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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梁启超与“大民族”观念的创发和“中国民族”说 据笔者所见，最早具有较为明确的中国各民族一体融合的“大民族”现代观念，且率先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中国民族”和“中华民族”一词者，可能均为梁启超。 早在戊戌时期，梁氏已初步形成对外抵制外族侵略、对内实现族类团结的民族意识。在为满族人寿富创办的“知耻学会”所写的“叙论”中，他曾极言，中国四万万“轩辕之胤”（包括满族、蒙古族等）应耻于“为奴为隶为牛为马于他族”，同时告诫“海内外同胞”要合群自强，以“振兴中国，保全种族”。他还强调“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非合种不能与他种敌”，主张国内各个种族，尤其是满汉两族，甚至是整个“黄种”都应该“合种”，以便去同外族竞争。可见当时在他那里，“种族”和“民族”依然是不加分别的。 进入20世纪后，梁启超进一步接受了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在与革命党人的接触与论战中，他那种横向联合的“同种合体”意识又得到强化，并与纵向的历史认同感相互结合，逐渐发展成了较为明确的中国各民族必须一体化的观念。1903年，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梁启超公开表示：“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基于此，他还明确提出了“合汉、合满、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跖于五大陆之上”的主张，并指出这是所有“有志之士所同心醉”的共同理想。 虽然，此时的梁启超还并未完全摆脱大汉族主义的观念，认为“此大民族必以汉人为中心点，且其组织之者，必成于汉人之手，又事势之不可争者也”，但他已能够率先意识到实现民族双重自觉的必要，认定必须抛弃“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以建设一个以“小民族”有机联合为基础的“大民族”的宏伟目标，并“欲向于此大目的而进行”。这种观念的创发，无疑显示出了其过人的智慧和远见。在清末后来的改良派和立宪派党人之中，此种观念也具有前瞻性和代表性。 从现实政治契机来看，梁启超形成“大民族”观念，显然是意识到在帝国主义势力猖獗的时代里，中国的整体生存为压倒一切的首要问题，而“排满建国”则无疑面临分裂的灾难性危险。而从理论上说，他形成“大民族”观念，则是基于对西方有关“民族国家”思想进行选择的结果。由于正视“排满”的现实困境，他开始反省当时西方盛行的“一民族建一国家”的民族主义理论，转而对德国学者伯伦知理关于民族与国家关系存在多样性的观点情有独钟。1903年，他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曾引伯氏所谓“同地、同血统、文字、风俗为最要焉”的“民族”界说，来作为自己“大民族”观念直接的理论依据。在有关注文里，他特别注明指出：“地与血统二者，就初时言之。如美国民族，不同地，不同血统，而不得不谓之一族也。伯氏原审，论之颇祥”。同时，他还绍介伯氏理论强调说，对于那些“国境大而民族小，境内含有数民族者”，大约存在四种发展趋势，而其中第一种即为：“谋联合国内多数之民族而陶铸之，始成一新民族。在昔罗马帝国，及今之北美合众国，是其例也”。这种轻地域血统，而更注重历史文化和现实整合因素的“大民族”认同观，不仅是当时梁启超的主动选择，它对后来杨度等立宪派人物，也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有其实、有其意，就需要有其名以副之。共同体性质的所谓“大民族”，将用何种名称来表述呢？它与过去中国历史上长期发展延续下来的各民族又是何种关系？对此，梁启超等人起初并不十分自觉。在梁启超流亡日本之后主持创办的《清议报》中，合成词“中国民族”已不难见到，往往译自日本的“支 那民族”。1901年，梁启超作《中国史叙论》一文，又多次固定地使用了“中国民族”一词，有时用来指称汉族（古为华夏族），有时则是将其作为对有史以来中国各民族的总称，而在后一种情况中，同时实已初步具有了各民族从古至今所凝成的某种一体性和整体性的含义。该文对中国历史的时代划分，就是以此种意义的“中国民族”活动来作为主体依据的。所谓“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可以为证。1905年，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文中，梁启超对该词的使用也是此义：“亚洲东南一部分，即所谓印度支那及南洋群岛者，实中国民族唯一之尾闾也，又将来我中国民族唯一之势力圈也。”