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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1881年5月，恩格斯应英国工联机关报《劳动旗帜报》之邀，先后为该报撰写了11篇文章，均作为社论在该报发表。这里转贴的是其中的三篇：《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雇佣劳动制度》和《工联》。 恩格斯之所以同意为该报撰稿是因为他看到了英国工人阶级的一部份人表现出了一定的政治积极性，他希望自己的文章有助于引导英国工人运动冲出仅仅为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日的狭隘经济斗争的范围，而进行独立的政治斗争并建立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 恩格斯的文章写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且篇幅短小，非常适合工人阶级群众阅读，对我们今天识破特色党所鼓吹的“公平分配”、“劳资共赢”、“协商谈判”之类谎言的反动本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 这句话，成了近５０年来英国工人运动的口号。在１８２４年废除臭名昭彰的结社法以后工联兴起的时期，这个口号曾经有过卓越的贡献；在光荣的宪章运动时期，当英国工人走在欧洲工人阶级前列的时候，这个口号曾经有过更大的贡献。但是时间在继续前进，有许多５０年前甚至３０年前曾经是人们所想望的和必要的东西，现在已经过时和完全不适用了。这个历来推崇的老口号是不是也在此列呢？ 是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吗？可是什么是一天公平的工资和一天公平的工作呢？它们是怎样由现代社会生存和发展的规律决定的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不应当应用道德学或法学，也不应当诉诸任何人道、正义甚至慈悲之类的温情。在道德上是公平的甚至在法律上是公平的，而从社会上来看很可能是很不公平的。社会的公平或不公平，只能用一种科学来断定，那就是研究生产和交换的物质事实的科学——政治经济学。 那末，政治经济学把什么叫做一天公平的工资和一天公平的工作呢？那不过是雇主和雇工在自由市场上的竞争所决定的工资额和一天工作的长度和强度。既然是这样决定的，那末它们的内容是什么呢？ 一天公平的工资，在正常情况下，就是保证工人按照他的地位和所在国家的生活程度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以保持他的工作能力和延续他的后代所需要的金额。由于营业的好坏，实际工资额可能有时高于这个数额，有时低于这个数额；但是在正常情况下，这个数额应当是一切变动的平均数。 一天公平的工作是这样的工作日长度和工作强度，它消耗工人一天的全部劳动力，但不损害他在第二天和以后完成同等数量劳动的能力。 因此，这种交易可以这样来描述：工人把他一天的全部劳动力给资本家，也就是说，只要使这种交易的进行不致中断，工人能给多少就给多少。他换来的正好是使他每天能够重复这种交易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不会更多。工人拿出来的这么多，资本家给的这么少，交易的本质只允许这样。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公平。 但是，让我们更深入地看一下这个问题。根据政治经济学家的说法，工资和工作日是由竞争决定的，那末，似乎公平所要求的，应该是双方都在平等的条件下，有同样公平的起点。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如果资本家不能同工人谈妥，他能够等待，靠他的资本生活。工人就不能这样。他只能靠工资生活；因此，必须在他能够得到工作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接受工作。工人没有公平的起点。饥饿使他处在非常不利的地位。可是，按照资本家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来说，这正是公平的最高典范。 但是，这还是小事。新行业开始采用机械力和机器，原来就采用机器的行业扩充和改善机器，从而把愈来愈多的“帮手”①从工作岗位上排挤出去。而排挤的速度，比国内的工厂吸收和雇用这些被排挤的“帮手”的速度要快得多。这些被排挤的“帮手”，形成一支真正的产业后备军，供资本利用。如果营业不好，他们就会挨饿、行乞、偷盗或者进习艺所。如果营业好，他们可以随时被用来扩大生产。除非这支后备军中的最后一个男人、女人或儿童都找到工作（这只有在疯狂的过度生产时期才办得到），否则这支后备军的竞争总是会把工资压低，而且只是它的存在本身，就会加强资本在与劳动的斗争中的力量。