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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安徽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步演化并形成涡淮文化、皖江文化、徽州文化（或新安文化）三大亚文化板块，并随之呈现五大特点：
一，三大亚文化板块之间差异和趋同共存。差异性使安徽文化显示出丰富性和多样性；而趋同性则表现为儒道佛思想的相互交融。
二，在发展中呈现文化重心由北向南的迁移。这与安徽地域经济重心的变迁和行政建置演进脉络相吻合。
三，“通变”精神成为安徽文化长期延续的重要内在因素。
四，讲经世致用、求“天下和洽”的学术取向。
五，超越地域的文化现象广泛存在，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安徽，简称皖，位于东经114°53′～119°30′、北纬29°22′～34°40′，东西宽约450公里，南北长约570公里，总面积约13.96万平方公里，现有常住人口5950.1万人，地处华东腹地，属于中部省份。
安徽建省，较为公认的说法是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析江南省分置江苏、安徽两省而成；至于省名的得来，乃是取所辖府州中安庆、徽州两府的首字而成。安庆和徽州，在当时分别是省域内江北和江南的两大首府，一为桐城文派发祥地，一为“贾而好儒”的徽商故里，人文蔚盛，科举取士在全国均名列前茅。康熙建省，采取的是跨江（淮）而治的办法，既反映出在政治上防范因划江（淮）而治、易滋生分裂割据弊端的雄才大略，也含有经济上调剂南北、贫富相济的意图。但这样一来，势必在文化上形成省内不同地区间较大的差异性和较为复杂的多样性。从总体上看，安徽虽然建省较迟，但在这块古老而又神奇的土地上所形成的历史文化底蕴，则十分厚重，而又丰韵灵秀。
一、安徽文化产生的地理环境和人文背景
安徽省域，正处在横贯全球四大文明古国的北纬30°线上下，分属暖温带向亚热带过渡的两个气候带，四季分明，季风明显，雨量适中，气候宜人。省域内陆貌多样，多山多水，山河壮丽，物产丰饶。
在远古时期，长江以北的绝大多数省域，属于淮阳古陆地质板块，江南的省域，则属于江南古陆地质板块，这两大古陆板块，都是在前震旦纪的造山运动中形成的。在皖西，大别山脉以“此山大别于他山也”的与众不同的南北走向，巍然峙立，成为江淮分水岭和暖温、亚热两个气候带分界的标识。山脉东南麓的薛家岗文化，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是一支自成体系的原始土著文化，在其活动范围内春秋时出现过皖国、皖城、皖山、皖河等，形成独具特色的古皖文化，是整个安徽文化体系中一支较早的亚文化，这也是安徽简称为“皖”的由来。
在皖南，有着“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美誉的天下第一奇山黄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山下的古徽州，一府六邑，即是徽文化的发源地，青山绿水，阡陌纵横，白墙黛瓦，书声朗朗，“虽十户之家，不废诵读”。文化的传承及其对于世道人心风俗礼仪的浸润，于此可见一斑。徽文化被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对这份文化遗产所做的研究——徽学，已经成为与藏学、敦煌学并立的中国地方学“三大显学”之一。
“皖”字的本义，有如白玉般完美无瑕的意思；“徽”字的本义，也是美好善良，同时还含有团结的意蕴。无论皖文化、徽文化，还是下面要讲到的各种亚文化，都是发生发展在今天安徽省域这片土地上的，都属于安徽文化的大范畴。
山是文化的承载体，除上述两大山脉外，位于池州的佛教名山九华山，以及休宁道教名山齐云山、潜山古南岳天柱山、宣城敬亭山、和县与马鞍山隔江相望的东西梁山（天门山）、滁州琅琊山、含山褒禅山、蚌埠涂山、宿松小孤山、岳西司空山、枞阳浮山、巢湖姥山、淮南八公山、淮北相山……，这些大大小小的名山胜迹，都留下无数文人雅士的亭台楼榭、诗词题咏，真可谓“一山一世界”，为安徽保留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山水相依，安徽省域内水资源丰富，在中国东部五大水系中，安徽就占有三条：淮河、长江、新安江，其中淮河中游段横贯安徽北部，流经省境430公里；长江下游段横贯安徽中南部，流经省境416公里，号称“八百里皖江”；新安江与长江以黄山为分水岭，发源于休宁县六股尖，流经省境242.3公里。此外，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位于安徽中部合肥市，是安徽最大的内湖，水域面积750多平方公里，流域内水系发达，号称“三百六十汊”；南北人工水路通道大运河及其支脉隋唐通济渠在我省宿州、淮北也都有遗存。