同年，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他还同时并列使用了“中华民族”与“中国民族”两词。后者在范围上明显比前者要大，它包括了梁氏认为当时尚未完全融进“中华民族”的其他少数民族，如苗族、百濮族等。 20世纪初，在中国各民族总体意义上使用“中国民族”一词的，并不限于梁启超一人，甚至也不局限于改良派和立宪派。作为一个具有时代标志性和历史意义的新名词，可以说它的出现和初步使用，正是现代中华民族意识萌生时在语言词汇上的最初反映。不仅清末如此，即便在民国时期“中华民族”一词已相当流行之后，仍然有不少人愿意继续使用“中国民族”一词，来表达相同的含义。不过，也应当指出，在清末一般知识界尤其是在革命党人那里，“中国民族”或“支那民族”一词更多时候，还是被用来指代融汇了众多民族的广义汉族。在这方面，1903年《湖北学生界》刊登的无作者署名的《中国民族论》一文，可称代表。该文声称：中国者，中国民族之中国，非中国民族不得干与……中国民族者，黄帝一统太古民族以来之通称也。虽地偏亚东，不得谓之中；权移外人，不得谓之国，子子孙孙，继继承承，四千余年之血族，聚族于此。中国民族者，仍祖国之名号也。据古昔载籍，呼曰百姓民族；求外国译书，称曰支那曰震旦民族，皆不合中国之定义。  中国者，无一定国号之国也。朝三暮四，革命易朝，独中国二字，嵌入吾民族脑筋中如压字机器印入……西哲有言曰，国民者，脑筋中有本族事业之民也。有民族思想之民其国强，无民族思想之民其国亡。吾将起吾国民而告之曰，中国民族四字，或坐或饮，或居或游，由小脑入大脑，渡哇落里斯桥，镌刻澄记而不忘，而吾种族始得雄飞于20世纪。  这种指称汉族的“中国民族”（当时也称“中国种族”或“中国人种”），有时也被用来泛指中国境内现存的各个民族或种族之总和。如前述梁启超在著名的《中国史叙论》里，就常有此种含义的“中国民族”之使用（其文中“中国民族”就包括汉、苗、蒙古、图伯特（藏）、匈奴、通古斯六“人种”）。可见，在清末时，两者之间就是容易相互转换的。这是与清朝时期“中国”逐渐明确地成为现代国家名称的历史进程相一致的。进入民国后，就更是如此了。 在西方“民族国家”（或译称“国民国家”）观念传入中国和发生影响之初，由于对当时中国各民族之间已然存在和将要深化的内在联系，也即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的一体性认知不足，加之以“地域”和“国家”之名来称谓“民族”——也就是使用“中国民族”一词，一方面可指代以国民统合为政治基础的“中国各民族”，另一方面也可指代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包含其他较小民族在内的一体化融合的大民族共同体，这自然是既便利、又能避免认识矛盾的权宜之策。不过，随着人们对西方民族国家主义思想了解的深化，对作为主体的汉族发展史、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史和融合史认知的深入，“中国民族”一词，最终还是被既能体现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现实政治关系，也能表明其历史文化的内外在关联和一体化发展趋势，并且与现代国家认同之间存在微妙差异的“中华民族”一词所取代了。当然，这只是就汉语和汉文中的表述而言，而且是民国时代的后话，其间还曾经历过一些重大的政治变化和值得注意的认知历程。需要指出的是，不仅在近代西方语言中，而且在近代中国的蒙古文和藏文里，如果不对之加以音译的话，“中国”或“中华”两词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甚至至今仍然如此。 二、“中华民族”一词的诞生及其早期观念内涵——两种“中华民族”概念问世记 从目前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由历史悠久的“中华”一词和近世被赋予新含义的“民族”一词合构而成的“中华民族”一词，其正式出现要比“中国民族”一词稍晚。它大约诞生于1902年。最初人们使用它时，指代的主要是“汉族”，后来才逐渐表示今天的含义。这一内涵的演变，很有意思。它从一个侧面实说明，在最初具有现代民族意识的汉族知识分子中，大体都经过了一个梁启超所谓的从“小民族”到“大民族”，即从“汉族”到“中华民族”的双重觉悟过程，不过程度有所不同，时间先后有异罢了。与此相一致，它还伴随着一个从现实到历史、然后再回到现实的民族认知历程。 梁启超、章太炎和杨度等人，是较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先驱者。他们也因此成为指代汉族的“中华民族”概念和指代包括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大民族共同体的“中华民族”概念这两种“中华民族”概念的思想启导人。 1902年4月，在《新民丛报》第5号上连载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梁启超写道：“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这是笔者所见到的“中华民族”一词的最早出现。