在与资本的竞赛中，劳动不仅处于不利地位，而且还要拖着钉在脚上的铁球。但是，根据资本家的政治经济学，这是公平的。 但是我们要问，资本用来支付这笔极其公平的工资的钱，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当然是从资本中来的。但是资本并不产生价值。除土地以外，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来源，资本本身不过是积累起来的劳动产品而已。所以劳动工资是由劳动支付的，工人的报酬是从他自己的产品中支取的。按照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平，工人的工资应该相当于他的劳动产品。但是按照政治经济学，这并不是公平的。相反，工人劳动的产品落到了资本家手里，工人从中得到的仅仅是生活必需品。所以这种不平常的“公平”的竞赛结果就是，劳动者的劳动产品不可避免地积累在不劳动者手里，并变成他们手中最有力的工具，去奴役正是生产这些产品的人。 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关于一天公平的工作也可以讲很多，它的公平同工资的公平是完全一样的。但这一点需要留到以后去谈。从上面所说的看来已经很清楚，这个老口号是过时了，今天已经不大适用了。政治经济学的公平，既然忠实地表述了支配目前社会的规律，那就是完全偏在一边的、偏在资本一边的公平。因此，我们要永远埋葬掉这个旧口号，代之以另外一个口号： 劳动资料——原料、工厂、机器 归工人自己所有！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８１年５月１—２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８１年５月７日“劳动旗帜报”（伦敦）第１号 原文是英文 ①英文原文为《ｈａｎｄｓ》（指的是“劳动力”，“工人”） 。——编者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第２７３－２７６页。 ---------------- 【二】 雇佣劳动制度 在前面的一篇文章里，我们考察了“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个历来推崇的口号，并得出结论说：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最公平的工资必然相当于对工人的产品的最不公平的分配，这种产品大部分进了资本家的口袋，工人只好满足于仅够保持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延续他的后代的那一部分。 这是政治经济学的规律，或者换句话说，这是目前社会经济组织的规律，它比英国所有的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加在一起，包括大法官法庭在内，还更有力量。只要社会还分成两个对立的阶级，即一方面是资本家，全部生产资料——土地、原料、机器的垄断者，另一方面是工人，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只要这种社会组织存在，工资规律就依然是万能的，并且每天要重新锻造锁链，把工人变成他自己所生产的、却被资本家所垄断的产品的奴隶。 英国工联为了反对这一规律已经斗争了将近六十年——而结果怎样呢？他们有没有把工人阶级从资本——工人阶级亲手生产的东西——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呢？他们有没有使哪怕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上升到高于雇佣奴隶的地位，成为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即他们在生产中需要的原料、工具和机器的所有者，从而也成为他们自己的劳动产品的所有者呢？大家很清楚，他们不仅没有做到这一点，而且也从来没有试图这样做。 我们决不是说，工联没有做到这一点，就没有用处了。相反，工联在英国，正如在其他任何工业国一样，都是工人阶级同资本作斗争所必需的。平均工资额等于在某一国家内按照该国一般的生活水平足以使工人一代一代维持下去的生活必需品的金额。对于不同阶层的工人来说，这种生活水平可能是极不相同的。工联在保持一定的工资额和缩短工作日的斗争中的伟大功绩，在于它力图保持和提高生活水平。在伦敦东头，有许多行业，它们的劳动同瓦工及其下手的劳动一样熟练和繁重，但是挣的工资还不到后者的一半。 为什么呢？只是因为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使一部分工人能够保持较高的生活水平作为衡量他们的工资的尺度，而另一部分工人由于没有组织和力量薄弱，不但必须忍受雇主的不可避免的勒索，而且还要忍受雇主的任意的勒索，他们的生活水平逐渐降低，他们学会了怎样靠愈来愈少的工资生活，于是他们的工资就自然而然地降低到他们自己不得不认为够用的那个水平。 