远古的人类聚落逐水而居、毗水为邻、与水抗争、籍水生息，马克思曾经形象地把古代治水工程比喻为人类社会从原始走向文明的“公共工程”，今天在蚌埠禹会区涂山发掘的禹墟遗址，为当年夏禹在淮河治水“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奠定夏王朝的基础找到了佐证。这也说明：水，对于人类文明的起源和文化形态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安徽境内水资源丰富，水系众多，为安徽文化较早迈入文明辉煌的历程，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在安徽，由于淮河、长江两条大河自西向东横贯省境，把全省自然区分为淮北、江淮之间、江南三大地理板块。淮北平原地势坦荡，为黄淮海大平原的一部分；中部江淮之间则西高东低，由皖西大别山脉逶迤而下、丘陵、台地和镶嵌其间的河谷平原错落有致，其中巢湖周边和沿江地区河网密布，土地肥沃，为天然粮仓，属长江中下游平原；长江以南则是山峦起伏、风光绮丽的皖南山区。这三大块地域，在各自的地形地貌、民风民俗、经济水平、发展状况和居民观念形态等方面，均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即通常所说的“一方水土一方人”，并因此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步演化并形成涡淮文化、皖江文化、新安文化（或曰徽州文化）三大文化圈，也可以称之为三大文化板块。它们都是安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安徽文化总体下的亚文化形态。下面，扼要加以介绍。
涡淮文化：涡河是淮河的众多支流中的一条，发源于河南省尉氏县，流经安徽毫州、涡阳、蒙城，于怀远县城附近注入淮河，全长380公里。这条不起眼的小河，在中国学术史乃至世界学术史上却负有盛名，正是在这条河畔，相继诞生了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和他的继承发扬者、同样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庄子，著名的道教三宫——鹿邑太清宫、亳州道德中宫、涡阳天静宫也是沿着涡河而建。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儒道墨法，各呈精彩。老子以《道德经》所表达的睿智精辟的思辨，把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法升华到与苏格拉底、释迦摩尼相媲美的世界经典高度；而《庄子》汪洋恣肆，奇异瑰丽的想象与文风，同样在中国乃至世界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竖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老子由人到神的传说，则体现了道家学派在涡淮流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由涡及淮，西汉时参与集体著述《淮南子》的淮南“八公”、在“茅仙洞”修炼得道的茅盈、茅固、茅衷三兄弟、五代宋初的亳州陈抟老祖等等，都是道家学派的佼佼者。因此，涡淮流域是当之无愧的道家文化摇篮。换而言之，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派，是涡淮文化的一个标识性群体，其中著名的亳州神医华佗及其创立的五禽戏亦可归入道家养生法。在其以前，淮河流域有姜尚、管仲等杰出个体人物；在其以后，则呈现群星璀璨的群体形象，如：以西汉桓荣为肇基的龙亢（今怀远）桓氏经学教育世家（其杰出人物有桓荣、桓郁、桓焉祖孙帝师，桓麟、桓彬父子文学家，桓彝、桓温、桓冲、桓玄三代政治家，以及《梅花三弄》的创作者桓伊等），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流派，以谯沛名士嵇康、刘伶为代表的魏晋玄学流派，以戴逵及戴勃、戴嗣父子为代表的绘画艺术世家等。朱明王朝兴起后，以明中都城、明皇陵、钟鼓楼、龙兴寺等建筑艺术为基点，又形成了凤阳皇明文化。上述这些，均可视为涡淮文化的标识性亮点。