从上下文来看，它所指的当是汉族，确切地说，指的是从古华夏族发展至今、不断壮大的汉民族。因为在该文中，他在“黄帝子孙”一词下，特别注文指出：“下文省称黄族。向用汉种二字。今以汉乃后起之朝代，不足冒我全族之名，故改用此”。又说：“中华建国，实始夏后。古代称黄族为华夏，为诸夏，皆纪念禹之功德，而用其名以代表国民也。”以后几年，在其他文章中，他又多次使用“华族”一词，或称其为“中国民族”或“吾民族”“中国种族”等，可见其当时仍未将“种族”和“民族”严格划清。此种情形，即“民族”和“种族”混用的情形，一直延续到了民国以后。  图为《新民丛报》创刊号[图源：chinesefolklore.org.cn] 1905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文中7次以上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同时简称为“华族”），并比较清楚地说明了此词的含义，表明他已不再是偶尔的使用。梁氏明确指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胄”。同时，他还分析叙述了先秦时中国除了华夏族之外的其他8个民族，以及它们最后大多都融化进华夏族的史实，以论证“中华民族”的混合特性。在文中，他“悍然下一断案曰：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这里“悍然”一词的自我使用，说明梁氏对此一“断案”的作出，已然有着相当的价值自觉。而既然中华民族“自始”就是由各民族混合而成，那又遑论以后呢？ 这一“多元混合”的民族总体特点的认知和揭示，最先是在“中华民族”一词而不是“汉族”一词的使用和理解中完成的。它不仅符合历史的真实，对于其后的“中华民族”的现代认同，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虽然它指称的还是汉族，但却从主体民族融化力之伟大和各民族不断交融化合的历史角度，明确地昭示了其演化的当下趋势：将继续与其他目前尚未彻底融入的少数民族进行融合。也就是说，在梁启超那里，“中华民族”实际上也意味着最终还将是中国未来现代大民族共同体的名称。 如果从今天的立场反观过去，梁启超当时以“中华民族”一词仅表示汉族，似乎是太不恰当了。但如果历史地看，他这样做既有其历史的某种必然性，也曾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因为他以“中华民族”一词取代或超越“汉族”一词，并不只是一个民族称谓的改变问题，同时也意味着一种观念的转变：那就是历史地、连续地、融合地、开放地看待中国主体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这不仅增强了中国主体民族的认同感，还蕴含着并显示出一种开放性和包容力。在反对革命派“排满”主张的过程中，他反复强调满族早已融化于中华民族的观点，也与此种认识有关。由这种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认同，到实现民初中国各民族共同体意义上的现代中华民族认同，其中存在着某种顺理成章的逻辑。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梁启超对“中华民族”一词的创造和使用，虽带有大汉族主义的情思，但实际上也体现了现代中华民族意识觉醒的最初阶段性，因而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这一点，从他之后人们对“中华民族”一词的继续使用和内容发展中，我们也能够有所体察。 1907年，继梁启超之后，著名立宪派代表杨度也成了“中华民族”一词早期的自觉使用者。是年1月至5月，杨度在其所创办的《中国新报》连载的《金铁主义说》一文中，在与梁启超基本相同的意义上，多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并且还较为清楚地说明了“中华”作为民族名称的由来、特点，以及他自己对于民族识别和认同的理解。其文写道：  中国向来虽无民族二字之名词，实有何等民族之称号。今人必目中国最旧之民族曰汉民族，其实汉为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而非其民族之名也。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即此义以求之，则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别于地域，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远近也。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已含定义于其中。