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里的神

庙里的神是使庙成为庙的灵光，哲学则是使人类文化殿堂和精神家园成其为文化殿堂和精神家园的灵光。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哲学，就像一座庙，其他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黑格尔《逻辑学》）

黑格尔认为，庙里的神是使庙成为庙的“灵光”，哲学则是使人类“文化殿堂”和“精神家园”成其为文化殿堂和精神家园的“灵光”。这就是说，哲学就像普照大地的阳光一样照亮了人类生活，如果失去了哲学，人类的生活就会变得黯然失色。作为一种特殊文化形式，哲学是其他精神和文化的灵魂。正因为如此，黑格尔把哲学形象地比喻为“庙里的神”。

花蕾、花朵和果实

哲学的历史就是哲学自我发展的历史。

“花朵开放的时候花蕾消失，人们会说花蕾是被花朵否定掉了；同样地，当结果的时候，花朵又被解释为植物的一种虚假的存在形式，而果实是作为植物的真实形式出现而代替花朵的。这些形式不但彼此不同，并且互相排斥，互不相容。但是，它们的流动性却使它们成为有机统一体的环节，它们在有机统一体中不但不互相抵触，而且彼此都同样是必要的；而且是这种同样的必要性才构成整体的生命。”（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

花蕾孕育着花朵，花朵又孕育着果实；但花朵的怒放正是否定了花蕾，果实的结出也正是否定了花朵，这个否定的过程是以新的形式和内容肯定先前的存在。它不是一个徒然的否定，一个一无所获的过程，而恰恰是一个“扬弃”的过程，结出果实的过程。哲学的发展过程也是一样的，在哲学史上任何一个哲学理论或哲学派别都是通过自我否定和扬弃，不断更迭，不断升华。哲学的历史就是哲学自我发展的历史。

同一句格言

同一句格言，在一个饱经风霜、备受煎熬的老人嘴里说出来和在一个天真可爱、未谙世事的孩子嘴里说出来，含义是根本不同的。

格言是人们生活智慧的思维结晶。同一句格言，在一个饱经风霜、备受煎熬的老人嘴里说出来和在一个天真可爱、未谙世事的孩子嘴里说出来，含义是根本不同的。“老人讲的那些宗教真理，虽然小孩子也会讲，可是对于老人来说，这些宗教真理包含着他全部生活的意义。即使小孩子也懂得这些宗教的内容，可是对他来说，在这个宗教真理之外，还存在着全部生活和整个世界。”（黑格尔《小逻辑》）

这个比喻告诉人们，真正掌握哲学智慧，不仅需要慎思明辨的理性，而且需要体会真切的情感，需要丰富深刻的阅历，就像同样一句格言，在老人和孩子那里的含义是不一样的。

动物听音乐

就像某些动物，它们听见了音乐中一切的音调，但这些音调的一致性与和谐性，却没有透过它们的头脑。

“哲学不是现成的知识。如果把哲学当成现成的知识去接受和使用，虽然可以使用某些哲学概念，但你却不知道哲学为何物，因而也不可能真正地进入哲学思考。这就像某些动物，它们听见了音乐中一切的音调，但这些音调的一致性与和谐性，却没有透过它们的头脑。”（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

哲学是一种思维性的智慧，形成哲学智慧的道路十分艰难，唯有进行深刻的理性思考，才能获得真正的智慧，仅仅掌握现成哲学知识，并没有理解和掌握哲学。

厮杀的战场

人类的哲学史就是一部反思与批判的历史。

出生于俄国的美国哲学家莫里斯·拉斐尔·科恩，在美国哲学界和教育界都享有盛誉，曾任纽约学院和芝加哥大学哲学教授。一次，在他上完哲学讨论课后，一名女学生向他抱怨：“科恩教授，听完您的课，我觉得您在我深信不疑的每一件事上都戳了一个孔，可又没有提供替代品来填补，我真有点无所适从了。”

“小姐，”科恩严肃地说，“你该记得，大力神赫尔克里斯干过许多差事，他清洗了奥吉亚斯王的3000年未打扫的牛厩，难道非得再用什么把它填满吗？”

