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銅環與銅盆片   銅環出土於遺址第3層，直徑4.6釐米，材質爲純紅銅，這是陶寺遺址發現除銅鈴及銅齒輪形器外的第3件銅製品。陶寺的銅環屬於無接縫的鑄件，不可能是耳環類普通裝飾品，而是屬於珍貴的鏈接的綴飾。銅盆片，在IFJT3的殿堂部位的夯土中，還出土一銅器殘片，初步測定爲砷銅。考古學家們估計是個銅盆的殘片，筆者認爲既然是夯土中的銅器殘片，估計還是鏟土的工具的殘片的概率比較大。 當然也許有人質疑陶寺文化時代，即堯舜禹時代的人們，是否學會了或者能否能夠製造出青銅器已經無關緊要了。筆者認爲懷疑陶寺時代使用和製造青銅器這是多餘的，因爲眾多的歷史資料都表明，黃帝時代就有了青銅器，唐堯虞舜夏禹時代更不在話下了。請看： 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獲寶鼎，迎日推筴。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谷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有士德之瑞，故號黃帝。……於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撲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過，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靜哉！ ——《史記·五帝本紀》 黃帝時代就已經開始鑄造青銅寶鼎了，同時已經處於“土石金玉”並用的時代了。而堯舜時代，已經開始在刑罰中，可以“金作贖刑”，也就是可以用“金（紅銅）”爲貨幣，可以贖罪，也就是說，可以用金（紅銅）來贖買輕罪，而可以不受牢獄之災了。都能證明已經能夠製造和使用青銅器。同時說明金（紅銅）是可以代表財富地位的，說明其寶貴程度，也說明已經用紅銅作爲貨幣使用了，而青銅則是作爲工具禮器樂器來使用了。因而陶寺文化遺址出土的青銅器與紅（純）銅器也就是砷銅器，正好證明了這一記錄是符合歷史事實。雖然在陶寺沒有銅礦，以及煉銅作坊發現，但是山西境內有銅礦的地方不在少數。《山海經·北山經》記載： 又北五十里，曰縣雍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銅，其獸多閭麋，其鳥多白翟白?，晉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汾水。 縣雍之山，今山西靈石縣南，呂梁山的一座山，海拔1700米。山上有很多玉石，山下蘊藏豐富的銅礦。 垣曲縣中條山中銅礦遺址早公元20世紀50秊代就有發現，有礦洞及冶煉礦石的工作面，洞內出土的採礦工具主要有鐵錘、鐵釺等。採集有銅礦石、冶煉礦渣等。另在洞內發現有大量木炭，估計當時是用加熱法開採礦石的。同時自古以來，山西是煤炭大省，而煤有自燃現象，其實“自然而然”的“自然”就是“自燃”二字古代寫法，“自然而然”就是在沒有點燃的情況之下自己著起來了的“煤炭”以及其它燃料的自燃現象總結出來的成語。這種現象在煤礦，在農村會經常看到，筆者就曾經親眼目睹老鄉家堆在門口的牛糞堆，在大風天自己著了起來，還是我告訴老鄉，讓他用水澆滅的，因為是剛剛自燃起來的火苗不大，但是沒有發現，那就會變成火災了。因此，筆者認為山西人也就是陶時代的人，開採冶煉銅礦石時已經首先使用煤炭，來提高爐溫是再自然不過的現象了。不要總是認為古人很愚笨，愚笨的古人是開拓不了文明的。