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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字子才，号简斋，居小仓山之随园，世称随园先生。《国朝诗萃》记其事迹：
先生早岁知名，中年退隐。生平出处，卓有可观。聚书数万卷于小仓山房，吟诵不辍者四十余年。诗自汉魏以下，迄于本朝，无所不窥，亦无所依傍。惊才绝艳，殊非株守绳墨者所能望其项背。晚年颓放不羁，一时依附门墙,妄希声誉者奔走恐后。谢世末久，则反唇而讥，百端攻击，良可悼叹。
姚鼎为袁子才作墓志云：年甫四十，遂绝意仕宦，尽其才以为文辞诗歌；其瑰奇幽邈，一发于文章，以自喜其意。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随园投诗文，几无虚日。君园馆花竹水石，幽深静丽，至棂槛、器具皆精好，所以待宾客者甚盛,与人留连不倦。……君古文、四六体，皆能自发其思，通乎古法；于为诗尤纵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而不能达者，悉为达之。士多效其体。故《随园诗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贵重之。
袁子才身前为人所宗，身后被人所诋，可以说是个极有争议的文人，其最大的争议之处，不在宦途，不在文法，主要还是集中在他的“浪漫多情，儇薄无行”上。就宦途来说，袁子才21岁时即被举博学鸿词科，当时中举200余人，袁子才年岁最少。次年成进士，改庶吉士，仅因“未娴清字”（犹如现今外语不及格），改知县，初试溧水，后调江浦、沭阳、江宁。史称先生“有吏才”。四十岁时即解官归隐，在小苍山购得一废园，原为国初江宁织造隋公之园，乾隆时园已坍废，一片荒芜。园基即谢公墩，李白说的“谢家青山，欲终焉而不果”，即此地也。先生以三百金购得后，于一片荒地之上开池塘，起楼阁，一造三改，疏泉架石，做起了逍遥文人。
子才为诗宗性灵。一般性灵说所标榜者为自然，为浑成，为朴，为淡，随园所论，也是如此。他说诗宜朴不宜巧，然而必须是大巧之朴；诗宜淡不宜浓，然须是浓后之淡。袁子才重天分，诗有先天后天之别，也有天簌人巧之分。子才是天分学力两不废。在当朝，袁子才与蒋心馀、赵瓯北、黄仲则并称“四大家”，也有“南袁北蒋”一说。
袁子才天生一个风流人物，孙星衍为其做传时说“枚长身鹤立，广颡丰下，齿如编贝，声若洪钟”，看似一表人才，其实却是一个生过天花的麻子。蒋敦复《随园轶事·序》言其“壮岁归隐，享园林之乐，极声色之娱。桃李门墙，遍及巾帼；五侯为之倾倒，走卒识其姓名，文采风流，论者推为昭代第一人”。如此一个人物，不做出些让时人惊讶的事情来，方显得奇怪。
有关袁子才“好色”的传说很多。早在京师之时，就有传袁枚爱近“男色”，有龙阳断袖之好。有一次，苏州韦畴五与袁子才共饮于虎丘，临别时，让其歌者张郎送袁大令回小仓山，韦可谓深解随园之癖。时值仲冬，子才想留张郎在随园多住几日，过完年再回苏州，但张郎称母亲在苏，不便多留。仅住了十来日，张郎就要离去。袁子才即为其赶制了一套宁绸灰鼠裘相赠，并说：“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论礼尚往来，应当随君再到苏州才是。”后两人握手江干，依依不尽。《随园轶事》另记一事：乾隆乙未，庚申间，京师伶人许云亭，名冠一时，群翰林慕之，纠金演剧。许声价自高，颇自矜贵。先生时虽年少，而服御朴素，敝车赢马，料无足动许者，讵许登台时，流盼送笑，目注先生，“若将昵焉”。先生心疑之，而未敢言。次日侵晨，许竟扣门至，情款绸缪，先生忻喜过望，引许为生平知已云云。
袁子才不仅爱好男色，对女色尤甚。临水登山，寻花问柳，可谓袁子才的真实写照。他自谓“精神毛发，逐渐颓侵；一息尚存，双眸如故”。先生好色之性，可谓自幼如此。小时候有一次登吴山游玩，时值新年，非常热闹。有一卖艺少女在表演空中走绳，一足立一足翘，如蜻蜓点水般立绳上。先生见此女姿态妖娆，心中不免有些非非然，他仿效围观者往场中抛钱，用一线串了一串钱，正好掷中女子脚上。女子惊痛欲堕，于是观者大笑。女子回首看先生还仅是髫龄小儿，向其嫣然一笑，于是“先生神为之移焉”。还有一次到苏州，去常熟虞山游玩，偶行至西门外，桑麻遍野，有一村落，从一茅屋传来阵阵织机声。袁先生隔窗窥之：一女郎年可十六七，丰神袅娜，上下翻梭织素，手腕轻灵，行所无事。先生爱其貌而又服其技，凝眸不转，伫立多时。乡人见其状，怒其轻薄，便群起而攻之，先生大为所窘，自嘲为“风流罪过”。