科恩所做的工作就是对人们的认识进行了批判。人类的哲学史就是一部反思与批判的历史。正是有了反思与批判才使哲学成为思想的常青树。当政治家紧锣密鼓地筹划着为他的权力发动战争时，在思想的领域里哲学家也拿起了自己的武器向以前的哲学宣战了。二者的差别在于前者的武器是刀枪，后者是话语，前者只涉及一部分人，而后者则涉及了整个人类。这里的反思与批判同样是残酷的无情的，正如黑格尔所说，它是一个厮杀的战场，结果是“这样的情形当然就发生了：一种新的哲学出现了。这种哲学断言所有别的哲学都是毫无价值的。诚然每一个哲学出现时，都自诩为有了它，前此的一切哲学不仅是被驳倒了，而且他们的缺点也被补救了，正确的哲学最后被发现了。但以前的许多经验，足以表明《新约》里的另一些话同样的可以用来说这样的哲学——使徒彼德对安娜尼亚说：‘看吧，将要抬你出去的人的脚，已经站在门口。’且看那要驳倒你并且代替你的哲学也马上会来，正如它对于其他的哲学也并不会很久不去一样”。

哲学对思想的批判就是如此，哲学家们在前人的思想基础上对问题进行反思批判。哲学只有在不断的更新中才能保持活力，任何哲学都不应当把自己已经达到的原理奉为万古不变的教条。哲学既不是确定的知识体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哲学的真理性就在于它的理性批判精神。理性批判精神虽然本身还不是具体的真理知识，但它是达到一切具体的真理知识的前提和保证，从而是一切蒙昧主义、信仰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死敌。从这种意义上说，哲学是一门不断地促使人们解放思想的学科。

康德在哲学界发动的“哥白尼革命”，就是这种反思和批判的结晶。1781年，德国哥尼斯堡的苏格兰人康德发表了《纯粹理性批判》，对以往人们的认识能力进行了彻底的清算。他不仅打碎了英国经验主义者如培根、洛克、贝克莱、休谟等的经验主义迷梦，同时也把人们奉为至尊的上帝赶出了人的认识理性的王国，使笛卡儿、莱布尼茨等理性主义者陷入无主的状态之中。之后相继推出的《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永久和平论》和《纯粹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等对人们的道德领域、审美领域、国际政治领域和宗教信仰领域都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建立了庞大严密的康德哲学体系，最后用了一句话来总结其一生的思想：“头顶是璀璨群雄，心中有道德法庭。”

康德之后，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立即把他当作反思和批判的对象。尤其是黑格尔在批判康德哲学的基础上又建立了自己的绝对理念的思辨王国。不管哲学家们如何批判前人的思想，他们永远都画不完哲学的句号，他们的思想也逃不掉被批判的命运。

从这个意义上说，批判就是哲学的存在。当然，这种批判不是那种“挂牌游街”之类的闹剧。

问题之学

惊讶，这尤其是哲学家的一种情绪，除此以外，哲学没有别的开端。

1642年圣诞节的清晨，英国东部林肯郡沃尔斯索普村教堂的大钟敲响了，“咚!咚!”的钟声召唤着虔诚的村民去作礼拜。这时，牛顿诞生了。这位苦命的遗腹子显然有些先天不足，他的亲戚们见他体弱多病，都担心他不能长大成人。出乎意料的是，这个婴儿不但活下来，而且居然活到了85岁，更为重要的是，他成了科学的巨人。

1665年，23岁的牛顿大学毕业，留在了大学研究室。但就在这年6月，鼠疫流行，学校被迫停课放假，牛顿回到了家乡沃尔斯索普村。牛顿在这里一住就是两年，这是近代科学史上极其光辉的两年，因为牛顿后来的三大发现，都是这时开始萌芽的。

牛顿在乡下生活期间，一直在梳理大学学习中碰到的种种谜团，他的全副身心一直被物体运动的原因占据着。

在古希腊，人们把所看到的运动分作三类：地面上的运动、落体运动和星体运动。亚里士多德对三类运动的原因都作过说明。他认为力是地面上物体运动的原因；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所以落体落向地球；星体与地上物体不同，它们的特殊本性使它们保持永恒的运动。牛顿知道，伽利略对亚里士多德的前两种解释做出了否定的结论，但亚里士多德的星体运动理论对不对呢?哥白尼提出了地球绕日运转；开普勒找到了行星运转的规律；伽利略证明了行星的运转。但是它们为什么要那样运转?对此谁也没有做出明确的回答。

