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金银器中大多富有契丹民族特色，以马具、带饰居多，金银器皿较少。用大量马具、带饰殉葬，标志着契丹族善于骑射的强悍性格。辽代帝王凡授大臣爵秩，也“皆赐锦袍、金带、白马、金饰鞍勒”。再如马上携带的鸡冠壶，敛尸用的面具、网络等，也都是契丹族特有之物。但其中明显受到宋式金银器影响者，也不乏其例。如建昌县龟山辽墓出土的二十二曲花式口银杯,出自内蒙古巴林右旗泡子营辽代窖藏的复瓣仰莲纹银杯、二十五瓣莲花口银杯、八楞錾花银执壶与温碗等，均具有宋式金银器的风格特征。当然也不排除内中有的是由中原流入辽地的。
辽代的金银器制作工艺多采用钣金、浇铸、焊接、捶揲、錾花、鎏金、镶嵌等盛行于唐和五代的传统技法,根据契丹族的游牧生活习俗，设计和制作所需要的各种器形。装饰图案多模仿唐代流行的团花格式,以龙、凤、鹿、鱼、宝相、牡丹、忍冬、联珠与缠枝花卉等纹饰为主。如赤峰市郊窖藏的辽代鎏金錾花银鸡冠壶，腹部錾刻的鹿纹形象，姿态即与唐代刘赞进奉的金花鹿纹银盘的表现手法相同，而器物造型则仿照游牧民族所使用的皮囊壶形制作。辽代金银器在装饰技法上有新的发展，如应历九年 (959)辽驸马墓内出土的鎏金龙纹银马鞍桥饰和出自辽宁省建平县张家营子辽墓的二龙戏珠鎏金银冠，即采用了多层錾刻工艺,使器物的花纹图案主题突出,呈现出富有层次的浮雕装饰效果。这表明辽代的金银器制作工艺已在继承唐和五代传统技法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并与本民族的传统风格融合一体，形成新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