真正愚笨的是現代人，連出土的文物都看不透，一直懷疑到不知所云。 而且距離陶寺遺址不遠的在山西運城(舊安邑)的洞溝,在1958秊就發現了一處古代銅礦遺址。這裡有古代的礦洞,還發現了鐵鎚、鐵釺等挖礦工具和一塊銅錠,證明這是一處採礦和冶銅的遺址。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礦洞附近的摩崖上還發現了東漢時期的題記,對這處古銅礦遺址的秊代提供了重要的證據。1960秊山西省博物館和運城縣文化館曾先後派人到這裡調查過,收集了已發現的鐵器和銅錠等,並拓了“光和二秊”和“中平二秊”的題記,但未發表過有關的報導。也沒有確切的考古的絕對年代報導，可能與當時的時代有關。 因此，既然陶寺文化遺址出土的銅器擺在那裡，不管你的懷疑與質疑是否符合情理，但如果不符合歷史記錄與歷史眞實，都會顯得很蒼白無力。既然已經得到了金屬的出土文物，這表明不管你懷疑也好，肯定也罷，這些銅鈴、銅齒輪狀手鐲、銅盆片、以及銅環都是出土于陶寺文化遺址。那麼，至少在陶寺文化晚期,即 （文命）即大禹的時代，也就是夏朝之前華夏民族已經掌握了比較複雜的複合模範鑄造金屬工藝。別看陶寺出土的小銅鈴這個只有七八釐米長，滿是銅綠的小文物，但它表明在4000多秊前，陶寺遺址的先民即堯舜禹時代的人民不僅可以鑄造環、刀、鏃等裝飾品、工具、兵器，還會利用內外模具組合，鑄造比較結構複雜的器物，而此手法正是後來中國青銅文明的技術基礎。否則，中國的青銅器鑄造技術與藝術不可能在商代就達到藝術創造與技術的頂峰。這也爲筆者在未發現陶寺遺址出土的銅器之前，關於大禹治水時代，已經使用了青銅等金屬工具，找到了最有利的文物證據。也爲後來的夏朝中心遺址——良渚古城遺址沒有青銅器出土，是因爲夏朝青銅器爲商湯作爲戰利品掠奪而去的推理，提供了有力的文物佐證。 此外，在陶寺遺址的大、中型墓中出土的朱繪或彩繪(漆)木器，構成陶寺類型文化另一特色。已知的出土木器有案、俎、盤、豆、斗、勺、觚、杯、高柄豆等多種器形。一般器表塗以赭紅或淡紅色，少數精品在紅色地上用白、綠、黃、藍等色繪出由邊框、條帶、幾何形紋、雲氣紋構成的美麗圖案。有些彩皮剝落時呈卷狀，其物理形態與漆皮相似。這是迄今在黃河流域出土的最古老的(漆)木器實物，並將案、俎、盤、斗、勺等文物的歷史提前1000多秊。這些(漆)木器的造型和圖案，許多與商、周漆器相當接近。而這些彩繪上漆木器漆器的出土，也證明了當時的木匠已經處於銅石並用的時代了，否則是不可能製造出如此精美複雜的光滑的木器漆器的。這也爲陶寺時代即堯舜禹時代已經使用金屬工具提供了有力的佐證，至少已經達到了石器與銅器並用的時代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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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帝凹（堯）從唐國遷都“陶”即今陶寺遺址 陶寺文化遺址因爲出土了“帝凹（堯）玉頭銜”，完全可以確定爲帝凹（堯）之都了。但是，是否就是歷史上記載的古稱“平陽”的這個地方與地名呢？這的確是值得進一步考證的地方。而現在的臨汾市的堯都區，被傳說爲五帝之一的文明始祖唐堯陶唐氏誕生、建都之地，古稱平陽。戰國時爲韓國國都，漢朝時爲西魏王都，十六國時爲漢劉淵國都，自唐至今爲晉南、臨汾首府。周敬王六秊（公元前514秊）爲晉國平陽縣；隋開皇三秊（公元583秊）縣稱臨汾；公元1970秊8月，分設臨汾縣、臨汾市；公元1983秊7月，市、縣合併臨汾市；公元2000秊11月1日，撤銷縣級臨汾市，設立臨汾堯都區至今。