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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长寿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梦寐以求的目标，而养生的目的就是延年益寿，康健无疾。我国古代养生家十分重视饮食适量，在节制饮食方面有许多精辟论述和具体方法。根据中医养生理论，运用调神、食养、药养等方法的中国传统保健方法，可以颐养生命、增强体质、预防疾病，从而达到延年益寿。 上古时代神农尝百草、伏羲制九针创中草药和针灸治病养生，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开始探索医学养生的方法了。中国古代没有“体育”或“运动”的概念，对生命、健康和保健的方法等的知识，都属于“养生”或“修养”（修身养性）的范畴。曹操作了一首《步出夏门行·龟虽寿》的诗，其中有“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的名句。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不仅精通中医药学，也是一位美食养生家，有一句八字名言，“已饥方食，未饱先止”。宋代著名诗人陆游享年86岁，其养生诀窍中就有常吃枸杞。 下面汇集的是中医名家养生的智慧，揭秘历代名医的养生长寿之道。 中医的养生观包括天人合一、阴阳平衡、身心合一三大法宝。《周易》云“一阴一阳之谓道”；“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易·系辞上》）《老子》云“道法自然。”。《庄子·齐物论》中提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列子·仲尼》中说：“乐天知命”。《素问》里说的“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存其根…”、“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被后世称为“医书始祖”的《黄帝内经·素问》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饮食过度的危害。“饮食自倍，肠胃乃伤”。又具体论道：“饮食不节，起居不时者……则腆满闭塞（腹部胀满堵塞），下为飧泄（腹泻），久为肠澼（痢疾）”。 《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强调“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提出“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病已成而后药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做到“未病先防”、“有病早治”，防患于未然，预防达到养生。 【扁鹊答魏文王】魏文王曾问名医扁鹊说：“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最好呢？”——扁鹊答：“长兄最佳，中兄次之，我最差。”——文王再问：“那为什么你最出名呢？”——扁鹊答：“长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中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初起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及本乡里；而我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一般人都看到我下针放血、用药敷药，都以为我医术高明，因此名气响遍全国。” 【蔡桓见公扁鹊】扁鹊见蔡桓公，立有间。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曰：“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桓侯又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望桓侯而还走。桓侯故使人问之，扁鹊曰：“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居五日，桓侯体痛，使人索扁鹊，已逃秦矣。桓侯遂死。 黄庭经是中国气功养生学的经典著作，历来被方术之士奉为“学仙之玉律，修道之金科”。书中认为“存思百念视节度（存神）”、“长生至慎房中急（固精）”、“积精蓄气以为真（炼气）”，即清心节欲、养精蓄神，主张清静无为乃是长生久视之道。 东汉时期的王充（27—约97），在养生方面，提出了禀气的厚薄决定寿命长短的观点，在他所著的《论衡》中强调指出：“若夫强弱夭寿，以百为数，不至百者，气自不足也。夫禀气渥则其体强，体强则其寿命长；气薄则其体弱，体弱则命短，命短则多病寿短”。《论衡》又曰：“欲要长生，肠中常清；欲要不死，肠无渣滓”。 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称为医圣的张仲景（约150—219），继承了先秦时期的医学理论，博采众长，著成《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其中，也从病因学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养生观点。“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病则无由入其腠理”、“凡饮食滋味以养于身，食之有妨，反能为害，……若得宜则益体，害则成疾，以此致危”。 皇甫谧（215—282）一生经历了三个朝代，生于汉末，长于曹魏，逝于西晋。在皇甫谧40岁左右的时候，他患了风痹病，久病成医，自觅养生之路。却靠着积极的心态和科学的养生之方得享古稀，并留下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本针灸学著作《针灸甲乙经》。