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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宏力 人生要读两本书,一本是脚步趟出来的,一本是文字写出来的,两本书是上下部,都为求道,一个道路的道,一个道理的道。 孔子在《论语·学而》中有一句令人费解的话——“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就是说,先要好好做事,如果还剩下多余的精力,再学文化。深问一句,倘若要做的事很多,没有多余的精力,是不是就不用学文化了呢?孔子是教书的,照理说应该很看重知识,而这句话把念书朝后放,很不正常。不学道,何以行道? 孔子生性温良,奉守中庸至德,很少极端表态,更少过分行事。这次为什么不惜矫枉过正呢?圣人有圣人的苦衷,他的某些弟子学风浮泛,或夸夸其谈,或助纣为虐,给社会攻讦以口实。老庄学者们讥讽说:“大道废,有仁义。”仁学成了沽名钓誉的雕虫小技,礼教从内部开始衰落,孔子能不激动吗?教育界有句名言,只有教不好的老师,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孔子懂得“教不严,师之过”的道理,看到弟子品行不端,情急之下放出狠话,可以理解。 《论语·述而》中有一段孔子的自白:“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圣人说自己在文化学习方面不比别人差,但是在文化实践方面,还没有太多的心得。他的自谦不仅仅在告诫学生,更在提醒自己,也可以说是通过提醒自己来告诫学生——知易行难。修身比修学重要。李泽厚先生认为,“《论语》全书贯穿的正是行为优于语言的观点。”“变化气质,涵养德性”,将优秀知识内化为优良人格,不知现代人对学养与修养接口有什么体会?这是国学研究者的业务底线,要想获得研究资格,首先得是行者,只会说不会做的读书人不是学者,还是学生。 国学大于文本,包括无字内容。在文化三要素中,想法重要,说法重要,做法更重要。想法是理论主张,说法是语言文字,做法是行为举止。想法高明,说法精彩,但做法不落地,还不如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想。好话放在嘴上、写在纸上,行为是另外一套,那一定是伪君子。伪君子比小人更可怕,你以为他在做好事,不会提防威胁,可能伤在不知不觉中。行为国学反映人性的本真状态。小孩子做人是从行为而不是从文本开始的,在识字之前,父母就会告诉他有些事情可以做,有些事情不可以做,识字懂事以后,就更进一步地知道了能做与不能做的理由。有的学者认为西学教做事,国学教做人,这是不是有些道理呢?甚至为了强调国学的重要,说是要先做人,再做事。实际上,做不好事的人学不到做人功夫,要在做事中学做人,在做人中学做事。 一般认为,行为不是学问,怎么可能是国学呢?国学应该是思考的产物,是学术研究的结果。这种看法有没有道理呢?我认为,“行”与“学”的关联基于国学最根本的范畴——“道”。“道”的原初含义就是行走的路,后来才抽象为规律。 商人与僧人最能走路,丝绸之路是生意人的足迹,唐僧、法显取经都穿越了千山万水,西方传教士也喜欢走南闯北,所以这些人才最有见识。人生要读两本书,一本是脚步趟出来的,一本是文字写出来的,两本书是上下部,都为求道,一个道路的道,一个道理的道。梁漱溟关心事功,行劳天下。熊十力认为培养“德性”之士是不行的,要培养“德行”之士。他们都是有思想而且本着思想行动的高级文明人。 钱文忠先生认为如今的“国学热”是虚热。虚的原因很多,最致命的是说得多、做得少。把国学讲成了故事,而且有些厚黑情节很阴险,时尚化的知识让人非冒虚汗不可。王国维1911年在《国学丛刊序》中批评说“古人所谓学,兼知行言,今专以知言”。一百多年了,只说不做、只想不做的毛病还没改,也不知什么时候能改,是不是就改不了啦?国学向“行”的本性回归是提升,进入行动的精深之处,国学研究才算见底。“练武不练功,到老一场空”。武是套路,功是元气,国学的套路在学养中,国学的元气在修养中。 (本文作者为青岛大学教授,从事美学与国学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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