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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汉学家傅海波（Herbert Franke）在编写莱比锡大学历史系12~14世纪中国史教材时，点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无奈的悖论。他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大凡外来民族统治的王朝，都可“较为顺利的”建构起能为后世所铭记的盛世，且其消亡也往往与自身的昏聩并没有太多关系。他以元朝为例，对这个观点进行了简单而系统的说明。 蒙古帝国的消亡绝不如后世所说的那般简单，其中最直接的原因是黄金家族的全球化战略在即将走向成熟的时期，因为过快的实行了一套“正在探索的基于十分有限的汉文化基础上的殖民政策”，而遭到了汉族官僚的反殖民抵制。他认为诸如陈友谅、韩林儿以及朱元璋这样的在反殖民战争中崛起的武装力量，大多得到了来自元帝国（实为蒙古帝国的一个分支）内部汉族官僚集团的大力支持；抑或说整个反殖民战争，都在元帝国内部分化力量的主导或间接引导下有序开展。虽说后来朱元璋攻陷南京、临朝称制，但这也可看作是元帝国旧政治力量假手汉族底层官僚力量，通过与汉族反殖民武装达成的默契，而进行的借尸还魂的举措。 至于元帝国是否因昏聩而倒台，我们只需管窥黄金家族在退出关外后的行止便可得其三味。妥欢贴睦尔（元惠宗，明代官修史书戏称其为“元顺帝”）作为黄金家族在元朝的内陆统治宣告终结后的第一任继承人，虽然在战场上堪称“逃跑健将”，但在对于北元的总体施政行为上应该是还算够格的；后来“复国”的本雅失里，更是被蒙古人称作唯一能与忽必烈大汗相提并论的英主（死于瓦剌马哈木部会同朱棣亲征大军的围剿之中）。直至后来的也先时期，黄金家族的统治也一直保持了其固有的果敢和善战，倒是后来同时期明帝国的元首，则似乎表现的不尽如人意。 傅海波认为，蒙古帝国在“关内”的消亡，很大程度上是因其内部的汉族官员被基于殖民统治意图上的种族歧视政策所激怒，进而采取之反殖民战争所肇始；兼之黄金家族内部的利益分配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巨大的分歧，因此才有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哲别家族的后裔与拖雷家族的后裔矛盾巨大，并且内耗不断，故而才有了后来各家的借势起兵。至于那位至大皇帝海山是否昏庸？或者太师干政是否合理？这在蒙古帝国的执政理念之中本来便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因此也不必将责任往这上面推。 在此基础上，傅海波对蒙古帝国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认知体系。这种认知体系基于海洋时代的大文明环境之上，认为蒙古帝国与罗马帝国、埃及王国一样，是“曾经存在过的征服世界的文明帝国”。傅海波认为，蒙古帝国的概念不能够以民族本位或者文化本位的范式进行思考，对于蒙古帝国的考察，应该放在海洋文明成长期的视野中进行。 蒙古帝国以哈拉和林的统治为核心，分成四支，分别是统治华族内陆的元帝国、旭烈兀的伊儿汗国（阿姆河以西直到埃及边境）、阿鲁忽的察合台汗国（阿尔泰山以西直到阿姆河的农耕和城郭地区）以及早在贵由和蒙哥时期便早已独立的钦察汗国。其中，除元帝国外，另外三支分别接受了三种不同的地域文化，且旭烈兀和钦察汗国对汉文化更是从不买账。然而，这四个不同意识形态建构的分支却共同构成了整体性的大蒙古帝国。傅海波认为，这种构建“具有明显的大邦联制的雏形”，它们分别向外扩张，形成了在世界海洋文明时代中不可忽视的坚挺力量。而元帝国的存在，则只是这个以陆地辅之以海洋殖民统治为根本国策的大帝国，针对华族内陆而进行相应统治的一种手段或说形式，所谓元帝国在行政体制上的局部汉化，只是蒙古帝国在扩张统治的基础上，赋予自身的殖民行为以合法性的措施之一。 另外，针对元朝的解读误区，傅海波的看法也与很多主流观点存在差异。他并不认为元朝如清朝一样，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以内陆为核心的统治结构。元朝的“根基”并不在华族内陆地区（关内），并且汉化了的“大都”也顶多算是哈拉和林的“陪都”，并不具备实际意义上在于国家层面的精神主导的首都概念。因此，对于元帝国的评价，并不能完全依照华族的“道统”、“法统”的观念进行，更主要的应该把目光聚焦在世界史的框架之中；且在这个意义上的元朝，也并不因昏聩而灭亡，更准确的说，元帝国的灭亡与其不成熟的殖民策略息息相关。这是13世纪中叶以降海洋文明由兴盛走向消亡的通病，也是元帝国最终无奈地退出历史舞台的重要原因。 2013年12月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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