与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  根据这一标准，杨度认为蒙、回、藏三族，虽有部分人已与汉人关系密切，文化接近，但整体说来却因文化落后，语言有异，尚未完全融入“中华民族”之中。而满族则可以说早已“同化”于“中华民族”之中了。其他如梁启超所谓苗族、百濮族等，在他似更不在话下。因此，他主张实行“满汉平等，同化蒙、回、藏”的所谓“国民统一之策”。认为这样以平等为目的、以暂时不平等为手段，进行融化之后，就会看到将来“不仅国中久已无满、汉对待之名，亦已无蒙、回、藏之名词，但见数千年混合万种之中华民族，至彼时而更加伟大，益加发达而已矣”的必然结局。 在同一篇文章中，杨度还反复强调，“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人民既不可变，则国民之汉、满、蒙、回、藏五族，但可合五为一，而不可分一为五。分一为五之不可，既详论之矣。至于合五为一，则此后中国，亦为至要之政”。在他看来，由于蒙、回、藏与满、汉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进化程度有别，所以只有先实行君主立宪制，暂借君主的权威，才能为各族共举国会议员、通用汉语以共担国责创造必要的条件，“其始也，姑以去其（指蒙、回、藏等族人——引者）种族即国家之观念；其继也，乃能去其君主即国家之观念，而后能为完全之国民，庶乎中国全体之人混化为一，尽成为中华民族，而无有痕迹、界限之可言”。但他同时也认为，“此其事虽非甚难，然亦不可期于目前”。 显然，在梁启超观点的基础上，杨度对“中华民族”的一体化融合趋势和发展方向，又作了更加透彻的发挥和阐述。其所谓“中华民族”所包含的范围，似乎也比梁启超此前更广一些（“五族”并提，也以杨度为较早，不过他同时视其为“种族”）。在他那里，融化五族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是与作为现代国民国家即立宪后的“新中国”相对应的。且它同时也是中国民族融合发展史的自然延续。由此也可见，杨度对西方现代“民族”（nation）概念的了解相当成熟：他不仅看到了“民族”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社会特征，更正视了其以现代平等国民“主权”拥有者为政治前提的现代政治共同体之特性。这在当时应当说是相当敏锐和深刻的。与此同时，杨度弃用“汉族”一词而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也比当时的梁启超更为自觉。他所谓的“中华民族”，就概念本身而言，实已基本具有了中国国内各民族总体的现代含义之雏形，只不过尚不完全具备现存各民族平等融合的实现理念而已。此外，他所称包含五族的“中华民族”，也纯粹是就未来而言，而非就其当下现实立论。 杨度此文发表后，革命派的重要代表之一章太炎随即作《中华民国解》一文，对之进行驳论。他在文中也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仍指汉族。但他批评杨度（当时未提其真名，而称“金铁主义论者”）对“华”字本意的理解有误（以“华”初本地域名、国名，非族名），反对仅以文化同一认同民族的观点，而强调血统的重要性。同时，他也期望汉族对其他民族的最终“醇化”，并承认满族在语言文化方面已有同化于中华的事实，不过他强调在这当中，还存在一个必先恢复汉民族政权的先决条件问题。 较之以往革命派更为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章氏此文的观点无疑已经有所改进。从章太炎对民族血统问题的单向强调中，我们固然可以看到他思想的偏狭面，但同时也能见及在杨度等人的民族认同意识中，只是关注文化认同一点的不足。事实上，中国各民族之间客观存在、长期延续的内外在联系是极为广泛和深刻的，除文化之外，还包括地域、政治、经济和血统联系的密切性等丰富内容。 以“华族”“支那民族”“中国民族”“中华民族”等来称谓汉族，在此后的立宪派和革命派那里，都不是个别现象。如1907年5月12日，革命派马君武曾发表《华族祖国歌》，歌颂黄帝、夏禹在“华族”发展史上的功绩，号召民族成员奋起挽救民族和祖国危亡，诗中所谓“华族”，指的就是汉族。  图为华北地区祭拜黄帝仪式作品[图源：m.sohu.com] 另外，也应指出，即使是用来指称“汉族”的“中华民族”一词，在清末也还并不算常见词，甚至比“中国民族”或“支那民族”一词的使用还要少见得多。当时，日本人一般称汉族或中国人总体为“支那民族”。中国留日学生多或照搬使用，或直接译为“中国民族”。这一类“中国民族”称呼，有时也包括满、蒙、藏等民族的人民在内。 依笔者所见，在汉语中，“中华民族”一词真正具有中国现存各民族全面融合，其全体成员均以“国民”或“公民”身份平等构成现代政治和文化共同体的确定含义，也即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观念在中国得以最终确立和流行，当是辛亥革命爆发和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对此，我们在下文中还会详细谈到。 