再就现已被列为国家与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表演艺术而言，流行于阜阳、淮北的梆子戏，沿淮两岸的泗州戏（俗称“拉魂腔”）、凤阳花鼓和花鼓灯等，无论其身姿舞步，还是音韵唱腔，都表现出浓郁的地域风情，其所以能流传至今，余韵袅袅，充分反映了特色民俗文化在民间的强大生命力，也可视为这一流域的基础性文化标识。
新安文化：亦可称为“徽州文化”或“徽文化”，因它所指示的特定区域——隋朝设立的新安郡，两宋设徽州、明清置徽州府（辖六县：歙县、休宁、绩溪、祁门、黟县、婺源[今属江西]），故有此名。这一亚文化板块所显示的，是该特定区域所出现的既有独特性、又有典型性、并具有学术价值的各种文化现象的综合。它植根于徽州本土，随着“徽骆驼”——徽商的足迹伸展于中华大地，尤其遍布于江南（苏南、浙东）和淮扬地区，并以芜湖、安庆、武汉、临清等城市为基地拓张，形成所谓“无徽不成镇”的徽商势力网，而徽文化就是通过本土徽州与徽商势力网的互动交融，通过徽商经营理念、价值观、文化观的整合融汇、再加以输出传播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其内容博大精深，包括徽州宗族和土地制度、徽商、新安理学和皖派朴学、徽州教育、徽州科技、徽派建筑、徽州文房四宝、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戏、徽菜、徽州方言、徽州民俗、徽州文学、徽州工艺和徽州经籍、徽州人物研究等。涉及到中国传统社会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各个层面。徽商是徽文化的“酵母”，徽文化的形成，是儒、商相结合的产物。本书中将有专门的篇幅解读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
皖江文化：在三大文化板块中最为庞大复杂、开放度最高，对其研究起步也最晚。关于皖江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从最初强调以安庆、桐城为中心、以古皖文化和桐城文化为标识，进而辐射皖江流域形成“徽皖文化”的提法；到经过近年来的反复研讨和多次调研，逐渐趋于认同的基本概念：皖江文化的区域范围大体接近于现在的皖江城市产业带，即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池州、巢湖、宣城（除绩溪）和滁州市。其内容涉及文学、戏曲、书法、绘画、科技、宗教以及更大范围的政治、经济、旅游、生态、民俗等众多领域。 其中，以禅宗为核心的佛教文化，以桐城派为代表的古典文学流派，以李公麟、邓石如为代表的书画文化，以萧云从、汤鹏为代表的姑孰画派与芜湖铁画文化，以谢朓、李白、杜牧、欧阳修等为代表的皖江山水诗词文化，以宣城梅氏（梅尧臣、梅文鼎、梅光迪等）、全椒吴氏（吴敬梓家族）、桐城方刘姚张等家族、池州吴应箕家族、太湖赵文楷-赵朴初家族等为代表的文化世家，以敬敷书院、桐城中学、国立安大为代表的教育文化，以徽班和黄梅戏为代表的戏曲文化，以方以智、梅文鼎为代表的科技文化，以张英、张廷玉、陈独秀为代表的政治文化，近代芜湖开埠以来形成的商埠文化，以陈独秀、张恨水、朱光潜、朱湘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等等，都是皖江文化斑斓夺目的亮点。
由于历史上皖江地区处于“吴头楚尾”、承东启西的过渡地带，很早即开始接受外来文化，随着封建社会后期经济中心南移、以及近代西学东渐，这一地区的开放度更高、包容性更强、创新（或曰趋新）意识也更浓，加上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文化世家众多，这些便构成了皖江文化的特色。当然，在皖江流域诸多城市和县域的具体发展中，发展不平衡和文化的差异性，也是存在的。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皖江文化板块中，又有着许多相对独立的子文化板块，如古皖文化、佛教禅宗文化、桐城文化、黄梅戏文化等等，正是这些大小不同、形成时间不等、外在形态各异的文化板块，组成了安徽文化的总体结构，其类型恰如物理学中的分子/原子/质子/中子/电子结构一样，层层相包，各亚板块、子板块间，既自我运转，又互动交流，从而使得整个安徽文化的大体系生生不息，充满活力。