有一天傍晚，沉思中的牛顿下意识地向后院的苹果园走去。园子里，苹果树上挂满了成熟的苹果，空气中充满着沁人心脾的果香，对此，牛顿全然不觉。突然，“吧嗒”一声，树上一个熟透了的苹果被风吹落在地上。牛顿的思路一跳：咦!苹果为什么不往天上掉?难道是地球的引力在吸引着它?牛顿立即进行了联想：一个人站在山崖上，把一块石头轻轻地抛出，石头就会落到不远处的地上；如果他用的力更大，石头就会落得更远；若力足够大时，这石头就不再落到地面上，而是围绕地球旋转起来；要是地球没有引力，这石头就会朝着他抛出的方向照直飞去。推而广之，月球以一定的距离绕地球转动，就是因为月亮总是向地球下落的缘故。引力就像一头拿在小孩手中，一头拴着小石头的绳子一样，从小孩手中牵引着小石头滴溜溜地转圈。

牛顿豁然开朗：只要证明地球对月球的吸引力确实就是月亮绕地球运行所需的向心力，那么行星之间都有相互吸引力的结论就是正确的了。结果，牛顿的计算证明了引力的存在，他还找出了计算引力的公式：在同一时间里，月球向地球下落的距离是苹果下落距离的三千五百五十分之一。也就是说，引力的减弱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就这样，牛顿完成了人类认识自然的历史中的第一次理论大综合，把人们过去一向认为截然无关的地球上世俗物体的运动与天上的神圣的天体运动，概括在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中。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基础》就是这一理论的结晶。

从牛顿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问题意识对于哲学的重要性。

问题启发人们的思考，引导人们进行理论与实践的不懈探索。问题的解决，就是人们认识的明确，而问题的不断提出与不断解决，就是人们认识的不断拓展与深化。可以说，如果没有问题意识与疑问精神，就不可能成为哲学家，就更不可能有哲学。实际上，哲学本身就源于惊讶，始于问题。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对哲学与问题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他指出，对于问题的惊讶，“这地地道道是哲学家的一种情绪……因为除此以外哲学没有别的决定性起点”。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也指出：“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做出说明。”作为自由学术的哲学所要回答的正是事物的本质是什么，万物的本源是什么，一切是哪里来的，是由什么构成的，什么是它们的本源和规律等一系列问题。

就中国哲学而言，其产生同样源于对问题的疑虑与惊讶，比如，屈原在《天问》中发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整整一部长诗，共一百五十八问，不可不谓多。老庄所提的“道”既是对万物之依据的思考，又是对人安身立命之所的追寻。孔孟的“仁”与“礼”则是对社会中人该如何行为这一问题的思考。

哲学作为问题之学，要求我们保持一颗敏于世事、习于发问的惊奇之心。只要我们善于提问，勤于思索，我们就是在进行一种哲学的尝试，就有可能真正进入哲学本身之中。哲学的问题不一定非要一看起来就那么激动人心，可能最初只是一种平常之思，所问的也可能并不外乎日常事物，但关键之处在于它能保持一种不断探索的精神，持续发问，直至问题的深处。

比如，看到一棵树，我们问，那是什么?回答当然是，那是树；我们再问，树是什么?回答是，树是植物；接下来的问题是，植物又是什么?回答是，植物是一类存在；那存在又是什么呢?这有点类似于苏格拉底的辩证问答法，一步步将问题推向深入，从而将日常问题变为哲学问题，将日常之思变为哲学之思。

由之可见，哲学之思并非哲学家之专利，人人皆可为也。而如果没有好奇之心，对所见或熟视无睹，或漠然置之，既不想存疑，又无意探求，那只能处在表面的现象上，无法进入哲学的深沉境界，自然与哲学无缘。与之相反，善察者、善发问者、善思维者，必会通达哲学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