一、梁启超与“大民族”观念的创发和“中国民族”说 据笔者所见，最早具有较为明确的中国各民族一体融合的“大民族”现代观念，且率先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中国民族”和“中华民族”一词者，可能均为梁启超。 早在戊戌时期，梁氏已初步形成对外抵制外族侵略、对内实现族类团结的民族意识。在为满族人寿富创办的“知耻学会”所写的“叙论”中，他曾极言，中国四万万“轩辕之胤”（包括满族、蒙古族等）应耻于“为奴为隶为牛为马于他族”，同时告诫“海内外同胞”要合群自强，以“振兴中国，保全种族”。他还强调“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非合种不能与他种敌”，主张国内各个种族，尤其是满汉两族，甚至是整个“黄种”都应该“合种”，以便去同外族竞争。可见当时在他那里，“种族”和“民族”依然是不加分别的。 进入20世纪后，梁启超进一步接受了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在与革命党人的接触与论战中，他那种横向联合的“同种合体”意识又得到强化，并与纵向的历史认同感相互结合，逐渐发展成了较为明确的中国各民族必须一体化的观念。1903年，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梁启超公开表示：“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基于此，他还明确提出了“合汉、合满、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跖于五大陆之上”的主张，并指出这是所有“有志之士所同心醉”的共同理想。 虽然，此时的梁启超还并未完全摆脱大汉族主义的观念，认为“此大民族必以汉人为中心点，且其组织之者，必成于汉人之手，又事势之不可争者也”，但他已能够率先意识到实现民族双重自觉的必要，认定必须抛弃“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以建设一个以“小民族”有机联合为基础的“大民族”的宏伟目标，并“欲向于此大目的而进行”。这种观念的创发，无疑显示出了其过人的智慧和远见。在清末后来的改良派和立宪派党人之中，此种观念也具有前瞻性和代表性。 从现实政治契机来看，梁启超形成“大民族”观念，显然是意识到在帝国主义势力猖獗的时代里，中国的整体生存为压倒一切的首要问题，而“排满建国”则无疑面临分裂的灾难性危险。而从理论上说，他形成“大民族”观念，则是基于对西方有关“民族国家”思想进行选择的结果。由于正视“排满”的现实困境，他开始反省当时西方盛行的“一民族建一国家”的民族主义理论，转而对德国学者伯伦知理关于民族与国家关系存在多样性的观点情有独钟。1903年，他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曾引伯氏所谓“同地、同血统、文字、风俗为最要焉”的“民族”界说，来作为自己“大民族”观念直接的理论依据。在有关注文里，他特别注明指出：“地与血统二者，就初时言之。如美国民族，不同地，不同血统，而不得不谓之一族也。伯氏原审，论之颇祥”。同时，他还绍介伯氏理论强调说，对于那些“国境大而民族小，境内含有数民族者”，大约存在四种发展趋势，而其中第一种即为：“谋联合国内多数之民族而陶铸之，始成一新民族。在昔罗马帝国，及今之北美合众国，是其例也”。这种轻地域血统，而更注重历史文化和现实整合因素的“大民族”认同观，不仅是当时梁启超的主动选择，它对后来杨度等立宪派人物，也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有其实、有其意，就需要有其名以副之。共同体性质的所谓“大民族”，将用何种名称来表述呢？它与过去中国历史上长期发展延续下来的各民族又是何种关系？对此，梁启超等人起初并不十分自觉。在梁启超流亡日本之后主持创办的《清议报》中，合成词“中国民族”已不难见到，往往译自日本的“支那民族”。1901年，梁启超作《中国史叙论》一文，又多次固定地使用了“中国民族”一词，有时用来指称汉族（古为华夏族），有时则是将其作为对有史以来中国各民族的总称，而在后一种情况中，同时实已初步具有了各民族从古至今所凝成的某种一体性和整体性的含义。该文对中国历史的时代划分，就是以此种意义的“中国民族”活动来作为主体依据的。所谓“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可以为证。1905年，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文中，梁启超对该词的使用也是此义：“亚洲东南一部分，即所谓印度支那及南洋群岛者，实中国民族唯一之尾闾也，又将来我中国民族唯一之势力圈也。”同年，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他还同时并列使用了“中华民族”与“中国民族”两词。后者在范围上明显比前者要大，它包括了梁氏认为当时尚未完全融进“中华民族”的其他少数民族，如苗族、百濮族等。 