現在看來堯都區（舊臨汾縣）與襄汾縣陶寺文化遺址還是有一定距離的，但是，“平陽”是否就是帝堯在未發生水災時的都城呢？筆者認爲有很大的可能。因為在臨汾是周圍有很多的與唐堯有關的遺跡，例如：堯廟，“堯陵”實為“帝嚳之陵”。而一般的帝王陵墓與帝都不會有太遠的距離。從這一點上來說”平陽”有可能就是“唐堯未遷都之前的“唐國”的可能。如果從這一點上來說”平陽”的確有可能就是唐堯故都。而古代的平陽，應該是現在的堯都區纔是眞正屬於“平陽”的範圍，而帝凹（堯）之都即現在的陶寺遺址應該叫“陶”是帝凹（堯）因為發生水災而是從都城——唐國即今太原以北的古晉陽唐城遺址，或者是從“平陽”故都以作“遊宮”的方式，遷都到“陶”，即今陶寺遺址的。而這需要對於“平陽”遺址的臨汾堯都區的金殿鎮遺址，以及太原市的晉陽遺址，做進一步的考古來證實，究竟哪個纔是唐堯故都——唐國遺址。那麼，爲什麽這麼說呢？大致有以下兩個方面的理由。 帝凹（堯）之都的地名被傳說爲“平陽”，已經有很長的歷史了，最遲也是從東漢末秊開始的。而現代學者們，則是考古學家們認爲陶寺文化遺址就是“堯都平陽”，則是近三十秊左右的開始發掘陶寺遺址之後的事情，尤其近十秊一些學者提出來的事情。而至於“帝凹（堯）之都”是否就叫平昜（陽）學界則還是沒有定論，因爲多數學者甚至還在懷疑陶寺遺址是否就是堯都。而“平陽”的位置在哪裡還沒有得到公認，平陽有多大，是縣級還是郡級，說法不一。筆者則是肯定陶寺遺址就是“帝凹（堯）之都”，不過是以作“游宮”的名義遷都過來到“陶”的，這倒是有明確的歷史記載的。而在陶寺遺址筆者已經證明了考古學家們發現所謂的“玉獸面”其實就是“帝凹（堯）玉頭銜”，也就是放勛即唐凹（堯）爲帝時所佩戴的玉頭銜。而至於陶寺遺址是否就叫“平陽”則不敢恭維，因爲在最權威的上古史書《虞書?堯典》乃至漢代司馬遷的《史記?五帝本紀》都沒有“堯都爲平昜（陽）”這個地名的直接記載。而以作“游宮”的名義遷都“陶”，則是有明確的歷史記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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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水之陽——平陽 “平水”指臨汾市汾河（水）西邊的龍子祠水，古稱平水（參見《陶寺遺址帝凹（堯）之都、帝嚳陵、狄山比較圖》）。而平陽則就是平水之陽。平陽，其舊址就是平水（即今龍子祠水）北岸的臨汾市堯都區的金殿鎮。其實，今天的金殿鎮無論是否處於平水北岸與否，即便處於汾水（河）西岸，也是處於“平水之陽”的。也就是說，古代的“水之陽”，就是水邊首先照到太陽光的岸邊爲“水之陽”。因此，“平水之陽，古稱平陽”還是成立的，只是“平陽”是否就是“堯都“的準確位置，如果是“堯都”——則就是唐國，也就是唐堯未發生水災時的都城遺址。而不可能就是現在的陶寺遺址，因為，陶寺遺址——帝凹（堯）之都，並不在平水之陽，所以顯然不可能是平陽遺址。而歷史上自秦漢以來“陶寺遺址在地望上屬於平陽郡（或縣）則是可以肯定的，因爲與平陽遺址相距並不太遠。由此出發認爲“堯都平陽”，則是能夠勉強成立的。但如果說現在的“陶寺遺址”就是“平陽遺址”，則是不能成立的，因為，最低起碼在帝凹（堯）時代現在的陶寺遺址不叫平陽則是不容置疑的了。因爲陶寺遺址畢竟不在平水之陽。但是，“舜囚堯于平陽”則是可能的，不過由此出發而得出“堯都平陽”無疑是不能成立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