还需要特别提出的是，作为皖江城市带“双核”之一的安徽省会合肥，其区位居皖之中，既不滨江也不临淮，而是拥有巢湖作为“内湖”，它所依托的是另一个别具特色的文化圈——环巢湖文化圈，由于巢湖水系属于皖江流域，因而环巢湖文化圈同样属于皖江文化圈的子文化圈。从文明初曙和历史传承来看，古庐州区域与古巢州区域原为一体，周武王灭商封国，析巢伯国一部为庐子国，自此庐、巢分离，但在文献记载中两国重合之处甚多。在这片区域内，有一个标志性的原始文化遗址——凌家滩，代表着环巢湖流域的文明起源；有一个共同的方言所形成的剧种——庐剧，受众为遍及环巢湖流域的一千多万居民；就民俗而言，整个环巢湖流域的节令习俗基本一致；就人才群体而言，最为显著的是清末淮军将领群体，其骨干分子跨越县域分布在整个庐、巢（及六安）地区。再就合肥文化本身的发展来看，它的纵深和外延即是环巢湖文化。这样一个文化圈的客观存在，为省会城市经济圈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一定的文化总是由一定的人来创造的。自秦汉以来直至明清，环巢湖地区同样也是人才辈出，并且由于历史、地理的影响，形成自己的特点。这里是兵家必争的古战场，楚汉相争的著名军事谋略家范增、九江王英布、三国名将周瑜、元末被封为“两公两侯”的巢湖水师大将俞廷玉父子和廖永安兄弟，直到近代的淮军统帅李鸿章、名将刘铭传、张树声张树珊兄弟、周盛波周盛传兄弟、唐殿魁唐定奎兄弟、刘秉璋、潘鼎新、吴长庆、聂士成以及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北洋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民国上将冯玉祥，都生于斯土，真可谓将星璀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巢湖的地缘因素，水师名将成为一大特色，产生出古代第一位水师大都督周瑜、近代第一位海军提督丁汝昌以及俞、廖父子兄弟等。这里又是南北文化的交融之所，历代贤人高士层出不穷，上古高人许由、巢父在卧牛山隐居，留下洗耳池；周灵王太子乔在紫薇山修道，留下王乔洞；欧冶子入冶父山铸剑，该山因人而名；西汉文翁入蜀办学、百世流芳；东汉大科学家王蕃制浑天仪，撰《浑天图记》、《浑天象注》，为天文学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异人左慈，实际是一位大魔术家；魏晋时期庐江何氏一门学者辈出、名重一时，私家著史，成效斐然。这里诞生出《孔雀东南飞》的凄美哀婉，也有过张籍、张孝祥诗词里的悲悯与愤世。唐宋文化大繁荣时期，这里的名山胜迹曾吸引过无数文人墨客，留存下刘禹锡的《陋室铭》、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米芾的“宝晋斋”及衍生之《宝晋斋法帖》、杜牧、李清照的乌江霸王祠诗咏等千古名篇。到了近代，由于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和社会的急剧转型，又产生出一大批具有近代意识的知识分子：合肥三怪（王尚辰、徐子苓、朱景昭）及其诗文，蒯德模、蒯德标、蒯光典兄弟父子及其《蒯氏四种》，清末四公子之一的吴保初及其子女辛亥元勋吴炎世、吴若男、吴亚男三兄妹，以及庐江文化世家刘体仁、刘体信、刘体智兄弟，辛亥合肥三上将吴旸谷、倪映典、范鸿仙，爱国民主人士朱蕴山……，他们都堪称是环巢湖流域的人文翘楚。
上述关于涡淮文化、皖江文化、新安文化和环巢湖文化的介绍，是安徽文史学界近十年来的热门课题，先后共计召开十数次研讨会，并出版数十种相应的专题论文集，对于地域文化的诸种亚文化形态进行较为深入和细化的“圈”或“板块”的研究，反映了我省学术研究的新动向和新成果。在这里略加介绍，有助于对安徽文化产生的地理环境和人文背景有一个概貌的了解。
二、安徽地域文化的特点
在安徽，由于涡淮文化、皖江文化、新安文化（或曰徽州文化）三大文化圈（也可以称之为三大亚文化板块）的客观存在，对安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以下鲜明的地域文特点：
第一，三大亚文化板块之间差异和趋同共存。
三个亚文化区域在饮食、民居、民风民俗、方言、地方戏曲和信仰方面，都很不相同。就饮食而言，擅长烧炖，讲究火功，并习以火腿佐味、冰糖提鲜的徽州菜肴，就不同于重视以河鲜、家禽为食料，讲究刀工，注意形色，擅长红烧、清蒸和烟熏技艺的沿江菜肴，也与长于烧、炸、熘等技法，具有质朴、酥脆、咸鲜、爽口特色的沿淮风味不一样。
在学术文化领域，涡淮文化中，主导的是道家思想；徽州文化、皖江文化中，主导的则是儒家文化。同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皖江文化和徽州文化也有所不同，如徽州的皖派朴学，在皖江不仅没有蔚为风气，还曾受到激烈抨击。
三大亚文化区域的差异性，使安徽文化显示出丰富性和多样性。
