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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自浙江，是丽水学院的一名教师，主要从事竹林培育、利用的研究和成果推广工作。我还有很多其他身份，比
如林业科技特派员等，但农民朋友更喜欢称我为“农民教授”。
研究课题从生产中来。20世纪九十年代初，毛竹产业正处于起步阶段，卖竹子、竹笋只是农民一点额外的收入。通过了解，长期困扰竹农的冬笋低产问题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1999年，我来到家乡遂昌县，和当地林业部门联合研究提高冬笋产量的课题。当时村里人都不相信毛竹还能出好的效益，大家都说我傻，等着看笑话。经过3年的研究摸索，科学管理的毛竹林亩产冬笋产量由80斤左右提高到了449斤。
2008年9月，龙泉八都镇的竹农们穿着短袖，扛着锄头，兴高采烈地上山挖冬笋了！挖笋时间比常规技术提早了2个多月。物以稀为贵，以往竹农们挖来的笋一般是每公斤10-20元，现在以每公斤120至140元的价格被当地专业合作社收购了。“穿着短袖挖冬笋”轰动了四方。2011年，在丽水的毛竹覆盖冬笋多发技术示范基地里，亩产更是超过1000斤，仅冬笋一项亩产值就超过了1万元，当地农民形象地说：“毛竹盖一盖，产值超一万”。
在这些研究的实践中，我深深地体会到，林农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了一整套行之有效利用资源的技术和方法，只有充分发挥群众的经验和乡土技术的长处，并与现代科学技术有机结合，符合农民的认知，新技术才会很快被农民接受。因此，这些年来，我按照确定农民的技术评估标准，并根据这一反映技术使用者的需求与偏好的评估标准去研制开发技术，先后研发了毛竹林冬笋定向培育技术、大径竹定向培育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等8项关键技术，集成创新了低产低效竹林改造综合技术措施，快速解决了竹林生产发展中的技术瓶颈。有人问我，“什么是最好的技术”，我说，“从生产中来，能让农民朋友挣钱的技术就是最好的技术”。
科技放在地里才是生产力。对我来说，山场、竹林、农家院是我的研究基地，更是我的课堂。这十年间，每年我都有一半的时间在竹乡度过。每一次来到竹乡，都将自己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进课堂、下农户、跑山头，与农民交朋友。我总是以“现代农民”的角色深入到农户和基层技术人员之中，为他们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记得有一次，我给上垟镇双际村的村民们讲课，双际村共600多人，当天有200多人自带小板凳到村礼堂来听课。这堂课从上午10点多上到12点。村民们听得不过瘾，提出要到山上示范一下。我二话不说，带着一支百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向山上的竹林开去。等到下山时，已经是下午一点多了。
长期的基层服务经历，使我认识到，仅凭我个人的带动，推广的面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我开始探索和实践农村工作的新方法，并综合应用参与式方法，提出了参与式技术推广机制，构建了以农民为主体，以首席专家和科技特派员为核心，责任林技员为骨干，农民讲师团为基础的三级服务体系。为了让农民兄弟从摸得着、看得到的成果中增强对新技术的认同感，建立了“种竹三宝”：第一宝为电子信息卡，有关林权信息、林政管理、项目实施、专家信息在卡上一目了然;第二宝为毛竹丰产高效培育示意图，简单明了;第三宝为竹林高产培育光盘，农民一听就懂、一看就会。
寻求突破科技推广“最后一公里”的新路子。技术传播的本质在于人际互动，通过形成能联结技术传者（专家）和受者（农民）的“中介人”来传播推广技术，是突破科技推广“最后一公里”瓶颈的有效路径。我十分注重加强对农民推广员的培训，除了让农民朋友掌握较为系统的竹林培育先进适用技术，并将“山上有高效基地、有一定技术和理论水平、在乡村有较高威望”的科技示范户聘为农民讲师团成员，让他们承担村级的讲课和现场指导，让农民教农民，进村入户开展技术推广工作，使农民实现了“自我学习能力、自我发展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的三级跳。
浙江省林业厅有关处室算了一笔账：我的“三项技术一条路”在浙江各地建立的示范基地超过10万亩，推广面积近300万亩，近5年在项目实施县市累计新增产值超过29亿元，我因此被广大竹农尊称为“金元宝”。
让我自豪的是，作为一名“农民教授”，在服务山区竹农的实践中取得了一点点成绩，但政府和农民朋友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和鞭策，先后获得全国优秀科技特派员、全国优秀林业科技工作者等荣誉称号。作为一名科技人员，我坚信科研成果就是要写在农民致富奔小康的道路上，下一步我将更加努力，在各级各部门的关心支持下，不断提高服务能力，加快技术产业化进程，为林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