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权宣言》，让“性”理直气壮
性自由与性权利的密切结合，或者说，从权利的角度去解析性自由，大体是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世界人权宣言》发表以后才真正正式开始的；至于其流行，那应当是西方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性革命”以后的事情了。
性权利、性自由话语的繁盛，1999年在世界性学会的《性权宣言》中得到了集中的反映。而这次世界性学会议是在中国香港召开的。
1999年8月23-27日，世界性学会（world association for sexuality）在中国香港召开了第14次世界性学会议（14th world congress of sexology ）。会上通过了《性权宣言》(declaration of sexual rights)。其全文译出如下：
性（sexuality）是每个人人格之组成部分，其充分发展端赖于人类基本需要—诸如接触欲、亲密感、情感表达、欢愉快乐、温柔体贴与情恋意爱—之满足，通过个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而构建。性的充分发展为个人、人际和社会健康幸福所必需。性权乃普世人权，以全人类固有之自由、尊严与平等为基础。鉴于健康乃基本人权，故而性健康亦为基本之人权。为确保人与社会发展健康之性，所有社会必须尽其所能以承认、促进、尊重与维护下列性权利。性健康乃承认、尊重与实施这些性权的环境所生之结果。
1．性自由权。性自由包括个人表达其全部性潜力之可能性；然而，它排除生活中所有形式之性强迫、性剥削与性辱虐，无论何时，亦无论出于何种情况。
2．性自治、性完整与肉体安全权。该权利包括在个人的与社会的伦理脉络中，个人就其性生活自主决定之能力，亦包括掌握与享用我们的身体使之免于任何的虐待、伤残与暴力。
3．性私权（right to sexual privacy）。个人就其亲密关系自主决定与行为之权利，只要他们未侵犯其他人之性权。
4．性公平权。此权利指免于一切形式之歧视，不分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性倾向、年龄、种族、社会阶级、宗教，或生理上、情感上之障碍。
5．性快乐权。性快乐，（包括自体性行为），是生理、心理、理智、精神健康幸福之源泉。
6．性表达权。性表达之内容多于性快乐与性行为。个人有权通过交流、接触、情感表达与爱恋表达其性欲。
7．性自由结合权。该权意味着结婚、不婚、离婚以及建立其他负责任的性结合之可能性。
8．自由负责之生育选择权。该权包括是否生育，生育之数量与间隔，以及获得充分的生育调节措施之权利。
9．以科学调查为基础之性资讯权。意指性资讯必须经由不受限制但科学的伦理调查而产生，并以适当方式传播到所有之社会阶层。
10．全面性教育权。该过程始于出生，终于死亡，并须所有社会组织之介入。
11．性保健权（right to sexual health care）。性保健须为所有人所享有以预防和治疗一切性忧虑、性问题与性失调。
性权乃基本、普世之人权。
自然，世界性学会的《性权宣言》目前并不具备任何实质性的法律效力，但它确实是世界范围内多年性权与性自由运动的一项伟大成果与结晶。需要指出的是，在《性权宣言》之前，已有一些组织、团体或个人发布了“性权宣言”、“性权法案”、“性自由宣言”、“性自由法案”之类的东西，有的在时间上相当早出。这表明，《性权宣言》的生成与出现有着相应的文化积累与直接的渊源，并非空中楼阁，虽然所有此类的“宣言”、“法案”，无论就体例而言还是就影响而论，都无法与《性权宣言》相提并论。尽管并非正式的国际人权文献，但《性权宣言》毕竟为性权利提供了一种大致的框架。世界范围内的组织、团体和个人有可能依此为凭据对国内的性政策、性法律施加某些或某种程度的影响。
《性权宣言》的不足之处，主要在于没有规定性和谐权。性和谐是中国文化所强调的一项重要价值，也应作为全人类性追求的一大目标。《性权宣言》未顾及到这一点，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也反映了《性权宣言》以西方的文化价值为底蕴的偏向。另外，《性权宣言》规定的性表达权，从其后的释义看，似乎只是包括了性私权，并未包括性言论自由和性出版自由这样的性公权。至少没有明确地表明这一点。这也是其不足之处。
相对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对性的整合较为成功。这除了儒家“食、色，性也”的基本人性论的贡献外，更主要的在于道家的宇宙阴阳观的贡献。当代中国走向性自由、性权利步伐称得上是快速的。对“性自由”也不象以前那样一味的漫骂、嘲讽，而是出现了较为客观、肯定的评价。所有这些都这表明，中国在性权利、性自由的道路上，虽然还有漫漫征途，但前景一片光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