主张养生应“因人、因时、因地而异”，通过全身经络的传导，来调整气血和脏腑的功能，从而达到扶正祛邪、治病保健的目的。 华佗是与张仲景同时的医家，他继承了先秦《吕氏春秋》中的动则不衰之说，从理论上进一步阐述了动形养生的道理，认为运动能够养生，使人延年益寿，人体要多做运动才能达到养生的目的。他对导引健身术十分重视，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归纳为模仿虎、鹰、熊、狼、鸟五种动物动作的导引法，称之为”五禽戏”，是对先秦“动以养生”思想的发展，开了我国运动养生的先河。 魏晋时期著名医学家王叔和，除了著述《脉经》和整理《伤寒杂病论》之外，对养生之道很有研究，特别在饮食方面。他认为：“食不欲杂，杂则或有所犯，有所犯者，或有所伤，或当时虽无灾苦，积久为人作患”，是我国早期对饮食制度养生的最早的较系统的论述。 东晋医家葛洪，精研道教理论，在养生方面做出很大贡献。他从预防为主的思想出发，首先提出“养生以不伤为本”，认为“我命在我不在天”、良好的生活习惯有利于长寿。在他所著的《抱朴子·内篇·释滞篇》中指出：“房中之法十余家，或以补救损伤，或以攻治众病，或以采阴益阳，或以增年延寿，其大要在于还精补脑一事耳。此法乃真人口口相传，本不书也，人复不可都绝阴阳，阴阳不交，则坐致壅阏之病，故幽闭怨旷，多病而不寿也”。葛洪还说道：“若要不死，肠中无屎；若要长生，小便常清”，即用通畅大便来消除肠内留毒，以去病延年。 南朝的著名养生家陶弘景，精于医学，通晓佛、道，“十岁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精研，便有养生之志”（《梁书·处士传》）。他曾整理修正古代的《神农本草经》，并增收魏晋间名医所用新药，成《本草经集注》一书，是我国医药学史上对本草学进行系统整理、并加以创造性地发挥的第一人。他辑录了“上自农黄以来，下及魏晋之际”的许多养生文献，而成《养性延命原》一书，为现存最早的一部养生学专著。《养生延命录》中指出：“不渴强饮则胃胀”，“不饥强食则脾劳”，总之还是伤脾胃，而脾胃被中医视为人体健康长寿的“后天之本”。所以注意节食，保护脾胃，实在是健康长寿的关键环节。 唐代的孙思邈精通道，佛之学，广集医、道、儒、佛诸家养牛之说，给合自己多年丰富的实践经验，著成养生专论。不仅在《千金要方》中有大量养生论述，还著有《摄养枕中方》，内容丰富，功法众多，在我国养生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孙思邈在实践中悟出了“药食同源” 的道理，创立了“食疗”养生学说。《千金要方》说：“饮食以时，饥饱得中”，“每食不重用”，讲的就是吃饭要定时定量，并且不要过量，这对维持胃肠正常功能，保持其工作的规律性是十分重要的。 宋代名医钱乙是我国医学史上第一个著名儿科专家，享年82年。他的“保养养生”法，科学而有实效。他主张饮食、穿衣不可太过，即不可食之过饱，穿得过暖。精美之物或喜食之品不宜食之过多，因为偏食使人体对各种营养成分摄入不足，使人瘦弱。同时，食之太过会造成病患或过胖。六味地黄丸就是由钱乙将“医圣”张仲景的“金匮肾气丸”（市场上称桂附地黄丸）化裁而来。 李杲（李东垣）是金末元初著名医学家，“金元四大家”之一，他认为人的养生，除运动、食疗、保养外，调理必不可少。脾胃是人的重要器官，脾胃健运则人体消化吸收正常，身体强健。李东垣脾胃论的核心是：“脾胃内伤，百病由生。” 朱丹溪，名震亨，享年77岁，金元四家之首。由于他医术高明，人称“朱半仙”。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气常有余，血常不足”、“气有余便是火”，主张养生和治病均应以滋阴为主，提出“与其求疗于有病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幼年不宜过于饱暖，以护阴气。青年当晚婚，待阳气成长。婚后当节制房事，摄护阴精”。 元代忽思慧为元世祖忽必烈宫廷御膳太医，撰《饮膳正要》一书，是现存最早的古代营养保健学专著，较为全面地论述食疗理论与应用。它从健康人的实际饮食需要出发，饮食有节、五味调和，以正常人膳食标准立论，制定了一套饮食卫生法则。元世祖忽必烈正是由于他有忽思慧这样的太医为他保健，他才健康长寿，执政35年，活了80岁，80岁在古人中是绝对属于高寿的。 至明代，随着命门学说的发展，产生了以赵献可、张景岳为代表的温补派，他们反对滥用寒凉药物主张用温补药物峻补命门。张景岳是“滋补养生”的倡导者。在“天人合一”理论的指导下，他认为人体之阳犹如天之红日，不可受到损耗，人之虚弱多病，十有八九为阴虚之证。另外，他还观察到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只有阴阳平衡，才能让人体健康。故他倡导补阳时，需辅之以滋阴之品，方可达到阴阳平衡，气血调和之功。 高濂是明万历年间的名士、戏曲家、养生家及书籍收藏家，活到93岁。他的《遵生八笺》是一部养生宝典，全书有清修妙论笺；四时调摄笺；起居安乐笺；延年却病笺；饮撰服食笺；燕闲清赏笺；灵秘丹药笺；尘外通举笺。书中对心神调养、四时调摄、起居安乐、饮馔服食及药物保健等方面做了详细论述，极大丰富了调养五脏学说。他在《三知论》中提出了“养生有方，首先节欲”的观点，“处色莫贪欢”、“倚翠偎红，溺快衾裯，是人的本能乐趣。但是性与命相守，神与气相依。如果沉溺其中，必然影响身心和谐，伤及阴阳气血”。 明代名医龚廷贤活到92岁，在京城享有“医林状元”的盛誉。他有一首著名的《摄养诗》，是根据多年从医治病、保健养生的实践，归纳出的养生保健经验。“惜气存精更养神，少思寡欲勿劳心。食惟半饱无兼味，酒止三分莫过频。每把戏言多取笑，常含乐意莫生嗔。炎凉变诈都休问， 任我消遥过百春”。 明末医家汪绮石著《理虚元鉴》，对虚劳病机的阐发、论治的大法，预防的措施都自成体系，主张肺脾肾三脏俱重。他说：“治虚有三本，肺、脾、肾是也。肺为五脏之天，脾为百骸之母，肾为性命之根，治肺治脾治肾，治虚之道毕矣”。尤其是对虚劳的项防，提出了六节、七防、四护、三候、二守、三禁的原则，对抗老保健有很大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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