因此，工资规律并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东西。它在一定限度内并不是毫无伸缩性的。在任何时期（严重的萧条时期除外），每一行业都有一个一定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工资额可以因斗争双方的斗争结果而变动。工资在一切场合，都是由讨价还价确定的，而在讨价还价中，谁能坚持得更长久和更有效，谁就最有机会得到比应得的多。如果单独一个工人试图去和资本家讨价还价，那他很容易失败，而且不得不无条件投降。但是，如果整个行业的工人结成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在工人中间募集基金，使他们在必要时能够同他们的雇主对抗，因而能够作为一种力量去同这些雇主进行谈判，那时，而且只有那时，他们才有可能获得那点微薄的收入；这些收入，按照目前社会的经济制度来说，可以说是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来的一天公平的工资。 工资规律并没有被工联的斗争推翻。相反，它是在这些斗争的压力下实现的。如果没有工联的抵抗手段，工人甚至连按照雇佣劳动制度规则应得的也得不到。资本家只是由于害怕他眼前的工联，才会不得已而付出他的工人的劳动力的全部市场价值。这要证据吗？请看看付给大工联会员的工资，再看看伦敦东头这个永久贫困的深渊中的无数小行业所付的工资吧。 所以，工联攻击的并不是雇佣劳动制度。但是，造成工人阶级经济状况下降的，并不是工资的高低，而是下面这个事实，即工人阶级得不到自己劳动的全部劳动产品，而不得不满足于自己生产的产品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就叫做工资。资本家攫取了全部产品（从中支付工人的工资），因为他是劳动资料的所有者。因此，工人阶级在成为一切劳动资料——土地、原料、机器等的所有者，从而也成为他们自己劳动的全部产品的所有者以前，就得不到真正的解放。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８１年５月１５—１６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８１年５月２１日“劳动旗帜报”（伦敦）第３号 原文是英文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第２７７－２７９页。 ---------------- 【三】 工 联 一 在本报上一号，我们考察了工联的活动，只谈到它怎样在同雇主作斗争中促使工资经济规律的实现。我们现在再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因为它有极重要的意义，整个工人阶级都应当彻底了解它。 我们认为，目前英国每一个工人不用解释都懂得，不论个别资本家或整个资本家阶级，都想尽量减少工资。大卫·李嘉图曾经无可反驳地证明，劳动产品在扣除一切费用以后，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构成工人的工资，另一部分构成资本家的利润。既然，在每个个别场合下这种劳动净产品的量是一定的，那就很明显，如果不减少叫做工资的那一部分，叫做利润的那一部分就不会增加。否认资本家想减少工资，就等于说资本家不想增加自己的利润。 我们知道得很清楚，还有其他方法可以暂时增加利润，但它们并不改变一般规律，所以用不着在这里谈了。既然工资额是由一个特殊的和十分确定的社会经济规律支配的，资本家怎么能够减少工资呢？工资的经济规律是存在的，而且是推翻不了的。但是，我们看到，它是有伸缩性的，这种伸缩性表现为两种形式。在某一个行业中，工资水平或者可以直接降低，使该行业的工人逐渐习惯于更低的生活水平，或者可以间接降低，即增加每天的劳动时间（或同一时间内的劳动强度）而不增加工资。 每个个别资本家对减少自己工人工资以增加自己利润的利己心，由于同一行业中资本家的相互竞争而得到新的刺激，他们每人都竭力比自己的竞争者卖得便宜些，而为了不牺牲自己的利润，他就得竭力减少工资。这样一来，为了每个资本家的利益而对工资额施加的压力，由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而增加了十倍。以前不过是利润多少的问题，现在却成为必要的事情了。 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对这种经常不断的压力，是没有任何有效的抵抗手段的。所以，在那些工人没有组织起来的行业中，工资有不断下降的趋势，而工作时间有不断增加的趋势。这个过程缓慢地然而是确实地在发展着。繁荣时期有时会打断这个过程，后来，营业不景气的时期又更加加速这个过程。工人们逐渐习惯于愈来愈低的生活水平。