袁子才是用欣赏的眼光来看女色的，既便是巷中歌妓也是如此，少有狎佻之态，并且，他欣赏女色的眼光也是很高的，很少酸朽之念。比如先生一生好色，却从不规矩于如弓鞋大小之一类俗事。杭州赵钧台买妾苏州，有李姓女貌绝佳，惟足欠裹，竟困此而末成。先生知道后说：“此君非真好色者也。”并专程下书责备赵钧台，书中有云：“女贵娉婷，其所以娉婷者，为其领如蝤蛴，腰如约素故耳；非谓其站立不稳也。倘弓鞋三寸，而缩颈粗腰；可解望其凌波微步，姗姗来迟否？”先生好色，是以“怜”字当头的。有一次，一个与先生有过往还的娼妓因事犯官，作书向先生求救，先生特意致书苏州孔南太守以拯之，书中甚至有“君家宣圣复生，亦当在少者怀之之例，而必不以杖叩其胫也”等语。为花请命，情见乎其辞矣！
有腹诽先生好色者，先生闻言，驳之曰：“惜玉怜香而不动心者，圣也；惜玉怜香而心动者，人也；不知玉不知香者，禽兽也。人非圣人，安有见色而不动心者？世无柳下惠，谁是坐怀不乱？然柳下惠但曰‘不乱’也，非曰‘不好’也。卢杞无妾媵，卒为小人；谢安挟妓东山，卒为君子。好色不关人品，何必故自讳言哉？”又说“老者思安少者思怀，人之情也”，这不仅仅是解脱之语，细斟酌之，还是入情入理的。
先生中年以后，每遇妓席，常无欢容，人疑其“遁入理学”。先生却说：“非也。寻花问柳，于‘柳花’二字上着意，尤宜于‘寻问’二字上着意，是花要寻而柳要问也。若路柳墙花，随处皆是。正是任人攀折，不寻而问，何足以云好色耶？”
先生好妓，但眼界特高，非流俗之可同年而语，路柳墙花，庸脂俗粉之辈，是入不了先生法眼的。他曾镌有一方小印，上刻“钱塘苏小是乡亲”，由此可见其心。
据敦复《随园轶事》载，先生爱花，一生不倦，但一直没有子嗣。为得一子，又不得不广置姬妾。自29岁时，毫州陶姬来归，为纳宠之始，至年近古稀，犹日以寻春为事。其宅中美人下陈，殆不止十二金钗。单说陶姬，毫州人，年十四岁来归，是先生早年所娶，工棋善绣，通文翰，能做诗。得先生教授，所学尤精。月夕花晨，夫妇间多有唱和之作。来归十一年，以25岁芳菲之年遽尔病亡，先生深痛悼之，谓“女子有才致为造物忌也”。自此以后，历娶诸姬，遂不求才而求貌，“是以粉黛成行，鲜有能解吟咏者”。维扬吴七姑，姿色姝丽，年17岁时进随园，当时袁大令已68岁，破宠吴姬。先生自谓“以兰蕙之新姿，娱桑榆之晚景”。越四年，七姑病亡，袁之伤感无以复加。采禨易散，恨月难圆，感慨深之矣！
先生置妾，选择之苛是有名的。四十岁时，姬侍已十余人，仍是到处寻春，思得佳丽。有一次，甘朱令李宗典寄书先生，说有一王姓女子，年方十九，有姿容，请先生往观。先生随即买舟而下。见到女子后，先生凝视再三，甚至“挽衣掀鬓”，见其风姿嫣然，便欲娶之。又觉肤色稍次，遂作罢。及解缆回返，刚至苏州，心中便有悔意，差人重去相访，该女已另嫁他人，心中不免深悔之。先生尝自谓曰：“自庚辰以后，横搜苦索，千力万气，可谓既竭吾才矣。虽充位之员，群雌粥粥，耐心许可者，卒无一人。平生入金门，登玉堂，为文人，为循吏，求则得之；惟娟娟此豸，不可求思，想坤灵扇牒，别有前缘，不可以气力争也。”
因袁子才诗主性灵，本人又“儇薄无行”，因此其诗其人屡遭后人诟病。钱泳《履园谈诗》说：“（先生）著作如山，名满天下，而于‘好色’二字，不免少累其德。”赵丽壮《偶阅小仓山房诗再谈》说先生“爱宿花为胡蝶梦，惹销魂似野狐精”。俞樾《春在堂随笔》有言：“杂抄朋旧数篇诗，详记筵前花几枝。到老爱才兼爱色，八旬人似少年时。”袁子才则自嘲曰：“春花不红不如草，少年不美不如老。”虽有不少“正派人士”为之侧目，也不乏知音与之唱和，郑板桥便是其中一位。板桥工诗善画，尤精书法，时人以“郑虔三绝”称之，然而子才对其“三绝”却不以为然。惟板桥亦多外宠，与先生有共同嗜好，被先生视为同道中人。板桥作县令时，尝欲改律文“打臀”为“打背”，闻者皆笑之，惟袁子才闻之称道，他曾对人说：“郑大有此意，惜断不能办到，然而其所以爱护金臀者，则真实获我心矣。”板桥写有《赠袁枚》，诗云：“室藏美妇邻夸艳，君有奇才我不贫。”知已之心可见。
袁子才仕虽不显，而备园林之清福，享文章之盛名，世人谓百余年来，未有及随园者。然而繁华人有寂寞事，袁枚半生所筑园林，无一花可以感时解语；半生所藏图书，也无一人可以共读联吟。在随园里，乍看虽是万紫千红开遍，细察之却是错采镂金。花团锦簇之中，唯有伶俜一人而已。
子才50岁时曾经将白发染黑，说自已白发老翁对不住堂下诸姬，被人骂为“媚妾”。殊不知在华席绪筵的热闹之中，他有的只是一颗红尘看透后的孤寂之心，所谓觅柳寻花、颠狂放诞者，不过是以繁华压下空虚，以喧嚣掩住死寂，以步态的轻盈装点心中的沉重而已。
有人说，这人间世，也许不寂寞的人是没有的，而寂寞的人却是各有各的寂寞：有黄叶村里萧索中的寂寞，那是曹雪芹的；有小仓山麓喧哗中的寂寞，那是袁枚的。作此语者，可谓真解袁枚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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