三个区域的文化也有趋同性。如老子和庄子的道家思想，不仅流传于淮河流域，也在徽州和皖江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新安理学先哲程大昌，就是融合儒家思想和老子学说构建其思想体系的；皖江文化代表人物之一的戴名世，就是从道家思想得到启示，并吸收道家的“精”、“气”、“神”概念以论文的，姚鼐所著的《老子章义》和《庄子章义》不仅开了桐城派诸子学的研究之风，直到现在，仍然是研究老子、庄子思想的重要参考文献。而姚鼐与戴震虽然学术上有龃龉，甚至成为乾嘉时期汉、宋学之争的主角，但是，姚鼐提出“义理”、“考证”、“辞章”三者交相为用的论文主张，与戴震所说的“有义理之学，有文章之学，有考核之学。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就很接近。而在道家思想发源地的淮河流域，到宋代，儒学也开始兴起，由颍州知州蔡齐奏请始建，经晏殊续修和欧阳修扩建的西湖书院，俨然成了淮北的儒学中心；一些学者如明代的薛蕙，虽“推崇释、道太甚”，但也“阐《中庸》中和之说、孟子性善之旨，研析颇至”。
第二，在发展中呈现文化重心由北向南的迁移。
安徽的文化重心首先出现在涡淮流域。春秋时代，在涡淮流域就出现了高度发达的学术文化，产生了管子的学术思想，开创了先秦诸子学时代。随后产生了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道家思想在淮河流域经过西汉的《淮南子》，一直延续到魏晋时期，成为魏晋玄学的重要基础。由于长期战乱和灾荒，涡淮流域逐渐不再成为安徽文化的重心。五代、宋初，在老子故里出现的道教学者陈抟和在守颍州时为振兴淮上文化做出很大努力的欧阳修，也未能使涡淮文化重新繁荣。
隋唐时代，较少受到战乱冲击的皖江地区成为安徽的文化重心。不过，由于此时的皖江地区远离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缺乏激发文化要素全面发展的动因，只有宗教和文学较为人们所瞩目。
从南宋一直到清代中叶，安徽文化的重心一直在徽州地区。新安理学、皖派朴学的兴起和教育、天文历算、医学、绘画、建筑、雕刻等等的繁荣，组合成了极具特色的徽州文化，或曰新安文化。
明清之际到清中叶，安徽的文化重心出现了向皖江地区回归的倾向，并在清朝中期出现了皖江文化与徽州文化“双峰”并峙的局面。以方以智为首的方氏家族在哲学和科技方面的成就，以钱澄之为代表的“遗民”文学和学术成就、梅氏家族的自然科学研究和桐城文派的兴起，是这一倾向的突出表现。
第三，“通变”成为安徽文化长期延续的重要内在因素。
“通变”精神首先表现于涡淮文化。涡淮流域诞生的道家学说，从老子经文子、庄子到西汉的刘安，不同时期的每个代表人物都既有继承，又有“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发展。
其次，表现于徽州文化。南宋之后，徽州的学术思想表现为新安理学、皖派朴学和“经世”思想的此起彼伏。当一个学派的末流使其派别的学术弊端充分表现出来的时候，就有一些学者企图起衰振弊，有针对性地提出新的学术主张。朴学便是为补救理学空谈性理而兴起的，“经世”主张也有改变朴学沉溺繁琐考据而避免学术脱离实际的目的。
再次，表现于皖江文化。在不同时期的桐城派代表人物那里，古文理论与古文创作并不完全一致。即就“桐城三祖”而言，他们在思想上虽然表现有恪守程朱的保守倾向，但在古文理论上，却是重师法而又不泥于师法的。
正因为安徽文化贯穿了“通变”精神，涡淮流域的道家文化、徽州地区的新安文化、皖江地区的桐城文派才得以延续数百年之久。
第四，讲经世致用、求“天下和洽”的学术取向。
安徽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讲求经世致用、向往“天下和洽”。
讲求经世致用、救时之弊，把“治国平天下”作为治学的目标，是中国学术文化的重要传统，也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之重要表现。安徽地区在历史上灾害频仍，战乱不断，社会动荡，人民常常陷于艰难竭蹶之中。对此，历代有责任感的士人往往把修齐治平作为人生目标，关注社会现实，心怀治国理想，企望建立一个和谐安定的社会，从而使经世致用的治学原则在历代士人中世代延续，成为文化传统中的主旋律。
经世致用的学术取向在安徽文化中的突出表现，首先在于对治国之道的关注，不断提出自己的治国理念和治国主张。如皋陶就提出要实施使“黎民怀之”的“惠”，以利于“安民”，主张“恤刑”以顺应“天和”。管仲认为“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他为此要求君主要“俭材用，禁奢泰”，要“以法治国”，更要“置法以自治”，同时要“行之以仁义”，提出“礼义廉耻”乃“国之四维”的著名命题，指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并明确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