工作日的长度愈来愈接近可能的最高限度，而工资愈来愈接近绝对的最低限度，低于这个数目，工人就绝对不可能生活和延续他的后代了。 大约在本世纪初，曾经暂时出现过例外的情形。蒸汽和机器的迅速增加跟不上增加得更快的对蒸汽和机器产品的需求。在这些行业中的工资，除去习艺所卖给工业家的儿童的工资以外，通常都是高的。那些不可缺少的熟练手工工人的工资非常高，当时一个染匠、工匠、剪绒工、手摇纺纱机工人通常的收入，现在听起来令人难以相信。同时，在那些工人被机器所排挤的行业中，工人却要慢慢饿死。但是新发明的机器渐渐又排挤了那些工资优厚的工人，人们发明了制造机器的机器，而且数量很多，使机器生产的商品的供应不仅跟上而且超过了需求。１８１５年普遍和约的缔结，恢复了经常的贸易，十年一次从繁荣、生产过剩到商业恐慌的循环开始了。工人从过去的繁荣时期保留下来的、 或者在疯狂的过度生产时期甚至还增加了的利益， 现在在商业不景气和恐慌的时期都被剥夺了。很快，英国的工业生产者就屈服于这条一般规律：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的工资经常趋于绝对的最低限度。 这时，１８２４年取得合法地位的工联也登上了舞台，这是非常适时的。资本家是一向有组织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需要正式的公会、章程、专职人员等等。他们和工人相比人数很少，他们形成一个特殊的阶级，他们之间有经常的社交和商业往来——这就代替了一切。只有在后来，某一产业部门占据了整个地区，例如棉纺织业占据了郎卡郡，资本家的正式的同业公会才有必要。相反，工人一开始就不能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这个组织有明确规定的章程，并把全权交给它的专职人员和委员会。１８２４年的法令使这些组织有了合法地位。从那时起，工人在英国成了一种力量。他们已经不是从前的彼此隔绝的孤立无援的群众了。除了联合和共同行动所产生的力量以外，并且很快又增添了相当充足的财力——我们的法国兄弟们意味深长地把它叫做“抵抗基金”。现在形势完全改变了。对于资本家来说，任意减低工资和增加工作时间成了一件冒险的事情了。 因此，资本家阶级当时激烈地反对工联。这个阶级一向认为他们长期以来压榨工人阶级的做法是既得的权利和合法的特权。现在，要制止他们这样做了。难怪他们要大叫大嚷，认为他们的权利和财产受到的损害，至少和现在爱尔兰的大地主一样。 六十年的斗争经验使资本家多少学乖了一些。工联现在已经成了公认的机构，它作为工资的调节者之一的作用，被认为同工厂法作为工作时间的调节者的作用完全一样。不仅如此，郎卡郡的棉纺厂主们最近甚至模仿起工人来了，现在他们已经知道怎样在对他们有利的时候组织罢工，而且组织得不比任何工联差，甚至还要好。 这样，工联活动的结果是：工资规律违反雇主的意志而得到了实现，任何组织完善的行业的工人，都能获得至少接近于他们被雇主雇佣的劳动力的全部价值；在国家法令的帮助下，工作时间至少不过分地超出最大限度，不至于使劳动力过早地耗尽。但是，这是工联在目前的组织情形下能够希望达到的极限，就是这些也只有经常地斗争、大量地消耗人力和物力才能达到。而且十年至少有一次的营业波动，可以一下子把已经争取到的一切破坏，于是斗争又得重新开始。这是一种恶性循环，从这里面是找不到出路的。工人阶级还是照旧，还是我们的先辈宪章派直言不讳的雇佣奴隶阶级。难道这一切努力、自我牺牲和苦难的最后结局应该是这样的吗？难道这将永远是不列颠工人的最高目的吗？还是英国工人阶级最后应当努力突破这个恶性循环，从彻底废除雇佣劳动制度的运动中找出路呢？ 下一星期我们将考察工联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者的作用。 二 到目前为止，我们仅仅就工联在帮助调节工资额并保证工人在和资本作斗争时至少有一些抵抗手段方面，考察了它的作用。但是我们的论题不只限于这一方面。 我们谈到了工人反对资本的斗争。不管资本的辩护士怎样加以否认，这种斗争确实是存在的。只要减少工资仍旧是增加利润的最可靠、最简便的方法，而且，只要雇佣劳动制度本身仍旧存在，这个斗争也将存在。工联的存在本身就足以证明这一事实。如果成立工联不是为了反对资本的侵害，那又是为了什么呢？掩饰事实是没有用的。任何甜言蜜语都遮不住一个丑恶的事实，即当前的社会基本上分为两大对抗的阶级，一方面是拥有雇佣劳动所需要的一切资料的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工人。后一个阶级的劳动产品必须在两个阶级中间分配，而为了这种分配经常进行斗争。每个阶级都想尽量多分到一些。在这个斗争中，最奇怪的是，工人阶级尽管只是争取得到自己产品的一部分，却经常被指责为简直是在掠夺资本家！ 但是，两大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必然会成为政治斗争。中等阶级即资本家阶级同土地贵族之间的长期斗争就是这样，工人阶级同上述这些资本家之间的斗争也是这样。