”及《郭店楚墓竹简·缁衣》所引《吕刑》“播刑之由”文字略同，盖“迪”、“由”、“道”皆可相通。 此节所举今文《尚书》三例，皆与楚简《缁衣》引《书》文字相合，而与《礼记·缁衣》引《书》文字不合，这充分说明今文《尚书》确有其可靠性。而上节所引伪《古文尚书》数例，皆与《礼记·缁衣》引《书》文字相合，而与楚简《缁衣》引《书》文字不合，这说明伪《古文尚书》确实是抄集古代文献而成。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进一步验证阎若璩等人关于伪《古文尚书》的论断的正确性。 【注释】 [1]《史记·秦始皇本纪》。 [2]《龚定庵全集类编》卷六《论辨类下·大誓答问第一》，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 页。 [3] 皮锡瑞《经学通论》，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59页。 [4] 引自孔颖达《尚书正义·尚书序》“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条下。 [5] 在先秦，“尚书”二字连用，惟见《墨子·明鬼下》中一条：“尚书《夏书》，其次商、周之书。”清代学者王念孙《读书杂志》七之三已正确指出：“尚”与“上”同，“书”当为“者”，言上者则《夏书》，其次商周之书也。 [6]《史记·索隐》谢承云：云“生”者，自汉以来儒者皆号“生”，亦“先生”省字呼之耳。 [7] 元吴澄诗云：“前汉今文古，后晋古文今，若论伏胜功，遗像当铸金。” [8]《龚定庵全集类编》卷四《论辨类上·说中古文》。 [9] 皮锡瑞《经学通论》一《书经》，第64页。 [10]《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 [11] 皮锡瑞《经学通论》一《书经》，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59页。 [12] 皮锡瑞《经学通论》一《书经》，第54页。 [13] 皮锡瑞《经学通论》一《书经》，第64页。 [14]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一。 [15] 江声疑此为《汨作》之文，然无实据。《史记·夏本纪》有“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辇”之语，或出于此。 [16] 引自见《尚书马氏传·序》，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 [17] 晋代习惯称“太守”为“内史”，见刘起釪先生著：《尚书学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76页。 [18] 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谓：“皇家贞观中，有诏以前后晋史十有八家，制作虽多，未能尽善。乃敕史官，更加纂录……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者，竞从新撰者焉。”见《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50页。 [19]《吴文正集》卷一元《四经叙录》。 [20] 引自朱彝尊《经义考》卷七十四。 [21]《朱子语类》卷七十八。 [22] 转引自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八。 [23] 今本作“曰”，日本足利学所藏古本作“日”，今从古本。下同。 [24] 清吴大澂《字说》谓：古籍“文”字中间有一心字，汉代人误隶定为“寜”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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