20世纪初，在中国各民族总体意义上使用“中国民族”一词的，并不限于梁启超一人，甚至也不局限于改良派和立宪派。作为一个具有时代标志性和历史意义的新名词，可以说它的出现和初步使用，正是现代中华民族意识萌生时在语言词汇上的最初反映。不仅清末如此，即便在民国时期“中华民族”一词已相当流行之后，仍然有不少人愿意继续使用“中国民族”一词，来表达相同的含义。不过，也应当指出，在清末一般知识界尤其是在革命党人那里，“中国民族”或“支那民族”一词更多时候，还是被用来指代融汇了众多民族的广义汉族。在这方面，1903年《湖北学生界》刊登的无作者署名的《中国民族论》一文，可称代表。该文声称：中国者，中国民族之中国，非中国民族不得干与……中国民族者，黄帝一统太古民族以来之通称也。虽地偏亚东，不得谓之中；权移外人，不得谓之国，子子孙孙，继继承承，四千余年之血族，聚族于此。中国民族者，仍祖国之名号也。据古昔载籍，呼曰百姓民族；求外国译书，称曰支那曰震旦民族，皆不合中国之定义。  中国者，无一定国号之国也。朝三暮四，革命易朝，独中国二字，嵌入吾民族脑筋中如压字机器印入……西哲有言曰，国民者，脑筋中有本族事业之民也。有民族思想之民其国强，无民族思想之民其国亡。吾将起吾国民而告之曰，中国民族四字，或坐或饮，或居或游，由小脑入大脑，渡哇落里斯桥，镌刻澄记而不忘，而吾种族始得雄飞于20世纪。  这种指称汉族的“中国民族”（当时也称“中国种族”或“中国人种”），有时也被用来泛指中国境内现存的各个民族或种族之总和。如前述梁启超在著名的《中国史叙论》里，就常有此种含义的“中国民族”之使用（其文中“中国民族”就包括汉、苗、蒙古、图伯特（藏）、匈奴、通古斯六“人种”）。可见，在清末时，两者之间就是容易相互转换的。这是与清朝时期“中国”逐渐明确地成为现代国家名称的历史进程相一致的。进入民国后，就更是如此了。 在西方“民族国家”（或译称“国民国家”）观念传入中国和发生影响之初，由于对当时中国各民族之间已然存在和将要深化的内在联系，也即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的一体性认知不足，加之以“地域”和“国家”之名来称谓“民族”——也就是使用“中国民族”一词，一方面可指代以国民统合为政治基础的“中国各民族”，另一方面也可指代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包含其他较小民族在内的一体化融合的大民族共同体，这自然是既便利、又能避免认识矛盾的权宜之策。不过，随着人们对西方民族国家主义思想了解的深化，对作为主体的汉族发展史、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史和融合史认知的深入，“中国民族”一词，最终还是被既能体现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现实政治关系，也能表明其历史文化的内外在关联和一体化发展趋势，并且与现代国家认同之间存在微妙差异的“中华民族”一词所取代了。当然，这只是就汉语和汉文中的表述而言，而且是民国时代的后话，其间还曾经历过一些重大的政治变化和值得注意的认知历程。需要指出的是，不仅在近代西方语言中，而且在近代中国的蒙古文和藏文里，如果不对之加以音译的话，“中国”或“中华”两词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甚至至今仍然如此。 二、“中华民族”一词的诞生及其早期观念内涵——两种“中华民族”概念问世记 从目前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由历史悠久的“中华”一词和近世被赋予新含义的“民族”一词合构而成的“中华民族”一词，其正式出现要比“中国民族”一词稍晚。它大约诞生于1902年。最初人们使用它时，指代的主要是“汉族”，后来才逐渐表示今天的含义。这一内涵的演变，很有意思。它从一个侧面实说明，在最初具有现代民族意识的汉族知识分子中，大体都经过了一个梁启超所谓的从“小民族”到“大民族”，即从“汉族”到“中华民族”的双重觉悟过程，不过程度有所不同，时间先后有异罢了。与此相一致，它还伴随着一个从现实到历史、然后再回到现实的民族认知历程。 梁启超、章太炎和杨度等人，是较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先驱者。他们也因此成为指代汉族的“中华民族”概念和指代包括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大民族共同体的“中华民族”概念这两种“中华民族”概念的思想启导人。 1902年4月，在《新民丛报》第5号上连载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梁启超写道：“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这是笔者所见到的“中华民族”一词的最早出现。从上下文来看，它所指的当是汉族，确切地说，指的是从古华夏族发展至今、不断壮大的汉民族。