在阶级反对阶级的任何斗争中，斗争的直接目的是政治权力；统治阶级保卫自己的最高政治权力，也就是说保卫它在立法机关中的可靠的多数；被统治阶级首先争取一部分政治权力、然后争取全部政治权力，以便能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去改变现行法律。所以，大不列颠工人阶级多年来激烈地甚至采用暴力为了会给它这种政治权力的人民宪章而斗争。它失败了，但是斗争给胜利了的资产阶级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所以从那时起，它就甘愿以不断向工人让步为代价来换取比较长期的休战。 目前，在阶级反对阶级的政治斗争中，组织是最重要的武器。随着纯政治的、或宪章派的组织的瓦解，工联组织日益壮大起来，到现在，它的力量已经达到了其他国家的任何工人组织都不能相比的程度。有几个大工联包括１００万到２００万工人，得到较小的或地方的工联的支持。它们代表着一种力量，统治阶级的任何政府，不论辉格党或托利党的政府， 都必须加以重视。 这些强有力的组织，按照它在这个国家里产生和发展时形成的传统，直到现在还把自己的活动几乎完全局限于参加调节工资、工作时间以及要求废除公开敌视工人的法律这种职能上。如上面已经讲过的那样，它们这样做所获得的效果，完全和它们能够希望的一样。但是它们得到的比这还多，因为统治阶级对它们的力量比它们自己了解得更清楚，自愿地向它们作了更多的让步。迪斯累里的户主选举法至少使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中的大部分获得了选举权。如果他没有预料到这些新选民将表示他们自己的意志，而不再听命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客，那他会提出这样的法案吗？ 如果工人没有在管理他们的规模巨大的工联组织方面证明他们有从事行政和政治工作的能力，那他能使这项法案通过吗？这项措施为工人阶级开辟了一个新的前途。它使工人阶级在伦敦和所有的工业城市中取得多数，这样，就使他们能够用新的武器去同资本斗争，即把本阶级的人派到议会里去。在这里，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工联忘记了自己作为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的责任。 这个新武器在它们手里已经有十年多了，但是它们几乎从来也没有拔出鞘来用过它。它们不应当忘记，如果它们不能真正走在工人阶级的前列，它们就不能保持它们现在所占的地位。英国工人阶级有力量派遣四五十个工人参加议会，却还是永远满足于让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办事员如律师、编辑等等来代表它，这是违背常理的事情。 不仅如此，有许多迹象表明，英国的工人阶级正在意识到，它有一个时期走了错误的道路，意识到当前这个专门为了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的运动，使它置身于毫无出路的恶性循环，意识到祸根不是工资低，而是雇佣劳动制度本身。一旦这种认识在工人阶级中普遍地传播开来，工联的地位一定会有极大的改变。它们将不再享有作为工人阶级唯一组织的特权。同各行业联合会并列或在它们之上，一定会产生一个总的联合会，一个整个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 所以，有组织的工联必须好好地考虑下述两点：第一，英国工人阶级很快就会明确地要求自己在议会中有充分的代表权。第二，工人阶级也很快就会了解，争取工资高、工作时间短的斗争，以及今天的工联所进行的全部活动，并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是一种非常必要和有效的手段，但只是达到一个更高目的的许多手段中的一种，这个更高目的就是完全废除雇佣劳动制度。 为了工人在议会里有充分的代表权，以及为了准备废除雇佣劳动制度，必须要有组织，但不是个别行业的组织，而是整个工人阶级的组织。这件事做得愈快愈好。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对组织成一个整体的不列颠工人阶级进行哪怕是一天的抵抗。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８１年５月２０日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８１年５月２８日和６月４日“劳动旗帜报”（伦敦）第４号和第５号 原文是英文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第２８０－２８６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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