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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技术传到西方可以都青出于蓝，而中国学来的技术就只能亦步亦趋，是普遍性的历史和现实社会现象。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社会流通程度远远不及西方，这样作为技术生命之源的社会需求，对长短边互补的技术支持，就会呈现“供应和需求”都形枯竭。技术用品完全成了权贵者的个人爱好和奢侈的消费。孔子称技术是奇巧淫技，明朝总理毁焚全部郑和航海资料，并非完全不合理，因为不是这几个人物的偶然举动，而是整个中国社会本身就不需要技术进步。
黄仁宇称中国社会是缺乏技术数据，不得不用道德治国的手段，本身是黄先生一大洞察，提醒了中国人“中国只有道德治国而没有技术手段”的现实。但是黄仁宇先生又是一大误导，让一些中国人以为“引进技术数据就可以现代化了”，而忽视了中国不得不道德治国，正是中央集权的等级社会的必要手段，技术进步的缺乏乃是必然的结果。相反，从愚民的政治需求看，中国的愚民技术几乎就是世界第一，连宗教不不需要了。
“后黄仁宇时代”对技术和数字作用的误解，令中国权力管理层产生了一种错误观念，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可以依靠引进技术和数字管理，避免人权普世价值观上的政治改革。这种错误观念与马恩凯三思的“供给决定需求”之所谓“历史唯物主义观念”一拍即合。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今天政治市场里的GDP之类的数字游戏而不仅仅是GDP，也看到了历史研究领域盲目引用麦迪逊等人的所谓千年GDP平价产值，而不知道GDP是市场交换的价值尺度，不能用于生产的总值。
中国社会技术落后是自中国文明出现后就具有的历史惯性。其产生的原因应可归因于中国自然生存条件太好了，令中国民族缺乏西方社会交换创造生存机会的动力。直到今天，“生产创造价值”的观念，仍然操纵着中国99%的学者的文盲级别的大脑。中国技术进步的特点就是落后，缓慢，用大量的落后产品充斥GDP，并非是近代社会的现象，而是古来就有之。麦迪逊所谓千年经济史的中国宋朝和印度过高的平价GDP估计，纯属一个学者的个人观点，如果不是胡扯的话。而这番牛皮到了中国，连胡鞍钢这样的相对右倾的学者手中，也成了三脚猫大师的牛皮，竟然也成了经济学的“证据”，所谓GDP占世界三分一论。
现代社会有了与西方的横向比较，可以让中国人发现自已的庞大生产总值中全是垃圾级别的GDP精品，只能廉价卖给人家当下脚料。而同样的情况在古代就缺乏横比的机会，也就为历史爱国分子提供了充分的意淫空间。如果此时再加上采摘几句西方另有用意的恭维，如马可波罗类中国人人着丝，个个金银，遍地黄金豆子一般无人理会，是真是假，大家伙心里明白。但是这些西方友人的别有用心的廖廖数语，就足够北大郭大师孔教授这类三脚猫高手如获至宝。
还可以举另一个例子丝绸。丝绸是中国人发明的，毫无疑问！但是八世纪世界上最发达的规模性的丝绸纺织中心，是在希腊的伯罗奔尼撒。这些罗马人的富裕行省，除少量葡萄酒外，出产的就是丝绸，供应整个地中海直到阿拉伯帝国的采购。八世纪希腊就已经能够生产八丝的绸缎。中国到宋朝后，才有六丝织品和逊色于八世纪希腊的纺织工场，中国教科书称之为，“资本主义的萌芽”。
丝绸之路早在四世纪后就已经衰落而不复出现，因为世界的丝绸技术中心已经移到了希腊。那是罗马商人把蚕蛹藏在手仗里走私到罗马。是查士丁尼皇家资助的间谍项目上。希腊的丝纺技术是如此发达，以至于哈里发为了取得这一技术，特别发动了“丝绸战争”，将掳获的男女技术工人“请”到大型的国企里，为阿拉伯世界生产丝织品。以笔者的知识观之，被西方学去而没有青出于蓝的，也就是元明以降的中国高岭土烧青的陶瓷。
中国的落后不是某一段历史的转折，而是从出现中国文明就开始了。李约瑟命题根本上就不存在！中国从来没有领先过！原因除了中国过分优越的自然生存条件，就是本身的物流条件并不优越，距离世界流通中心也太远。在文明进化中封闭的优越条件不是一件好事。中印和古埃及都是类似的封闭的优越条件，中国的四川盆地有类似的条件，从来都是养大的肥猪等外来的人势力宰掉。美洲是更极端的条件，新旧大陆一接触，一败涂地。中国与西方只不过是打了一百多年败仗，也不算太糟的待遇了。世界上封闭的优越条件还有好果子的，也就只有完全具备人权制度优越性的美国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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