因为在该文中，他在“黄帝子孙”一词下，特别注文指出：“下文省称黄族。向用汉种二字。今以汉乃后起之朝代，不足冒我全族之名，故改用此”。又说：“中华建国，实始夏后。古代称黄族为华夏，为诸夏，皆纪念禹之功德，而用其名以代表国民也。”以后几年，在其他文章中，他又多次使用“华族”一词，或称其为“中国民族”或“吾民族”“中国种族”等，可见其当时仍未将“种族”和“民族”严格划清。此种情形，即“民族”和“种族”混用的情形，一直延续到了民国以后。  图为《新民丛报》创刊号[图源：chinesefolklore.org.cn] 1905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文中7次以上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同时简称为“华族”），并比较清楚地说明了此词的含义，表明他已不再是偶尔的使用。梁氏明确指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胄”。同时，他还分析叙述了先秦时中国除了华夏族之外的其他8个民族，以及它们最后大多都融化进华夏族的史实，以论证“中华民族”的混合特性。在文中，他“悍然下一断案曰：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这里“悍然”一词的自我使用，说明梁氏对此一“断案”的作出，已然有着相当的价值自觉。而既然中华民族“自始”就是由各民族混合而成，那又遑论以后呢？ 这一“多元混合”的民族总体特点的认知和揭示，最先是在“中华民族”一词而不是“汉族”一词的使用和理解中完成的。它不仅符合历史的真实，对于其后的“中华民族”的现代认同，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虽然它指称的还是汉族，但却从主体民族融化力之伟大和各民族不断交融化合的历史角度，明确地昭示了其演化的当下趋势：将继续与其他目前尚未彻底融入的少数民族进行融合。也就是说，在梁启超那里，“中华民族”实际上也意味着最终还将是中国未来现代大民族共同体的名称。 如果从今天的立场反观过去，梁启超当时以“中华民族”一词仅表示汉族，似乎是太不恰当了。但如果历史地看，他这样做既有其历史的某种必然性，也曾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因为他以“中华民族”一词取代或超越“汉族”一词，并不只是一个民族称谓的改变问题，同时也意味着一种观念的转变：那就是历史地、连续地、融合地、开放地看待中国主体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这不仅增强了中国主体民族的认同感，还蕴含着并显示出一种开放性和包容力。在反对革命派“排满”主张的过程中，他反复强调满族早已融化于中华民族的观点，也与此种认识有关。由这种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认同，到实现民初中国各民族共同体意义上的现代中华民族认同，其中存在着某种顺理成章的逻辑。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梁启超对“中华民族”一词的创造和使用，虽带有大汉族主义的情思，但实际上也体现了现代中华民族意识觉醒的最初阶段性，因而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这一点，从他之后人们对“中华民族”一词的继续使用和内容发展中，我们也能够有所体察。 1907年，继梁启超之后，著名立宪派代表杨度也成了“中华民族”一词早期的自觉使用者。是年1月至5月，杨度在其所创办的《中国新报》连载的《金铁主义说》一文中，在与梁启超基本相同的意义上，多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并且还较为清楚地说明了“中华”作为民族名称的由来、特点，以及他自己对于民族识别和认同的理解。其文写道：  中国向来虽无民族二字之名词，实有何等民族之称号。今人必目中国最旧之民族曰汉民族，其实汉为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而非其民族之名也。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即此义以求之，则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别于地域，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远近也。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已含定义于其中。与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  根据这一标准，杨度认为蒙、回、藏三族，虽有部分人已与汉人关系密切，文化接近，但整体说来却因文化落后，语言有异，尚未完全融入“中华民族”之中。而满族则可以说早已“同化”于“中华民族”之中了。