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 岳阳楼是江南三大名楼之一。其前身是三国时东吴大将鲁肃镇守巴丘，为操练水军而修建的阅军楼。唐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张说谪守岳州，将阅军楼扩建为岳阳楼。诗仙李白在晚年被流放途中曾登临岳阳楼，留下了“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的名句，这已使岳阳楼成为天下名楼之首。 诗圣杜甫在晚年为避战乱亦曾飘泊到岳州，留下了《登岳阳楼》的“五言绝唱”。此诗的前四句写登临岳阳楼的壮观：“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在诗圣的笔下，岳阳楼不仅是吴楚的名胜之地，而且天地时空就“浮”在它所濒临的烟波浩渺之中，后人对此有“气压百代，为五言雄浑之绝”的诗评。此诗的后四句写诗圣晚年的贫病孤寂和因国家战乱而感发的苦楚悲情：“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对个人身世的伤感和对国家战乱的忧患一同涌上诗圣的心头，他又怎能不“凭轩涕泗流”呢！ 唐朝修建的岳阳楼毁于唐末五代之乱。真正使岳阳楼名扬天下、雄冠千古的是宋代的范仲淹和滕宗谅。这两位是同年中进士的好友同僚，而范仲淹尤其是“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他们曾一同主持修建了连云港一带的捍海堤，亦曾并肩在西北前线抗击西夏军。当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副宰相）而推行“庆历新政”时，“天子诏下苏、湖”取胡瑗的教学法“以为太学法”并向全国推广，胡瑗（ 安定先生）亦因此被“托始”为《宋元学案》的开端。其实，胡瑗以及孙复、石介等本是范仲淹门下的“贤士”，胡瑗的教育经历“始于苏、湖，终于太学”，而其“始于苏、湖”就是始于范仲淹知苏州时建学而聘胡瑗为教授，此后滕宗谅知湖州时亦聘胡瑗“主教事”，立“经义、治事”二斋，“于时湖学之盛闻四方”。胡瑗的教学法即是“明体达用之学”，这本是贯彻了范仲淹“慎选举，敦教育”的思想，而其在庆历年间被立为“太学法”并向全国推广，亦是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的一项重要举措。遗憾的是，因“庆历新政”以整饬吏治为首要（所谓“举县令，择郡守，以救民之弊也”），触犯了一部分权贵阶层的利益，致使“谤毁浸盛”，只行及一年便告夭折。庆历四年，范仲淹离开中枢，重返西北前线，翌年迁知邓州。在此期间，其好友滕宗谅知庆州，“处置戎事，甚得机要，边人咸称之”，但遭诬劾而被贬至巴陵郡。于是，“庆历新政”的遗憾竟然成就了岳阳楼的无尚荣光，在滕宗谅的主持下岳阳楼得以重建，而范仲淹在经历了他仕途的四进四退之后竟然在邓州挥笔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
岳阳楼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岳阳楼记》的开篇就把“重修岳阳楼”的时间、人物、地点和背景交代得很清楚，当写完此文时已是“（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当他受好友之托，在心中沉潜涵泳这篇楼记时，当能忆起他与滕宗谅的多少往事，而他心中感怀最多的应是对“庆历新政”短命夭折的遗憾（这种遗憾在他临终上《遗表》时仍耿耿于怀）。然而，这些都潜藏在《岳阳楼记》的文“意”之中。“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我们只有了解了庆历年间的政治文化背景和范、滕二公的经历处境，才能略窥此文的未尽言之“意”。 既然是写楼记，就要写其壮美景致，于是有：“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的确，就“岳阳楼之大观”而言，“唐贤今人”的诗赋已备言之，范仲淹无能出其上。“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岳阳楼记》之所以成为千古名篇，就是因为它写出了“览物之情”的“异”。前人的“览物之情”已有“异”，一种是“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另一种是“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这一悲一喜或是因己之遭际而悲，或是因感物忘情而喜。“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范仲淹的“览物之情”异于前人的一悲一喜，他返求“古仁人之心”，即认同而“归”于先秦儒家的道德境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无论其“进”时“居庙堂之高”，还是其“退”时“处江湖之远”，都是“忧其民”，“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这正是他一生仕途四进四退的写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乃范仲淹“平日允蹈之言”。可以说，范仲淹的一生就是为了谋求“天下之乐”，而在对“天下之忧”的忧患意识中度过的。然则其“何时而乐耶”？因为是“后天下之乐而乐”，似乎范仲淹的一生未得其“乐”，这不是太苦了吗？其实，除了“天下之乐”外，儒者还有“孔颜之乐”，范仲淹“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他早年在睢阳学舍就有了“瓢思颜子心还乐”的抒怀。当他写完《岳阳楼记》之后，徙知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间请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范仲淹说：“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正是因为有了这种“道义之乐”，有了儒者在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地，他才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在范、滕二公之后，岳阳楼又经南宋和元、明、清，几番烽火，几度重修。尽管世事沧桑，而岳阳楼已经牢固地和“忧乐天下”的情怀连在一起，即所谓“四面湖山归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明代诗人魏允贞有《岳阳楼》诗云：“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谁为天下士？饮酒楼上头。”湖湘之地，洞庭能成为“天下水”，岳阳能成为“天下楼”，诚有赖于范仲淹的一篇《岳阳楼记》。在魏允贞的笔下，如果不是胸怀天下之士，他就不配在岳阳楼上把酒临风。当然，除了儒者的严肃之外，这里也有浪漫之情。在岳阳楼的北侧，有“公谨当年”的小乔之墓，亦有清代乾隆年间因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的传说而修建的三醉亭。能集岳阳楼文化之大成的是晚清时窦垿撰写的一副长联： 一楼何奇？杜少陵五言绝唱，范希文两字关情，滕子京百废俱兴，吕纯阳三过必醉。诗耶？儒耶？吏耶？仙耶？前不见古人，使我怆然涕下。 诸君试看，洞庭湖南极潇湘，扬子江北通巫峡，巴陵山西来爽气，岳州城东道岩疆。潴者，流者，峙者，镇者，此中有真意，问谁领会得来。 在这副长联中，范仲淹的“两字（忧乐）关情”仍是岳阳楼的最奇绝所在。因为有了古人之兴怀，岳阳楼的人文意蕴遂超出了它的壮美景致，其“衔远山，吞长江”，“北通巫峡，南极潇湘”，都蕴含了忧乐天下的“真意”，谁又能“领会得来”呢？ （来源：李存山博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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