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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中的“民族”译自日文，而日文的这一概念，对应于西文的Ethnicgroup、Ethnogenesis、Ethnos、Nation、People、Race等。关于“民族”的概念，众家看法不一，有从“主观”的角度界定者，有从“客观”角度界定者，而前者更有道理。 大致说来，“民族”是一群人思想认同的产物，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具体言之，一群人想象自己被一种或几种互相关联的纽带——历史、文化、语言、宗教、行为或生物特征等等，连接成为一个共同体，这个想象中的共同体就是民族。如此说来，“民族”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那些使一群人联系成为一种想象中共同体的纽带，是客观存在的，没有它们，一群人就无从想象自己何以不是一盘散沙而是一个“共同体”。但另一方面，一群人如果不认为这些纽带可以使自己连接成为一个共同体，那么就不存在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民族”；或者一群人如果不认为或不再认为自己属于某个共同体，那么这个共同体就解体了，或者需要重构才能继续存在。因此可以说，“民族”和“民族认同”其实就是一回事。由于一个人群的认同或想象的共同体可以是多重的，于是民族就可以呈现为“小民族”与“大民族”，“小民族”连接为“大民族”，“大民族”涵括着“小民族”。 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是复杂的。民族是人群，国家是政治社会组织，两者可以相为里表。在世界全部有人口居住的土地已为各个国家分割统治的今天，没有一个民族与国家无关，一个民族可以建立多个国家或分别隶属于多个国家，一个国家也可以存在多个民族。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欧洲形成了“国族”（nation）的概念，“国族”是一种以血缘、语言、历史或经济社会生活为纽带的人群，而这个人群又同时组成为一个占据一定领土的主权国家，“国族”往往可以视为一个“大民族”，而其人口分别隶属于不同的小民族。“国族”由于以客观的国家组织为形式，所以其存在不依赖于人们的认同。 20世纪初，“中华民族”的概念在中国诞生。 1902年梁启超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地位时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说“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只有齐国。1905年他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也数次使用“中华民族”（简称为“华族”）一词。梁启超在这两篇文章中所讲的“中华民族”，是指后来被称为汉族的华族。但他同时指出，华族并不能简单等同于最初的“炎黄一派”，而是后者与其他“中国民族”的融合体。他说：“自有史以来即居于中国”的民族，除了华族外还有苗蛮、蜀、巴氏、徐淮、吴越、闽、百粤和百濮等八族，它们都属于“中国民族”，“而其中除苗、濮二族外，率皆已同化于中华民族”，“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概言之，“中华民族”就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同其他一些“中国民族”融为一体的汉族，而不包括没有与汉族相融合的其他民族。 杨度1907年撰《金铁主义说》，说“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这就是“中华民族”，它不是一个地域群体，也不是一个“血统”群体，而是一个文化群体，“中华”一词，乃是一个“文化之族名”。他说，看重族群的文化属性而不重视其种族属性在中国是一个悠久的传统，“《春秋》之义”，“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所以，华族“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其称中华如故”。从这个角度说，当今“除蒙、回、藏文化不同、语言各异而外，其余满、汉人等，殆皆同一民族”，即“中华民族”。 辛亥革命前后，列强在蒙古、西藏、新疆地区策划分裂活动，中国面临这些地区脱离版图的危机，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观念开始出现。如1913年初，在归绥召开的“西蒙古王公会议”通电说：“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当一体出力，维持民国”，明确主张蒙古民族属于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同年袁世凯给哲布尊丹巴的电文也说：“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各蒙与汉境，唇齿相依”，“合则两利，分则两伤”。显然，这里的“中华民族”已经不是指种族意义上的汉族，也不是指融合于汉文化的文化共同体，而是指由中国版图之内各民族联合而成的共同体。换言之，它是一个“国族”，是一个由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构成的“大民族”。 李大钊也认为，存在着一个由亚洲众多民族融合而成的“大民族”，这就是“中华民族”；而由于自由民主的中华民国成立，中华民族已经成为一个“国族”。他说：“吾国历史相沿最久，积亚洲由来之数多民族冶融而成此中华民族，畛域不分、血统全泯也久矣”；“共和建立之初，尚有五族之称”，但实际上“五族之文化已渐趋于一致，而又隶于一自由平等国体之下”，因此所谓满族、汉族、蒙族、回族、藏族乃至苗族、瑶族，全都不过是“历史上残留之名辞，今已早无是界”。他认为：“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 孙中山这一时期在中国民族问题上的思想，与李大钊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他不认为中国境内各民族已经完成了融合，已经成为了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但却认为这是一个方向。他说：“五族共和”的说法不确切，因为中国国内的民族并不止“五族”；“我的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如美国，本是欧洲许多民族合起来的，现在却只成了美国一个民族，为世界上最有光荣的民族）；并且要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后民族主义乃可完了”，但这一点现在“还没有做到”。 这样，在20世纪初，“中华民族”的概念就为中国精英人士所普遍接受和使用。 （本文摘自《选择与重构：近代中国精英的历史文化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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