其他如梁启超所谓苗族、百濮族等，在他似更不在话下。因此，他主张实行“满汉平等，同化蒙、回、藏”的所谓“国民统一之策”。认为这样以平等为目的、以暂时不平等为手段，进行融化之后，就会看到将来“不仅国中久已无满、汉对待之名，亦已无蒙、回、藏之名词，但见数千年混合万种之中华民族，至彼时而更加伟大，益加发达而已矣”的必然结局。 在同一篇文章中，杨度还反复强调，“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人民既不可变，则国民之汉、满、蒙、回、藏五族，但可合五为一，而不可分一为五。分一为五之不可，既详论之矣。至于合五为一，则此后中国，亦为至要之政”。在他看来，由于蒙、回、藏与满、汉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进化程度有别，所以只有先实行君主立宪制，暂借君主的权威，才能为各族共举国会议员、通用汉语以共担国责创造必要的条件，“其始也，姑以去其（指蒙、回、藏等族人——引者）种族即国家之观念；其继也，乃能去其君主即国家之观念，而后能为完全之国民，庶乎中国全体之人混化为一，尽成为中华民族，而无有痕迹、界限之可言”。但他同时也认为，“此其事虽非甚难，然亦不可期于目前”。 显然，在梁启超观点的基础上，杨度对“中华民族”的一体化融合趋势和发展方向，又作了更加透彻的发挥和阐述。其所谓“中华民族”所包含的范围，似乎也比梁启超此前更广一些（“五族”并提，也以杨度为较早，不过他同时视其为“种族”）。在他那里，融化五族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是与作为现代国民国家即立宪后的“新中国”相对应的。且它同时也是中国民族融合发展史的自然延续。由此也可见，杨度对西方现代“民族”（nation）概念的了解相当成熟：他不仅看到了“民族”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社会特征，更正视了其以现代平等国民“主权”拥有者为政治前提的现代政治共同体之特性。这在当时应当说是相当敏锐和深刻的。与此同时，杨度弃用“汉族”一词而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也比当时的梁启超更为自觉。他所谓的“中华民族”，就概念本身而言，实已基本具有了中国国内各民族总体的现代含义之雏形，只不过尚不完全具备现存各民族平等融合的实现理念而已。此外，他所称包含五族的“中华民族”，也纯粹是就未来而言，而非就其当下现实立论。 杨度此文发表后，革命派的重要代表之一章太炎随即作《中华民国解》一文，对之进行驳论。他在文中也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仍指汉族。但他批评杨度（当时未提其真名，而称“金铁主义论者”）对“华”字本意的理解有误（以“华”初本地域名、国名，非族名），反对仅以文化同一认同民族的观点，而强调血统的重要性。同时，他也期望汉族对其他民族的最终“醇化”，并承认满族在语言文化方面已有同化于中华的事实，不过他强调在这当中，还存在一个必先恢复汉民族政权的先决条件问题。 较之以往革命派更为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章氏此文的观点无疑已经有所改进。从章太炎对民族血统问题的单向强调中，我们固然可以看到他思想的偏狭面，但同时也能见及在杨度等人的民族认同意识中，只是关注文化认同一点的不足。事实上，中国各民族之间客观存在、长期延续的内外在联系是极为广泛和深刻的，除文化之外，还包括地域、政治、经济和血统联系的密切性等丰富内容。 以“华族”“支那民族”“中国民族”“中华民族”等来称谓汉族，在此后的立宪派和革命派那里，都不是个别现象。如1907年5月12日，革命派马君武曾发表《华族祖国歌》，歌颂黄帝、夏禹在“华族”发展史上的功绩，号召民族成员奋起挽救民族和祖国危亡，诗中所谓“华族”，指的就是汉族。 图为华北地区祭拜黄帝仪式作品[图源：m.sohu.com] 另外，也应指出，即使是用来指称“汉族”的“中华民族”一词，在清末也还并不算常见词，甚至比“中国民族”或“支那民族”一词的使用还要少见得多。当时，日本人一般称汉族或中国人总体为“支那民族”。中国留日学生多或照搬使用，或直接译为“中国民族”。这一类“中国民族”称呼，有时也包括满、蒙、藏等民族的人民在内。 依笔者所见，在汉语中，“中华民族”一词真正具有中国现存各民族全面融合，其全体成员均以“国民”或“公民”身份平等构成现代政治和文化共同体的确定含义，也即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观念在中国得以最终确立和流行，当是辛亥革命爆发和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对此，我们在下文中还会详细谈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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