即使是被人们认为是“出世”或“避世”的道家，也不忘治国安民。如老子就主张治国要“以百姓心为心”，要行“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君主自身要“去甚、去奢、去泰”。他还针对春秋时代战争频繁的现实，要求诸侯“不以兵强天下”。融道、儒于一体的《淮南子》主张治国要以“利民为本”，法令的制订要“因民之欲”，“因民而虑”，君主与官吏应“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君主应克制自己的贪欲，以免“民力竭于徭役，财用殚于会赋”。它追求的就是“天下和洽”的理想社会。甚至连出家的道士，也关心世事，关心国家的治理，如著名道教学者陈抟就认为君主当以“致治”为务，而不能“留意黄白之事”，只求个人的长寿。道士杜道坚也认为“国非民不立，民非食不生”，主张“民富则国昌”，“得人心”才能“得人力”，反对“立法创事以盗民力”，指出“多敛，民雠来怨之媒也”，必致“政苛民乱”。
宋代盛行的理学，虽然重视“穷理”和修身养性，但也并不主张脱离现实、远离政治。如朱熹就指出“国以民为本”、“王道以得民心为本”，君主应“将一切私底意尽屏去”，而“以民心为己心”，以“富民为本”。
当后世理学家背离了朱熹“经世”的治学精神，割裂了“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与“修齐治平”的联系，走上了单纯追求“穷理”的道路并将“理”僵化之后，在徽州地区兴起的新安理学仍然坚持了朱熹的“经世”思想，如吴儆便提出经世治国首应“重民”，国家的作为应依从“民情之所欲为”，郑玉更明确提出了“学道行道、救世救民”的主张。以“学术继程朱之后”为口号的桐城派同样不满足于“以文章名于后世”而力求做“其道可济于众”的圣贤君子，姚莹更明确提出“为政在于得民，而得民者，必与民同其好恶”。
其次，经世致用的取向还表现为勇于实践、敢于担当。在安徽士大夫中，很早就奠定了“坐而论、起而行”的传统。姜尚相周、管仲相齐、甘茂与甘罗助秦、张良佐刘邦、范增佐项羽等等，既为后世政治家投身于安邦定国事业提供了先例，也形成了士人在国家危难之秋勇于承担的传统。即使像陈抟、朱昇这样的隐逸之士，也走出山林，为安邦定国出谋献策。晚清时期，李鸿章更将“经世致用”转换成对救国自强之路的探索，他认为一个国家“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为此，他致力于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振商务”，育人才，领导了洋务运动。
再次，经世致用的学术取向还表现于对民生日用之学的关注。
安徽学者很重视医、农、天文、历算之学，还对水利、漕政、盐政十分关注，对边疆史地的研究十分重视，充分表现出“务当世之务”的学术取向。正如包世臣所说，他们都把“读先圣之书，通今时之制，究生民之利病，验风土之淳硗”，看作是“吾儒分内事”，并认为研究这些知识，只是为了“有益于世”，而不是为了“干禄”。
第五，超越地域的文化现象广泛存在。
很多文化现象孕育于安徽，却传播于全国，成为中华文化的成分或元素。比如：
——发源于涡淮流域的道家学说，成为中华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三曹为核心的文学集团，开创了建安文学时代；
——以嵇康为代表的竹林玄学，成为魏晋玄学的重要派别；
——产生于徽州的皖派朴学，成为清代乾嘉时期学术主潮中的主要派别之一；
——以桐城作家为中心的古文创作，扩展成影响有清一代二百余年的桐城文派；
——形成于九华山的地藏道场、在齐云山孕育起来的道教胜地、宗杲的“说话禅”，成为有全国影响的宗教文化现象；
——诞生于徽州的著名商帮——徽商，将徽商文化带出了皖南的崇山峻岭，影响了从北京到广州的广泛区域；
——以徽州的画家群和寓居外地的一些徽籍画家为基础形成的新安画派，成为在17世纪中国画坛上大放异彩的画派；
——徽班进京，促使京剧诞生，等等。
这些孕育于安徽的文化要素和文化现象超越安徽地域，进入了中华文化这个大系统，表明安徽并不是孤立的文化区域，安徽文化并不是孤立的文化。在中华文化这个大系统中，安徽地域文化是具有较强辐射力和影响力的文化之一。
三、结语
今天，我们全省上下正在抢抓机遇，奋力崛起，建设三个强省的过程中，深入了解我省的地域文化特点，知古而鉴今，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王兰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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