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报

苏一宁刻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由英国剑桥大学学者李约瑟在其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对这一谜题比较直观的解释大多从地理或者文化差异角度切入。例如，环境历史学家贾雷德·戴蒙德认为，与欧洲不同，中国的地理条件有利于形成大一统的帝国，而非众多竞争的小国，但这会抑制创新。李约瑟本人认为，中国人重实用轻分析的文化传统不利于现代科学的产生。还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字的模糊性和形式逻辑缺乏阻碍了科技发展。

　　不过李约瑟之谜包含了两个命题：第一，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第二，中国近代没有发生科学和工业革命。显然，从地理或者文化差异角度切入难以解释第一个命题。相比较而言，不少学者基于经济学视角，对李约瑟之谜提出了更加完整的解释，其中代表性观点有如下四种：

　　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英国经济史学家伊懋可认为，古代中国的农业实践达到较高水平，以致人口增长很快。这既使得大量新增人口将生产剩余消耗殆尽，无法积累起技术创新所需的资本，也使得劳动力十分廉价，让研发劳动节约型技术变得无利可图。最终，古代中国进入一个高水平的均衡陷阱之中。经济学家姚洋进一步补充道，古代中国以农立国，其较高的农业投资回报率吸纳了全社会的资本，从而阻碍了其他产业技术的发展。

　　科举制度假说。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在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过程中，古代中国依靠庞大人口规模，在科技发展上领先于世界。中国之所以在近代落后于西方，则是由于未及时从以经验为基础的发明方式转化到基于科学和实验的创新上来，而其根源在于僵化的科举制度导致人力资本配置失衡：一方面，精英阶层沉湎于儒学典籍，其知识结构不足以发展出现代科技；另一方面，“学而优则仕”的知识分子从自身利益出发，不鼓励甚至会排斥与“往圣绝学”相异的知识。

　　工商型城市假说。经济学家文贯中认为，宋朝以降，每次政权更迭都导致中国疆域相对于人口获得周期性扩张。这种经济地理条件的变化促进了土地密集型生产部门的发展，抑制了具有高人口密度的工商型城市的兴起。由于工商型城市的存在是产生科学革命的必要条件，这导致古代中国失去了本土性科学革命的必要条件，周期性地向农本社会倒退。

　　专利制度假说。经济学家寇宗来等人认为，在专利制度出现之前，技术进步主要由商业机密驱动。由于技术知识无法共享，技术创新效率十分低下，古代中国的人口规模优势就转化成了创新优势。但自英国率先建立现代专利制度之后，情况发生逆转。专利制度为技术与市场的结合注入了强大动力，同时也推动一个庞大的公共知识库的形成，进而大大提高了全社会技术创新的效率，使得欧洲在科技发展上迅速赶超了中国。

　　各种假说见仁见智，但任何一种假说都可能只是“片面的深刻”。对于研究中国历史和比较经济史的学者来说，李约瑟之谜仍是一个令人着迷而又难解的谜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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